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詹文杰学友要我为他的新著写序，我一则难以推辞，一则为难胆怯。为何难以推辞？我对古希腊哲学情有独钟，出于此种情怀，不得已独自承担了朱德生主编的《西方哲学通史》古代中世纪部分的写作，其中第三章“柏拉图哲学”，得到前辈王太庆先生认可；我于年近七旬之际，重拾二十余年前的研习，开设“柏拉图《理想国》入门”的课程，传道解惑，温故而知新。然而，对我来说，为文杰的专著写序，实属勉为其难之事。文杰师从《柏拉图全集》译者王晓朝教授，毕业后专攻柏拉图哲学，译有柏拉图对话《智者》和《泰阿泰德》，著有《真假之辨——柏拉图〈智者〉研究》等。我一直关注文杰的研究成就，对他条分缕析的论证和语文学的考证，深感折服。此番拜读了文杰的《柏拉图知识论研究》，收益更为良多，遂知其难而勉力写点心得，与读者共享之。

西方学界曾对哲学史各时期主题有个概括：大体说来，古希腊聚焦形而上学，中世纪是关心神人关系的神哲学，近代开始知识论转向，现代则有多元的转型。文杰追根溯源：“柏拉图可以说是知识论的真正开创者，因为他明确提出了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知识？我们的知识的真正来源和根据是什么？通常人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真称得上知识吗？究竟是感觉还是理性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知识？知识跟真信念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等等。柏拉图提出的这些问题至今仍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他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仍然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因此，对柏拉图知识论进行专题研究无疑应该成为西方哲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观点把本书主题置于西方哲学史的全局中考察，我觉得很有道理。事实上，近代所谓“知识论转向”早在两千四百年前的柏拉图对话中已经发生。诚如文杰在“导言”中交代布局谋篇的思想线索：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主要关注外部世界，基本上不怀疑我们可以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智者派开始怀疑我们能否以自然实际所是的样子来认识自然；柏拉图早期的“苏格拉底对话”一方面驳难对手自以为拥有的知识，另一方面自称无知，又自信对神的智慧有直观或理解；柏拉图的知识论主要包含在“中晚期对话”《美诺》《斐多》《理想国》《泰阿泰德》《智者》和《斐莱布》之中，本书依次对这几部对话做了分析性的解读。

构成本书主体的那几部对话体大精深，其中的辨析说理极为繁难。文杰的知识论解读以柏拉图文本为依据，融合古典语文学的考察、第二手文献的辨析与当代知识论的学理，堪称柏拉图哲学研究的卓尔佳作。我这里特指柏拉图哲学研究，而非柏拉图修辞学研究。后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境遇中，把柏拉图思想归结为社会政治的佯谬，虽然故作古典文字艰深的文风，但在明晰性和说服力方面，与文杰深入“人类理智的迅速成长和对于真理的热切追求”的古希腊哲学“核心要素”的知识论研究相比，不啻云泥殊路。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对待柏拉图“千年经典”的任何研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对文杰的柏拉图知识论研究寄托更高期待。我赞同文杰的判断：“柏拉图的知识论（连同其他方面的学说）深刻影响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乃至整个后世西方哲学的走向，而且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代知识论和一般哲学的建构。”柏拉图如何深刻影响了亚里士多德哲学？本书没有也不必触及，但我的疑问是，柏拉图“认识论的二元论”提法，是否受到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分离学说”批评的影响呢？柏拉图的“分有说”是否会产生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三者问题”？“摹仿说”是不是说空话，带有诗意的比喻？如果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与知识论不可分割，“分有”和“摹仿”能否在对立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搭建起桥梁呢？我期待文杰下一步研究，更加全面地考察这些问题。

是为序。

赵敦华
2020年春节于蓝旗营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