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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范式”（ научная парадигма ）理论看 [1] ，语言学研究中的“功能主义”（ функционализм , functionalism）是继“历史—比较主义”和“结构—系统主义”之后形成的一种范式，学界普遍认为它生成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即结构主义语言学由原先的重形式开始转向重内容之后。但具体到功能语法理论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其生成背景则不尽相同。
我们知道，作为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功能主义学派，邦达尔科的功能语法理论和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立年代大致相同，都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者以1984年出版的著作《功能语法》（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为标志（ Бондарко 1984），后者则以1985年出版的著作《功能语法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为宣言（Halliday 1985）。但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内创立的两种理论，却不能证明它们具有相同的生成路径。这是因为：尽管20世纪50年代后的俄罗斯语言学与西方语言学保持着基本同步的发展水平 [2] ，但发展的社会背景即生成路径却有较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决定着两种理论的学理侧重点的不同。
俄罗斯语言学研究中的功能主义范式
，从其生成路径看是“俄罗斯语言学传统特别关注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思维等关系的产物，也是苏联开展的关注社会、关注社会新事物、新现象的‘语言建设’（
языков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的产物”（赵爱国 2012：8）。我们知道，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历来是俄罗斯语言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并自波捷布尼亚（
А.А.Потебня
）的“哈尔科夫语言学派”（
Харьков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
И.А.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的“喀山语言学派”（
Казан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时期起就开始形成优良的传统，甚至在马尔（
Н.Я.Марр
）的“语言新学说”（
новое учение о языке
）中，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依然是其学理基础。因此，如果说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最大特点是孤立或静态地“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话，那么俄罗斯语言学与之最大的不同就是把语言的社会属性视作最本质的属性之一，十分注重语言与社会、语言与人、语言与意识、语言与历史、语言与文化等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的研究，从而为语言学功能主义流派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起的“后马尔时代”，随着作为独立学科的社会语言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俄罗斯再一次掀起了“语言的社会学”（
социология языка
）的研究热潮，内容涉及苏联各民族语言的相互接触、语言在多民族国体中的发展特点、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等，尤其重视不同类型的双语现象研究，包括双语发展的规律性、俄语作为第二母语在跨民族交际中的功能等。因此可以说，俄罗斯主要是由“语言的社会学”走向功能主义语言学之路的。邦达尔科的功能语法理论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生成的，尽管他本人曾多次强调其理论只是对传统语法的一种补充。我们理解，这种补充的理论依据就是关注语言的社会功能，具体到语法领域即变“形式→意义”的传统语法为“意义→形式”的功能语法。
而西方功能主义语言学的生成，从大的社会背景看首先是得益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文化热潮的推动，因此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跨文化交际语境有直接的内在关联。另外，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视域看，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的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等交叉学科的兴起，语言的结构研究也开始由语言的形式面逐渐转向语言的内容面，而内容研究就必然会涉及语言的内部组织和内部形式等与人的思维活动、言语活动等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学界对语言的社会功能的审视。最后，从生成路径看，西方的功能主义语言学主要是由民族学或人类学生成而来的。如，美国的描写主义语言学就生成于博厄斯（F. Boas）所开创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后来，萨丕尔（E. Sapir）发展了博厄斯的相关学说，创立了“民族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其中就包含了关于语言具有象征、表现力、社会等功能的学说；再如，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生成路径就与弗斯（J. Firth）开创的“伦敦学派”（London School）有直接关联，而后者的基本学说又与波兰出生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开创的“民族学功能学派”（Functional School in Ethnology）在学理上有紧密联系，这就决定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是由民族社会学生成而来的。
以上不难看出，功能语法理论和功能语言学的生成路径有所不同。20世纪50年代之前，俄罗斯语言学主要是在意识形态极强的“马尔主义”（ марризм ）一统天下的背景下发展的，与西方学界的接触和交流极少，因此它的功能语法理论主要生成于本国的语言学传统，由关注语言的社会性而走向语言的功能维度；而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则处在多民族交流、多文化交融的特定语境中，这就决定了其系统功能语言学就特别注重从民族社会学角度来分析“人类是如何运用语言的意义潜势来实现传递信息、构建社会现实、维系或建立社会关系的”（朱永生、严世清 2002：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