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成都确是一个古城。且不说距今四千年左右的三星堆文化与距今三千年左右的金沙文化，单是从秦创筑的大城少城时代算起，成都已有两千三百多年的筑城史。《华阳国志·蜀志》载：“（秦）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1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此处所记的周回十二里的成都城，就是通常所说的秦城“大城”。当年秦惠王派遣张仪、司马错平定蜀地后，因为军事政治的需要修筑了“大城”。尔后，又因经济发展的需要修筑了“少城”。《华阳国志·蜀志》载：“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左思《蜀都赋》则云：“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自此，秦城成都便形成了大城少城互为犄角的态势。
之后的两千多年，成都城经历了数次大的变化。其“大城”“少城”的称谓也屡经变迁，不复秦时所指。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高骈于秦大城外扩筑罗城，周回二十五里。秦大城遂变为内圈之小城，因少、小二字同义，原来的“大城”便被呼为“少城”或“子城”。唐武成元年（908年），王建称帝于成都，改子城为皇城，并扩建城垣。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孟知祥又于罗城外增筑羊马城，周回四十二里。清代分别于康熙四年（1665年）、雍正五年（1727年）和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重修成都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成都县志》对这三次重修有详细的记载：
顺治十七年，我兵平蜀后，巡抚司道由保宁徙至成都，无官署，建城楼以居。康熙初，巡抚张德地、布政使郎廷相、按察使李翀霄、知府冀应熊、成都县知县张行、华阳县知县张暄，同捐资重修。东南北枕江，西背平陆，高三丈，厚一丈八尺，周二十二里三分，计四千一十四丈；垛口五千五百三十八；东西相距九里三分；南北相距七里七分；城楼四；堆房十一；门四：东迎晖、南江桥、西清远、北大安；外环以池。雍正五年，巡抚宪德补修。乾隆四十八年，总督福康安奏请发币银六十万两，彻底重修。周围四千一百二十二丈六尺，计二十二里八分；垛口八千一百二十二；砖高八十一层，压脚石条三层；大堆房十二，小堆房二十八；八角楼四，炮楼四；四门城楼顶高五丈：东溥济、南浣溪、西江源、北涵泽。同治元年，四隅添筑小炮台二十四，浚周围城壕。（转引自李劼人《二千余年成都大城史的衍变》）
清末文人傅崇矩在《成都通览》一书中对此也有记载：“（省城）因明城之旧，重修于皇朝康熙初年，高三丈，厚一丈八尺，周二十二里三分，四千一十四丈，女墙五千五百三十八，东南相距九里三分，南北相距七里七分。乾隆四十九年、五十年，总督福康安、李世杰二公重修之，令遍种芙蓉，以复五代之旧，符锦城之名，有种芙蓉碑记。”
今人所言“大城”指的即是乾隆四十八年所修的成都城。因为南北城垣相距九里三分，成都城遂被称为“九里三分”。这“九里三分”的老成都，虽然无法与老北京相媲美，但它“高三丈”“厚一丈八尺”的城垣确也可以称为“宏大”。郭沫若就曾如此形容成都的城墙：“到了花会的时候，那真是要成的肩摩踵接的人的洪流了。最好你从南校场的城墙上去俯瞰——先附带着说一句，成都的城墙是很宏大的，坦平的城墙上可以品排着跑三二部汽车。”（郭沫若《反正前后》）
