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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所说的少城，并非秦创城时的少城，而是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在旧少城遗址上建筑的满城，又名内城，习称为少城。秦少城的建造是源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清少城的修筑则完全是出于驻防的考虑。史书记载：“先是（康熙四十八年），四川巡抚年羹尧疏言‘川省地居边远，内有土司番人聚处，外与青海西藏接壤，最为紧要。虽经设有提镇，而选取兵丁，外省人多，本地人少，以致心意不同，难于训练。见今驻扎成都之荆州满洲兵丁，与民甚是相安。请将此满洲兵丁，酌量留于成都。省城西门外，空地造房，可驻兵一千。若添设副都统一员管辖，再将章京等官，照兵数量选留驻，则边疆既可宣威，内地亦资防守。第今正值用兵之时，应将此事暂缓。其修葺城墙，盖造兵丁住房之处，理应预为料理’。得旨‘年羹尧欲于四川地方，设立满洲兵丁，似属甚是。著议政大臣等，会议面奏。’至是议覆‘……其盖造兵丁住房等项，交年羹尧预为料理。’从之。（康熙五十七年八月庚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转引自王纲编《大清历朝实录四川史料》上册）
由年羹尧主持修建的满城，位于大城西垣内，并以大城西墙为其西垣，东垣则利用了明蜀王所建的城墙，所以只是增筑了南北二垣。清周询在《芙蓉话旧录》里这样记述满城的城垣：“满城者，就大城西门内，范以垣，其他当是张仪所筑之旧址，特垣则非耳。垣筑于康熙五十七年，周四里三分，计八百一十一丈七尺三寸，高一丈三尺八寸。垣间开门四，曰‘迎祥’，俗呼‘大东门’；曰‘受福’，俗呼‘小东门’；曰‘延康’”，俗呼‘小北门’；曰‘全阜’，俗呼‘小南门’，连大城之西门而五。”《成都通览》也有这样的记载：“满城一名内城，在府城西，康熙五十七年所筑，周四里五分八百一十一丈七尺三寸，高一丈三尺八寸。有五门：大东门、小东门、北门、南门、大城西门。城楼四，共一十二间。”研读这两段文字，我们会发现，《芙蓉话旧录》和《成都通览》关于城垣和城门的记载大致相同，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周回的里数，一曰四里五分，一曰四里三分。满城城垣到底周回几何？考之于正史，雍正《四川通志·城池》所记为：“满城在府城西，康熙五十七年建筑。城垣周四里五分……”因此，满城城垣周长应为四里五分。
这四里五分的满城，是大城内的一个独立王国。它专为旗人建造，外面的汉人未经允许不得入内，里面的满人未经请假也不能随便外出。此外，它的管辖权是属于先后特设的副都统和成都将军的，四川总督无权过问。因此，满城在建成后的近两百年间，除了在地理位置上位于大城之内之外，其他方面和大城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有竹枝词云：“右半边桥作妾观，左半边桥当郎看。筑城桥上水流下，同一桥身见面难。”（杨燮等著、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半边桥”在陕西街后，满城城墙骑桥而筑，因此桥一半在满城，一半在汉城，“半边桥”因此而得名。“同一桥身难见面”，虽然是写满城城墙骑桥而建的情景，却也形象地写出了满城和汉城相互隔绝的状态。另外一首竹枝词就更加直接地描述了这种隔绝的状态：“城根内外半边存，满汉分开莫乱论。铁桥作桥真个好，‘小东门’又‘水东门’。”（杨燮等著、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
