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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投资工具单一，投资渠道狭窄，中国投资者的投资选择主要集中在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审美能力的提升，作为小众投资品种的艺术品投资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本书以金融学者的视角，利用历史学研究的方法系统梳理了西方艺术品市场发展的脉络，并在宏观上与世界经济史的发展相比对。在微观上通过对艺术品价格、艺术品指数、艺术品交易方式等的研究，从金融学的角度立意，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可量化研究的艺术品市场交易的理论体系。
国内外关于艺术品交易与投资的研究层次丰富，不同研究者所选取的切入视角不尽相同，为了突出当今艺术品交易的特点，本书对有关艺术品定价、艺术品金融、艺术品资产证券化等艺术品市场交易机制方面的文献进行了整理。
“机制”一词最早源于希腊文，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即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生物学和医学通过类比借用此词，用以表示有机体内发生生理或病理变化时，各器官之间相互联系、作用和调节的方式。近年来，许多学者也将“机制”一词引入经济学研究，用“市场机制”一词来表示一定市场范围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与其他商品市场相比，艺术品市场的交易机制具有更加专业化与复杂化的特点。艺术家、艺术品中介机构、收藏和投资者、鉴定和评论家等互相交流和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市场结构。因此，加强对艺术品市场交易机制的研究，有必要从艺术品市场的特点入手，对艺术品市场的组成部分进行深入剖析。
在国外艺术品市场交易机制的研究中，有关艺术品定价的著述较多。在关于艺术品定价的理论中，重复交易追溯法（Repeat-sales Regression Method）和特征价格模型法（Hedonic Price Method）是两种最主要的思路。
重复交易追溯法通过追踪同一件艺术品重复的购买和销售记录，来判断该艺术品价格的波动，进而评估艺术品现在的价格。Anderson（1974）将重复交易追溯法引入艺术品市场投资回报率的计算中，通过对比艺术品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投资收益，得出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中，艺术品投资回报率都不高于股票市场投资回报率的结论。随后Baumol（1986）通过统计1952—1961年艺术品市场的交易数据，筛选出640组重复交易数据，采用重复交易追溯法计算它们的连续复利投资回报率，发现艺术品资产的风险和金融资产相近，而且回报率也与金融资产基本持平。此后，Pesando（1993）和Goetzmann（1993）分别收集了1977—1992年和1715—1986年美国艺术品市场上重复交易的数据，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得到了相应的艺术品价格指数。但是真正运用重复交易追溯法使艺术品价格指数具有重要影响地位的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Mei和Moses（2002），他们在统计1875—2000年4 896组重复交易数据的基础上得到了“梅摩艺术品指数”，并发现艺术品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固定债券的回报率，而且投资风险较低，但大师级的艺术品回报率却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特征价格模型法是研究影响艺术品价格的特征要素，通过要素分析模型来为艺术品定价的一种方法。该方法不再局限于使用重复交易的数据，而是将所有交易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Czujack（1997）通过收集1963—1994年关于毕加索绘画的拍卖数据，通过要素分析模型对绘画的尺幅大小、材质、签名、备案记录、展览情况、重复销售情况、创作时间、绘画的主题素材、销售时间段等因素与价格进行回归统计。Collins，Scorcu和Zanola（2009）在特征价格模型法的基础上，针对要素分析模型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Sample Selection Bias）和时间扰动性（Time Instability），运用改良的特征价格模型法，引进Heckman两阶段法，得到改进的艺术品价格指数。除了重复交易追溯法和特征价格模型法，国外学者还提出了其他的艺术品定价方法，包括平价价格法（Stein，1997）和代表画方法（Candela和Scorcu，1997）等。
艺术品市场并不是与其他商品市场孤立开来的，在实际的交易与投资活动中，艺术品交易通常和其他商品的交易同时进行，因此国外多位学者选择艺术品投资与其他商品市场的关系这一视角，展开艺术品交易与投资的理论研究。Goetzmann和Jorion（1993）采用重复交易追溯法对美国1720—1990年收藏品市场的风险、收益率以及同股票、债券等其他投资产品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其结果显示，20世纪以来艺术收藏品投资的平均收益率达到了17.5%，远远高于股票（4.9%）和债券（4.8%），艺术收藏品与股票和债券的相关性分别为0.78和0.54，艺术品投资的回报率与金融工具存在很高的正相关性。Chanel（1995）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检验艺术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对艺术品市场具有一年左右的影响力，滞后的金融变量有助于预测艺术品的价格。