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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研究·创刊号》出刊在即，杜甫研究会来函邀稿，仓促间无以报命，因录旧日诗词中有关杜甫之作计六题十五首，聊表祝贺之意。
一、《鹧鸪天》一首1943年作
叶已惊霜别故枝。垂杨老去尚余丝。一江秋水开晚，几片寒云雁过迟。愁意绪，酒禁持。万方多难我何之。天高风急宜猿啸，九月文章老杜诗。
二、《归国纪游》绝句十二首（录二）1977年作
诗中见惯古长安，
万里来游鄠杜间。
弥望川原似相识，
千年国土锦江山。
天涯常感少陵诗，
北斗京华有梦思。
今日我来真自喜，
还乡值此中兴时。
三、《旅游成都及三峡》绝句九首（录五）1979年作
一世最耽工部句，
今朝真到锦江滨。
两字少城才入耳，
便思当日百花春。
早岁爱诗如有癖，
老游山水兴偏狂。
平生心愿今朝足，
来向成都谒草堂。
想像缘江当日路，
只今宾馆是青郊。
欲知杜老经行处，
结伴来寻万里桥。
少陵曾与鸬鹚约，
一日须来一百回。
若使诗人今尚在，
此身愿化鸬鹚来。
舟入夔门思杜老，
独吟秋兴对江风。
巫山不改青青色，
屹立诗魂万古雄。
四、《自温哥华乘机返国参加将在成都举行之杜甫学会机上口占》绝句一首1980年春作
平生佳句总相亲，
杜老诗篇动鬼神。
作别天涯花万树，
归来为看草堂春。
五、《旅游有怀诗圣赋五律五章》1982年春作
垂老归乡国，逢春作远游。因耽工部句，来觅兖州楼。
平野真无际，白云自古浮。千年诗兴在，瞻望意迟留。
曾叹儒冠误，当年杜少陵。致君空有愿，尧舜竟无凭。
毁誉从翻覆，诗书几废兴。今朝过曲阜，百感自填膺。
髫年吟望岳，久仰岱宗高。策杖攀千级，凌风上九霄。
众山供远目，万壑听松涛。绝顶怀诗圣，登临未惮劳。
历下名亭古，佳联世共传。因兹怀杜老，到此诵诗篇。
海右多名士，人间重后贤。词中辛李在，灵秀郁山川。
锦里经年别，天涯忆念频。重来心自喜，又见草堂春。
笼竹看弥翠，鹃花开正新。盍簪溪畔宅，盛会仰诗人。
六、《赴河南巩县参加杜甫学术讨论会因谒杜甫故居口占》五律一首1984年作
巩洛中州地，诗人故里存。千年窑洞古，三架土峰尊。
东泗余流水，南瑶有旧村。山川一何幸，孕此少陵魂。
以上所录，是我平生所写诗词中有关杜甫的一些作品。我学习旧诗的年龄颇早，开蒙的读本是《唐诗三百首》。那时我大概只有五六岁，对于书中所选的几篇杜甫诗，虽然也大多能熟读成诵，但对之却并没有深入的理解，因而也并没有特别的喜爱。不过杜甫诗却仍给我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即如其《望岳》一诗所写的对于泰山的崇仰和攀登，《佳人》一诗所写的一个经过乱离的女子不幸的遭遇，《赠卫八处士》及《梦李白》诸诗所写的诚挚动人的友情，以及人世之死生离别与祸福荣辱的沧桑，凡此种种，就都曾使我当时尚属童稚的心灵，感到了一种触动和激荡。此外杜甫诗的音节声调之美，也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的伯父和父亲居家无事时，都喜欢高声吟唱诗篇，所以我从年龄很小时就也学会了诗歌的吟唱。而当我诵习《唐诗三百首》时，遂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感受，那就是对于某些诗我可以默读欣赏，但并不产生要吟唱的感觉；而另一些诗则虽在默读中，也使我有一种想要吟唱的冲动。杜甫诗所给予我的就是后一种感受。特别是他的一些五、七言律诗，所给我的这种感受尤为强烈。不过，以上所言都只是我童年时读杜甫诗的一些直觉的感受，至于杜甫诗真正的好处何在，则我在当时可说是丝毫未曾了解的。
