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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领导、诸位老师、诸位同学：
首先，我要感谢南开大学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能够在南开大学继续我的教学工作。谢谢南开大学的诸位老师。
岁月易得，一年一度的“叶氏驼庵奖学金”颁奖典礼今年已经是第十四届了，而我来到南开大学也已经有三十年之久了。所以，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和大家讲一讲我设立这个奖学金的用意和经过。
我想大家都知道，驼庵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别号，我们这个奖学金就是为了纪念顾随先生而设立的。每一个同学，在一生之中都会遇到很多老师。我也是一样，我在一生之中也曾有过很多位老师，但是最使我感念的一位老师就是顾随先生。因为，有的老师传授的是知识和学问，而有的老师所传授的则除了知识和学问之外，还有对学生精神品格的一种陶冶、熏染和提升。我觉得，顾随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老师。
我跟顾随先生学习的功课主要是诗词。而我觉得，诗词的教学是有一种特殊作用的。我在班上讲课时也常常讲道：我们中国传统的诗词作品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诗歌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古人早就注意到了“诗可以兴”的作用，我们的诗歌是从感发而兴起的，它的作用也是透过感发来传播的。我常常说，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是用他们的生命来谱写自己的诗篇，是用他们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屈原如此，陶渊明如此，杜甫也是如此。自古以来，不管是大诗人还是小诗人，都或多或少地把他们自己的生命、品格、修养和志意放在了他们的作品里。诗歌的这种作用，是其他作品不可替代的。而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当年给我们讲诗的时候，所传授的就是诗歌中这种生生不息的生命的感发。
我是1945年从北平的辅仁大学毕业的，我们的校长是陈援庵先生，我们的系主任是余嘉锡先生，都是非常杰出的学者。但是我以为，他们在课堂上所讲的大体都是知识和学问。而知识和学问，有时候是我们自己从文字的著作里边也可以取得的。但顾随先生讲课时没有课本，也不发给我们什么文字的材料，每一次上课都凭着自己的感发——或者由自己的诗篇感发，或者由古人的诗篇感发，他都是即兴的讲授。他给我们的，都是由诗歌引起的一种生生不息的感发的生命。即使是对同一个作者或者同一首诗歌，每一次他讲的时候都有新的东西和新的生命在里边。因此我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听顾随先生的课，一直到我毕业后在北平教书了，还是追随着顾先生去听他的课。那几年我记了许多本笔记，还有一些零散的活页讲义装订起来也有厚厚的一本。这些东西，我以为是在天地之间极可宝贵的，是万一失去了就永远不可复得的。所以，当我在1948年坐飞机离开北平的时候，书籍衣物之类的什么都没有带，就只带了老师讲课的这些笔记。我1948年3月从北平去南京，1948年年底从南京去台湾，1966年从台北去北美，其间经过了许许多多的颠沛流离，很多东西都丢掉了，但我始终把这些笔记带在身边，它们随我羁旅漂泊达数十年之久。
在我离开北平去南京的时候老师曾写给我一首诗：
食荼已久渐芳甘，
世味如禅彻底参。
廿载上堂如梦呓，
几人传法现优昙。
分明已见鹏起北，
衰朽敢言吾道南。
此际泠然御风去，
日明云暗过江潭。
“优昙”是佛经里所说的一种美丽的花。我的老师说，他在讲台上教书已经几十年了，在他所教的学生里边，有谁真的能够继承他的精神和理念，开出这样一种美丽的花朵来呢？在那之前，老师在另一封写给我的信中还曾说：
