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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冬，我赴北京参加“顾随先生诗词研讨会”，在会场中顾之京教授送给了我一册由她和赵林涛二人所合编的题为《顾随与叶嘉莹》的新书。此书卷首刊有影印的老师当年批改我的诗词等习作的手迹三页，以及老师给我的书信手迹五函。至于书的内容则分为两部分，上编题曰《昔我往矣》，下编题曰《今我来思》。上编所收录的有老师写给我的书信十二通及老师批改我的各体作业三十七首与师生唱和的七言律诗二十四首，以及1948年春我在离京前为当时筹办老师祝寿活动而写的《顾羡季先生五旬晋一寿辰祝寿筹备会通启》一篇。至于下编所收录的则有我于1974年回国探亲及讲学以来三十余年间为整理老师遗著和纪念老师的各种活动所写的文稿和书信七篇，以及1997年我在南开大学为了纪念老师的教诲之恩而设立的“叶氏驼庵奖学金”首届颁奖大会上的讲话一篇。而在此书最后则更有之京师妹所写的《跋文》一篇。综计此一册书所收的内容，从1942年在“唐宋诗”班上老师评改我的习作开始截止到今日，盖已有将近七十年之久了。而之京师妹最近所编辑出版的这一册《顾随与叶嘉莹》，在其今昔对比的安排以及她在《跋文》中所叙及的自1948年我与老师告别以后多年来老师在其日记及书信中所流露出的对我的关爱和怀思，读阅之后，真使我有说不尽的感动。
记得三十年前当我第一次从加拿大回国探亲时，我最想见到的两位长辈，就是我的伯父狷卿翁和我的老师羡季先生。伯父培养了我读诗和写诗的兴趣，而老师则为我开启了欣赏和体悟诗歌的无量法门。不过当我回到国内时，两位长辈却都已先后去世有十余年之久了。有一天我邀请了之惠师姊、之京师妹及诸位同门学长在北京察院胡同我家的旧居相聚，共同讨论如何收集整理老师遗著之事。当时之惠师姊与之京师妹曾以老师手迹半幅相割赠。其后我曾经写了一首绝句记叙此事说：“归来一事有深悲，重谒吾师此愿违。手迹珍藏蒙割赠，中郎有女胜须眉。”自当年开始搜集整理老师的遗著到现在又已经三十多年了，在此期间之京师妹曾经整理出版了《顾随全集》四册及老师的其他著作共计十余种之多。在过去我只知道当我离开故乡前往台湾而且经历了诸多忧患之后，对于老师曾有深切的怀思。我经常梦见自己仍在课堂中上课，也有时梦见与在昭学姊一同去北京什刹海附近老师的住处去看望老师，但却总是被困在什刹海的一片芦苇丛中，怎样也无法走出去。而我当时并无法知道老师对我的惦念，直到这次读到了之京师妹所编辑整理的《顾随与叶嘉莹》一书，其中附录了1949年7月老师写给我的要好的同学刘在昭的一封信，信中曾提到“嘉莹与之英遂不得消息，彼两人其亦长相见耶”。在经历了遥远的时空距离之后，重读老师的信才更体悟到老师对于我们晚辈原来却有着更为深切的惦念。老师在信中所提到的名字“之英”，是老师的第二个女儿，她嫁给了一位空军名叫李朝魁。1948年冬国民政府迁台，之英师姊遂随其夫婿一同去了台湾，我也于同时随我的在海军工作的外子一同去了台湾。当时老师曾经把之英师姊夫妇在台北的地址写寄给我，希望我们能在异乡常相晤见。而外子的工作单位则撤退到了左营，一南一北相隔甚远。我原想等到一切安定后就去台北看望他们，但不久就发现我已经怀孕，而且也在台湾中部的彰化女中找到了教书的工作，所以没有来得及去看望之英师姊。而当我生下了大女儿言言后不过四个月，外子就因白色恐怖被海军官方逮捕了。第二年6月，我的女儿还不满周岁，我带着吃奶的女儿与彰化女中的校长和另外五位老师也一同被关进了彰化的警察局。其后我虽幸被释出，但却已无家可归，只得在亲戚家的走廊上晚间铺个地铺暂时安身。直到三年多以后外子被释出，我也在台北找到了工作，举家迁往台北后，我才得按照老师给我的地址去探访之英师姊。而这时之英师姊却早就已经去世了，她的先生和孩子也都已经不在了。据当日他们空军眷属宿舍的邻居相告，获知原来之英姊迁台以后因气候不适得了哮喘病，不久就去世了，留下李朝魁一个人带领着三个幼小的儿女，而当时军人待遇极差，李朝魁在贫窘哀伤中遂给三个儿女喂食了毒药，而自己也服毒自尽了。据说当时有一个较长的名叫李沪生的男孩曾被救治，没有当即死去，于是我遂拜托了一位名叫傅试中的同班学长去探访这个男孩子的下落，准备收养他。试中学长也是羡季师的学生，而且也是因为在空军服务，才随国民政府撤退来台的。但试中学长虽用心寻访而迄无下落。据之京师妹相告云，她们后来也知道了此一消息，只是当时家人恐怕引起羡季师的伤痛，彼此隐瞒，一直没有挑明此事而已。其后，她们也曾托人去探寻这个男孩的下落，但迄无结果。想来这个男孩可能也早已不在了。对于当时撤退到台湾的军眷之生活的贫窘，以及白色恐怖之威胁，我个人对此深有体会。