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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商这个词虽然近几年才被提出来，但想办法激活个人潜能的做法，可以追溯至公元前594年的古希腊时期，雅典的首席执政官梭伦曾经发起过一项变革，极大地激活了个人力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梭伦改革”。
在梭伦进行改革前，雅典农民的境况是极其艰苦的，借了财主的债若还不清，财主就会在借债者的土地上竖起债务碑石，借债者就会沦为“六一汉”——他们为财主做工，收成的六分之五给财主，自己只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不够缴纳利息，财主便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
当农民和奴隶越来越多的时候，城邦的税收就不可能单纯依靠少数的财主富人来完成了，而且另一个以强悍凶猛著称的族群斯巴达人正在对雅典城构成威胁，也不能依靠少数的财主富人去打仗。为此，“梭伦改革”的必要条件诞生了。
公元前594年，雅典人找到梭伦，希望他来担任首席执政官，调解已经白热化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冲突。当时贫富悬殊，许多穷人不仅自身贫穷，还欠下富人的许多债，还不起债的穷人有一些按契约成为“债务奴隶”，有一些则被迫逃亡异地，民怨沸腾。愤怒的穷人希望平分富人的土地和财富；而富人却不愿意放弃自己得到的任何利益。激烈的冲突似乎已不可避免，一旦陷入内战则可能倾覆城邦。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594年的一个清晨，古城雅典的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兴致勃勃的人们正急切地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新上任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将在此宣布一项重要的法律。
只见梭伦在众人的注视下大步登上讲坛，环顾四周，径直走到一个大木框前。此时，嘈杂的会场立时变得鸦雀无声，人们凝神屏息，视线随着梭伦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那个大木框。
梭伦用手一拨，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刻在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便呈现在人们面前。梭伦高声宣读了这项旨在打击没落氏族贵族、促进奴隶制经济发展的法律“解负令”，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所有债契全部废除，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做奴隶的公民，由城邦拨款赎回。他甚至宣告：“此法律的有效期为一百年。”
梭伦还采取了许多鼓励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如除自给有余的橄榄油外，禁止任何农副产品出口；凡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会一种手艺；奖励有技术的手工业者移居雅典，给予其公民权；改革币制；确定私有财产继承自由的原则等。梭伦制定的这一系列法律条文均刻在木板或石板上，镶在可转动的长方形框子里。
改革后，广大平民摆脱了沦为奴隶的厄运，那些因欠债而被卖到异邦的人由国家出资赎回了。正如梭伦在诗中所写的，他拔掉了竖在被抵押的土地上的债权碑。梭伦因此受到了广大平民的爱戴。
在政治方面，梭伦废除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利，不再以出身而是以财产的数量来划分公民等级。按一年农产品收入的总量把公民分为4个等级（按年收入的谷物等产品的数量分别列为500斗、300斗、200斗和200斗以下四级），各等级的政治权利依其财力之大小而定。
第一等级的公民可担任一切官职；第二等级的公民可担任除司库（即财政官，一种执政官）以外的高级官职；第三等级的公民可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的公民不能担任公职，但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
同时，不同的等级所尽义务也有差别。例如，在军事义务方面，第一、第二等级提供骑兵，自备军械、军装和马匹。第三等级提供重装步兵，他们自备军械和军装，但无须提供马匹。前三个等级是构成雅典军队的主要力量。第四等级主要是充当轻装步兵和一般水手，不用自带军备，只带棍棒。
“梭伦改革”后，雅典城邦设立“四百人会议”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也即当时的最高行政机关。四百人会议由4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了第四等级外，其他登记公民皆可当选。此外，还设立陪审法庭（也译为民众法庭，相当于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有权上诉。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所有等级的公民经抽签方式选出。陪审法庭受理并裁决公民投诉或上诉的案件，扩大了公民的权利；制定新法典取代德拉古（古希腊政治家，立法者，曾在统治雅典时期，写出一部较为残酷的法典，规定所有罪行均处死刑）的严酷法律，只保留了其中有关杀人罪的惩处部分，为整个雅典法增添了人道色彩。