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老师名字的英文读音读若“苦水”，所以他用“苦水”来作别号。曾参是孔子的弟子，马祖是禅宗南岳创始人怀让的弟子。老师说他不希望我像曾参一样只做一个对老师唯唯诺诺的弟子，而希望我像南岳门下的马祖道一样能够有所开创和发扬。对老师的这种期望，当年我觉得非常惶恐和惭愧。我不知道老师为什么竟把这个期望加在我的身上。我从小是关起门来在自家院子里长大的，所以我年轻时非常害羞，在公开的场合连一句话都不敢讲。去年顾之京师妹到南开来看我的时候还说：“我父亲的很多学生我小时候都认识，只有你，我那时只知道你的名字却不认识。”其实，那就是因为我在老师面前也不大讲话的缘故。
在离开老师之后，我遭遇了很多不幸的事情。当我在南京和刚刚到台湾的时候，我和我的老师还保持有通信的联系。老师在日记中还曾写道，接到了我的信，知道了我的近况，“不禁为之发造物忌才之叹”。可是后来，台湾当局下了戒严令，我和家乡的通信联系就断绝了。那时我常常做梦，梦见回到我家老宅，我从大门进去，院子里一切如旧，但所有的门窗都是关着的，哪一扇门我都进不去；我还梦见和同学到我老师家里去——老师家住在什刹海附近，而那时我们辅仁女校就在恭王府旧址，出了学校后门不远就是什刹海，我和同学们有时就沿着什刹海走过去看望老师——而在梦中什刹海到处都是高高的芦苇，我在芦苇丛中怎么也走不出去。每一次做梦做到这个地方就会惊醒，惊醒之后就有无限的怅惘和悲伤。当时我以为是因为我羁旅在他乡所以才有这样的想念，我那时还不知道，我的老师对我也是同样惦念的。一直到去年我在北京参加一个纪念老师的学术研讨会时，老师的女儿、河北大学的顾之京教授送给我她新编的一本书《顾随与叶嘉莹》——也就是今天我送给获奖同学的这本书——我才看到了书里所记载的我的老师在他的书信和日记里对我的怀念。这使我极为感动。
老师没有儿子只有六个女儿，他最喜欢他的二女儿顾之英。当时我是因为嫁给了一个做海军的丈夫而随国民政府撤退去了台湾；老师的二女儿则是因为嫁给了一个做空军的丈夫也去了台湾。那时老师曾给我写信，说希望你们两个人在台湾能够保持联系。可是我去台湾不久，我先生就被关起来了，第二年我带着吃奶的女儿也被关起来了，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到台北去看望之英师姊。等到四年以后，我的先生被放出来，我也在台北找到了工作，这才去探访住在台北的之英。之英一家住在空军的眷村，所谓“眷村”，就是军人撤退到台湾时临时搭建起来的眷属宿舍。我按照老师给我的地址找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和邻居告诉我说，他们全家已经都不在了。原来，先是顾之英到台湾后因气候不适而生病死去了，留下来有三个孩子。她的先生是空军飞行员，不知为什么竟然喂小孩吃了毒药然后自己也服毒，全家自杀了。有人说，当时可能曾救活了一个孩子，那孩子叫李沪生，因为是在上海出生的。那时我把这个名字记下来，托一个在空军工作的我的辅仁校友去找，我说你一定要帮我找到老师的这个外孙，我要收养他。那个同学找了好久，但是始终也没有找到。
后来当我见到顾之京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家那时候也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大陆的报纸报道了这件事情，是作为台湾白色恐怖的事例来报道的。她们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老师，就把家里订的报纸藏起来了。但老师学校的办公室也订有报纸，后来他们就发现老师好像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但老师也不说。一家人始终互相隐瞒了这个消息，为的是不愿意让对方痛苦。《顾随与叶嘉莹》这本书中收入了老师在1949年给我的一个同班同学的信，老师在信中说：“嘉莹与之英遂不得消息，彼两人其亦长长相见耶？”原来不只是我思念老师，老师的心中也是一直惦念着我和之英的。
抗战的时候北平沦陷有八年之久，所谓“慷慨歌燕市，沦亡有泪痕”，这是我当年写的一首诗里边的句子，那时我们的老师、同学都写过这一类的作品。记得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老师在课堂上写过两个断句，是翻译英国诗人雪莱《西风颂》里的最后一句“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老师写的是：“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我那时曾用老师的这两句写成了一首《踏莎行》词，题曰《用羡季师词句，试勉学其作风，苦未能似》。后来顾之京师妹整理老师遗著时曾对我说：“我没有找到我父亲在哪一首词里用过你所说的那两句，你怎么说是用羡季师词句？”后来直到2009年，她才在周汝昌学长提供的老师信件中发现了老师写于1957年的一首佚词中有这两句，而且老师这首词和我那首词用的是同一个词调和同一个词韵。之京师妹在《顾随与叶嘉莹》这本书里说：“这竟是一首老师对弟子十四年前‘用羡季师句’足成之作所谱的一阕无法明言为‘和作’的跨越时空的唱和。”
