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调查的开始

“望镇”是一个怡人的好地方，一个典型的川西平原小镇。虽然靠近城市，但完全是一派乡村田园的景色。它离省城不远，到城里办事，当天就可以打来回。节日期间，去成都看街头演戏、参加庙会等，也并不需要花许多的时间和财力。如果要去城里做小买卖、找工作，也非常方便。这里“绿树成荫，小溪天成，风景绝佳”。川西平原人烟稠密，在清末就达到每平方公里370多人了。 在抗战爆发前，成都人口已经达到近50万，由于战争内迁，到抗战结束时的1945年，成都人口已有70多万。 因靠近成都，这个小镇“已渐有城市与乡村混合之风”。不过道路还是典型的乡村土路，“两条高低不平的小路”也只能是供“鸡公车来往的通行”。

沈宝媛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盛夏，稻田里郁郁葱葱，稻子已经开始结穗了，田里的水仍然在缓缓地灌溉。到处是一片青翠，地里有琳琅满目的蔬菜瓜果。等到秋天，农民就要收割稻子了，“农田的主人们又用劳动者的欢笑来收获自己血汗的结晶”。 农家居住的茅屋就在离田不远的地方，农民可以随时照看他们的作物。也可以在做饭之前，到地里去扯几把新鲜的蔬菜。像川西平原许许多多的农户一样，他们的门口，还有一头乌黑的水牛，在沟里洗澡，要不就在田里打滚，周身都糊满了泥，这样可以抵御夏天的烈日（图4-1）。

和城市生活截然不同，乡村的生活是寂静的。夏天的夜晚，各种昆虫唱着歌，稻田里的青蛙呱呱欢叫着，外面凉悠悠的，清新的空气吹入屋内，在这种环境中入睡，是城里人无法享受到的。当天蒙蒙亮的时候，公鸡打鸣此起彼伏，呼唤人们早起。夏天的川西平原，并不忙碌，稻米还没有成熟，农民可以比较悠闲地照顾稻田，或者打理菜园。在清晨，农夫扛着锄头缓缓地走在田埂上，眺望一望无际的稻田开始由绿泛黄，该是多么心旷神怡！自古以来，这里的人们便享受着从都江堰流过来的、源自岷江上游大雪山的清澈的江水，是大自然的慷慨恩赐。

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这时的乡村，看起来平和、安详，但也不是世外桃源。国家的命运，也和这个小地方息息相关。1911年12月8日，骚乱的清兵洗劫成都，是夜城门亦未关闭，乱兵们源源不断把赃物运出城，市民们便坚守四个城门，堵截运送赃物的士兵。为蒙混过关，许多士兵乔装成女人坐轿，有的雇妓女扮成夫妻，有的把赃物装进棺材冒充出殡。水路走南门，北门则用轿子和马匹运载。这时，袍哥各公口在自卫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们组建民团、募捐筹款、守望相助。 革命之后，政权频繁更迭，特别是军阀混战时期，连省城成都都成为战场，乡村更是没有宁日。1920年代，这里土匪横行，而袍哥在这个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维持地方安全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是在1926年，沈宝媛来到“望镇”的近20年前，当“匪盗大肆骚扰”的时候，袍哥平息了盗匪，从而成为“地方上英勇人物”。真是时势造英雄，在平息这场骚乱后，“胜利者成为望镇秘密会社的首领人物”，其中之一便是本书的主角——雷明远大爷。

沈宝媛是这样描述对雷的第一印象的：“在夏天，即使是在一个没有太阳的阴天，也可以看见他戴着墨光眼镜，手拿着一把折扇，穿着黑绸短衫、黑裤，背后系着一顶草帽，匆忙的向店上走去。”这个打扮，就是今天中国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国民党特务”的典型模样。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沈宝媛来到“望镇”的时候，雷的势力已经走向衰落，所以他每天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打理他的烟店。在另一个场合，沈描写他是“黑褐色的脸，电烫过的头发长长的披在衣服上，颈上领扣散着，衣冠不整的拿着一个篮子”。 在当时的农村，烫头发的男人是少之又少，可见雷还是很另类的。她意识到，要了解袍哥情况，一定要认识这位传奇人物。

其实，沈宝媛这个时候要接近雷明远，恰逢其时。如果雷的权力还如日中天，恐怕是不屑于去花时间理会一个大学生的。但现在他已经很清闲，有时间坐下来，整理自己的思路，回忆往昔的事迹。可以想象，一个人在走下坡路的时候，最喜欢回忆过去的辉煌，而且有与别人分享的愿望。在沈宝媛下乡的一个星期之后，她有机会认识了雷明远的妻子雷大娘，不久，雷明远本人又到燕京办事处，替她女儿报名参加补习班，“拜托了老师以后，就很急忙的走了”。虽然时间短暂，但开始了沈与雷之间的直接接触。以后由于女儿上补习班的事情，他们有许多见面的机会，很快就熟悉了。

