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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逻辑学中，黑格尔将存在视为起点，并由此展开了他的本体论学说。
逻辑学论域中的这种“存在”，首先具有逻辑范畴的意义，而有别于物理意义上的实在，从“存在”出发的本体论，也相应地主要表现为逻辑的分析。然而，本体论的逻辑展开并不仅仅是一种思辨推绎，它在某种意义上植根于现实的关系；以“存在”为本体论的逻辑出发点，同时也折射了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本原性。
存在着这个世界或有这个世界，这是对存在作进一步追问的逻辑前提。从常识的层面看，“有这个世界”是不断为生活实践所确证的事实；从哲学的层面看，关于世界是什么、世界如何存在等的辨析，总是基于世界本身的存在，绝对地否定世界的存在，往往很难摆脱哲学的悖论：如笛卡尔已注意到的，当一个人否定或怀疑世界的存在时，这种否定或怀疑本身已确证了某种“在”（怀疑者及其怀疑活动本身的“在”）。海德格尔曾将“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视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或最原始的问题，
这一问题同样以存在的本原性为前提：唯有“在者”已在，追问在者之“在”才有意义。
对存在的探究，既展开为“为什么在者在”这一类终极根源或原因的追问，也涉及具体的知识领域，后者与经验之域有更切近的联系，其形态往往呈现多样的特点。在近代的知识分类系统中，知识领域通常被区分为所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前近代的知识系统虽然不一定有这种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但按近代的分类标准，亦可归入相应于以上类别的形态），而每一种知识的分支又常常对应于存在的某种形态。以自然科学而言，物理学主要把握存在的物理形态（力、电、光等），生物学以生命现象为主要对象，化学着重考察原子的化合和分解，如此等等；若进一步细分，则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尚分别包括力学、电磁学、核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分子生物学、物理化学等分支，这些学科领域各自又指向不同的存在形态。同样，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往往也分别地指向社会存在的相关方面（如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经济运行过程，社会政治体制，个体、家庭、社区及其相互关系等）。
以存在的某一或某些形态为对象，特定的知识领域总是有其界限，物理学把握的是光、波、粒子等物理现象，生命的新陈代谢、原子的化合分解等往往在其视野之外；同样，生物学、化学以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也有各自确然的对象，彼此之间往往界线分明、各有定位。知识形态的这种特点并非仅仅见于近代，在近代的知识分类尚未形成之时，“知”即已表现出对存在加以明分别异的趋向，庄子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
百家众技，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知识形态，它们各自涉及存在（包括日用常行）的某一方面（皆有所长），但无法涵盖其他（不该不遍）。广而言之，每一特定的知识领域所指向、所达到的，都只是存在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面；当人的视域限于这一类特殊的知识领域时，存在也相应地呈现片面的、分离的形态。
这种分离的形态，也体现在对人本身的理解上。人既是追问、理解存在的主体，又是“为它的存在本身而存在的”存在者，
作为存在者，人同样也以整体性为其特征，并包含多方面的规定。然而，当人成为知识的对象时，他往往同时也被分解为互不相关的不同方面。对生物学而言，人无非是具有新陈代谢等功能的生命体；在经济学中，人主要是财产关系、生产活动等承担者；在社会学中，角色往往被视为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存在方式；在心理学中，意识及其活动则构成了人的主要规定，如此等等。可以看到，知识层面的人，主要呈现为某种单一或特定的形态：他或是生物学领域的对象，或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或呈现为意识的主体，或定位于某一或某些社会角色；是此则非彼，彼不能易此。在这里，存在的分离伴随着人自身的单一化或片面化。
如何克服存在的分离性？这一问题所涉及的，是如何超越分门别类的知识领域，由关注特定的存在形态，引向对存在本身的沉思和领悟。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对存在本身的沉思，曾被规定为第一哲学，以区别于对自然界或感觉世界中事物特定性质的研究。如前文所提及的，亚里士多德用以研究存在本身的著作，后来被其著作的整理者安排在《物理学》之后，并冠以“形而上学”（metaphysics——意为“物理学之后”）之名，而与之相关的第一哲学，在尔后则被泛称为“形而上学”。
宽泛而言，作为对存在本身的研究，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的特点在于越出特定的存在视域，从整体或总体上对存在加以把握。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曾指出：“有一种学科，它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因自身而具有的属性。这种学科不同于任何其他特殊的学科，那些特殊的学科没有一个普遍地将存在作为存在来对待。它们把存在的某一部分加以截断，研究这一部分的属性，例如数学便是这样做的。”
在此，亚里士多德将一般的存在理论与特殊的学科区分看来，并注意到特殊学科的特点在于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对存在加以研究，一般的存在理论则从普遍的（总的）方面把握存在；后者（研究作为存在之存在的学科），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的以上看法，同时也彰显了第一哲学整合存在的理论特征。在谈到哲学与存在的关系时，黑格尔也曾有类似的论述：“哲学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而内容就是整个的存在。”
这里所说的哲学，即包括作为存在理论的形而上学，
而“整个的存在”，则指存在的统一形态。在逻辑的层面上，对“整个存在”的把握，无疑适合了扬弃存在分裂的理论需要。
康德曾指出：“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形而上学。”
但他同时又区分了独断的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形而上学，认为只有通过批判，才可能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
康德的以上看法既对形而上学是否必要的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又注意到了形而上学的形态并不是单一的。相应于对存在的不同理解，以存在为沉思对象的形而上学确乎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形态，其中，抽象与具体之分无疑更具有实质的意义；而对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的批判考察，则是澄明具体形态的形而上学的逻辑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