我之对杜甫诗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可以说是在经历了一段忧患后才开始的。当我读初中二年级时，发生了“七七事变”，北平沦陷，落入日军的统治之中。我的父亲则随工作的迁转，去了遥远的抗战后方，只剩下母亲带领我和两个弟弟，羁留在被敌人统治的沦陷区中。四年后，当我刚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时，母亲就病逝了。而我既进入了大学的国文系，当然也就读诵了更多杜甫的诗篇。而也正是这种环境和心情，遂使我对杜甫在天宝乱离中所写的诗篇，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再加之当时担任我们“唐宋诗”课程的老师顾随羡季先生也是杜诗之崇爱者，对杜诗中所蕴含的博大深厚的感情及生命力最为推重，尝谓杜甫对于忧患苦难，既有正视的勇气，更有担荷的精神；又谓杜诗声调之美，不能只简单视之为一种音节之美，以为杜诗之声音节奏，也同样是他的生命及感情的一种力与热的表现。羡季师的话曾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更加深了我对杜诗的赏爱和理解。本文前面所抄录的第一篇作品《鹧鸪天》词，就是我在大学读书时的习作。
这首词开端所写的已经“惊霜”和“别故枝”的“叶”，当然就是当年在沦陷区中，父亲既已远去后方，而母亲又因病逝世之后的我自己的写照。“寒云”“过雁”则流露了我对久无音信的父亲的怀思。“垂”“丝”的“老”柳，与“开”的“秋水”，则表现了在沦陷中的故都景物之凄凉。至于下半阕的“万方多难”则是用杜甫诗句来写当日抗战中的多难的国家，而最后两句则更是明白地举引了杜甫《登高》一诗的诗句，表现了在忧患之中杜甫诗所给予我的启发和感动。因为杜甫在《登高》一诗中所写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诸句，就正如羡季师所云，虽然他所写的景物乃是萧瑟悲凉，但在形象与音节中，却仍充满了一种飞扬激越的精神，仍然是他的生命中的力与热的表现。而我这首词的结尾一句所写的“九月文章老杜诗”，就正是对杜诗中这种精神的歌颂和赞美。
第二组的《归国纪游》诗，是我于1977年从加拿大回国探亲旅游时在途中所作。这组诗距离我前引的第一首作品《鹧鸪天》之写作，已有三十四年之久了。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内，我写作的诗词极少，这一则是因为我自1948年结婚赴台湾后不久就遭遇了意外的忧患，其间不复读书写作者盖有数年之久，此后又忙于教书兼课为养家糊口之计，也不复更有时间与心情为诗词之创作。不过我虽然不复写作有关杜甫的诗篇，然而我与杜甫诗却不仅未曾疏远，而且反而有了更密切的交往。那就是我在台湾的几所大学中，分别开设了“杜甫诗”的专书课程，而且写作了多篇有关杜甫诗的论文。记得当戴君仁先生与许诗英先生两位老师要在台湾大学和淡江大学为我开设专家诗的课程时，都曾亲自来询问过我要开哪一家的专家诗，而我则都毫不犹豫地答以“杜甫诗”。关于我选开杜甫诗的理由，后来我在《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一篇长文中，于论及杜甫集大成之成就时，也曾经有过叙述，说“面对如此缤纷绚烂的集大成之唐代诗苑，如果站在主观的观点来欣赏，则摩诘之高妙、太白之俊逸、昌黎之奇崛、义山之窈眇，固然各有其足以令人倾倒赏爱之处，即使降而求之，如郊之寒，如岛之瘦，如卢仝之怪诞，如李贺之诡奇，也都无害其为点缀于大成之诗苑中的一些奇花异草。然而如果站在客观的观点来评量，想要从这种种缤纷与歧异的风格中，推选出一位足以称为集大成的代表作者，则除杜甫而外，实无足以当之者。杜甫是这一座大成之诗苑中根深干伟、枝叶纷披、耸拔荫蔽的一株大树，其所垂挂的繁花硕果，足可供人无穷之玩赏、无尽之采撷”。关于杜甫之所以能达致此种“集大成”之成就，我以为最基本的一点乃在于杜甫既秉有一种均衡而博大的才性，又具有一种均衡而博大的容量。我在该文中也曾提出：“杜甫是一位感性与知性兼长并美的诗人。他一方面具有极深且极强的感性，可以深入于他所接触到的任何事物之中，从而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华。而另一方面他又有着极为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脱出于一切事物的蒙蔽与拘限之外，做到博观兼采而无所偏失。