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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商的出现，离不开三个前提：劳动、知识与资本，前面我们讲了劳动，下面来看知识与资本——知识让更多人有能力成为消费商，掌握开发业务的能力。而资本力量的纵横，一方面孵化出了更多企业，这其中包括发展消费商团队的企业；另一方面，消费商也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发展自身。
在一般的定义中，资本被分为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等类别，金融资本以股票、债券等形式出现；社会资本也即商誉或品牌价值等。如果从资本运动的角度出发，它又表现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
无论是哪种资本，它都给消费商的成长提供了可能性。之所以这么讲，背后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有了资本的滋养，众多大中型企业得以崛起，让大家有了发展消费商的基础；二是有了获取资本的渠道，更多人可以参与到消费商这项事业中。而在资本的背后，资本占有者对消费商成长土壤的培植，也功不可没。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由于拥有资本，在产品分配上具有天然的优越性，而且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占有的资本量越多，越有利于巩固其在分配上的优势，这也是资本家扩大生产的动力。这是资本运行的必然逻辑，但这种分配方式必然会带来财富的过度集中，造成社会贫富悬殊。
富人的收入越高，其消费额占收入比重将越小，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占据了产品分配的大部分份额，但是其消费额是远低于其收入水平的；劳工阶层的消费需求占据社会整体需求的大部分，但他们的收入远不足以支撑他们的需求。这样，每一轮生产、分配后，产品存在过剩是必然的。在经济规模未达到饱和的阶段，剩余产品可以转化为生产资料，使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也令财富集中程度更高，使产品过剩现象更严重，从而引发了经济危机。
凯恩斯曾经主张用赤字财政政策来化解这种危机，但只是通过货币手段在市场上人为地创造需求，经过政府货币刺激调整后，经济往往呈现“滞胀”。我们回头看看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它导致资本家与劳工阶层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也正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大加鞭挞的原因。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所得的利润是劳工阶层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是不公平的，是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
经济是由生产和消费两个轮子驱动的，对利润的追求，使资本家热衷于提高生产的效益，但财富的集中，必然造成消费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那么，是不是资本就没有任何好处呢？其实在目前的发展阶段里，它在某些方面依然有用武之地。
要讨论资本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利弊，我们还需探讨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资本为什么可以参与对劳动产品的分配，这永远是理所当然的吗？在什么情况下将发生改变？支持者认为，资本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生产领域，有助于劳动产出的提高，增加的份额是资本创造的价值，应当归资本所有者所有。假如一块优质田的亩产是1000斤
，而社会平均亩产是500斤，如果优质田的主人请一个劳动者耕作这块优质田，获得1000斤粮食，相当于平均产量的500斤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而除此之外的500斤是优质田额外创造的价值，由优质田主人所拥有，这样看上去是合理的。
但是，我们要问，假设优质田的亩产依然是1000斤，社会平均亩产也提高到1000斤，每个劳动者拥有与其劳动能力相匹配的土地，这样的情况下，这块优质田的主人还能凭这块田地获得额外的收入吗？显然不能。
为什么同一块田地，在社会平均亩产发生改变时，这块田的主人的收入从有变无呢？这是因为尽管优质田使劳动者劳动效率提高，但是创造价值的主体是劳动本身，优质田主人向劳动者索取超过平均收益的那部分劳动产品，不过是因为优质田的稀缺性而获得的额外收益，这种收益将随稀缺性的消失而消失。
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是组织劳动力，而在生产中，只要资本还发挥着组织劳动力的作用，就意味着资本相对于劳动力来说是稀缺的，资本所有者也因此能获得额外收益。
只有当社会生产的参与者不需要借助资本手段，也能同样有效率地组织生产，即拥有资产不再是人们进入生产组织市场的必要条件，人们可以自由地根据市场和本身的状况，实现生产组织者与生产实施者角色的双向转换，这时劳动力的供求才会达到真正的完全竞争状态，市场才会实现真正的均衡，劳动者才会获得其创造的全部产品价值，资本收益为零。
资本在其中获得分配的份额为零，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组织者的收益为零，因为他对生产的实际贡献值也体现在劳动收益中，并能从中得到自己的劳动报酬，但因为生产组织市场的完全竞争关系，他无法取得超过其实际劳动贡献值的收益。
