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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是政府实行经济调控的工具之一，主要政策工具有支出政策与税收政策。就财政政策促进科技创新来看，大多数国家都综合利用增加研发支出、政府采购、风险投资以及税收优惠相结合的策略。
（1）激励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工具研究。Foster对美、英、日等发达经济体国家创新政策中创新政策工具数量占总的政策工具数量的比例进行了统计，发现以政府资助和税收优惠为主的财政政策是各国主要的政策工具。Da-videtal.（2000）的研究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往往只会起到激励企业加大对R&D投资的短期行为，而对一些具有较高社会回报与私人收益相对较低的项目则无能为力，对这类项目而言，政府直接的财政支持可能是更好的选择。Carneyetal.（2000）认为行政主导的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必须转变，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接近技术发展前沿，多元化的财政必须从直接投资转向高科技领域。Musgraveetal.（2003）在其专著《财政理论与实践》中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构成因素，主要包括：公共部门的规模与人均收入；资本形成；技术、企业与效率；社会因素与政治因素；外汇；平衡与瓶颈；财政制度的作用；各个部门规模与经济增长。同时指出：税收规定的设计应以促进和鼓励运用先进技术为目的。Falk（2004）通过对经合组织21个成员国研发投入的研究后发现，对一些研发强度不高的企业而言，政府补贴对引导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积极作用。世界银行和国务院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12）指出：中国正接近向效率和创新驱动增长转型的发展阶段。向创新型经济转变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1—2020），中国将继续主要从进口技术及改进性创新中获益，从而实现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快速增长。财政政策方面重点在于政府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推进大学改革，提高科技人才素质，通过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弥补产业发展中的一些重要薄弱环节。第二阶段（2020—2030），中国的增长将更多地依靠原创性的发明创新，这类创新不但要依靠尖端的基础性研究，还要依靠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充满活力的跨国企业充分利用这些新思想。实现经济发展由效率和创新驱动的财政政策的措施包括：持续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效率；鼓励风险投资，增加创业企业和中小企业获得风险资本的机会并对其提供必要辅导；有效并合规地利用政府采购政策促进创新。
我国学者余志良等（2003）认为西方国家支持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税收优惠和减免；研究发展的财政拨款和补贴；政府购买政策；鼓励风险投资发展的风险投资政策以及中小企业政策。柳卸林（2007）认为财政政策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介入科技创新：一是通过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对科技活动进行资助、补贴或是引导；二是通过政府采购政策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三是通过政府税收优惠激励科技创新。创新型国家支持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课题组（2007）指出：对于支持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来说，多数创新型国家采用的是减税和增加支出两种手段相结合的做法。马学认为财政政策支持科技创新的主要途径和方式有以下四种：财政科技投入、税收优惠、政府采购和风险投资。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指出：面对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上升，技术创新是唯一的解决方法。而就推进技术创新而言，课题组认为，市场激励是最重要来源，基于此，政府应该通过税收政策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予以正向激励。同时，还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激励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李炳安（2011）的研究认为美国在促进科技创新活动中，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建立科学基金、政府采购、降低税率、税收减免、税收抵免等财政激励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科技创新。王银安（2013）提出了财政支持自主创新的四条途径：一是增加财政科技投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二是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引导企业增加自主创新投入；三是不断完善政府采购政策，降低企业成本与风险，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四是建设公共研发平台，减少创新成本，加快创新过程。
（2）对支持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改革的研究。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2）指出：创新能力的缺乏，是产业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主要原因。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快改革支持科技创新的相关财税体制，主要方向如下：一是要不断优化支持创新的财税政策，重点是加大对基础研究、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共性技术研究的财政投入力度；二是要充分运用税收优惠、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收政策措施，推进传统服务业的升级改造；三是要及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逐步取消“高能耗”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提高我国自主创新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以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常修泽（2013）在对我国支撑科技创新的财政投入政策、预算制度、政府采购制度以及税收制度的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分别就各项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改革建议。