这种优越的禀赋，表现于他的诗中，第一点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就诗歌之体式风格方面而言，无论古今长短各种诗歌之体式，“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运用，开创变化，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因此遂使得他在风格体式方面，达到了一种“集大成”的境界。而另外若就其修养与人格之情意方面而言，则杜甫更是超越了一般诗人之上，而达到了一种“集大成”的境界，那就是他的“诗人之感情与世人之道德的合一”。因为杜甫诗中所流露的道德感“并不是出于理性的是非善恶之辨，而是出于感情的自然深厚之情”。所以纵然是在千载以下读之，杜甫诗中“所表现的忠爱仁厚之情”，也仍然是“满纸血泪，千古常新”。记得羡季师当年讲诗时，曾经屡次提到过诗歌中感发生命之深浅厚薄，实在与诗人感情之关怀面的深浅厚薄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一些小有才气的诗人，常喜欢玩弄其才气，欲以新奇诡异取胜于人，这类作品虽偶尔亦能吸引人之赏玩与注意，但终乏博大深厚之感发生命。而杜甫之所以能达致其集大成之成就，主要就正因为他在艺术之才性方面，既有着均衡而博大的容量，而且在感情之心性方面，又有着深厚而博大的关怀的缘故。当我提出愿开授“杜甫诗”专书之课程时，我的愿望就是想把杜甫的艺术之才性与感情之心性两方面的深厚博大的特质，与同学们一起做一次反思的探讨。因此我在讲授时，乃是按照编年的顺序结合着杜甫的生平来讲授的。我以为像杜甫这样真正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诗歌的诗人，我们在讲授他的作品时，实不应只拘限于知识的讲授，而更要能传达出杜甫诗中那一种深厚博大的感发的生命，才庶几可以不致愧对这一位伟大的诗人。虽然我自己的讲授并不能真正达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不过我在讲授杜甫诗时，则确实是充满了自己的感动之情的。那时我身在台湾，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已有十余年之久，因此每当我讲到杜甫怀念乡国的诗，总会在内心中引起一种深切的共鸣。我还记得有一次当我讲到杜甫《秋兴八首》中“每依北斗望京华”一句时，曾经不能自禁地在语调中流露出一种欲泣的哽咽。正是因为我对杜甫诗怀有这一种深切的感情，所以当1977年我自己真的来到杜甫诗中所心心念念的长安时，才会内心中充满激动之情，而写下了第二组《归国纪游》诗中的两首七言绝句。
记得当年旅游时，我曾带着自己的女儿言慧去参观陕西西安市长安县的韦曲一中，当时接待我们的有一位姓罗的教育局处长，也是学中文的，当他陪同我们各处参观时，就曾遥相指点，告诉我们那一方的远林就是樊川的所在，而这一方的土坡，就是唐代所称的少陵原。而这些原是我在唐诗中早已熟悉的地名，所以当日亲临其地，乃感到特别的兴奋和亲切。我诗中所说的“弥望川原似相识”，“川”就指的是樊川，而“原”所指的当然就是少陵原，并非只是泛说而已。而“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二句，所写的也确实是我当年在台湾讲杜甫《秋兴八首》诗时的真实的感动，也非仅只是泛说而已。何况1977年正值“四人帮”倒下去不久的时候，大家都对“文革”乱后祖国大陆的重新振起抱有莫大的期望，所以我才在诗中写了“今日我来真自喜，还乡值此中兴时”两句充满欣喜和祝愿的话语。