其实，这些道理根本无须通过复杂的推导，它只是源于一个常识：在劳动力紧缺、厂商数量较多时，厂商为了争夺劳动力，必然要提高工资，这意味着厂商实际利益受损，也即资本的回报率降低。因此，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是由稀缺程度决定的。这意味着，虽然资本的所有者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因为优质生产资源的稀缺性而获得额外的收益，但随着优质生产资源的不断普及，劳动收入在产品分配中的份额将不断扩大，最终优质生产资源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增值，将根据按劳分配原则被劳动者享有，产品分配实现真正的均衡。因为只有按劳分配，人们才会按需生产，从而避免产品过剩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生产资料已不再局限于土地，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已成为人类经济发展的主流。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虽然人口呈数十倍的增长，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远超从前。这意味着以现在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来解决生产资料的稀缺性问题不是难题。
但是，为什么到现在产品分配不均衡的现象依然严峻，整个社会中贫富差距反而越来越大呢？有人说，现代化生产日趋精密复杂，使用各种先进的设备、技术所需要的庞大资本根本不是普通个人所能承担的，根本不可能实现每个人都拥有满足现代生产资料的机会。但是，假设劳动者联合起来按份额出资呢？
假如一个优质生产资源使其达到最大产出所需的劳动力群体，按自己在生产中所创造的财富份额出资，共同拥有该生产资源，并按相关比例分配劳动成果，以合伙制形式实现所谓的“劳动者当家做主”，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可行吗？
笔者认为这种合伙制的生产组织方式也是可行的，但要注意的是，共同拥有生产资源，不是平均拥有，而是根据出资额，或者能力、贡献大小等占不同比例。此类例子已经有很多雏形，比如全员持股就是典型的体现，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多家大型公司都在实践这一模式，也收到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2014年的时候，曾有媒体对华为的持股情况做过分析，结论是：华为公司99%的股票由8万名员工持有，当时华为总共大概有15万名员工，而创始人任正非的持股是多少呢？2009年曾经有过一次披露，其持股比例是1.4%。可以看出，资本的力量与劳动者之间并没有鸿沟，劳动者完全可以成为资本持有者，享有分红，这样既能帮助劳动者增收，还有助于激发更大的创造力。
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至今，资本主义成为欧美世界的主流，其制度、文化、运行机制已取得长足的发展，形成一套稳定而又被广泛接受的体系。与四百多年前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时相比，人们社会经济协作成本大幅降低了，但为什么资本主义贫富差距依然严峻？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仍然没得到有效解决？
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进行社会化生产协作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地增强。如果说过去的社会生产协作是限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内进行，当今社会的生产协作已扩展至全球。在全球范围内，经济、文化、宗教、政治的巨大差异性及其中复杂纠缠的利益关系，为全球化生产协作设置重重障碍。
跨国资本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内部高效的运行机制以及广泛的社会网络等优异条件，大幅度降低全球生产贸易的协作成本，因此成为全球化生产协作的主导力量，自然也由此获得巨大的超额收益。与资本的扩张速度相比，经济个体在社会共识上的积累以及社会协作机制的建设，总是零碎而缓慢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对跨国资本构成有力的竞争，这意味着跨国垄断资本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现超额利润。
互联网的出现，大大增强了经济个体与垄断资本竞争的筹码。作为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变革，互联网从两方面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是大幅降低人类社会沟通、协调的成本，大大提高人们沟通、合作的效率，使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协作成为可能；二是促进互联网个人电脑的普及，而电脑作为一种生产工具，它的普及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普及成为可能，这将极大地增加经济个体结合的自由度。
信息科技革命以其便捷性和低成本，促使一些行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文化媒体与出版行业。在这一类以人的创作为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当电脑和互联网帮助人们摆脱办公场所、印刷成本的限制时，个人出版、自媒体方兴未艾，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如吴晓波频道、罗辑思维等自媒体，都是很典型的案例。
而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的背后，同样离不开资本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正是资本的力量才“催熟”了互联网，进而促进了现代消费商群体的壮大。单纯以投资来看，互联网行业融资相当火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互联网运行分析团队发布的《2017年二季度互联网投融资运行情况》报告显示，2017年第二季度，我国互联网投融资案例共220起，环比增长91.3%，同比增长105.6%；披露的投资金额135亿美元，环比上升86.2%，同比下降8.8%。