清满汉分居的政策并非成都所独有，北京也是如此。满族皇族进驻北京之后，为了便于统治，将原居于内城的普通百姓迁至外城，内城供旗人和汉族官员居住。与北京不同的是，成都的少城不仅专供旗人居住，其建筑布局简直就是一个兵营。清人周询如是描述：“清时专以此城处成都驻防之旗兵，每旗官街一条，共八条。每官街一条内，又分披甲兵丁所驻小胡同三条，共三十三条。中为西大街，将军署即在西大街之首，副都统署在军署后。”（周询《芙蓉话旧录》）如果从空中俯瞰，或者制作一幅地图，满城的形状布局颇似一只蜈蚣。《成都通览》云：“以形势观之有如蜈蚣形状：将军帅府，居蜈蚣之头；大街一条直达北门，如蜈蚣之身；各胡同左右排比，如蜈蚣之足。”（傅崇矩编《成都通览》）
关于满城，清人还有竹枝词曰：“‘满城’城在府西头，特为旗人发帑修。仿佛营规何日起？康熙五十七年秋。”又曰：“不将散处失深谋，蒙古兵丁杂满洲。四里五分城筑就，胡同巷里息貔貅。”（杨燮等著、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正如诗中所言，满城最初的功用就是一个大兵营。这个大兵营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筹建，康熙六十年（1721年）动工，修建历时二十余年。由于满城最初是按照“大兵营”的功用修建的，因此，城中只有住房、官府和仓库，像商铺、茶馆、酒肆之类的商品交易场所和娱乐交际空间，是不允许存在的。旗兵及其家属所需的生活物资都由官方供给。这些物资基本上都是从金水河通过大东门运入之后集中放在几个大仓库之中。所以，四里五分的满城，绝大部分的建筑都是住房。这些住房大多是一排三间式的平房，或是加上偏房的三合院，前后可以有花园，有篱笆，有矮墙。
没有热闹的商品交易，没有喧嚣的茶楼酒肆，只有绿树掩映的人家，因此，满城里的环境格外幽静与舒适。清人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城内景物清幽，花木甚多，空气清洁，街道通旷，鸠声树影，令人神畅。”（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李劼人的描写则更加引人入胜：
果然一道矮矮的城墙之隔，顿成两个世界：大城这面，全是房屋，全是铺店，全是石板街，街上全是人，眼睛中看不见一点绿意。一进满城，只见到处是树木，有参天的大树，有一丛一丛密得看不透的灌木，左右前后，全是一片绿。绿荫当中，长伸着一条很宽的土道，两畔全是矮矮的黄土墙，墙内全是花树，掩映着矮矮几间屋；并且陂塘很多，而塘里多种有荷花。人真少！比如在大城里，任凭你走往哪条街，没有不碰见行人的，如在几条热闹街中，那更是肩臂相摩了。而满城里，则你走完一条胡同，未见得就能遇见一个人。而遇见的人，也并不像大城里那般行人，除了老酸斯文人外，谁不是急急忙忙地在走？而这里的人，男的哩，多半提着鸟笼，着钓竿，女的哩，则竖着腰肢，梳着把子头，穿着长袍，靸着没后跟的鞋，叼着长叶子烟杆，慢慢地走着；一句话说完，满城是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极萧闲而无一点尘俗气息，又到处是画境，到处富有诗情的地方。（李劼人《死水微澜》）
满城里没有尘俗气的幽静环境，与它没有半点商业气息、人烟稀少有关，也与城中花木繁多有关。成都气候湿润、温度适宜，本就是草木生长的理想国，加之旗人对花木的热爱，满城几乎就是一个花木的世界。有竹枝词为证：“‘满洲城’静不繁华，种树栽花各有涯。好景一年看不尽，炎天‘武庙’赏荷华。”（杨燮等著、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生于少城长于少城的刘显之老人，对此则有更深刻的记忆：
