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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成都作家肖平在选择自己的居址时，听从深受三国文化影响的儿子的建议，选择了距离武侯祠不远的通祠路。在他家的窗前就可以看到“高高矮矮、错落有致的楼宇间”的武侯祠，武侯祠的园林、建筑和杏黄色的旗帜都显得异常鲜明，“它仿佛是镶嵌在现代都市中的一个古老城池，就像诸葛亮曾经留下的‘八阵图’一样，仍在人喊马嘶，军旗飘扬。茂密的树木从灰色的围墙上方探出身来，仿佛是演武场上的十八般兵器”。（肖平《成都物语》）
肖平的这种观感显然来自于现代都市中高楼之上的俯视。此时的武侯祠位于繁华的市中心，周围是林立的钢筋水泥的现代建筑。假如向前追溯至清末民初，景况则会完全不同。那时的武侯祠，在南门外三里。城墙把它隔在了城区之外的郊野，周围乃是一览无余的田地，“为南大路所必经，故南路之送迎者多在此”（周询《芙蓉话旧录》）。在李劼人的小说世界中，四川总督赵尔丰走马上任，成都全城文武百官就是齐集武侯祠迎接；吴鸿送别老相好伍大嫂一家，也是赶到南门外的武侯祠。今天的成都恐怕很少有人能够知道并想象昔日武侯祠门前迎来送往的景象。旧时武侯祠周围的景象就更少有人知晓了。被誉为近代《华阳国志》的李劼人的长篇小说，则为我们永远地记下了清末武侯祠周遭的详细景象：
站在祠门口，向南一望。半里路外，是劝业道周善培新近开办的农事试验场。里面有整齐的农舍，有整齐的树秧，有整齐的菜畦，有新式的暖室，有最近才由外洋花了大钱运回，以备研究改良羊种的美利奴羊的漂亮羊圈，还有稀奇古怪、不知何名、不知何用的外国植物。
接着试验场，是市街的背面，无一家的泥壁不是七穿八孔的，无一家房屋的瓦片不是零落破碎的，无一家的后门不是污泥成淖，摆着若干破烂不中用的家具，而所养的猪，则在其间游来游去，用它粗而短的嘴筒到处拱着泥土，寻找可吃的东西；檐口边，则总有一竹竿五颜六色的破衣服，高高地撑在晨曦中。
向西则是锯齿般的雉堞，隐约于半里之外竹树影里。向东则是绵长弯曲的大路，长伸在一望无涯的田野当中。（李劼人《暴风雨前》）
农事试验场、城墙，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化的街道、楼房和建筑。而这座合祀刘备和诸葛亮的古祠庙大体保存了清代康熙十一年（1672年）重建时的格局。不过，这种格局也不是初建时的旧观。武侯祠始建于6世纪左右，当时位于惠陵（刘备墓）之西、汉昭烈庙的西南。当年杜甫流寓成都，游览之后歌咏的武侯祠便是此时的武侯祠，诗曰：“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杜甫《蜀相》，《杜诗详注》）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间，武侯祠屡遭毁损，又屡经重建。明初重建时，蜀献王朱椿认为君臣宜有区别，乃撤去武侯祠，将其并入汉昭烈庙中，诸葛亮的塑像被置于刘备殿东庑。明代中期，巡抚王大用认为诸葛亮应有专祠，便在浣花溪上草堂寺东另建了一座武侯祠，人称“浣花武侯祠”。明亡后，祠庙全毁。清代重建时，在刘备殿后加修了诸葛亮殿，规格低于刘备殿，以示君臣之别。两殿各与其附属建筑自成一组，形成了现在的君臣合庙。
虽然是君臣合庙，且大门匾额上题的也是“汉昭烈庙”，但成都人千百年来一直呼之为“武侯祠”。李劼人在其小说中描写武侯祠时，对此特有介绍，文曰：
