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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开始由语言符号的表达层面向内容层面发生重大转变，语言学方法论也随之兴起了功能主义。但由于不同的功能主义流派和学说有着不同的文脉传统，因此对语言描写或阐释的原理和方法也不尽相同，致使不同流派纷呈，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在任何角度得出的功能主义类型中，由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邦达尔科（ А.В.Бондарко ）创建的俄罗斯“功能语法理论”（ Теория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简称 ТФГ ）和由韩礼德（M.A.K.Halliday）创建的西方“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理论都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在中国的相关研究中尤为如此，其成果之多、影响之大都是有目共睹的。从学理上看，二者是众多功能主义流派中影响最广、最具解释力的理论，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二者几乎出现和成型在同一个时间（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二者在理论类型上同属一种范式，而且在产生背景和一些重要观点上具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它们的学理维度却不尽相同，对语言的阐释视点和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这是因为俄罗斯和西方的功能主义有着不同的研究传统，再加上种种差异和隔阂，多年来西方与俄罗斯语言学界缺乏必要的交流，二者在功能主义研究上也缺乏相互的认同。如果说西方各种功能主义流派之间还有着比较密切的交流，那么西方和俄罗斯的功能主义之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处于绝缘状态。西方的功能主义者对当今俄罗斯的功能主义了解甚少，而俄罗斯的功能主义者也很少提到韩礼德。关于这一点作者在莫斯科大学访学时专门赴圣彼得堡拜访了邦达尔科院士，他的一席话可以证实这一点：他说他知道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但没有读过韩礼德的著作。
在中国语言学界的情况则更值得深思。众所周知，功能主义在中国的队伍和影响力远远大过形式主义。（徐烈炯 2002：11）在国外（也许澳大利亚某些地方除外），除非特别注明，说到功能语法不会单指系统功能语法，没有人觉得系统功能语法可以代表整体功能语法。然而，中国功能主义的兴旺其实主要是系统功能语法的兴旺。在中国，功能语法常常就是指系统功能语法。大多关于功能主义的研究和介绍，事实上写的都是系统功能语法的研究。（徐烈炯 2002：13）朱永生教授指出：系统功能语法得以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韩礼德多次亲自来中国讲学，二是韩礼德有一批学成回国的中国学者团结奋斗。（朱永生 1993：1）而姜望琪先生补充了第三点：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跟功能主义比较吻合，因为“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短于抽象思维；长于归纳法，短于演绎法”，系统功能语法“让人一接触就觉得用得上，理解起来也不那么困难”。（姜望琪 2003：16）
然而，这种兴旺基本上限于汉语界和英语界。在俄语界，人们对功能语言学的理解更多指的是邦达尔科的功能语法理论。如同汉语界和英语界几乎听不到有关俄罗斯功能语言学的介绍和信息一样，俄语功能主义研究者也不大信奉和推介西方功能主义。这种现象对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尤其是功能主义研究，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可见，无论是西方、俄罗斯还是中国，无论是英语界、俄语界还是汉语界，都需要加强沟通、增进交流。本著作即对该两种理论类型相同但学理维度不同的功能主义语言学范式进行对比研究。尽管迄今为止学界对功能语法理论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都已取得大量成果，但仍少有对比分析。因此，从学理维度上对两种理论进行对比研究有着重要的语言学价值，可以找出其异同，发现其长短，达到相互借鉴、相互补充之目的。这一做法作为语言学研究中的一种新尝试，对完善和补充现有语言学理论，推动当代语言学尤其是功能主义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创新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