少城人口稀少，房屋破烂，看起来显得是一种冷清的景象。说它是个寂寞的荒村也不算过。但如果从那些花果竹树方面看，又似别有天地。因为你从大城人烟稠密、房屋连接的街道经过，一下由西御街或羊市街进入少城，看见行人寥寥，房屋稀疏，会使你有一种幽静而深远的感觉。春天的时候，各种珍禽奇鸟在林间飞鸣，发出清脆的歌声；海棠玉兰及桃李等花红白相映，树木已长出新叶，嫩绿的颜色好像染上人们的衣襟。到了夏天，如在浓密的树荫下慢慢行走，并不感觉烈日的威胁，耳边时时听到黄鹂和抑扬不断的蝉声，晚来凉风又送来荷花的清香气味。尤其夏天已过，到那天朗气清的秋天，桂花盛开，香气馥郁，到少城任何一条胡同，你都会闻到这种香味，整个少城简直成了香国，逗引你流连不忍离去。至于梅花盛开的冬天，也是没有一家没有三五株或红或绿地开着，颜色美丽，气味芬芳，真使人欣赏不尽。（转引自章夫、傅尔济吉特氏·哈伦娜格《少城：一座三千年城池的人文胎记》）
在刘显之先生的笔下，虽然少城的春夏秋冬无不鸟语花香、草木繁茂，但破烂的房屋早已显出衰败的景象。按照清朝的八旗制度，旗人是享有官饷的，称为“旗米”，与北京话说的“铁杆儿庄稼”是一回事儿。不过，为了防止“沾染汉习”，朝廷规定所有旗人都不得从事工商业活动。这样的制度导致了旗人重享乐、谋生能力低的特点。随着人口日增，只有部分旗人可以通过当兵和做官获取官饷，大量闲散人口不得不以寄生的方式存在。因此，清中叶以后，旗人虽然政治地位很高，生活却日益贫困。对于满城中旗人的这种生存状态，清人周询有这样的文字：“旗丁素无恒业，坐食饷额，中叶以后，生齿日增，饷额如旧，有数家共食一饷者。城内荒凉贫困，因所住皆官房，甚有摘瓦拆柱，售以度日者。清末始为八旗筹生计，然已无及。”（周询《芙蓉话旧录》）在长篇小说《大波》中，李劼人借顾三奶奶和一位小贩的对话，更加鲜活地形容了清末年间满城旗人的“高傲”与“穷困”：
“满城里走得么？满巴儿不把我们汉人欺负死啦！”
“过去硬是这样，卖葱卖蒜的人哪个敢进满城去？走不上两三条胡同，东西跟你拿完，不给钱，还要吐你口水，打你耳巴子。大人歪，娃娃更歪；男人歪，女人也歪；个个出来都是领爷、太太、少爷、小姐。只管穷得拖一片挂一片，架子总要绷够，动辄就夸口是皇帝家的人，是皇亲贵戚，我们惹不起。可是不晓得是咋个的，从今年起，都变了。满巴儿都不象过去那样歪了。大城里的汉人竟自有进去做生意的了。我掌柜说，近来还有好些人搬到满城去住家的。说玉将军这个人很开通，很文明，同志会的人个个都说他好。本来也好，光说西城门，就开得早，关得晏，随你进进出出，再没人管你。……”（李劼人《大波》）
文中提到的玉将军是清代历史上最后一位驻防成都的满族八旗军将军玉昆，为了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在他任期内，少城和大城之间已不再壁垒森严。不过，从这段对话看，满汉之间的矛盾和成见依然清晰可见。作为小说家，李劼人也不能避免自己的局限性，对满人的成见不时也会流露于他的笔端。这一点，从他对一位满族妇人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所谓肃大嫂子，懒懒应了一声，一阵鞋底拖得地板响，出来了。是一个中年妇人。那样的瘦，那样的黄，那样的病，枯草般的头发纷披在额前脑后；眼皮搭拉着有神无气；眼珠不知道是什么料子做的，该白的不白，该黑的不黑；鼻梁倒没有十分塌，鼻头却高翘在半空中；一句话说完，哪还有一点儿女人模样！乌黑一双脚靸两只没后跟的破鞋，一件长袍，破败到难以掩体。并且人还没到，一股不好闻的气息就向鼻端扑来。（李劼人《大波》）