老成都的城墙不但宏大，而且美丽，因为城墙上曾经遍种芙蓉。成都旧时又称“蓉城”。“蓉城”乃“芙蓉城”的简称，这一称谓源于五代后蜀后主孟昶，他于“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张唐英撰《蜀梼杌》）。《成都古今记》云：“孟蜀后主于成都城上遍种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锦绣，高下相照，因名锦城。”（赵朴《成都古今记》）史书中记载描绘的城墙上遍种芙蓉的成都，给后人们无限的遐想。然而，随着时代的迁移，芙蓉城便只剩下一个称谓了。不然，清乾隆年间重修成都城时，也不用“遍种芙蓉，以复五代之旧，符锦城之名”（傅崇矩编《成都通览》）。不过，留存于文字中的“蓉城”虽然诱人，想要恢复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复五代之旧，符锦城之名”的美好愿望最终并没有实现。吴好山《成都竹枝辞》有云：“‘芙蓉城’上缺芙蓉，城外犹留古柏踪。竞许园中花卉好，如何不见‘老梅龙’。”（杨燮等著、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李劼人说：“大约这种植物宜于卑湿，今人多栽于水边，城墙比较高亢多风，实不相宜，故在清乾隆五十四年，四川总督李世杰曾经打算恢复芙蓉城的旧观，结果是只在四道瓮城内各剩一通石碑，刊着他的一篇小题大做的《种芙蓉记》；民国二十二年拆毁瓮城，就连这石碑也不见了。”（李劼人《两千余年成都大城史的衍变》）如此说来，清杨燮《锦城竹枝词》所云“一扬二益古名都，禁得车尘半点无。四十里城花作郭，芙蓉围绕几千株”，应是对成都的理想赞誉，而不是现实描绘。
满城芙蓉的成都是蜀人的骄傲和遥想，而现实的大城究竟是何般模样？身处其中的成都人又如何与它相处？下面的这段文字或许可以告诉我们：
在前城垣四周，人可通行。近年机器局及陆军营多据垣修建楼宅，不能通行矣。去年暑雨成灾，砖多颓崩，今已修复。农政局又于城垣内之斜坡上，遍种桑秧，因土多炭灰，半皆萎枯。城外之近濠空地，多租与贫民种菜。光绪丙申，鹿制军令栽桑秧，近亦无有成林者。四门城瓮向多草屋，光绪丙午，周观察限令拆去。又分出入之路，免来往之人拥挤。城门洞中，历来喧闹，因城守武官，司其启闭，小贸货摊，杂陈洞中，阻碍行人，官利摆摊之地皮钱，弗能革也。近亦为警局驱革，行者颂之。四门之敌楼，早已朽蚀，光绪丁酉，奎制军重新之，东门曰“迎晖”，南门曰“江桥”，西门曰“清远”，北门曰“大安”，东楼曰“博济”，南楼曰“浣溪”，西楼曰“江源”，北楼曰“涵泽”。外环濠池，今皆淤塞。（傅崇矩编《成都通览》）
此段文字所记乃清末成都大城。虽然作者对城墙、城门着墨不多，但对其周遭的描述却清楚分明。现代著名作家李劼人，是一个道地的成都通，在他的作品中，不乏可以和这段文字互为印证的片段。比如：“池（下莲池，引者注）的南岸，是整整齐齐的城墙，北岸便是毫无章法，随意搭建的一些草房子。在省垣之内，而于官荒地上，搭盖草房居住的，究是些什么人，那又何待细说呢？”（李劼人《死水微澜》）又如：“城根下面，本是官地，而由苦人们把它辟为菜圃，并在上面建起一家家的茅草房子。因为办劝业会，要多辟道路，遂由警察总局的命令，生辣辣地在菜圃当中踏出了一条丈把宽的土路来。”（李劼人《暴风雨前》）看来，文学作品可以在不经意间为我们留下鲜活的历史场景，尤其是以写实见长的社会历史小说。
相较于以记录成都历史文化为主旨的地方志《成都通览》，李劼人的长篇小说对清末民初成都大城的呈现，虽然是一鳞半爪式的，但却更加全面、生动和鲜活。谈及老成都的城墙，李劼人这样形容：“右手这面，是巍峨而整齐的城墙，壁立着好像天然的削壁。”（李劼人《暴风雨前》）谈及城门洞，他如此描绘：“城门洞有二丈多厚，一丈多高，恰似一个传声的半圆筒，二十几人的声音在中间一吼，真有点威风！”（李劼人《暴风雨前》）谈及城墙上的雉堞，他的摹写则带有几分诗意：
从城壕与府河岸边的一派高高矮矮的竹木之外，已可望得见城墙上面、排列得非常整齐的雉堞。有人说那样子像锯子齿。远远望去，的确像一张硕大无比的锯子，这时，正静静地锯着碧蓝的天空。（李劼人《大波》）
对于一座城池来说，如果说高大巍峨的城墙是它的护卫和屏障，那么，按时启闭的城门就是它的咽喉和呼吸。清代的成都城墙辟有东南西北四道城门。西门划入满城，只供住在满城中的旗人进出，城门启闭，由副都统掌管，汉人进出，只有东南北三门。东门的闭门成例是在“三梆之后，继之点完一枝牛油蜡烛，到初更鼓快敲动时才关。南北两门却都是不等擦黑就打头梆，接连二梆三梆一响，铁皮包的两扇门扉便慢慢阖严”（李劼人《大波》）。所以，临近黄昏的时候，南门和北门就显得格外拥挤。对此，李劼人的描述是：“行人、轿子、挑担、驮马象潮水一样，一边向城内涌，一边也向城外涌。”（李劼人《大波》）而关于上午城门开启不久后的热闹景象，他的描绘则更加声色并茂：