Tucker，Hlawischka和Pierne（1995）基于苏富比艺术品指数得出艺术品和债券、股票之间具有负相关性，但艺术品和黄金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Frey和Eichenberger（1995）认为多数对艺术品市场的研究只是将艺术品市场当作普通市场来对待，但是与其他商品市场相比，艺术品市场上买卖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更严重，艺术品市场交易不够活跃，艺术品市场的参与者更加不理性，艺术品市场有着比其他投资市场，特别是金融投资市场更高的交易费用，这些都导致艺术品市场成了一个特殊的市场。Santagata（1995）认为当代艺术品市场的规则性仍不够充分，特别是非法交易盛行、口头协议很普遍，增加了违规风险和索赔困难。Rengers（2002）分析了艺术品拍卖价格的决定因素，认为艺术品拍卖的价格常依赖于过去的价格记录（即路径依赖），因此即便当期艺术品拍卖没有成交，拍卖商和委托人也要为艺术品设定保留价或尽可能推高拍卖价格。Worthington和Higgs（2004）对1976—2001年的艺术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协同性分别进行了短期和长期的验证，研究表明艺术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既存在短期因果关联，也存在长期协同关系，且以门类划分的各个艺术品市场间也具有这种联动效应。Campbell（2008）选取过去2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实了艺术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低相关性及纳入资产组合的有效性。
其他研究也发现艺术品具有正向的市场贝塔值，这表明了它和整个股票市场（一般用S&P500来代表）的关系。这一贝塔值分别被计算为0.36（Hodgson和Vorkink，2003）、0. 82（Renneboog 和Van Houtte，2002）和0. 25（Kraeussl 和Van Elsland，2008）。这些研究都为将艺术品引入资产组合管理提供了支撑论据。
Clare McAndrew的著作Fine Art and High Finance（2010）基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艺术品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整体性研究，其研究内容涵盖了艺术品评估、价格和估值、艺术品价格指数、艺术品风险、艺术品银行、艺术品基金、政府和艺术品市场的关系、艺术品保险、保存与税收制度以及艺术品交易合法性等多个方面。关于艺术品价格和风险的研究是整本书的理论重点。Clare McAndrew认为由于艺术品本身独特的性质，影响一件艺术品价格的因素其实是难以分析的。总体来说，影响艺术品价格的因素主要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种。其中艺术品市场上有许多集中在艺术品、艺术家以及销售的地点和时间等方面的可辨识的客观价值动因，具体包括艺术家的声誉和地位、艺术品本身的特点和销售的特点等，这些动因是能够衡量和研究的，并在一个时间点形成特定艺术品价值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艺术品价格其实还包含了一定的不可解释的溢价，这种溢价可能是由购买艺术品时一些情绪化的、主观的、通常是非理性的因素所导致的，典型代表是“情感溢价”和“参考价效应”，而要对这些主观因素进行非常准确的测量或预测是非常困难的。
此外，Clare McAndrew在著作中还指出，风险是艺术品投资的一个重要特点，并且这种风险是由收益率的不确定性导致的，也就是说，艺术品的投资回报会因画派、画家、时期和地点的不同而显著不同。与其他投资方式不同，艺术品的每日售前估值为艺术品风险分析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测度方式。大多数拍卖行会在成拍前给出竞价可能落入的价值区间，即最低估价和最高估价，因此，通过观察艺术品实现的市场价格和同时期的售前估价之间的关系，可以估算出艺术品投资的相关风险，并进一步提出成拍比率这一具体的指标测度。
Ashenfelter和Graddy（2003，2010）对艺术品拍卖机制、拍卖市场上价格所包含的信息以及价格的形成做出了深刻探讨，分析了为什么拍卖市场上艺术品的价格可以对其他艺术品市场产生重大影响。Prinz等（2014）认为，由于艺术品的固有特性，预测其能否在商业上获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因此艺术品收藏家主要依靠其自身经验和艺术品画廊的声誉来购买艺术品，Prinz等（2014）对艺术品画廊的特点建立了动态模型，发现艺术品画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和创新的影响，认为“巨星效应”可以解释为对优质艺术品的搜索成本。
与国外相比，国内关于艺术品市场交易机制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速度较快、研究领域较广。李向民（1995）在《中国艺术经济史》中以历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艺术品赞助机制进行全面的梳理，提出我国古代艺术品的赞助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相应的表现形式也可分为皇家艺术赞助、私人艺术赞助和公共艺术赞助三种。林日葵（2007）也从历史的角度着手，解读了画廊业、古玩业、文物商店和拍卖业等市场对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发展的积极作用，考察了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的整体历史发展。
杨海江（2006）和晏旭（2009）等进一步指出艺术品投资具有可获得性、真伪性和流动性三大要素。投资工具的多样性是为投资人分散投资风险的有效途径，而鉴于艺术品投资的专业性要求，基金有利于让更多的投资者参与到艺术品投资中，还能突破整个投资市场的流动性过剩瓶颈，从而促进二级市场的发展。