若不是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想必李劼人不会对这样一位贫病交加的妇人没有些许同情。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小说家左拉式的自然主义描摹，但李劼人对其笔下的人物并非全无感情和个人偏好，比如他对黄澜生太太和蔡大嫂子的美貌和魅力的赞赏。不过，李劼人仍然不愧是现实主义作家，一位落魄满族妇人的贫与病被他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位肃大嫂子的穷困状态在清末旗人中是有代表性的，对此前文已有述及。咸丰十一年（1861年），成都将军崇实任内甚至采取筹款施粥的方法拯济八旗孤贫。民间也有竹枝词可以印证：“‘西校场’兵旗下家，一心崇俭黜浮华。马肠零截小猪肉，难等关钱贱卖花。”（杨燮等著、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西校场是八旗兵练武场所。清朝后期的旗人“崇俭黜浮华”，生活简单朴素，不能从事工商业的禁令也被打破，卖花成为谋生手段之一。为了能吃上“马肠零截小猪肉”，等不及关钱即将花贱卖。
上文中的肃大嫂子就是因为衣食无着，贫病交加，想将其房子出租以度日。然房子已经破烂不堪，来看房的黄澜生的太太根本无法看上眼。忆及清末的少城，刘显之也有“房屋破烂”的字眼。但究竟破烂到何种程度，还是让李劼人的文字告诉我们：
“咹！就是这里？”黄太太吃了一惊。
两扇大洞小眼的木板门扉，一扇虚掩着，一扇已经离开门枢，斜倚在门框上。门的宽度不到三尺，高不到五尺，顶上的瓦已没有几片。门枋门柱俱向东边歪着，得亏一垛土墙支住，才不曾躺下去。
“好烂哟！”
体育学生连忙说道：“请进去瞧瞧，里边还可以。”
其实里边也并不见得可以。几面围墙已被无情风雨做弄出许多缺口，原本也只高仅及肩，目前是连哈吧狗都可以跳过。院门的台阶已经低了，院坝比院门台阶更低，想到大雨一来，这里又会变成一片小塘。现在还好，没有积水，仅止湿漉漉地，脚踩上去绵软得颇似踩在一片厚地毡上。倒有几株老桂和两株品碗粗的玉兰。后院一大笼黄竹，翠森森的柔筱从屋脊上耸出来。除此之外，到处是尺把高的野蒿、蠚麻、胭脂花。同时发出一种植物沤腐了的气味。
当中靠后一点有三间明一柱的矮房子。光看外表，已可断定它是康熙五十七年初建满城时的建筑物。快达二百年的高龄，由于历代主人尽管使用它，而无力保养它，它之尚能支撑住一层薄薄的瓦顶而没有扑倒下去，——它真要扑倒，比那同年龄的院子门似乎还容易，因为院子门尚有土墙顶住，它是四无依傍的。——真是一桩了不起的业绩。但也要归功于当时的制度好，没有把它修造得稍为高大，不然的话，它也早已寿终正寝了。
三间房子的中间一间最坏了，六扇长格子门，现在只剩下两扇，而且都在东边。后面壁子，上半截的三垛泥壁，两边各一垛已无踪影；下半截的布裙板，也七零八落了。东西头两间房子的窗棂，也稀稀落落，只剩下几根残骨。不过还看得出是豆腐块加冰梅格子的。（李劼人《大波》）
肃大嫂子加上这么一个院子，真真是一户“舀水不上锅的人家”。而其他人家呢，“比这里更不如，围墙倒光了，屋顶上的瓦都没有铺满，几乎只剩下一个屋架子。院坝里哩，全是野草，几株花树都变了柴，烧了”（李劼人《大波》）。
满城的胡同，并非整排的铺面，而是错落有致的庭院，因而区别于大城的街巷。有人说，成都的满城，是北京胡同文化和建筑风格在南方的“孤本”。就是这样一个“孤本”也难免衰败和消亡的命运。清朝末年，随着清王朝的江河日下，满城也日益萧条。辛亥革命后，虽然满城实现了和平交接，但旧满城已是灰飞烟灭，这里已不再是满蒙八旗的领地。许多达官富贾、殷实大户看中了这里城市山林般清淡幽静的环境，纷纷来此购地置房，新建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四合院。各条胡同也因“胡同”一词的满族属性，一律易名为街巷。满城城墙也被逐步拆除。1912年首先拆除了少城八宝街至老西门之间北段城垣；随后又拆除了包家巷至西校场之间的南垣；1913年于西校场侧增辟通惠门（又称新西门）；1921年拆除了西御街口的城垣；1935年拆毁了满城的最后一段城垣（从半边桥至小南街）。从此，满城城墙完全消失。老成都之满城亦不复存在，只有宽窄巷子还留有北京胡同文化和建筑风格在南方的“孤本”的一点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