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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如前所说，科学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资料工作，从这个角度看，傅斯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1.搜集资料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工作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搜集资料是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绕不过去的基础工作。梁启超指出：“资料从量的方面看，要求丰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确实。所以资料之搜罗和别择，实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
程千帆指出：“从事于一个专题研究，材料是基础，然后进入整理材料，即由低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那种想跳过搜集材料的阶段而直接进入整理阶段，逃避搜集材料的艰苦工作，利用别人搜集的一点材料大发议论的人，与科学研究是无缘的。”
资料的多寡，是否全面，对科学研究的成败与水平高低起决定作用。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强调了三点：“（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的，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第一点的意思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自己不去收集和阅读原材料，而只是间接利用别人论著中所提到的一些资料，那么你的研究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退步，而不大可能有所进步。遗憾的是不少人的所谓研究工作都是这么做的。
第二点的意思是你自己去收集和阅读原材料，如果你收集的材料同前人相比，没有增加，那么你也不能进步；如果你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增加，那么你就有可能进步。譬如，不少中外学者都写了考证郑和下西洋的文章，他们所依据的资料，均来自于《明史》，后来郑鹤声发现了新的材料，把此项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谈道：
余于本年暑间偶检明世宗嘉靖间人钱穀编《吴都文粹续集》一书，于其第二十八卷内，竟发现郑和自述《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一文，取与《明史》成祖本纪、郑和本传相较，则和其出使年岁，大有歧异，殊足惊人。此种郑和自述之文字，当为第一等之直接史料，与诸书撰者之出于间接记录者，显为可信，实可以此篇文字之所记，校正其余记载之谬误。冯承钧《星槎胜览校注序》中曾说：“前撰《瀛涯胜览校注序》，曾将郑和七次下西洋年月考证列出，付梓以后，继有重要发现，证明原考二、三、四、五次下西洋年月，应改作三、四、五、六次下西洋年月，永乐五年至七年间别有一次通番之役，《明史》纪传脱漏，乃经碑文证明。”冯氏特别指出：“钱穀《吴都文粹续集》第二十八卷有《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此文首由郑鹤声检出，见《大公报·史地周刊》第57期。”
在文学研究中类似的例子也不少。冯其庸在曹雪芹家世研究中成绩突出是与他获见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一系列新材料有关。这些材料包括《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和《清太宗实录》卷一八有关曹雪芹先祖曹振彦的记载、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卷一七《曹玺传》、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卷一六《曹玺传》《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重建玉皇庙碑》《东京新建弥陀寺碑》、天聪七年孔有德降金书、康熙抄本《沈阳甘氏家谱》、雍正六年《曹頫骚扰驿站获罪结案题本》等档案材料、曹雪芹墓石等。即以后者为例，冯其庸谈道：
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墓石左下端的“壬午”两字，这是至关重要的两个字。甲戌本第一回“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眉批云：“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关于雪芹的卒年，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了，过去我是主张“癸未”说的，但现在看了这块墓石上的“壬午”纪年，再联系甲戌本脂批，我想不能把写得一清二楚的事，硬解释为记错的或写错的了。
第三点的意思是要我们尽可能地利用各种研究工具。当今应用于研究工作的新工具可谓层出不穷，不少电子版图书、网络数据库、光盘数据库多有全文检索系统，如果我们注意充分运用，一定会使自己的科研工作出现新的局面。