身为雅典的首席执政官，梭伦无法守成而只能改革，在夹缝中的改革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但他成功了，不仅使雅典走出了困境，还奠定了雅典此后近两百年繁荣兴盛的根基。
梭伦没有满足平民的平分财产的要求，但下令取消当时所有的公私债务，这样，至少使当时的穷困者不再负担任何债务；同时不仅废除了“债务奴隶”，也禁止今后任何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这就防止了自由公民分化成主奴两个阶级。富人的借贷收不回来，财富当然要“缩水”，但他们已握在自己手中的财富却没有被剥夺。
梭伦坚守中道是因为他对人性有一种透彻的认识。他在改革中虽然帮助穷人，但并不赋予穷人和富人任何一方以道德上的优越性，他不讨好任何一方。他知道富人固然常常是“为富不仁”，但穷人占有了财富同样也可能如此。
他在自己的诗中写道：“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富厚如属于没有教养的人们，厌足就要滋生不逊。”所以，“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在今天看来，他的哪怕是暂时废除信贷的经济措施对现代市场社会来说都可能会是过于激进乃至灾难性的，而他的人分四等的政治主张在现代人看来又是过于保守乃至不平等的，但他的改革在当时的情势下却不失为中道之举，因为重要的是其间所贯注的中道精神。最为突出的是，梭伦将个人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又使权力立足于法律并让社会重归法治。
梭伦改革既不迁就贵族，也不偏袒平民，收入最少的第四等级不享有担任政府官职和参选“四百人会议”的权利。这种中立政策未能彻底化解社会矛盾，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族专权的局面，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这些改革，使雅典贫苦公民摆脱了遭受债务奴役的威胁，打击了贵族统治，使城邦体制更加巩固。同时，梭伦通过规定公民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防止了土地的过分集中，使城邦体制得到健康发展，民主政治也发展起来。保护和促进工商业的措施又使工商奴隶主的地位迅速上升，奴隶制经济开始走向繁荣。
梭伦改革是雅典城邦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有助于工商业发展，调整了公民集体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使自身从事劳动的中、小所有者公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得以保证。
在那个时代，梭伦的做法可以说是颠覆式的，赋予了公民更多的权利，激活了大量平民的热情，让普通公民学习手工技术等，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这种对个体力量的关注，其实正是消费商运营要做的事情。
2000多年前的“梭伦改革”，跟消费商实践能发生什么关系？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在想办法激活更多人参加生产的激情，爆发出更大的潜能，同时保障那些付出劳动的人能够获得回报。
不过，本书中所讲的消费商，针对的是消费者，激活的是消费者的能力，目标是让普通的消费者也能通过争取掌握新的能力，提高营销水平，进而获得更多的收入，实现企业与从业者的共赢。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提倡与推行消费商，无论是作为企业，引入消费商模式，发展消费商团队，展开消费商营销策略，还是作为个人，成为一名专职或兼职的消费商从业者，其实都有一条主线，那就是激发出更多人的潜能，让更多人参与到业务经营中来。
在当时文明并不发达的时代，梭伦想到的做法是，烧毁契债，解放奴隶，赋予公民更多的权利，尤其是将注意力放到平民的身上，让普通公民去学习手工技术，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劳动者的收益回报，力争用规则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他的改革，完全可以看成是用相对平等的公民制度来激活民众力量、发动全民劳动积极性的努力，只不过他是从当时摇摇欲坠的政权角度出发，是为了对付斯巴达而被迫实行的改革。
而2000多年后，我们努力推行的消费商模式，何尝不是激活普通民众创业热情、增加基层群众创收渠道的一种努力。消费商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赋予权。消费商理论主张赋权于普通人，让他们去创造各种服务、产品、经历以及活动。彼此通过被赋权得到彼此需要的东西。
从根本上说，消费商就是有关赋予知情权、话语权和分配权的经济模式。而消费商企业平台赋权让人们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就使人们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目标，自由地安排时间、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