第三组诗的写作，距离前一组诗有两年之久。正是因为我1977年从加拿大回国旅游时，沿途看到很多人在“文革”过后重新燃起的读书——特别是读诗——的热情，于是遂使我也兴起了回国教书的念头。因此我于1978年就向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提出了回国教书的申请，而在1979年的春天，我真的就回国来教书了。我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讲了三个多月的课，当暑假开始时，接待的单位要安排一些教师去旅游，当时有两条不同的路线可以选择，其中一条路线就是成都及三峡。而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一条路线，当然也还是因为这是杜甫曾经居住和经游过的地方。记得当我们乘车进入成都市不久，忽然听到有人说下面要经过的地方是少城，于是我就觉得心中忽然一振，当即想到了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中的“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的诗句。及至住入旅馆中后，又听人说万里桥就在附近，于是我又立即就想到了杜甫《狂夫》诗中的“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的诗句。因此放下行李后，当天傍晚就请人带路忙着去寻万里桥了。而在路上行走之时，我就又想到了杜甫《堂成》一诗中的“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两句诗。所以我在诗中所写的“两字少城才入耳，便思当日百花春”和“想像缘江当日路”“结伴来寻万里桥”等句。诗虽不佳，但却确实是我当时一种真切的兴奋之情。而最使我兴奋的，则是第二天草堂的游访。大概从我幼年初读唐诗开始，就常听伯父谈起杜甫曾在成都住过的草堂，而那时的中国既正在离乱之中，我的年纪又小，当然无法去游访草堂，但却自那时起，我就已开始对于草堂有一种强烈的向往之情。及至我在台湾开始讲授杜甫诗，把杜甫在成都所写的有关草堂的诗一首首讲下来时，杜甫当年在成都草堂生活时的一切景物情事，遂恍如生了根一样在我的心中成长起来。但当时的台湾与大陆却一直在严密的隔绝与封锁之中，我那时实不敢想何年何月我才能真的重回故乡，前往成都一访我多年来所魂梦牵萦的草堂。而这也正是何以我在当年讲杜甫《秋兴八首》的“每依北斗望京华”一句诗时常有欲泣之感觉的缘故。而如今我居然美梦成真，果然真的来到了草堂，则其欣喜兴奋自不待言。所以我才极为激动地写下了“平生心愿今朝足，来向成都谒草堂”与“若使诗人今尚在，此身愿化鸬鹚来”的诗句。其后二日，乃自成都转赴重庆，然后登上了由重庆去武汉的江轮。在船上过了两夜，除去眠食的时间以外，我大多都是伫立在船头，眼中贪婪地观览着峡中的景色，脑中闪过的则是古人所写的有关三峡的一篇篇作品。说来也奇怪，当我脑中闪现出古人作品的时候，一般情况都只是读诵文字的声音，但唯有当杜甫的《秋兴八首》在我脑中闪现时，所伴随的则是想要开口大声吟唱的冲动。虽然在船头众多游人的面前，我未敢真的高声吟唱出来，但在我的感觉中这八首诗的声调却实实在在一直回荡在我的耳畔与心中的。杜甫之感情人格及其诗歌艺术成就之伟大，则直欲与巫峡两侧蓊郁之青山万古争高。这种感觉，是我在读诵其他人之诗句时所从来未曾有过的。所以我才在诗中写下了“巫山不改青青色，屹立诗魂万古雄”的句子。
正由于我在1979年曾经从加拿大回国教了三个多月的书，因而结识了许多位在各大学中文系教书的朋友。于是在1981年春天，当杜甫学会在成都草堂召开第一次大会时，国内的友人就给我寄来了邀请函。当我收到此函时，距离开会的日期已经很近，且正值我所任教的加拿大的大学即将举行学期考试之际，本来并不易抽暇前往开会，但因为开会的地点是在成都的杜甫草堂，我想在如此可纪念的诗圣故居之地，来和祖国的学人一同交流研读杜诗的心得，该是极为难得的一次宝贵的机会，因此便匆匆摒挡一切订了机票，决定要回国参加这一次的会议。那时正当4月中温哥华市到处繁花似锦之际，但我所心想的则是草堂的春天一定更美。所以上了飞机后，我就口占了一首七言绝句，那就是本文前面所录的第四首，题为《自温哥华乘机返国参加将在成都举行之杜甫学会机上口占》的那首诗。诗虽不佳，但诗中所写的“平生佳句总相亲，杜老诗篇动鬼神”二句，既是我平日读杜诗的真正的感受；下面的“作别天涯花万树，归来为看草堂春”二句，也是我当日登机时的真正的心情。而更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则是在这次杜甫学会的草堂之会中，我得以结识了一位我夙所钦仰的前辈学人缪钺教授。缪先生读了我在本文前面所曾引录的第二组诗中的“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诸作，曾写七律一首相赠，有“锦里草堂朝圣日，京华北斗望乡心”之句，虽非专咏杜甫诗之作，但与杜甫诗也有一点渊源，因顺笔附记于此。