雷家有一院草房，离办事处很近，沈宝媛有许多机会登门拜访。从大门进去，左边是牛棚，右边是织机房，中间是他们的住屋。走进屋内，可以首先看到典型的川西平原的堂屋——正面墙上挂着一副对联，是乡民送的；正中是神位，上面还有祝贺的寿匾，周围有四五面镇邪的小旗（图4-2）。屋内的摆设表明屋主是信奉佛教的。堂屋的左右两边是卧室，里面床柜都是古式，红的漆，圆的桌，老的镜。来了客人，先请坐上堂屋，泡盖碗茶，如果是男客的话，还要送水烟袋，然后才开始拉家常，“颇有旧世纪的遗风”。主客无拘无束地谈笑，农村风味，土色土香，显示老乡的朴实本色，甚至令沈宝媛这样“陌生的客人”都有了“无限的安心与亲切之感”。

一开始，沈宝媛对首次见面会有怎样的结果，心里面是没有底的，作为一个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的女大学生，和“一个特殊人物”交谈，能谈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信息，是完全未知的。雷明远是当地袍哥的大佬，久经风霜，对社会上的风风雨雨经历多了，每天和三教九流打交道，会对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持怎样的态度呢？其实，由于科举制度的传统和影响，中国社会对于有知识的人自来都是很尊重的，坊间流传许多“大老粗”出身的军阀礼待知识分子的故事，便是明证。沈和雷的交往，也证实了这一点。对沈来说，雷就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是新经验的尝试”。第一次交谈，虽然主人很亲切，但毕竟彼此不熟，客人揣摩着“主人不露锋芒的大声言笑”，心里还有一种无法抑制的“疑惧”。但是随着交往的增多，彼此加深了解，“日子久了，才渐安心”。

资料来源：格蒂研究所。

作者在这个调查中，很少用他的名字“雷明远”，而更多地使用“雷大爷”，估计是遵循他家里人和当地人的叫法。一般在四川农村，对上了点年纪的人都可以叫“大爷”，算是一种尊称；另外，袍哥的首领，一般也称之为“大爷”。我想，人们叫他“大爷”，可能这两种意思都包含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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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沈宝媛的观察，虽然雷明远是袍哥的首领，但他并不是无所不能、无拘无束，他自己也“无形的受着社会制约的极大影响”，也必须支撑一大家子，履行家庭的义务。其实他九年前才从离成都更近的老家全店搬到“望镇”。父亲雷老汉不苟言笑，母亲雷冯氏和蔼可亲，但已在三年前去世。雷明远有兄弟二人，二弟已经不幸离世，留下妻子守寡，但没有孩子。三弟与三弟妹都是田里劳作的农民。雷明远原配黄氏，现年四十，为他生了两儿一女，长子具龙十六岁，二子洁娃十岁，幼女小玉只有八岁。雷大娘算是他的二房了。由于发妻黄氏与雷大娘曾爆发一次大吵，父亲雷老汉帮着黄氏，雷明远则向着二房。一气之下，雷明远干脆离开老家，带着雷大娘和儿女们搬到“望镇”。而留在全店的原配，并没有和儿女们住在一起，当着徒有其名的大老婆。

具龙已经长大成人，不爱读书，倒是可以帮忙田间活计了。他性格孤僻，不爱说话，尤其不爱与陌生人谈话，沈说他是一个“有问题的小大人”。据沈的观察，他与生母黄氏的关系也“非常淡漠”，虽然距离不远，但一年中也不过回家几次，基本上就是雷老汉生日、他母亲黄氏的生日，以及过年及过节的时候。父亲毕竟是地方上的一个人物，“望镇”这边时常宴请客人，剩余的酒菜，有时候雷明远就叫具龙拿几样回去给祖父和母亲分享。他回去的时候，却尽量避免碰见老家人，这使得黄氏很是伤感，只好叹息着说：“孩子既然已经给了别人，那就算了罢！” 我估计沈宝媛没有多少机会和具龙进行交流，所以在调查报告中，提到他的地方不多。

而沈宝媛似乎和雷大娘很谈得来，所以获知了不少雷家的故事和细节。雷大娘上过小学，虽然孩子不是她亲生，但是把孩子都放在她身边，沈宝媛想是“为了好受她教养的原故”。如果这些孩子将来有出息，自然可以享受到“养儿防老”的好处了。黄氏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妇人”，恪守妇道，很殷勤地侍奉公公，“温顺善良的”。长期与丈夫分居的生活，也没有改变她的性格。但是据沈宝媛的观察，“望镇”的这个雷大娘和黄氏相比就全然不同，沈描述她并不是很能干，但“近乎‘泼辣’、‘浪荡’与‘凶狠’”，因此很适合于做一个袍哥的老婆。但是，她可能并非天生就是这样，沈宝媛推测：“这种性格的造成，不能不说是由于环境方面的压力之所致”。