而且据说李朝魁原来服务空军时，是一个飞行官，而有着反对内战的思想，不知他是否也曾像我的先生一样受到过白色恐怖的牵累？我只是比较坚强，所以虽历经艰危困苦而居然苟活下来成为一个幸存者。现在读到之京师妹在《顾随与叶嘉莹》一书所辑入的这一封老师给在昭的信，想到老师对我们晚辈的关怀惦念以及我与之英姊两家所遭遇到的忧患苦难，真是令人不禁感慨万千。而且之京师妹在其所辑录的老师致在昭学长的这一封书信之下，还附录有老师在1948年12月4日所写的一则日记，说：“得叶嘉莹君自台湾左营来信报告近况，自言看孩子烧饭打杂殊不惯，不禁为之发造物忌才之叹。”那是因为我与外子初抵左营时外子姐夫的妹妹才生产不久，所以我不得不照料他们的生活。在当时，所有我身边的人都认为做家事才是一个做媳妇的本分所应做的事。尽管后来我为了负担全家的生计在学校教书工作极为忙碌之时，身边的人也仍然认为做好家事才是妇女应尽的责任。至于才与不才，则传统观念本来就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更何况我作为一个患难中苟活下来的女子，除了辛勤劳苦维持生活以外，根本无人会关爱到才与不才之事。而我自己也从来并未敢以“有才”自诩。因此在当时对于一切加在我身上的要求我都只是逆来顺受地承接。所以我曾在一篇文稿中说：“我过去在古老的家庭中，曾经接受过以含容忍耐为妇女之美德的旧式教育。”所以对于一切横加于我的责求，都是无言的承受。我在文稿中还引用过王国维咏杨花《水龙吟》中的“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两句词，以为我自己也正如同这两句词所写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便已经零落凋残了”。所以当我读到老师在日记中为我的遭遇所发出的“造物忌才”之叹，这种感动真是难以言说的。
除去之京师妹在这册《顾随与叶嘉莹》一书中所提到的老师对我的关怀与爱护之外，其实还有周汝昌学长在他给我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一些记叙，也曾使我深受感动。原来我在1948年离开故乡以前，与汝昌学长并不相识，其后汝昌学长以其《红楼梦新证》一书蜚声当世，我曾听人说起他原来也曾从羡季师受业，而我久居海外，无缘识荆。直到1979年秋天，当时因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周策纵教授筹办国际红学会议，我因而获得了汝昌学长的地址。而当时我与诸同门正在设法搜集和编辑老师的遗著，于是就给汝昌学长写了一封信，将此意告知。其后收到汝昌学长一封很长的复函，其中有一段话，读后曾使我深为感动。原函是这样说的，“汝昌于学长原无所知，早岁于羡师诗集中见有《和叶生韵》《再和叶生韵》共七律多首，迥异凡响，因尽和之，并与师言：‘叶生者，定非俗士，今何在耶？’（自注：此皆通信，非面请也）师不答。后于五二年，羡师大病初起，即手书云（自注：大意）：‘昔年有句赠叶生，“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今以移赠吾玉言（自注：汝昌贱字也），非敢“取巧”，实因对题耳。’此汝昌自羡师亲聆语及‘叶生’之唯一一例，心焉识之，不敢请询也。及今思之，此岂非即指学长乎？羡师一生门墙桃李，而常伤寂寞，自知汝昌其人后，乃不以寻常师弟之谊视之”云云。我读了汝昌学长的信，见到了他所记叙的他问起“叶生何人”而老师乃默然不肯作答的事，从此一记叙既可见老师对学生的悬念关爱之情，更可见当时因海峡隔绝而不得不将关爱之情隐而不发之种种不得已之处。作为一个老师，一般而言，当然总是希望能得到一个可以传承的晚辈，而1952年老师大病初起之时，乃把多年前赠我的一首寄托了“吾道南”之冀望的诗句转赠给了汝昌学长，则老师因多年不得我之音信，其失望与伤痛可知。
而且据之京师妹在新辑之《顾随与叶嘉莹》一书中还引有一段老师已亡佚了六十余年的《踏莎行》词，原来早在1943年春，当我从老师选读“唐宋诗”一课时，有一天老师在课堂上曾偶然提到了雪莱《西风颂》中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两句诗，并用此二句诗意写了两句词云：“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当年我曾用这两句词填写了一阕《踏莎行》，题曰《用羡季师词句，试勉学其作风，苦未能似》。其后之京师妹整理老师遗著，曾经对我提出过疑问，说在老师的词集中未曾见到与此二句词相应的作品。