在傅斯年看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因此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宋代到现代，学者们在疑古辨伪方面作出了巨大成就，但是随着当代出土文物的大量发现，人们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如裘锡圭指出：
自从疑古的学风在宋代兴起以来，有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为好几种这一类古书恢复了名誉。例如，今本《晏子春秋》（《汉书·艺文志》称“晏子”）、《六韬》（由《艺文志》的《太公》分出）、《尉缭子》，都有人怀疑它们不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原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但是在银雀山西汉前期墓里却发现了这几种书的部分抄本，内容跟今本基本相同。从一部书的开始出现到广泛传抄，通常总要经历不太短的一段时间。这几种书的著作时代该不会晚于战国。今本《鹖冠子》过去也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作。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西汉前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有很多跟今本《鹖冠子》相同或相似的文句，看来这部书大概确是战国末期的著作。从定县中山王墓出土的《文子》残简来看，今本《文子》也不会象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主要根据《淮南子》编成的一部伪书。
我们搜集资料时，还要全面、客观，不抱任何成见。因为你抱有先入为主的观点，只收集能证实自己观点的材料，不收集否定自己观点的材料，那么你的材料再多，也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杨公骥谈到自己“往往是根据一些片面的孤立的材料开始形成一个新论点，于是便情不自禁地在全部材料中专门选求与自己的这一新论点有利的肯定性的材料，从而便不注意那些与自己新观点不利的否定性材料，即使有所发现也往往被忽略。在这种千方百计肯定自己的情感支配下，肯定自己的，对自己有利的材料便越积攒越多，这就欺骗了自己，自以为自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久而久之，顺此路‘研究’下去，也可能形成一套系统的‘学术’。不过当别的同志举出反面材料时，这长期编织的‘学术’就会毁于一旦”。
杨先生的体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告诉我们收集材料是否全面客观也决定了你的科研结果是否全面客观。
资料对研究方法与结果也会产生巨大影响。胡适谈道：“材料可以帮助方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以使做学问的结果与成绩不同。”
这是胡适的经验之谈，就拿研究《红楼梦》来说吧，胡适在他写的《<红楼梦>考证》一开头就说：“《红楼梦》的考证是不容易做的，一来因为材料太少，二来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怎样走错了道路呢？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作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
蔡元培还具体地介绍了他附会的方法：“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于是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为荪友，用第一法也。以宝玉曾逢魔魇而推为允礽，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国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庵；以宝琴之名，与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用第三法也。”
由于索隐派没有下苦功收集资料，或者收集的资料与《红楼梦》的作者、时代背景、版本关系不大，所以他们只能采用牵强附会的方法来分析《红楼梦》。而胡适由于搜集到了《雪桥诗话》《八旗文经》《熙朝雅颂集》，以及《四松堂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材料，从而运用考证的方法，得出如下结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曹家的影子。”“《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确然不是曹雪芹做的。”“是高鹗补的。”
资料对研究方法的影响还有一个典型事例。经济史研究专家傅衣凌谈到发生在1939年的一件往事：“有一次，因躲避日机轰炸，撤退到永安城郊黄历村，在一间无主的破屋里，我发现一个大箱子，打开一看，是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民国的土地契约文书，其中有田地的典当买卖契约，也有金钱借贷字据及分家合约等，还有两本记载历年钱谷出入及物价的流水账，这些都是研究农村经济史的可贵资料。狂喜之余，我利用这批资料，再查阅一些有关地方志，从地权的转移与地价、租佃关系、借贷情况等方面系统地研究永安农村社会经济的结构。我发现，明清时代农村虽然有些变化，但在山区农村仍然保持闭锁的自给自足的形态，一切的经济行为，差不多都是在氏族内部举行的，而这氏族制的‘产不出户’的残余，即所谓‘先尽房亲伯叔，次及邻人’的习惯，成为中国历代地方豪族能够保持其特殊势力的基础，这一点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秘密。后来我把这些资料写成《明清时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清代永安农村赔田约的研究》等文章。这种引用大量民间资料，即用契约文书、族谱、地方志来研究经济史的方法，以前还很少人做过，我深感到，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可以进一步开拓新资料的来源，而且还能发人之所未发，提出新的见解，所以，自此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研究方法之一。”