上午十点钟的时候，东门城门洞正自轿子、挑子、驮米的牛马、载人运物的叽咕车、小菜担子、鸡鸭担子、大粪担子，以及拿有东西的行人、空手行人，内自城隍庙，外至大桥，摩肩接踵，万声吆喝着挤进挤出之际……（李劼人《暴风雨前》）
前述清成都城墙辟有四门的格局，到了民国，即被打破。因为交通的需要，在西校场侧、东校场侧、中莲池和下莲池之间先后增辟三门，分别为通惠门（1913年）、武城门（1915年）和复兴门（1939年）。原城门之瓮城也在民国年间被陆续拆除，改为街道。抗战期间，为避空袭，四面城墙增开了许多缺口，老成都大城的完整性已不复存在。加之一些有权势之人拆除包砌城墙之砖用以建筑私宅，城墙亦渐渐颓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墙的墙基被逐步拆除，建为房屋。老成都之大城遂不复存焉。
虽然大城已不复存在，但那周回二十多里的高大城墙，以及附着其上的往事，依然留存在成都人记忆的深处。旧历正月十六，是成都的“游百病”日。这一天，全城的女子都会出动，遍游城上城下，说是可除一年之疾病。成都竹枝词有云：“说游百病免生疮，带崽拖娃更着忙。过了大年刚十六，大家邀约上城墙。”杨燮《锦城竹枝词》又云：“为游百病走周遭，约束簪裙总取牢。偏有凤鞋端瘦极，不扶也上女墙高。”（杨燮等著、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清末年间，城墙还是观看运动会的适宜场所。那时，成都大肆兴办新学，各学堂联合举办盛大的运动会，地点就在南校场。城墙甚至比专门搭建的看台更适合于观看，因为：
男女看台并不很大，幸而城墙斜坡，恰好就象罗马斗兽场的看台一样，那里以及城墙上，因就容了不少的人。并且有许多人还喜欢到那里去，这由于城墙上临时设了不少做小生意的摊子，从卖茶汤、锅块一直到卖白斩鸡、烧酒的全有，而看台上，除非有了熟人，才能得一杯淡茶喝。（李劼人《暴风雨前》）
在李劼人的笔下，老城墙上还发生过一件一帮年轻人看女人的趣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楚用所在学堂的操场距离城墙根不远，每天下午黄昏前，学生到操场活动时，总有一个二十多岁、穿着时髦衣裙的体面女子，从街头步入操场，穿过人群，走到城墙脚下，而后由斜坡步上宽广高峻的城墙，凭着雉堞眺望一会。有时，这女子身边会有一位日本老妇相伴，她们边走边用日语交谈。这样的女子和场景在当时的成都并不多见，所以一帮年轻人便对这名女子产生了兴趣。尤其是楚用的同学陆学坤：
一次，陆学坤看得情不自禁，从操场门口便紧紧跟着她，同半路迎上来的十多个浑小子，一直跟上城墙斜坡。陆学坤抢到前头，才打算趁女人拿眼打量他的机会，说几句什么淡话时，不提防脚下一滑，一个仰跌，竟象足球样横颠竖倒滚到半坡。那女人同别几个在城墙顶上的学生都惊呼起来。及至陆学坤抓住草根，重新爬上来时，她竟嫣然一笑，打着很有韵味的南方官话问道：“唉！没跌坏哪里吗？……可惜一件衣裳，扯破了！……下回莫再跟着我跑了！……我还不是一个普通中国女人？没什么看的。……我们林先生晓得，一定要生气，一定要告诉你们监督的！”（李劼人《大波》）
后来，这帮年轻人才知道这位女子是一位中日混血，她身旁的日本妇人就是她的生母。在风气初开的成都，能领略到这样一位美丽女子的伶俐口齿和大方态度，无疑让这帮年轻人大开眼界，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窘。李劼人笔下的这件趣事，无疑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清末年间风气初开的成都的社会风情。