直到2009年夏她才在汝昌学长所提供的老师的旧稿中发现了老师原来在1957年2月曾写过一首《踏莎行》词。之京师妹对老师这一首佚词曾写了一段按语说：“品读新发现的父亲这一首已亡佚六十余年的小词，发现词前之‘序文’遥遥照应着叶嘉莹所述当年的那段本事。师弟子二人相隔十余年的两首词用的是同一个词牌《踏莎行》，师弟子二人同样把当年课堂上的断句置于词作之歇拍。老师词作上片之结拍与弟子的词作上片结拍用的是同一个韵字，词中所用意象师生二人也颇有相近似者——这竟是老师对弟子十四年前‘用羡季师句’足成之作所谱的一阕无法明言‘和作’的跨越时空的唱和。”之京师妹按语最后说：“此中所深蕴的不尽的情意，难以言传。”而作为当事人的我，其感动当然更是言语所难以传述的。
今日距离1942年我修读老师所开的“唐宋诗”的课，已有近七十年之久，距离我1948年离开故乡向老师告别也已有六十多年之久，人世之间已经历了无限沧桑之变，而在这些文字的记叙中，这一份经历了死生离别的师生间深厚的情谊却是永恒不变而且历久弥新的。因写为此文并题为《经历了死生离别的师生情谊》。
2010年10月22日
叶嘉莹写于南开大学时年八十有七
写毕前文，重检之京师妹新编之《顾随与叶嘉莹》一书，似有两点尚须补正之处。其一，在上编所辑录的《顾随批改叶嘉莹诗词曲习作五十七首》之后，有之京师妹所加之附言一则，之京师妹以为老师“在一纸散曲小令空白的下半页”所写的“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如此，当善自护持，勉之勉之”，这“短短几句由衷的赞语”，是对于我那一阶段“诗词曲习作的总结”。这其间有一点误会，因为这几句评语是我进入老师“唐宋诗”班上后所交的第一次各体习作后的评语。我自己当日其实从来没想到过自己有什么才华，只不过以为因为我是从幼少年时代就在家中开始了古诗读写之训练的，而其他同学则是从一般正规的中小学出身，可能没有这种训练，所以我的作品就显得较为纯熟自然，如是而已。而且我那时初选读老师的课不久，未曾与老师交谈过一句话，而老师竟然透过我的习作表现了如此的关爱和奖勉之情，所以当时我对老师的评语实在感动不已。而且数十年来老师对我的奖勉和期许曾一直激励着我在诗词之研读与教学的路上继续努力，唯恐有辜师恩。直到现在虽然已年近九旬，也未敢稍懈，而且过去虽在生活上经历了许多挫折和困苦，但我对诗词之执着的热爱也未曾稍有改变。老师的期许和奖励一直是支持我在这条路上不断走下去的最大的力量。
其次还有一点我想略加说明的，就是在之京师妹所新辑的这一册书中曾辑录有1948年7月7日老师给我寄到南京去的一封信，信末老师曾指出我在信中把“到处”写作“倒处”是笔误，又说我在信封上所写的“建邺路”疑当作“业”字。此则并非笔误，而是当年我在南京所住的街道巷口的路牌所写的就是“建邺路”。老师毕竟是一位心思细密的通人，所以在给我的回信的信封上就也写的是带着耳朵的“邺”字，并没有径改作“业”字。不知现在南京城的这条路是否在巷口的路牌上仍写作“建邺路”？或已经改作“建业路”了吗？世事沧桑，前尘若梦，但在我的心目中，师生之情谊是属于一种精神与心灵的传承和延续，这一份情谊是和诗歌一样有着生生不已之生命的。
最后我还要说的一句话则是，多年来我对之京师妹一直怀有一种感激之意，因为正是由于有之京师妹不断的整理和编辑，才能使老师的德业文章不断彰显于世，而我三十年前写赠之京师妹的诗句“中郎有女胜须眉”，在今天也果然得到了最好的证验。我想老师如果天上有知，也必然会感到极大的欣慰。
补充诗词三则
当我草写了以上一篇文字后，曾经做了一份复印件交给之京师妹，请她提意见。她嘱我做出下面的三则补充。
一、老师《送嘉莹南下》一诗的全文如下：
食荼已久渐芳甘，
世味如禅彻底参。
廿载上堂如梦呓，
几人传法现优昙。
分明已见鹏起北，
衰朽敢言吾道南。
此际泠然御风去，
日明云暗过江潭。
二、我于1943年春所写的《踏莎行》一首：
用羡季师词句，试勉学其作风，苦未能似
烛短宵长，月明人悄。梦回何事萦怀抱。撇开烦恼即欢娱，世人偏道欢娱少。软语叮咛，阶前细草。落梅花信今年早。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
三、羡季师于1957年所写的《踏莎行》词一首：
今春沽上风雪兼作，寒甚。今冬忆得十余年前
困居北京时曾有断句，兹足成之，歇拍两句是也。
昔日填词，时常叹老。如今看去真堪笑。江山别换主人公，自然白发成年少。柳柳梅梅，花花草草。眼前几日风光好。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也是春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