第五组的五首五律，写于1982年春，与前一首诗的写作时间相距不过一年。原来我自1979年返国教书后，国内遂有多所大学相继做出邀请，于是我就向加拿大的校方申请了一年休假，于1981年暑期返回国内，先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了一学期，然后利用寒假应云南大学之邀去做了短期讲学，寒假后则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课。而四川大学的缪钺先生则屡次来函坚邀我去川大讲课，并拟订了要与我合撰《灵谿词说》的计划。于是我遂不得不商得了北师大的同意，缩短了讲课的日期，在春假中就结束了北师大的课，利用假期赴山东各地旅游了一次，然后就转去了成都。这一组的五首诗，就都是我在旅途中随时即兴口占的作品。大概是因为我在各校讲课都讲到了杜甫诗，这次旅游的路线又恰好都是杜甫当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时代的经游之地，所以一路走下来，就经常有杜甫的诗句在我的脑中不断地闪现。这一组的五首诗之写作，可以说都是由我所记诵的杜甫的诗句引发出来的。即如《过兖州》一诗中的“平野真无际，白云自古浮”二句，就是从杜甫《登兖州城楼》一诗中的“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二句引发出来的；《游曲阜》一诗中的“曾叹儒冠误”及“致君空有愿”诸句，则是从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的“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诸句引发出来的；《登泰山》一诗，则更是从开端的“髫年吟望岳，久仰岱宗高”二句，就点明了这首诗乃是从杜甫《望岳》一诗中的“岱宗夫如何”及“会当凌绝顶”诸句引发出来的；《游济南》一诗，也是从开端的“历下名亭古，佳联世共传”二句，就点明了这首诗乃是从杜甫《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一诗中的“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一联引发出来的。不过，我所谓的“引发”绝不是对杜甫诗句单纯的引用，而是由杜甫的诗句真正引生了我自己的感发。即如《过兖州》一诗，开端二句所写的“垂老归乡国，逢春作远游”二句，就充满了我自己真正的感动。我自1948年离开自己的故乡，在外辗转流寓有三十年以上之久，而在海外讲授中国的古典诗歌，又经常会引起我自己无穷的乡国之思。当我于1982年赴各地旅游时，已经是一个年近耳顺之人了。所以说，“垂老归乡国”这一句中就已蕴含了多年来我对自己之乡国的无穷的怀念。而现在在如此美好的春季，竟能有机会亲身回来一游我在诗歌中所熟悉的祖国的山河大地，所以说，“逢春作远游”，此句虽看似平叙，但却实在包含了我极大的兴奋与感动之情。虽然杜甫诗中所咏的兖州城楼已经不复存在，但浮云不改，平野依然，杜甫诗所给我的感动，与我此日之登临瞻望的感动，其感发的生命则仍然是生生不已千古常新的。再如《游曲阜》一诗，则我在当时更是既致慨于杜甫的“致君尧舜”之志意的落空无凭，同时也致慨于“文革”中“批孔批儒”之愚妄无知，以致对中国之文化造成了痛深创巨的摧残。儒家之政治理想与道德修养，虽因其形成之时代的古老，而自有其时代之局限，在时移世易的今日自然已经有许多不完全适用之处，但我们却不得不认识到儒家的政治理想与道德修养中，实在也蕴含着数千年来之圣哲的一种智慧的结晶，其间也自有不少值得宝爱的精华之处。这正是今日想要重振中国文化的有志者所应深刻加以反思的。又如《登泰山》一诗，如前文所述，杜甫的《望岳》原是我自童幼时期就早已熟诵的诗篇，而且从诵读这首诗开始，在我童稚的内心中，早已就抱存了想要一登泰山的向往，如今身临其地的兴奋自不待言。