本来是昭烈庙，志书上是这么说的，山门的匾额是这么题的，正殿上的塑像也是刘备、关羽、张飞，两庑上塑的，不用说全是蜀汉时代有名的文臣武将，但凡看过三国演义的人，看一眼都认识；一句话说完，设如你的游踪只到正殿，你真不懂得明明是纪念刘备的昭烈庙，怎么会叫作武侯祠？但是你一转过正殿，就知道了。后殿神龛内的庄严塑像是诸葛亮，花格殿门外面和楹柱上悬的联对所咏叹的是诸葛亮，殿内墙壁上嵌的若干块石碑当中，最为人所熟悉的，又有杜甫那首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七言律诗，凭这首诗，就确定了这里不是昭烈庙而是诸葛亮的祠堂。话虽如此，但东边墙外一个大坟包仍然是刘备的坟墓惠陵，而诸葛亮的坟墓，到底还远在陕西沔县的定军山中。（李劼人《大波》）
张恨水在20世纪40年代游览武侯祠时也有类似的观感。他说：“现在的武侯祠，实在是昭烈庙，原来的武侯祠，已经毁灭，不过，后殿有诸葛亮父子的塑像而已，这话我承认。因为我游普通人所谓‘武侯祠’，看到那大门上明明写着昭祠的匾额了。”这种情况让张恨水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臣夺君席呢？他的答案是：因为“诸葛大名垂宇宙”之故。这当然也是大多数人的看法，有诗曰：“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由来名位输功烈，丞相功高百代恩。”有感于此，加之看到殿右角空着的因为昏庸失国而被世人驱逐出去的后主刘禅的席位，张恨水发出这样的感慨：“觉得公道存在天地间。凭一时代的权威供着长生禄位牌，终于是会与草木同腐的。王建在这里做过皇帝，他的陵墓当然是好，可是就成了庄田一千年。而现在发掘出来，大家都以为是奇迹了。”（张恨水《蓉行杂感》，曾智中、尤德彦编《文化人视野中的老成都》）
到过武侯祠的人，肯定不会忘记那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的人物塑像。这些塑像大多是清初重建武侯祠时请民间艺人塑制的，与《三国演义》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颇为吻合。清人徐心余在多年以后这样追忆自己当年见过的武侯祠中的刘备塑像：“正殿神像金身，高不可仰，瞻拜之余，令人肃而生敬。”（徐心余《蜀游闻见录》）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外省青年黄裳到成都游览过武侯祠之后，对诸葛亮的塑像印象颇深：“最后一进是武侯的享殿。武侯的塑像全作道家装。这应该是三国演义的功劳。把诸葛亮在民众的眼里提高到神的地位，与吕洞宾成了一流人物。其实他本来是一位儒家，从隐逸的地位走出来，想借了蜀汉做一些事。虽然‘羽扇纶巾’，宋朝的苏轼就已经说过；后来魏晋人的服履风度，我想也应当从他那里受到相当的影响。”（黄裳《音尘集》）
当代作家肖平则这样来形容刘备、诸葛亮和那“一堂文武”的塑像：“对我来说，武侯祠是这样一个院落：它在顷刻之间把蜀汉的君臣和文武都收拢在一座院子里，仿佛是上天施行的魔法，那些本来在疆场上厮杀、在军营中谋划、在战马上驰骋的英雄豪杰突然间都丢下自己的事，跑到一座典雅的院子来齐齐坐定。这种瞬间凝固的效果，使人对武侯祠心怀敬畏。”因为家离武侯祠很近，步行五分钟即可到达武侯祠的正门，有一年的冬天，肖平便常常带喜欢三国的儿子去看那些人物塑像，他说：“我们站在幽暗的长廊下，把塑像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一一对照。