说到周汝昌先生，我和他初次见面是1980年代初期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国际红学会议上。周汝昌先生说，当年他看老师的诗集，看到有《和叶生韵》的唱和诗作加起来有24首之多，就写信问老师：“叶生何人？今在何处？”但是，“师不答”。后来他从北京调动工作到南方去，老师曾写给他一首诗，其中有“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之句。老师对他说：“这是我若干年前送叶生的一首诗，现在转送给你了。”我听了周先生的话就想，那应该是因为我去台湾后音信隔绝多年，老师觉得传法的期望已落空了，所以又把那首诗转赠给汝昌学长了。
我第一次从加拿大回国的时候，最盼望见到的人就是我的老师。因为我在离开故乡以后也写了一些有关诗词的论著，我一直盼望的是把我的这些著作交到我老师的面前，像当年交作业一样，得到老师的批评和指正。可是我回来后才知道，我的老师已经去世了，这个愿望永远不能够实现了。我在写给之惠师姊和之京师妹的一首诗里说，“归来一事有深悲，重谒吾师此愿违”，那就是我当时悲痛的心情。所以说，我们师生之间的感情不是普通的情谊，而是经历了死生离别的师生情谊。我虽然不才无能，但为了传承老师的教诲，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做我所能够做到的一切事情。
这些年来之京师妹已经把我带回来的十几本听课笔记陆续整理发表出来了，目前她还在继续整理，可能最近将有更完整的专书出版。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非常感谢她做的这些工作。我的老师讲诗讲的不是知识，不是文字，而是诗歌里的生命。我以为从来没有人讲诗像我老师讲得这样好。老师的课充满了生命与理想的兴发和感动，提升了我们的学养和品格。
我现在已经是八十多岁快到九十岁的人了，回想起来我做过两件我认为对中国诗歌之传承颇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就是刚才说的，我在颠沛流离中不惜丢掉了个人的很多东西而保存下来了老师讲课的这些笔记，最终得到整理出版。第二件事情其实也颇有意义，那就是我录下了我的另一位老师戴君仁先生吟诵的录音带。这件事也是说来话长。
戴君仁先生别号静山，当年教我大一国文。那时候我们写作文都要写文言文，还要用毛笔。记得戴先生当时曾给我们出了一个作文题《书五代史一行传后》。原来五代的时候三天两头改朝换代，多少人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节操，所以欧阳修的《五代史》有一篇《一行传》，传中所记叙的一些人，都是在变乱之中能够有所持守，保住了自己的节操。那么戴先生让我们写读了这篇传记之后的感受，也就隐含有在日本统治下的沦陷区也该保持节操的意思了。戴先生还出过一个作文题是《代苏武致李陵书》。大家都知道苏武和李陵的故事，李陵投降匈奴虽然是不得已的，司马迁还曾因为替他辩护而遭受宫刑，但苏武却终于回到汉朝了，而李陵最终留在了胡地。古文里有一篇《李陵答苏武书》，传说就是李陵写给苏武的信，向苏武述说他不得已而投降的原因。那么老师让我们写《代苏武致李陵书》当然也是隐含有深意的。总之在北平沦陷于日本的那段日子里，我们师生都没有明说，但不管写文章还是写诗，我们彼此都能够领会其中的深意。
我在辅仁读大学期间戴君仁先生教我们大一国文，但没有给我们讲过诗。他到了台湾之后在台湾大学教的课里边有一门“诗选”，后来戴先生把我叫到台湾大学就是要我接着教他讲的这一门课。戴先生有一天在教“诗选”课的时候兴之所至就吟了几首诗。当时在座有很多台大学生和我一起听了戴先生吟诗，但后来似乎没有一个学生特别记起来这件事，而这件事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我觉得戴先生吟得真好。
若干年后我到了北美，离开祖国越久，心里就越关心祖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事情。于是我就写信请人帮我到戴先生家里录下戴先生的吟诵。结果戴先生为我录了一卷他吟诵的录音带，从五七言古近体到最长的《长恨歌》，那真是非常难得的一卷录音带，它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吟诵资料。
