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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语言学研究中与功能主义对立的是形式主义，后者的公认代表是乔姆斯基（A.Chomsky），因此形式主义的典型派别即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然而，功能主义却很难推举出一位像乔姆斯基这样的代表人物，也难以找到一个像转换生成语法一样具有“革命性”影响的派别。这是因为：当代功能主义确切说，是“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支之一而出现的不同学派和流派的总和，其特点是在语言结构—体系中尤为关注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各种功能”。（ ЛЭС 2002：566）正如瓦兰（R.Valin）援引贝茨（E.Bates）的话所说：“功能主义好比基督教，是一群互相征战的教派，其共同之处只是大家反对教宗。”（转引自徐烈炯 2002：9-10）
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普通语言学的各种流（学）派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功能主义的色彩，这些流派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类。
首先，按照地域分，功能主义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西欧流派、美国流派、苏联及后苏联流派。西欧功能主义是从人类中心论、心理机制和社会取向出发，主要研究言语行为中语言系统的功能；美国功能主义的特点是其认知方向；苏联及后苏联功能主义涵盖了整个独联体国家，包含结构功能主义、语义功能主义、语用功能主义、认知功能主义以及元语言功能主义，他们互相交叉各有侧重。（王铭玉 2001：45-52）目前影响力较大的是邦达尔科（ А.В.Бондарко ）的功能语法学说，即语义功能主义，它传承和发展的是“彼得堡语言学派”的基本学说，侧重研究言语和语言现象的各种功能—语义范畴。
其次，功能主义内部根据包含功能主义思想的程度，并且就功能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立程度，可以分出三种功能主义流派：边界型功能主义（或者保守功能主义）、温和型功能主义、极端型功能主义（ Олешков 2006：4）。边界型功能主义（或者保守功能主义）把功能（主义）分析看作是对形式（主义）分析的一种补充成分，如库诺（S.Kuno）（Kuno 1987）；温和型功能主义研究的重点是语法，认为语法结构部分自治、部分依赖功能，而且常常给予形式化以一定的重视，如瓦兰（Valin 1990）和狄克（S.Dik）（Dik 1980，1981，1989）的功能语法。而极端功能主义认为，语法多数甚至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于推导因素（ дискурсивные факторы ），这一流派的代表主要有吉翁（T. Givón）（Givón 1990）、切夫（W. Chafe）（Chafe 1970）、汤普森（S. Thompson）（Thompson 1991），尤其是霍珀（P. Hopper）（Hopper 1987）。
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的是功能主义理论家克罗夫特（W. Croft）（Croft 1998）和形式主义代言人纽梅耶（F. J. Newmeyer）（Newmeyer 1998a，1998b），他们对功能主义从句法自主观方面进行了划分，也得出三种功能主义流派：自主派功能主义（autonomist functionalism）、混合功能主义（mixed functionalism）和极端功能主义（extreme functionalism）。自主派功能主义指全盘接受句法自主观点，混合功能主义从功能和形式两方面来解释语言现象，极端功能主义否认句法，认为语言学只需要话语分析。（徐烈炯 2002：10）
再次，按照视域分，功能主义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从事微观研究的主要是西方英美功能主义者，他们着重于功能所体现的各种关系的研究，如一个结构成分与不同层次或范畴的另一个结构或非结构成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关系，进而分析这些结构成分在整个语言交际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比如，尼克尔斯（J. Nichols）（Nichols 1984）对功能的分析和韩礼德与哈桑（R. Hasan）（Halliday，Hasan 1976，1985）的语篇组织及衔接的分析就是对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形之下，俄罗斯学者则更加擅长宏观层面的研究。他们比较注重语言的内容层面和运用功能，在观察形式的同时注意其意义功能及其运用，并出于俄语的传统把语法现象看作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王铭玉 2001：44）
最后，功能主义根据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内部功能方法，二是外部功能方法。对于内部功能方法而言，其研究的对象是某个层面的语言单位或者范畴，其范围更为宽泛，既包括这个层面上的语言单位和语言范畴的总和，也包括更高层面上的语言单位和语言范畴，是整个语言体系，是作为语言符号线性展开系统的语篇。外部功能方法也可称为纯功能方法，它把语言单位及其不同类型的组合与语言外部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内部功能方法并不是纯功能语言学的分支，它可能在系统方式框架内发展，如叶尔姆斯列夫（L. Hjelmslev）（ Ельмслев 1960；Hjelmslev 1970）的语符学分析模式、乔姆斯基（Chomsky 1957）的初期转换生成语法等。语篇语言学也属于内部功能方法；外部功能方法代表着独立的研究范式，它包括两个主要途径：一个途径是把感知世界及其结构作为外部环境，由此得出认知—功能方法，如布鲁内尔（G. Brünner）（ Брунер 1977）、梅夏尼诺夫（ И.И.Мещанинов ）（ Мещанинов 1945）、阿鲁玖诺娃（ H. Д. Арутюновa ）（ Арутюновa 1976，1999）、邦达尔科（ Бондарко 1983，1984）、左洛托娃（ Г. А. Золотовa ）（ Золотовa 1973）、弗谢沃洛多娃（ M. В. Всеволодова ）（ Всеволодова 2000）等学者的观点，还有生成语义学、人工智能和应用语言学框架下的语义范畴、一系列句法语义模式等；另一个途径是把交际环境作为外部环境，由此可以得出交际—功能方法。此时，交际行为的主体既可能不是注意的焦点，如功能修辞学和斯柳萨列娃（ H. А. Слюсаревa ）（ Слюсаревa 1981）的功能句法学等；又可能被看作是决定性的因素，如心理语言学，尤其是莫斯科心理语言学派、不同类型的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整个交际—功能方法，尤其是语用学方法把行为概念当作是万能的解释性原则，这使得该功能途径在整个功能语言学理论中占据特殊而有利的地位。（ Сусов 1986：13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