那种感觉不是通过舞台观看人物的喜怒哀乐和故事情节的变化，而是像查看身份证或户口簿那么亲近，因为面对每一个人物时，我们可以非常细致地审视他。而这些塑像的神态也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像模特那样静静地坐在那儿等你看。”（肖平《成都物语》）多次到过成都的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认为，武侯祠是他到过的祠堂中最好的。原因之一，便是这些塑像。他说：“这是一个祠，不是庙，也不是观，没有和尚气、道士气。武侯塑像端肃，面带深思。两廊配享的蜀之文武大臣，武将并不剑拔弩张，故作威猛，文臣也不那么飘逸有神仙气，只是一些公忠谨慎的国之干城，一些平常的‘人’。”（汪曾祺《四川杂忆》，《汪曾祺全集》[第5卷]）民国年间马叙伦游武侯祠，也对塑像印象深刻，其文曰：“其前为昭烈祠，昭烈祠两庑皆祠昭烈臣僚，昭烈武侯塑像皆俗甚，武侯之像，竟不如剧中所饰，尤较温雅也。”（马叙伦《锦城行记》，《马叙伦自述》）
肖平说这些塑像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模特；汪曾祺觉得他们是一些平常的“人”；马叙伦则说其“俗甚”。他们三者都看重并道出了这些塑像所表现的人物的“世俗性”。之所以武侯祠中的人物塑像会有这种特征，应该和成都数千年来的文化相关。有人说中国从来都是一个世俗社会，如果这样的判断成立的话，那么，成都则是这个世俗社会中世俗性表现得最为充分、程度最深的一个地域。它的巴蜀式的男女情爱，它的享誉中外的美食，它的懒散与闲适，无不是其世俗性的表现。作为蜀汉文化重要记忆载体的武侯祠，于无意识中携带了这一点。
当然，武侯祠所具有的世俗性，不单单体现在人物塑像的特征上，还体现在武侯祠的游乐活动中。李劼人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写：
武侯祠只有在正月初三到初五这三天最热闹。城里游人几乎牵成线地从南门走来。遛遛马不驮米口袋了，被一些十几岁的穿新衣裳的小哥们用钱雇来骑着，拼命地在土路上来往地跑。马蹄把干土蹴蹋起来，就象一条丈把高的灰蒙蒙的悬空尘带。人、轿、叽咕车都在尘带下挤走。庙子里情形倒不这样混乱。有身份的官、绅、商、贾多半在大花园的游廊过厅上吃茶看山茶花。善男信女们是到处在向塑像磕头礼拜，尤其要向诸葛孔明求一匹签，希望得他一点暗示，看看今年行事的运气还好吗，姑娘们的婚姻大事如何，奶奶们的肚子里是不是一个贵子。有许愿的，也有还愿的，几十个道士的一年生活费，全靠诸葛先生的神机妙算。大殿下面甬道两边，是打闹年锣鼓的队伍集合地方，几乎每天总有几十伙队伍，有成年人组成的，但多数是小哥们组成，彼此斗着打，看谁的花样打得翻新，打得利落，小哥们的火气大，成年人的功夫再深也得让一手，不然就要打架，还得受听众的批评，说不懂规矩。娃儿们不管这些，总是一进山门，就向遍地里摆设的临时摊头跑去，吃了凉面，又吃豆花，应景的小春卷、炒花生、红甘蔗、牧马山的窖藏地瓜，吃了这样，又吃那样，还要掷骰子、转糖饼。有些娃儿顽一天，把挂挂钱使完了，还没进过二门。（李劼人《大波》）
成都竹枝词中歌咏武侯祠的篇章也充满着浓浓的世俗烟火味，略引几则：
“草堂”游罢“武侯祠”，拂袂牵衣拜殿墀。一炷信香私祷祝，阿侬心事自家知。
“草堂寺”间“少陵祠”，千古何人问学诗。“诸葛庙”中人不断，香烟缭绕讨籤枝。