谢富纪等（2008）认为现行的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存在经费多头管理、投入方式单一、成果转化困难以及资金的重分轻管等问题，提出应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兼容，并与科研工作规律相适应的支持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体系，并从支持重点、投入方式、政府采购、绩效考评、体制完善等方面提出了改革建议。贾康等（2011）从财政投入支持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政府采购政策以及推进创新环境优化四个方面提出了多维度、全方位、立体式的支持创新的财政政策体系。张晓强（2012）指出：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因素。要建立以效率为核心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使政府投资更有效地支持创新；完善鼓励创新的金融财税政策，逐步加大力度，并逐步法制化。樊慧霞（2013）在税收激励机制促进科技创新的优势分析和实证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激励机制的相关改革建议。
（3）对支持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关系的研究。徐博（2010）提出了完善财政科技投入政策、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完善自主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以及完善自主创新过程中财政与税收政策手段的分工与配合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同时，就科技创新财税政策与科技政策、产业政策、人才教育政策、国家贸易政策以及金融政策等政策的协调做了研究。
从以上关于支持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工具的研究中发现，学术界不仅探讨了目前支持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工具类型，而且就各政策工具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作用范围、阶段、效果进行了理论探讨。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财政政策促进科技创新的效果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Leyden et al.（1991）对美国联邦政府宏观经济数据研究后发现，联邦政府R&D经费支出是私人对R&D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Dagenaisetal.针对加拿大政府支持R&D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政府放弃1加元的税收收入，那么相应的私人R&D支出将增加0.98加元。Guellec et al.（2000）在对17个OECD国家的数据分析后发现，针对R&D的税收激励促进了社会R&D活动。Kortum（2000）对美国风险投资促进技术创新的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后发现：一是相同金额的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远远超过公司的R&D经费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二是风险投资促进创新的效率相当于公司R&D经费投入的3倍左右。Pei通过分析1981—2004年间中国和印度的GDP增长，发现创新能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非常显著，中国和印度创新能力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政府在创新领域的大量投资来实现。Hodžic'（2012）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需要向市场提供唯一的或是有附加值的产品，税收激励对于研究和发展而言是个重要的创新因素。文章通过阐述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税收激励的地位，认为国家应该运用财政政策、各种形式的减税，激励在研究和发展方面进行投资。
我国学者胡明勇等（2001）认为政府对私人部门资助的政策工具，如政府担保、贷款、税收优惠以及贴息等，除了能起到促进私人部门的技术创新外，政策工具之间也有牵制、替代和补充的作用，政府资助的政策效果随着资助总量的增加而增加，而到某一极值后就会下降。吴秀波（2003）对我国R&D支出的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对于R&D经费支出的刺激强度有限。张桂玲等（2005）在梳理和归纳我国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后发现，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往往侧重于生产投入环节，而对研发环节的政策支持力度相对较弱。
胡卫等（2005）以税收抵扣政策为分析对象，揭示了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经费支出的激励原理。中国税务学会研究委员会第一课题组（2007）在对我国企业总体创新能力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发现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对于增值税的变化较为敏感，与所得税呈负相关关系。刘穷志（2007）研究表明：我国财政直接支出对创新的激励贡献没超过20%，财政激励创新的最优支出规模应该为政府R&D经费支出占GDP的0.6%，目前我国的财政R&D经费支出正在向最优支出规模靠近。李丽青（2007）通过对103家样本企业的问卷调查统计分析，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投入的激励效应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投入具有正效应，但是，激励作用不明显，政府每减免企业税收1元，只能刺激企业增加0.104元投入。戴晨等（2008）针对政府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的R&D活动的激励效应进行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两种政策在促进创新中存在不同的政策效应。孔淑红（2010）以2000—2007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逐步回归法对我国税收优惠对科技创新促进作用的政策效应进行了总体的和分区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税收优惠对科技创新没有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税收优惠对不同的科技创新指标的影响程度显著不同。
范柏乃（2010）对自主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自主创新财税政策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激励自主创新的财政政策以及激励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五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邓子基等（2011）研究发现由于技术创新过程中各个阶段的侧重点不一，因此，不同阶段也需要不同的政策措施来实施激励。通常情况下，财政科技投入对研究开发具有较好的政策效果；政府采购政策往往在产业化阶段比较有效；税收优惠政策在科技创新的各个阶段都有影响，尤其对企业而言，可以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王建梅等（2011）对风险投资在促进科技创新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线性关系并不明显，但是，企业R&D经费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大。
以上关于财政政策支持科技创新的实证研究，虽然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总体而言，使我们对财政政策工具在推进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机理以及财政政策工具在科技创新不同阶段的适用性问题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有助于我们依据科技创新不同阶段的特点制定具有较强针对性的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