2.查资料要竭泽而渔
查资料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牢不牢，主要看我们收集的资料全不全。梁启超说：“做一门学问便要把他的内容彻底了解，凡一切关系的资料搜集一无遗漏。”
陈垣将尽可能全地收集有关资料比喻成“竭泽而渔”。李瑚解释道：“‘竭泽而渔’是对材料的搜集要力求完备。他说：‘南方人在池塘中养鱼种，鱼长大后，将水放出，逐条取鱼，一条不漏。’”
启功也谈道：
老师研究某一个问题，特别是作历史考证，最重视占有材料。所谓占有材料，并不是指专门挖掘什么新奇材料，更不是主张找人所未见的什么珍秘材料，而是说要了解这一问题各个方面有关的材料。尽量搜集，加以考察。在人所共见的平凡书中，发现问题，提出见解。自己常说，在准备材料阶段，要“竭泽而渔”，意思即是要不漏掉一条材料。至于用几条，怎么用，那是第二步的事。
不少学者都强调了这一点，如吴小如说：“研究一个问题，一个作家，一篇作品或一部著作，首先掌握尽可能找到的一切材料，不厌其多，力求其全，这是第一步。”
许多成就卓著的学者都是这么做的，陈垣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其学生刘乃和称陈垣：
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时，就是因决心要把元朝也里可温教研究清楚。他首先要先看看《元史》对也里可温教是怎样记载和评价的，所以在动手撰写前，先把这部二百一十卷，二百多万字的《元史》全部阅读一遍，其中凡是提到“也里可温”的地方，先在书上作出标志，然后全部录出，加以研究。先搞明白这些基本史料，再参阅其他有关书籍，再动手撰写。
陈垣研究佛教史也是这么做的：
他在研究佛教史时，除去参考教外典籍外，把嘉兴藏、大正藏和后来印行的碛砂藏都先摸清楚，对其中有关佛教史部分翻阅一遍，把准备用的材料抄录下来。这几部书都卷帙繁浩，不是少时间能够阅完的，尤其是碛砂藏贮藏的地方，多年无人进入，潮湿阴暗，尘土积封，蚊虫很多。为了预防疟疾，每天他都是吃了奎宁去“阅藏”的，那时他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就是由于他从来都是这样不畏艰难，不怕吃苦，所以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其他成就突出的学者也是这么做的，王运熙在研究汉魏六朝乐府诗时，几乎读遍了有关诗文集、史书及有价值的相关研究成果，他说：
搜集材料，要力求广泛，旁搜博采，不怕麻烦，肯下工夫，要有竭泽而渔的毅力。我在研究汉魏六朝乐府诗时，除读有关诗歌集子和正史音乐志外，通读了《汉书》《后汉书》《晋书》《南史》等正史，翻读了“三通”、《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唐会要》等，浏览了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还读了一部分有关地理志、类书、笔记小说等，从各方面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
此外，王运熙在阅读文献时还注意利用他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清人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吴士鉴的《晋书斠注》等。
随着电子文献的普及，我们采用竭泽而渔的方法搜集资料已经变得越来越方便。比如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谈到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先举了三句含有“绿”字的唐诗，接着便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王安石的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钱先生提出了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最好将王安石之前名家集中含有“绿”字的诗句都找出来，采用人工检索的方法当然是非常困难的，而现在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收有《全唐诗》，“汉籍全文检索系统”收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经典古籍库”也收有这两部总集的点校版，它们都具有全文检索功能，所以检索起来非常方便。我觉得凡是“绿”字用得特别好的诗句，基本上都采用了词性活用与通感的修辞手法。王安石这句诗特别有名，是因为洪迈在《容斋随笔》里说了个王安石认真改诗的故事。王安石这句诗中的“绿”字既起了动词的作用，又收到了形容的效果；而且这句诗中的“绿”字还采用了使动用法，比较新鲜，因而分外生动。如今大量的光盘数据库与网络数据库均有全文检索功能，因此在一定的文献范围内，就某些关键词语作竭泽而渔式的文献搜索，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中需要注意使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