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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锦于2002年考入我的博士班，如他在《后记》中之所言，他之报考我的博士生，本来只是因为想要认识我的一个借口而已，他的本志原在研读西方哲学，而且也已经报考了复旦大学的哲学系，其后他竟同时被两校录取，而且更没想到的是他在已经顺利地取得了复旦哲学系的博士学位后，还竟然被我要求把论文改写到第三稿，才获得了我的仍不尽满意的勉强通过。我想钟锦定然理解，我之要他把论文多次加以改写，并非因他的不成材，而正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之材的缘故。如今他要出版的这一册书，事实上已经是他在论文的基础上改写出来的第五稿。今年暑期，他打电话到我温哥华的家中，要我为他即将出版的这一册书写一篇序言，而且郑重地要求我说，不要像一般人一样在序言中只写赞美的话。我以为钟锦之所以要我写这篇序言，是因为我对他在撰写中的艰苦有深切之了解，并非要我写空言的赞美。
钟锦不是一般寻常的学生。他虽本志在学西方哲学而不在学中国古典文学，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却实在不仅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有着很深的基础。钟锦是个天性就喜欢读书的人，真可以说是爱书成癖，只要知道了有好书，就必然要得之读之而后快。他在少年时代就曾因喜爱稼轩词而无法购得，竟然把《稼轩词》全部抄录了一遍。而且如他自己在此书《后记》中所言，他也曾因为喜爱陈廷焯的《词则》和《白雨斋词话》的手稿影印本，而将之视为“不离左右的爱物”，而当时他只不过是个十几岁的中学生而已。所以当他来到我的班上不久，就展现出了他的博学强识和思维敏捷、辩说纵横的才气。只不过因为他的博学多才而不免有些恃才傲物，如黄山谷评秦少游之所言“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而我个人则是一个自幼诵读“圣贤书”而长大的颇为拘谨之人，所以也常常在为人方面给钟锦一些要他谦退的忠告。不过钟锦虽然恃才傲物，但另一方面他也有极重感情、极讲义气的一面，只是尚未能得其中道而已。至于在为学方面，则钟锦虽恃才傲物，却也颇能虚心受教，所以我虽要求他把论文改写多次，他也未尝稍有怨言。对于他过去所熟读记诵的一些诗句和词句，每当我指出他理解中的某些错误，他更是不仅能够一点即透，而且更能别具会心，加以灵活的运用。所以虽然在为人方面他颇有狂士之风，而我则是一个幼读“圣贤书”的儒家弟子，往往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师生之间却也颇有相得之乐。古语云“铁杵磨成针”，又说“玉不琢不成器”，以钟锦的才质之过人，我所望于他的是终有琢玉成器、磨杵成针之一日，而且也相信这一日的到来不会太远。
以上所言，实在都没有触及他这一册书之内容的一个字。这主要的缘故实在因为我对他的这一册书稿，一直尚未详读。今年暑期我温哥华的家中发生了一些事，一直在烦乱忙碌之中，而且我还在温哥华主持了一个为期两个月的清词讲座，我自己还赶写了一篇论朱淑真词的论文，又因机票延期发生了一些手续上的麻烦，更因我此次离家已是家中无人，不得不对许多琐事做出详尽周到的安排。所以一直拖延到登机前一日，我才把钟锦电传过来的书稿全部打印出来，准备带上飞机后再在飞行途中阅读。但我既已年老体衰无复当日的精力，所以登机后极为困倦，也依然未及详读。上周五深夜返抵南开大学，周六收拾了带回来的行李，还会见了自香港远道来的一位友人，又接见了一些学生。钟锦也曾打电话来，说知道我很忙，不过出版社催稿甚急，如来不及写，他可以先出书，我以后再补写这篇序言。但我深知钟锦希望我写序的诚意，而且我一直在忙碌中，以后再写又不知将拖到哪一日，所以乃决定先就我平日对钟锦的印象写了以上一些话。至于说到这一册书稿，则我虽未及详读，却也大致翻阅了一遍。钟锦最初在写论文时选择了从西方康德哲学来探讨中国词之美学特质的论题，我对之就曾持有既欣赏又怀疑的两种态度。欣赏的是对词之美感特质的探讨，这原也是我多年来所曾致力的一个课题，看到有后起之秀愿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这当然是一件深获我心的值得欣喜的事；怀疑的则是钟锦过去数年一直被康德美学所局囿，虽然我在过去探讨词之美感特质时，也曾引用过不少西方的文哲之论，但我只是因利乘便地对西方某些理论加以别择地使用，而从未拘限于西方某一家之理论的框架之中。记得早在1991年，当我撰写《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一篇长文时，就曾在该文结尾之处特别举引了法国解析符号学女学者克里斯蒂娃的一句话，说“我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无论那是什么理论”，我以为这是当我们要运用西方理论时第一要跳出的约束。不过这却并非易事，因为这是需先有融会贯通的根柢，才能够如孟子所云“取之左右逢其原”的。有一分不透彻，就有一分不够圆融。而这种困难，也是我当年所曾遇到过的。记得当年我开始撰写《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一篇文稿时，也曾因为我所提出的是前人所未曾提出过的说法，我所用的是前人未经用过的理论，一边翻找西方文论的资料一边撰写，所以也曾写得颇为生涩牵强，进行得并不顺利。但巧的是，就在我的初稿已写成大半时，我却在一次旅途中不慎把所有写成的文稿全部遗失了。我当时自然极为沮丧，不过古人说得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我之遗失文稿一事而言倒确实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因为正是由于我把那一份写成的文稿完全遗失了，我才被迫不得已把全文另行写过，而在第二次重写时，反而因为我对那些原本并不熟悉的理论有了一种融会和消化的机会，因而才写出一篇比较通顺流畅的文字。我想钟锦现在所从事的也是一项未经前人讨论过的课题，其需要经过一番磨炼融会的过程，也完全是不可避免的。另外还有一点我要提出来的，就是我所引用的西方理论，都是在我阅读他们的原著后，由我自己翻译出来的，我并未曾引用任何一家已经被译出的中文译本的文字。因为译者的水平不齐，有些中文译本读起来比外国原文还要吃力，而且还无法确知其译文之是否完全正确，勉强引用，则往往既不恰当又不流畅。何况德国康德的美学如钟锦之所云，其本身也就还存在有一些并不完美周至的地方。我想这些因素，都是使得钟锦对他所选择的这一课题在撰写中感到特别困难吃力的原因。
以上是我对钟锦引用康德之美学来诠释中国词学美感所感到之困难的一些想法，虽然钟锦告诉我不要写什么赞美的话，但我最后还是要写出我对钟锦和他的这一册书的一些欣赏和赞美的话。钟锦好读书，这可以说是他的天性，而且博学、强识、深思，不但读书读得认真，且确有他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更有一点难得之处，就是他的古典文学的根柢，乃是他在少年时代毫无任何功利之追求时，纯任兴趣所天然养成的。在这一册书中，可以说时时可以见到他对古人诗词读诵有得的融会贯通的光芒之闪现，决非一般由电脑搜集材料来撰写论文的著作可比拟，但我因时间紧迫，现在不暇列举，想来读这一册书的读者们，也必能对此深有体会，我就不在此一一举引了。是为序。
八五老人叶嘉莹匆匆草写于甫自远洋
归来之第三日，时在戊子中秋前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