“白塔寺”中无白塔，“青羊宫”里有青羊。“武侯祠”与“雷神庙”，好是人间会客场。（林孔翼辑录、杨燮等著《成都竹枝词》）
前两首竹枝词中的武侯祠，香火兴旺，游人如织。相较于冷落的杜甫草堂，人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千古何人问学诗！武侯祠中的这种状况不但在春游时节如此，即使在民国年间沦为兵营马厩，到处荒草丛生的时候，依然有人求签问卜。当年黄裳到武侯祠时，祠里驻了军队，不过仍然允许民众公开游览。黄裳还求了一签。他说：“这里也照例有着‘灵签’，由道士管理着。我也求了一根，花了一块钱从旁边买到了一张批词。现在已经忘了上边所说的语句，不过只记得里边说的是吉祥的话而已。”（黄裳《音尘集》）
上文所引的最后一首竹枝词中说武侯祠是人间会客场，即一个与望江楼畔的“雷神庙”齐名的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成都竹枝词有曰：“武侯祠内藕花船，夏日乘凉却自然。闻说冶游携妓往，道人也要扯楜钱。”（林孔翼辑录、杨燮等著《成都竹枝词》）这首竹枝词中所说的道人要的“扯楜钱”，当然包含着成都人式的幽默，但无疑说明了武侯祠中道士的善于经营。徐心余描绘的晚清时的武侯祠即是如此。在他的笔下，祠内的船房附近是这样一个去处：“曲折西行，有路可通，入门则亭阁幽深，池塘环绕，眼界为之一变，游人均于此小憩，酒馆茶楼，随处皆可入座，均住持道士所主持，每年收入甚丰，庙产亦因之愈富焉。”（徐心余《蜀游闻见录》）李劼人对船房附近环境的描绘则更加引人入胜，他说：“就这一片占地不多的去处，由于高高低低几步石阶，由于曲曲折折几道回栏，由于疏疏朗朗几丛花木，和那高峻谨严的殿角檐牙掩映起来，不管你是何等样人，一到这里，都愿意在船房上摆设的老式八仙方桌前坐下来，喝一碗道士卖给你的毛茶，而不愿再到南头的大花园去了。”李劼人《大波》这样好的一个去处，常常座无虚席。一日，无处可去的楚用（《大波》中的人物）想在这个清净之处，喝喝茶消磨一下时光，可他到时已经没有座位了。最后还是在同学的帮助下，由当家道士安排在大花园的抱膝独吟轩里喝茶。
不管是香火兴旺的愿景之地，还是环境雅静的游玩交际场所，都显示出武侯祠世俗性的一面。当然，作为一座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君臣合祀的古祠，武侯祠是有它气象森严之处的。除了崇宏的大殿、雄伟的后殿、又高又长的甬道以及整齐高大的塑像之外，能给人庄严肃穆之感的，恐怕要算祠里的柏树了。早在唐代时，大诗人杜甫就歌咏过祠里的古柏，以至于后人一提到武侯祠，就会联想到那“森森”的古柏。后代文人歌咏武侯祠古柏的也很多，晚唐诗人李商隐在《武侯庙古柏》一诗中这样描写：“蜀相阶前柏，龙蛇捧宫。阴成外江畔，老向惠陵东。……”（成都市文联、成都市诗词协会编《历代诗人咏成都》）诗中呈现的古柏，龙腾蛇缠，仿佛有灵性一般。唐穆宗的宰相段文昌有一篇文辞华丽、感情真挚的《古柏铭》，热情歌颂了武侯祠的古柏，文曰：
是草木有异，於草木则灵，武侯祠前，柏寿千龄，盘根拥门，势如龙形。含碧太空，漫雾虚庭。合抱在於，旁枝骈梢，叶之青青；百寻及於，半身蓄气，雷之冥冥。攒柯垂阴，分翠间明。忽如虬螭，向空争行。上承翔云，孤鸾时鸣。下荫芳台，凡草万生。古绝天气，苍苍冷冷。曾到灵山，老柏纵横，亦有大者，莫之与京。於维武侯，佐汉有程，神其不昏，表此为桢。斯庙斯柏，实播芳馨。（转引自吴天畏《丞相祠堂话古柏》）
不仅如此，千余年来，人们还赋予武侯祠古柏种种灵异的传说，其一曰：