所以虽在“垂老”之年，也仍然奋力攀登。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概，在我辛苦攀登的过程中，确实给了我不少信心和勇气。再如《游济南》一诗，济南原是宋代两大词人李清照与辛弃疾的故乡，我来到这里后，自然也想到了这两位词人的许多名作。但说来奇怪，我从辛、李二人的作品中，却想不出有哪些句子可以像杜甫的“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二句，可以把济南之地灵人杰如此简净直接地都包容进去叙写；何况我一路上吟占的诗歌，原都以得自杜甫的感发为主，所以就仍用杜诗开端而却把杜诗中两句佳联中的“名士”引来与“后贤”相对，如此就自然从杜甫引到了辛、李，把宋代的两位词人也包含进去了。这当然只是一种巧合，但却也足以证明杜甫诗之包容性与感发性之广博与强大了。至于其五的《在成都草堂参加杜甫学会第二次年会》之作，则是以赋笔开端，直写我重到草堂之欣喜。正因为我已曾于前一年参加过杜甫学会的首次年会，且曾于该次年会中得与前辈学人缪钺先生相遇，并蒙其知赏，更邀我共同撰写论词之专著，则我此次重来之欣喜自可想见。所以说“经年别”，说“忆念频”，说“重来”，说“又见”，句句写的都是重来，也句句表现的都是欣喜。一切全出于自我之感发，而并不像前几首诗之出于由杜甫诗句所得之感发。不过我在此诗的结尾处，却仍有意地用了杜甫诗中的一个词语，那就是“盍簪溪畔宅”一句中的“盍簪”二字，此二字原出于《易经》“豫”卦四爻的爻辞“朋盍簪”之句，有群朋相聚之意。不过此一出典并不被一般作者所习知惯用。我之使用了此一词语，则是因为杜甫在其《杜位宅守岁》一诗中曾经写有“盍簪喧枥马”之句，所以我才有意地使用了此一词语，以求其与以上各诗皆曾引用杜诗之情况有一个呼应。并借之以加强此次会议之为纪念杜甫而召开的意义。
最后一首《赴河南巩县参加杜甫学术讨论会因谒杜甫故居口占》的诗，写于1984年5月。当时因得北大陈贻焮教授之推介，蒙山东大学萧涤非教授所主持的《杜甫全集》校注组相邀，参加了在杜甫故乡河南巩县所召开的《杜甫全集校注》讨论会。会期中曾先后参观了杜甫故居和笔架山前杜甫诞生之窑洞，以及南瑶湾村等地。我的诗本是纯属直写的纪实之作，固自知其不佳；但我对这一切有关杜甫之诞生与成长的相关之故地，则有着极亲切的一份景仰之情。记得当我1977年赴长安县旅游，接待的人告诉我说眼前的一片土坡就是少陵原时，我急忙要陪我一同旅游的女儿为我在这一片土坡前摄影留念。我的女儿曾经好奇地问我，这片土坡又没有什么美丽的风景，你为什么这么兴奋地要在这里照相？因为我女儿是很小就在国外生活的，对杜甫的生平与杜甫的诗歌都并不熟悉，所以在她的眼目中，这里就只不过是一个土坡而已。而殊不知在我的心目中，伴随着这一片土坡而展现的，则是杜甫的千载犹新的感人的诗句与千秋不死的精魂。如今在巩县杜甫故里所见到的一切景物，就仿佛也都披上了杜甫之诗魂的璀璨的光彩，所以我在这首诗中，于历叙了所见的诸处景物之后，乃结之以“山川一何幸，孕此少陵魂”二句，可以说就正是我自己对杜甫之诗魂的一片崇仰感动之情的真切表达。
就在我参加了在成都和巩县所举办的这三次有关杜甫的学术讨论会之后不久，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友人有心要把我以前于1966年在台湾出版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一书增订再版。我曾为此书写了一篇《增辑再版后记》。在该文中，我曾经简单地叙写了自此书初版后，我所获得的海内外的一些反响，并且在最后把我在海外与国内历次参加各种会议时所得的不同的感受，做了一番比较。我以为，“如果说我在海外所参加过的一些学术会议是属于纯知性的会议，那么我在成都草堂及河南巩县所参加的这三次有关杜甫的会议，则可以说是在知性以外兼具强烈之感性的会议”；又说，“当我在成都草堂及河南巩县参加有关杜甫的会议时，我更从缪钺教授和萧涤非教授几位前辈学人的讲话中，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对于杜甫的一片尊仰爱慕的深挚之情。