老城墙是无数历史细节发生的场景、空间，它用沉默负载并见证着历史。作为无数成都人的共同记忆，老城墙被不断地言说、重构。张先德在《成都：近五十年的私人记忆》一书中忆及老城墙与自己的童年时代，不无深情地说道：“青砖沉沉，芳草青青，西斜的太阳把老城墙的黄土坡镀上一层金色，在徐徐吹送的阵风里，男孩的黑发与周遭的草木飘扬欲飞……在我远逝的童年梦境里，这是一个经典场景，也是老成都一代代儿童的梦乡，它终结在我这一代拔节成长的岁月里。”虽然陪伴自己成长的老城墙已宛如一个气数已尽、风烛残年的老人，而且被逐步拆除，但童年的张先德和他的伙伴们并没有感到悲哀，“因为我们能记事时所见的老城墙就已经是那副西风残照、老树昏鸦的景象，既不晓得它往昔的完好雄浑，也不晓得它的一次次劫难，大人不时提及的拆城门洞儿、扒城墙砖土也没留下多深的印象。再则，城墙上的风光虽然明显破败了些，但与城里城外的街道相比，倒也不显得过分悬殊，它们的破破烂烂大体上是协调的”。破败的老城墙被他们视作乐土，当然有它的理由：
实际上我们当时把老城墙视为乐土，它和府河或者南河、沙河、浣花溪、龙瓜堰（看你的住家临近哪一脉水流而定）一样，是我们逃避父母与老师的监管，自娱自乐的好地方。城墙意味着自由、解放、逍遥与悠闲自在。河湾、城墙都是我们的游戏世界，但若比较起来，它们给予我们的又各不相同。河涯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扩展的空间，生命欢愉成长的感觉，上游和下游与河那边的世界，是一个不同于刻板机械、色调暗淡的城市的另类存在，而每一种艳丽青葱的花草、飘飘欲仙的昆虫都是生命大合唱的一个个美丽的音符。而老城墙更多的属于时间，它提示的是时间的上下游，早已作古的生命、事件，和难以想象会是如何田地、连童年的我们也追赶不上的未来。它使我们还单薄的生命体验沉淀下去，厚实起来。
我们亲切地管老城墙为“城墙边儿”，虽然按字义说，城墙边儿指的是城墙两边的街道。它的含义不同于我们居住的街道和就读的学校，街道和学校似乎是别人为我们选定的，我们不得不忍受其间的规矩，尽人子与学子的义务，城墙边儿却是为我们保留的天地，即使只是在那儿走一走，看一看，滚一身泥巴，乃至又渴又饿，也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潇洒和傲慢。我们尽量习惯、适应家庭、街道和学校，对城墙边儿却心怀憧憬之情……（张先德《成都：近五十年的私人记忆》）
城墙不但给了童年的张先德们以自由和逍遥，还给了他们作为旁观者来观察自己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的机会：
趴在三四层楼高的城墙外缘，俯看迎曦街的芸芸众生，是我们的另一种乐趣。谁家在熬绿豆稀饭，谁在扇大蒲扇，拉蜂窝煤的走过，哪个小娃儿在木脚盆里洗澡，这些与我们的生活毫无二致、司空见惯的景象，因为居高临下纯然旁观的悠然心态，因为拉远而缩小的变形效果，也因为我们太无聊，竟使我们津津有味，百看不厌。（张先德《成都：近五十年的私人记忆》）
这里的城墙，在不经意间竟然起到了“间离”的效果。城墙成了看台，城下的街道房屋成了舞台，芸芸众生成为演员，而城墙上的少年们因为居高临下的位置，浑然不觉地获得了“审美的距离”。城墙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自己竟然有如此的神通与功用。更让城墙想不到的是，它甚或可以成为绝佳的讲鬼故事的场所：
那是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〇年左右，我们街上从小伙子、大姑娘，直到六七岁的娃娃，都沉湎于听鬼故事的恐怖刺激娱乐。听鬼故事的最佳场所一是黑房子，房门紧闭，关上电灯，这家的父母被要求外出避开。二是城墙，选择城墙是因为不能每晚都让人家父母走开，又不是每家都那么通泰、方便。同样是露天，街沿上和院坝都不行，它们的阳世味道太重，还常有不相干的行人、邻居走过，听故事者不易进入故事里的年代、环境、角色和气氛，达不到恐怖效果。老城墙却不同，即使夏天正午大太阳下，如果没什么人，也显得有些化外野境的荒凉意味，秋冬天的夜里，更是幽暗凄切，鬼影憧憧，即使没听鬼故事，心里也有些闹鬼。偶有人行，或闻异声，把人吓得毛发倒竖。这种氛围上去一二十个罗汉儿都破坏不了，正是讲、听鬼故事的理想环境。（张先德《成都：近五十年的私人记忆》）
老城墙想不到这些，虽然它见证了这一切。《成都城坊古迹考》一书谈及今日之大城，如此说道：“今日惟北校场军区后，尚有旧军校修建之城门洞便道，为旧城砖所砌，是仅存之城砖与城垣之样品。”不知当年的修建者是否能够预见老成都之大城今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