西沐（2008）在中国艺术品金融化、资本化、证券化的背景下，就有关艺术资本的理论和艺术品份额化交易的意义、阻碍和解决路径等问题进行了详尽论述，同时对中国的文化艺术品交易所进行了案例研究。
梁克刚（2011）指出，艺术品投资越来越向房地产、大宗商品与股权私募类投资等靠拢，以大规模投入、高度的专业知识要求、高风险承担能力等为特点。艺术品的投资不能只局限于艺术作品本身，更应该加强开发艺术品产业链（包括艺术品的仓储、保险、金融衍生品等）中各个环节的保值增值能力。建立发达的艺术品市场需要发展多样化的艺术品交易方式，更需要发展先进的金融市场工具。
张马林和张宇清（2012）以法律制度为切入点，探讨在诚信缺乏的艺术品鉴定市场上进行法律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应在诚实守信的基本原则下，设定与艺术品鉴定有关的规范程序，建立鉴定过程中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实行鉴定准入机制和程序公开制度，同时推行行业统一的鉴定标准与技术方法，明确进行非法鉴定所对应的法律责任，以期从法律的角度为完善我国艺术品投资市场提供理论依据。梅建平和姜国麟（2007）提出我国发展艺术品市场要借助股票市场的经验，规范艺术品市场可以从立法、机构设置和建立艺术品金融市场等方面着手。
在艺术品定价的相关论文方面，与国外的理论研究相比，国内学者主要从定性的角度对艺术品价格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刘正刚和刘玉洁（2007）认为艺术品的价格水平取决于其内在价值的高低，即创作者本身投入的个人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顾江（2009）认为艺术品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资源、材料及劳动力成本才是艺术品价格的决定因素。芮顺淦（2008）着眼于艺术品市场的供需关系，试图通过艺术品市场上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均衡关系确定艺术品的均衡价格。此外，还可以通过垄断价格法（李向民，1993）、综合价格法和策略价格法等计算艺术品的价格。综上可以看出，国内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存在以下几点缺陷：一是学者均将普遍的经济学原理嫁接到艺术品理论领域，这种做法在为艺术品研究开辟新思路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艺术品市场的实际情况产生矛盾，造成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过于片面和牵强，这是因为艺术品投资和一般的投资不同，其自身有着显著的特征，所以不能将其他领域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直接的生搬硬套，而应在深入挖掘艺术品的本质属性和市场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对其定价机制进行探讨；二是研究文献往往只注重某一因素对艺术品价格的影响，而没有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三是相关研究大多以理论研究为主，缺乏定量方面的探索，对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未进行更深入的测算。
此外，随着艺术品市场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展了对艺术品证券化的探讨。艺术品证券化是在资产证券化较为成熟的背景下进行的一种金融创新尝试，其基本原理是艺术品证券的发起人往往缺乏大范围的市场流动性，但又能产生可预期的未来收益，在此基础上按照资产证券化率，通过对艺术品资产的组合安排，将资产兑现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后重组，将该艺术品资产打包销售给一个远离破产风险的特设机构，再由该特设机构发行这一分离后重组的艺术品证券化产品。
另一些学者试图考虑艺术品投资的实现途径，进而探讨了艺术品证券化的相关问题。在这一领域，李建伟在《知识产权证券化：理论分析与应用研究》（2006）、艾毓斌和黎志成在《知识产权证券化：知识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效融合》（2004）以及汤珊芬和程良友在《知识产权证券化探析》（2006）等书中从宏观的角度对知识产权证券化给出了一个大致的定义或者介绍性的论述。雷原在《艺术品证券化刍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思路》（2008）中全面剖析了艺术品证券化在现实背景下的可能性，并进一步指出目前艺术品投资市场的主要制度缺陷体现在不能保障交易信息的真实充分与不能保障投资活动的快捷便利这两点上。
马健（2008）认为证券化的艺术品只是一个虚拟的价值符号，根本不具备证券化的基本条件。因此，艺术品证券化实际上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艺术品市场上的“三假”问题，也无法直接促进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
西沐则在《中国艺术品份额化交易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11）中总结性地阐明了产权、艺术资本、国内艺术品资本市场的发展与规范、文化交易所的发展、现状和案例分析等诸多问题，试图为我国的艺术品份额化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提出发展方向上的政策建议。
总体来看，关于艺术品证券化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现实意义以及是否可行的探讨上，缺乏对本质的深入挖掘，关于具体操作的设想也很少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