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冬至刚过，接到詹文杰君来信，他的新作《柏拉图知识论研究》已经完工，邀我作序。读着他的这本书，欣喜之余，我的思绪瞬间回到十三年前（2006年）。那个时候，詹文杰从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任职。十三年光阴荏苒，詹文杰用他的生命书写了“坚守”二字！这种坚守首先是职业上的，在这十三年中，他一直在哲学所从事哲学研究，没有职业上的转换。这种坚守又是专业上的，在这十三年中，他起先翻译和诠释柏拉图晚期对话《智者》和《泰阿泰德》，然后扩展为研究柏拉图的知识论思想，没有脱离古希腊哲学研究领域。尽管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詹文杰一直在他的岗位上坚守，这本《柏拉图知识论研究》就是他坚守的思想成果！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和初始阶段。希腊哲学思想自上世纪初大量传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四十年来，中国学者出版了上百部研究著作。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等先生撰写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可谓鸿篇巨制。而在翻译希腊哲学原典方面，我先完成了《柏拉图全集》的翻译和修订工作，继而完成了《西塞罗全集》和《斐洛全集》的翻译工作。包利民、章雪富主编“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出版了约二十余种希腊晚期哲学经典著作。石敏敏、徐开来和溥林等人也翻译了大量希腊哲学经典。可以说，中国学术界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已经逾越了引进、介绍的拿来主义阶段，进入了中希文明相互镜鉴的新阶段。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进入了新时代，我们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也要进入新时代。在完成了上述工作以后，我们重要的不是考虑下一步做什么，而是考虑下一步怎么做，也就是要总结古希腊哲学研究的方法论。

我认为，中国学者在以往的学术历程中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而最能体现新时代特色的方法论可以概括为跨文化的视野、发生学的方法和历史主义的文本解读。

在新时代从事古希腊哲学研究必须具备跨文化的视野。跨文化传播与文化间交流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文化信息在时空中流动、分享和互动，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传播与交流。跨文化传播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交织在一起，是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活动。正是经由跨文化传播，人类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得以维系，人类社会的整合、协调与发展得到了促进。没有跨文化的传播，没有文化间的交流，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和文明。中国学者研究希腊哲学，跨文化的视野是必备的条件。这是因为，希腊哲学思想的生成与发展本身就是跨文化的产物，带有跨文化的性质，更是因为，我们对希腊思想的解读本身也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我们的思维成果必将带有跨文化的性质。詹文杰在本书导言第二节关于汉语和古希腊语的知识语汇的讨论就体现了这种跨文化研究的视野。

在新时代从事古希腊哲学研究要运用发生学的方法。人类对发生问题的思考其实很早就已开始。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表达过许多发生论思想，它们是当代发生学思想的源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发生学的方法兴起于自然科学研究，然后被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体系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发生学观点。詹文杰在本书中也应用了这一方法，他关于柏拉图知识论思想的探讨恰当地采取了某种演变论的视野，考察了柏拉图思想的发展和变化过程。

在新时代从事古希腊哲学研究要对希腊哲学原典进行历史主义的文本解读。近年来，中国学术界颇为重视所谓“古典语文学”的方法。然而，熟悉希腊哲学研究发展历程的人都知道，古典语文学的方法在西方学术界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在中国学术界也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中国学术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强调的“钻研原著，论从史出”的方法论原则就已经涵盖了古典语文学方法的精髓。更重要的是，仅仅停留在语文学层面是不够的，哲学史研究要求针对相关哲学问题进行更深入的义理分析。詹文杰的这部新著，在借用古典语文学方法进行哲学义理分析方面，也可算是成功的范例。

总之，詹文杰的这本新著虽然没有多谈古希腊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但却充分体现了上面所讲的三点方法论特色。我期待中国的希腊哲学研究者更加重视方法论的反思，努力向国际学术界领先水平看齐，缩短差距，并且向国际学术界奉献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成果，把“希腊哲学”变成中国的“国学”。

因是之故，我向学界郑重推荐这本专著。

是为序。

王晓朝
于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榕园
2019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