成都刘备庙侧，有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围数丈。唐相段文昌有诗，石刻在焉。唐末渐枯，历王建、孟知祥二伪国，不复生，然亦不敢伐之。皇朝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时人异焉。三国至乾德丙寅历年一千二百余年，枯而复生。于皇佑初守城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耸云，拜旧枯余存者，若老龙之形。（田况《儒林公议》）
此则传说中的古柏，枯死数十年之后，又发新枝，渐成茁壮之势，犹如老龙之形。古柏枯死的数十年乃王建、孟知祥的伪国时代，发新枝时，已是宋仁宗赵祯的太平之年。显而易见，其中隐含着对仁宗皇帝的歌功颂德之意。后世遂有此柏乃诸葛孔明所植，不逢盛世，不发青枝的传说。此外，还有一则传说：
嘉靖中，建乾清宫，遣少司马冯清求大材于蜀地。至孔明庙，见柏，谓无出其右，定为首选，用斧削去其皮，硃书第一号字。俄聚千百人斫伐，忽群鸦无数，飞绕鸣噪，啄人面目。藩臬诸君皆力谏，遂止，命削去硃书，深入肤理，字画灿然。（《游梁杂钞》）
这则传说无疑透露了明嘉靖年间民众对统治者大兴土木的不满，但更表明了武侯祠前古柏的凌然不可侵犯。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它已和诸葛亮爱国爱民的形象融为一体，成为正义的化身，怎能容许盗伐者的侵犯！
由于大诗人们的歌咏，以及民间的种种传说，前往武侯祠游览的人，首先要看的或许就是那些古柏了。他们潜意识地想要验证，那些古柏是否如诗人们描绘的那般，或者和自己想象的一样。周询在其《芙蓉话旧录》中这样描述武侯祠内清时的柏树：“墙内翠柏无数，远望碧云蓊然。大门内古柏亦森森参天。”徐心余的描写则更加切近和具体：“阶前老柏百余株，干老而枝叶畅茂，终年不漏日光，虽盛暑而阴深逼人，非着夹衣，不能久驻，说者谓为汉柏，当不谬也。”（《蜀游闻见录》）徐心余所见的百余株老柏应为清初重建武侯祠时所植，并非汉代或者唐、宋诗人笔下的古柏，那些古柏在明末古祠毁于战火后已经枯死。清初重建时补植了一批，之后主持道人又屡次补植。民国初年，这些老柏依然茁壮。在罗念生的笔下，20世纪20年代的武侯祠还有“几抱大的古柏”。大概十几年后，黄裳游武侯祠时这些老柏依然苍翠，他说：“这些苍翠槎桠的树木，在杜甫的诗里就已经出现过的了。是不是天宝以来的遗物呢，这我无从知道，然而它们的确给这所庙宇增添了阴森的古味。”（黄裳《音尘集》）之后，这些清时所植的老柏被驻军砍伐，至今尚存有十几株，其余的皆为后来所植。
冯至说，杜甫虽然在成都居住只有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却使草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唐代成都的街坊祠庙也因杜甫的歌咏而垂名后世，这其中当然包括武侯祠。那么，唐代之后武侯祠的屡废屡建，古柏的枯瘁复植，祠里香火的兴旺，应该并不仅仅是由于杜甫的歌咏。肖平说，成都人“从小浸淫在三国故事的虚幻世界里，对每一匹马、每一个人、每一件兵器、每一声叫喊都亲切和熟悉”，他们对武侯祠的感情就像是“面对自己的家世”，耳熟能详中透着亲切与自豪。（肖平《成都物语》）这恐怕才是其中最深层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