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哲学总是一再地向开端回溯。这不仅表现在哲学的沉思每每以古希腊或先秦为历史之源，而且在于哲学往往以反思自身的方式，不断地追问何为哲学或哲学究竟是什么。无论是史的考察，抑或理论的思与辨，都以不同的方式指向何为哲学的问题。历史地看，哲学的不同形态、不同进路，也常常相应于对哲学本身的不同理解。

哲学究竟是什么？这一追问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展开，而形上之维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方面。然而，自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提出种种质疑后，冷落、蔑视、嘲弄、拒斥，便渐渐成为后者时常遭遇的厄运。随着形而上学渐遭疏离和拒斥，哲学究竟是什么也越来越成为问题，与此相应的现象之一，便是哲学与具体领域的知识开始呈现某种趋同之势。从历史的演进看，这种状况的出现当然与近代以来哲学研究本身渐趋职业化、专业化相关。哲学本质上是智慧之思，从事哲学思考的哲学家，首先是志于道的思想者。但是，一旦哲学成为某种职业或专业，那么哲学家也就容易由智慧的追求者，转化成仅仅从事某一层面、某一方面思考的专家。职业化、专业化的工作涉及的主要是存在的特定领域、特定方面，专家的关注之点，也每每限于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哲学的职业化与专业化以及哲学家的专家化，既将形而上的沉思推向了哲学的边缘并相应地悬置了对存在本身的追问，也在历史与逻辑双重意义上导致了哲学的知识化。

如何回到哲学的本然形态？这一问题如果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述，也就是：如何超越对哲学的知识化理解而达到哲学作为智慧之思的真实形态？这里本质上依然涉及何为哲学的追问，而对它的回应显然无法离开形而上的视域。在历史上，形而上学曾展示了多样的进路，其中不乏对存在的思辨构造或抽象推绎，但形而上学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这一类的抽象思辨。作为智慧视域中的存在理论，形而上学既以存在本身的具体性为指向，又贯通、融摄了把握存在的不同方式，二者在不同意义上为深入地理解世界提供了前提；形而上学的以上路向，同时也体现了哲学的内在品格。

从形而上的维度展示哲学的视域，无疑更多地涉及“思”或理论层面的问题。相对于“史”的考察而言，我近年的工作似乎更多地关乎“思”。确实，从《伦理与存在》到本书，我的关注之点都较直接地指向理论层面的问题：《伦理与存在》以善的沉思为内容，本书则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展开为面向存在之思。当然，如我一再指出的，史与思本身非彼此分离；关注哲学的问题，也并不意味着离开哲学的历史。事实上，正如我的道德哲学研究处处渗入了“史”的视域一样，更广意义上对存在的澄明，也以历史上的哲学沉思为出发点。

与史和思的互动相联系的，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中西哲学在历史上曾经各自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系统，然而，在历史已经超越地域的尺度而走向整个世界这一背景下，仅仅限定于地域性的视野，显然是狭隘的。与世界历史的观念相应，我们也同样需要一种世界哲学的观念。以世界哲学为视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无疑都是广义哲学之域的共同财富，都应该被理解为延续、发展世界哲学的一种普遍资源。这种世界哲学的视野是哲学回归真实形态的基本要求。

从研究方法看，这里同时涉及中西哲学比较的问题。中西哲学比较的意义究竟何在？如果比较仅仅被理解为罗列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各自特点，指出什么是二者的相同之处，哪些是它们的差异之点，等等，那么，这显然是较为表层的。从哲学思维发展的角度看，比较的真实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历史之维。在这一维度上，比较意味着为深入地理解某一哲学系统提供一种理论的背景。以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如果能获得西方哲学的比照，无疑有助于具体地揭示、澄明中国古典哲学的概念、命题、学说中的内在理论意蕴，真实地彰显其丰富而深沉的内容，使之取得能够与其他哲学对话的形态，并真正融入世界哲学。同样，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和理解，如果能以中国哲学作为参照系统，也可以进一步去发现它的一些独特意义。在单一的视域下，无论是中国哲学，抑或西方哲学，其内在的意蕴往往都难以充分地敞开和展示，而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中，一种哲学系统的深刻意义就容易被揭示和把握。比较的更内在、更深沉的维度，体现于建构性的哲学思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积累了具有原创意义的思维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仅是历史中的存在，它同时也构成了当代哲学发展的源头，具有建构功能。本书对中西哲学相关问题的讨论，也力图体现以上视域，其旨趣在于回应与解决哲学本身的问题。

本书无意提供一种终极的“体系”。体系作为“既济”的形态，往往容易导向自我封闭，哲学作为智慧之思则总是处于“未济”的过程，并具有开放的性质。尽管本书亦有自身的内在脉络和系统，但它所着重的，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具有实质意义的内在问题；其中所展示的哲学视域，则同样蕴含着历史性和开放性。

杨国荣
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