我现在很关心诗歌吟诵这件事情。中国古代小孩子入学学习，都是从背诵和吟唱开始的。我认为这很符合科学的道理。医学上说，人有左半脑有右半脑，左半脑是负责理性的，右半脑是负责感性的。一个人如果只用理性去学习，所得的就只是知解；而声音是一种直觉的感受，如果你伴随着吟唱去学诗，那就把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了。可是自从提倡新文学以后，大家看到老先生们摇头晃脑哼哼唧唧地吟诗，又不是唱歌，那算什么呢？大家就都不能接受。而许多年下来，吟诵这件事就荒废了，它的传统就断绝了。我在台湾三个大学教过书，时间达十几年之久，却从来没有在课堂上吟诵过一首诗。一方面因为我那时是一个很害羞的人，觉得吟诵的调子与唱歌完全不同，一般人听起来不免觉得不习惯，所以我不好意思吟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当时还没有反省到吟诵对于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我是到后来才慢慢地觉悟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开始提倡这件事的。现在也有很多主张提倡吟诵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把戴君仁先生吟诵的录音带子推荐给他们。结果在我最近参加的几次吟诵会上，发现居然有人学的就是戴君仁先生的调子。我认为，戴君仁先生吟诵的调子是最正统最规矩的，也是吟得最好的。不像有的人用音乐来配音如同唱歌一样，也不像有的人用一些流行戏曲的调子或者很奇怪的标新立异的调子。
以上就是我认为我做得很有意义的两件事情。我是很为我做过的这两件事已经在文化传承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而感到安慰的。
到今年为止，我教书已经整整六十五年了，从来没有中断停止过。甚至当年我生我的两个女儿时都没有请过产假，因为她们都是在暑假出生的。1945年开始我在北平教中学，1948年我匆忙到南方去，北平的中学当然没有我的退休金。我在台湾大学教书十几年，但是没满二十年就去了北美，所以我在台湾大学也没拿过退休金。我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教书两年，是短期的客座，当然没有退休金。1969年我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书，1989年退休，本来已经有二十年，可是由于我到加拿大的第一年是临时留下来的，那一年不算，所以我没有拿到全额的退休金，只拿到30万多一点的加币，当时折合成美金只有20万。我教了一辈子书，这就是我得到的全部退休金了。那时正值我们的研究所成立，我就拿出其中的一半，即10万美金，设立了这个“叶氏驼庵奖学金”。以今天的社会生活状况来说，你们得到的奖金数目是很微小的，也许连吃一顿比较豪华的酒宴都不够，但是这里边有我设立奖学金的一份深意，也有我设立奖学金的一份辛劳。因为这10万美金在我当年拿回来的时候是九块钱左右人民币换一块美金，那时还是很值钱的，可近年来美金越来越跌价了，于是我就陆续把奖学金换成人民币。你要知道，银行有它的额度，我每年只能换一定的数量，结果我只能把我自己的美金放在那里任其贬值，而只把奖学金的这10万换成了人民币。
我今天说这些话，只是希望大家理解我设立“叶氏驼庵奖学金”的这一份深意。在我们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里，老师与学生之间不但是知识的传承，而且还有一种精神和感情上的继承。我曾经改写了前人的两句诗，“师弟恩情逾骨肉，书生志意托讴吟”。父母之于子女，只是血肉的传承。我的子女与我的兴趣、感受不一定是相同的，而老师和学生之间反而有一种精神上的传承。从这一点来讲，师弟之间的感情有时甚而会超越了骨肉之间的感情。而作为一个书生，我自己一生的志意都已寄托在中国古典诗歌之中了，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已经这么老了，还愿意继续讲授我们中国古典诗歌的原因。
对不起，耽误了大家这么多时间。谢谢！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