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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功能主义进行较为系统的审视，首先要厘清它的生成及发展脉络情况，并对其学理形态现状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
功能主义作为唯一能够与形式主义抗衡的科学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才正式形成并得以普及。关于功能主义的形成标志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是1976年在法国圣弗卢尔举行的国际功能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会议决定建立“国际功能语言学协会”（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Общество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以协调各国功能语言学家的研究活动。该协会旨在发展“布拉格学派”（
Пражская школа
/Prague School）的基本思想。会上还决定继续举行一年一度的学术讨论会，将《语言学》（
La Linguistique
）杂志作为该协会的会刊。事实上，功能主义的思想在世界语言学的发展史上早就存在了，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功能学说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些学者的著述中就有体现。那些学者被誉为现代功能主义的先驱者，如俄罗斯的波捷布尼亚（
А.А.Потебня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
И.А.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彼什科夫斯基（
А.М.Пешковский
）、谢尔巴（
Л.В.Щерба
）、卡茨涅尔松（
С.Д.Кацнельсон
），美国的萨丕尔（E.Sapir），丹麦的叶斯帕森（O. Jespersen），法国的马丁内（A. Martine）、本维尼斯特（É. Benveniste）等。但第一个具有学派性质的先驱则是“布拉格学派”
，其代表人物有马泰休斯（V. Mathesius）、特鲁别茨科伊（
Н.С.Трубецкой
）、布勒（К.Bühler）、雅可布森（
Р.О.Якобсон
）等。因此，1929年该学派发表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纲要”（
Тезисы Пражского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кружка
/Prague Language Group Outline）被认为是功能主义最早的纲领。在该纲领中，语言被定义为表达手段的功能性和目的性系统。他们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是做交际工具，语言是一个由多种表达手段构成的、为特定目的服务的功能系统。因此，要用功能的观点去研究语言。正是根据该学说，马泰休斯提出了句子的“实义切分”（
актуальное членение
/actual division）理论（
Матезиус
1967），布勒区分了语言的三种功能（情感功能、意动功能和指称功能）、交际过程中的三种参与者（说者、听者和言语对象）以及三种语法人称——表现力人称（说话人的自我表述）、诉求人称（对听话人）和描述人称（有关交际的外部世界的信息传达）（
Бюлер
1993）。雅可布森则在布勒的功能思想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出六种交际要素——说话人、听话人、联系途径、言语对象、代码和信息，并由此得出语言的六种功能：即在布勒提出的情感功能、意动功能、指称功能基础上，增加了礼貌功能、元语言功能和诗学功能（
Якобсон
1965）。60年代马丁内进一步发展了功能主义学说，将“经济原则”（
принцип экономии
/economy principle）视作语言历史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Мартине
1963）。按照这一原则，语言的变化被解释为“交际的需要和人追求最小努力之间的妥协”（
ЛЭС
2002：566-567）。
布拉格学派的上述基本学说，无疑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鼻祖索绪尔（F.D.Saussure）和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学说影响下形成的。该学派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其他两个流派“哥本哈根学派”
（Copenhagen School）、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即“描写语言学派”
（Descriptive Linguistics）的语言观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相同之处是：它们都反对德国“新语法学派”（Neogrammarians）
的历史主义和分割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应对其结构进行共时研究。不同之点是：哥本哈根学派偏重语言结构之间的关系，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注重语言结构形式的描写和分析，而布拉格学派则更多从功能角度来审视语言结构，因此也被称为“结构功能学派”（
структурный функционализм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布拉格学派的结构功能主义学说对世界语言学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由语言的结构转向语言的功能研究，渐渐成为世界语言学发展的一种潮流。在这一潮流的推动下，先后涌现出“伦敦学派”（London School of Linguistics）、“法国学派”（French School）、“日内瓦学派”（Geneva School）以及荷兰、美国、俄罗斯等国的诸多功能主义学派。应该说，所有这些学派都为功能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它们把“对未加工的语言活动的分析与人的需求、社会因素和语言外的环境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Левицкий 2010：332），从而结束了结构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应该说，这种结合不仅是时代的要求（跨民族和跨文化交际的需要），更是语言学发展之必然，因为语言的首要功能无疑是用于交际之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