当然，资本过分集中也并非好事，如果能够实现生产资料的平等，劳动者才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真正的平等，只有这样，他们的才华、能力、勤奋程度才能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决定性筹码。而消费商的成长，需要这样的条件。
但是这一平等，并不是在剥夺个人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基础上获得的，相反，应确保每个劳动者都拥有与其劳动力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并通过科技发展、制度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生产协作的成本，达到社会分工协作与个人自由发展的完美结合。因为只有文明，才是不受任何人或任何集团所垄断、真真正正为全人类所共享的财富。
越来越多人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知识，而正是这些知识，提升了从业者的能力。即使是四五线城市的普通人，也可能通过知识的获取而掌握比较前沿的技能，参与到企业的消费商运营落地环节。因此，可以说是肥沃的知识土壤培植了消费商模式的成功推行。
近几十年来的知识爆炸，给消费商的成长创造了相当不错的条件。这里面涉及三个关键点：一是知识创造，就是知识的生产；二是知识传播，是指新的知识能够在社会上广泛扩散开；三是知识获取，就是有需要的人能够学到这些知识。
我们谈到知识创造，其实正是要梳理社会商业知识的升级过程，以及知识创造对消费商的影响。知识创造的途径包括知识组合和知识交换。
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Schumpeter）认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创新，即将获取的原料、资源等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即“新组合”）以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科学家和工程师通过对不同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技术的组合来创造新知识。事实上，对已有知识的重新组合也是新知识产生的途径之一，而根据其组合方式的不同，可以将这种途径分为渐进型和突破型两种。
（1）渐进型变化。熊彼特曾论及连续小步骤的适应性改进；斯坦福大学管理学教授、多领域管理大师、组织决策研究领域最有贡献的学者之一詹姆斯·马奇（James G.March）与美国管理学家、经济组织决策管理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则将“本土化搜寻”（Localized Search）和“稳定的启示”（Stable Heuristics）视为知识增长的基础。新知识可以通过对已有知识的逐步调整和增量改进而获得。例如，瓦特将蒸汽机推广应用到工业领域，就是建立在对纽可门蒸汽机的不断改进的基础之上。
（2）突破型变化，即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按照当代管理理论的大师、组织学习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克瑞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和美国当代教育家、哲学家、“反思性教学”思想的重要倡导人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的理解，就是双环型学习（Double Loop Learning），它与单环型学习不同，是指当发现错误时，可以通过运用收集、整理到的信息，不断对现有的知识进行重新整合以获得新的知识；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则将科学发展的模式视为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即科学的发展是通过新旧范式的交替和科学革命来实现的。当然，新知识也是通过新旧范式的交替和革命而产生的。例如，在信息技术领域，晶体管取代真空管、集成电路取代晶体管都是属于这种突破型的知识创新。
通常，新知识不仅可以通过不同主体所拥有的知识和经验组合而产生，当有限的资源被不同的行为主体拥有的时候，资源的相互交换就成了资源组合的先决条件，管理人员还可以充分利用科研人员、理论学家和思想家所掌握的互补性知识来加快知识创造活动。因此，可以通过这些行为主体相互交换其所拥有的资源，从而获得新知识。
有时，这种交换就像科学共同体内或通过因特网进行的信息交换一样，其中包含着个人或集体所拥有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转移。通常，新知识的创造是通过社会互动和共同合作而发生的。
著名经济学家、霍普金斯大学的英籍女教授、企业内在成长理论和个体进化经济学研究的先驱者伊迪丝·彭罗斯（Edith Penrose）等的研究证实了团队在新知识产生过程中的重要性。她在有关企业增长的理论中指出，可将企业视为“拥有工作经验的个人的集合体，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团队才可能发展起来”。
另外，知识创造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积累原则。知识积累是实施知识的创造基础。
（2）共享原则。知识共享是指一个组织内部的信息和知识要尽可能公开，使每一个员工都能接触和使用公司的知识和信息。
（3）交流原则。知识管理的核心就是要在公司内部建立一个有利于交流的组织结构和文化气氛，使员工之间的交流毫无障碍。
知识积累是实施知识创造的基础；知识共享使组织中的每个成员都能接触和使用公司的知识和信息；知识交流则是使知识体现其价值的关键环节，它在知识创造的三个原则中处于最高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