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科技创新是新时代实现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国内外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有效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2010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一成就却是在“要素投入”为基础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下取得的，其典型特点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速度”与“低产出、低效率、低效益、低科技含量”。这种发展模式在我国工业化初期阶段，为实现经济积累和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粗放式”发展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尤其是近年来，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环境的约束性增强、“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以及国际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在西方国家再工业化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我国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

此外，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时期。其中，动力转换最为重要，决定了速度变化和结构优化的进程和质量，实现动力转换的关键就是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根本在于科技创新。由此，亟须加强基础性、公益性科技创新供给和能力体系建设，依靠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体系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世界典型发达经济体促进科技创新不断涌现的成功经验表明，加快科技创新一方面需要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作保障；另一方面也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作保障，其中财政政策是创新型国家普遍采用的政策措施之一。因此，要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的内生动力，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对促进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体系优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本书以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为立论之基，分析了科技创新过程中，由于科技创新的“公共物品属性”“外部性”“不确定性”以及科技创新的战略性、高风险性等因素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论述了政府财政政策干预科技创新的必要性和作用机理。通过我国与世界上典型创新型国家支持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的比较，现存支持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检验以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支持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实践三个方面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推进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体系，具体表现在：财政科技投入逐年增加，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的投入强度不断提高；税收优惠政策措施不断推陈出新，并逐步与典型创新型国家接轨；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不断出台，并在具体化、明确化方面持续改善；政府风险投资政策，尤其是股权投资、贷款担保、金融租赁等政策措施也正在逐步完善并发挥作用。但是，也要看到，我国支持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带有明显的追赶特征，典型表现是：无论是国家主体，还是企业主体，在财政科技经费投入中，投向基础研究的经费相对较低，而投向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相对较多；税收优惠政策措施表现相对较为规范、明确，但是也存在执行不力等问题；政府采购政策在推进科技创新中的政策措施还不完善，表现为政策措施不够具体、透明；政府风险投资政策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迅速，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效果明显。

二是我国科技财政政策的综合性不断提升。从近年来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领域来看，不仅加强了对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投入力度，而且加大了与科技创新息息相关的人力资源、教育等领域的投入。例如国家近年来持续执行的“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和“鼓励国内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等，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一点，与典型创新型国家支持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的发展趋势不谋而合。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上典型创新型国家不仅重视人才引进和联合开发，而且也更加重视对本国创新要素的投资，尤其是加大了对教育领域的投入，以加强本国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

三是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角度来看，我国科技创新各个主体在推进科技创新中的角色定位还不清晰，作用发挥还不充分。主要表现在：政府、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企业以及科研中介等各个主体在科技创新链条中的分工还不清晰，相互之间的合作还不紧密；同时，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还没有真正形成，与典型创新型国家还有差距。

最后，本书针对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与支持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体系之间的矛盾，探讨了新时代我国支持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体系优化与完善的空间，并在借鉴国际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以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与“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参照系，从财政科技投入、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政府风险投资以及支持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与其他创新政策之间的激励兼容五个方面，提供了新时代完善与优化我国支持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的思路与建议。

李天建
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