而当开会以后大家一同到有关杜甫的一些故地去参观游览时，杜甫诗中所叙写过的景物情事，就会同时涌现在每个与会人士的心中脑中。随便任何一个人吟诵或提起杜甫的一两句诗，都可以引起其他同游者的共鸣，仿佛当年写诗的杜甫也就正行走在大家的身边”。我以为如果单纯只就学术性的研究而言，则客观的态度与逻辑的思辨当然是极为重要的。在这方面，西方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自然有不少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之处。但如果就中国诗歌的传统而言，则中国诗歌的教学，实早自孔子之时代，就已曾提出了一个重视诗歌之兴发感动之作用的“诗可以兴”的传统。而如果从诗歌的兴发感动作用方面来看，则就我多年来读诵和讲授诗歌的体验而言，我以为杜甫诗中所蕴含的感发生命，较之其他诗人实在是更为深厚而博大的。所以我在前所引过的《增辑再版后记》一文中，就还曾记叙：“我在海外讲授中国古典诗多年，一般说来，我的研读范围与研读兴趣原是相当广泛的，对于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作者，也都可以取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评赏。但在我去国日久思乡日切而一直还乡无计的一段年月中，我却逐渐发现最能引起我怀乡去国之思的，实在是杜甫的诗篇。”所以当我于1979年第一次从加拿大回国教书，在故乡北京与旧日之师友重聚时，就还曾写过一首绝句：“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屈杜魂。”这首诗后来在辗转相传中，曾经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版本，其不同处主要在诗的最后一句。一种是“难忘诗骚李杜魂”，这主要是因为后来当缪钺先生读到我这首诗时，曾经提了一个意见，说“屈杜”的“屈”与上面“诗骚”的“骚”重复，所以把“屈杜”改成了“李杜”。而我则争辩说就我的感觉而言，使我有强烈的家国忠爱之思的，实在是“屈杜”而并非“李杜”，于是遂又有友人提议说“屈杜”既不可改，那就不如把上面的“诗骚”改成“诗中”两字吧。这种说法，就修辞文法言，也很有道理，但就我的感觉言，我却觉得“难忘诗中屈杜魂”之句，似乎只是一种通顺明白的叙述句，而不似我最初的“难忘诗骚屈杜魂”之句之带有一种直接的感发。我的诗当然鄙陋不足道，我不过只是想借此来说明，就我的感觉而言，杜甫诗中所表现的深厚博大的感发生命，是蕴含着强大的感染力的。然而一般说来，杜诗却并不容易被一些初学诗的年轻人所喜爱，这一则固然因为未经忧患的人不易了解杜诗透过忧患所表达的生命力，再则也因为初学诗的人往往只欣赏一些风花雪月的短小的诗篇，而对杜诗中的一些深厚博大的伟作，则反因畏难而感到了隔阂。所以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中就曾经说，“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我不知道目前国内各大学院校中是否开设有“杜甫诗”的专书课程，如果只是在文学史的课程中对有关杜甫的事迹与诗作做一些简单的知识性的介绍，是很难使学生们对杜甫诗中所蕴含的深厚博大的感发生命有所体悟的。而如果生疏和冷落了对杜甫诗的读诵与传承，则不仅将造成中国古典诗歌之文化遗产上的一份重大的失落，同时对青年人之感情心性的培育方面，也将丧失掉一项重大的养育的资源。
我非常高兴地见到在杜甫的故里河南巩县有杜甫研究会的成立，也非常高兴地见到《杜甫研究·创刊号》的出刊。而我更期望能见到的则是能从杜甫的故里首先做起，在各级学校中多增加一些使学生们能学习吟诵杜诗的课内教学或课外活动，使学生们能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有一个接触和亲近杜甫之博大而深厚的感情心性的机会，则杜甫诗歌中感发之生命，必将生生不已，万古常新。
1996年5月5日写毕此稿于加拿大之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