雷大娘的童年很不幸，是在“愁苦与病痛中”度过的。父亲是个铁匠，生意不是很好，父母都没有怎么关心她。所以她很少提起过去在娘家的生活。虽然她只念过一段时间小学，但是她经常以此为荣，常常“夸耀曾受过教育”。不过，小学的教育显然对她后来的生活很有影响，比如她很喜欢看小说，“看得极多”，并常常和他人讨论小说的故事，沈宝媛在做调查的时候，也经常和雷大娘闲谈古今的小说，不过沈认为她是“一知半解”。 雷大娘主要看古代小说，诸如《红楼梦》《水浒》等，至于现代小说，那就只限于张恨水等写的故事了。有趣的是，沈把张恨水定义为“无聊文人”，似乎认为雷大娘看张恨水的小说，真是浪费了时间。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可能是沈宝媛这些忧国忧民的左翼知识分子所不喜欢的。沈有这样的看法，应该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意见，而是反映了当时精英知识分子对张恨水、对大众文化的一种偏见。他们万万没有预见到，到了20世纪末叶，张的小说在国内掀起了热潮。我们今天再读张恨水，可以见到儿女情长的后面，其实也有着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

雷明远并不是雷大娘的第一个丈夫。十六年以前，她嫁给了成都一个刘姓裁缝，在生了两个女儿以后，就被遗弃了。大女儿在幼年患病去世。没有了男人的依靠，没有了生计，可想而知是怎样的处境。沈宝媛并没有具体描述她是怎样生存下来的，只是说她“辗转流离市上”，“并沦陷在人间地狱的陷阱中，过着非人的生活”。还指出现在她手上还有“未消失掉的两块绿旗印，便是经历过沦落生涯的明证”。

从沈的用词看，显然并不仅仅是指她过着穷困的生活，这里的几种描述，可以给我们一些猜测的空间。首先是她被抛弃后，在成都“辗转流离市上”。这个“市上”到底是什么并不十分清楚，可能是指成都的“人市”。虽然所谓“人市”并不是字面上的买卖人的市场，而是自由劳动力市场；但是在这个市场上，也的确存在买卖妇女的现象，如买卖丫鬟、女佣、奶妈、小妾等。 她有可能卖身为奴，要不她的手上就不会有去不掉的两块烙印了，所以沈宝媛才用“沦陷”“人间地狱”“陷阱”“非人的生活”这样的词汇。由于同情她的遭遇，沈甚至不愿意具体描述她的这段生活，但是我们从字里行间仍能清楚体会到她悲惨的处境。至于她是怎么和雷明远相遇的，调查中没有只言片语，可能雷大娘不愿意向他人透露，也有可能沈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只是说：“此后，厮识了这位雷大爷，便成了她[他]的二妻，带来的那个女孩，改名为淑英，一并成为雷家的孩子。”

沈宝媛试图用社会学的语言去解释雷大娘和雷明远的结合：她和那个成都裁缝结婚，是“合乎均衡状态”的，但被遗弃以后，“生活的平衡被扰乱”，就是整个家庭被瓦解了。但后来同雷明远的结合，便产生了“一种新的互动关系，建立了一种新平衡”。同时雷明远也经历过“一种均衡重建的过程”，与发妻分居以及从老家搬到“望镇”，“就是个体与环境交互刺激与反应的过程，这过程一直续连至如今，也将呈现于未来”。

严酷的环境造就了她“外强中干”的性格，沈宝媛猜测她的经历也许改变了她的个性，她不再“懦弱”，而是变得“猛烈”，而且“接近于凶狠”。她脾气很坏，嗓门很大，十年前她的气势，“能压倒她的丈夫”，并借此左右其他袍哥兄弟，她曾经“近乎泼妇的模样，在地上打着滚儿”。所以在袍哥兄弟中，有“疯婆”的称呼，但她并不以此为意，反而沾沾自喜，觉得别人“慑于她的威风”，遇事要由着她的性子来。 沈宝媛发现雷大娘与袍哥弟兄们很接近，虽然她有时候也会给雷明远带来麻烦，但是“有了这样新的助手似的妻室”，对他在江湖上地位的提高，却是有所帮助的。

七年以前，一次为了买卖谷草的事，她与张姓街坊——也是一个袍哥兄弟——大吵大闹，她打了那人两个耳光，两人扭打起来，一起掉进了河里，还在浅水处相互撕打着，在水里扑腾，场面真是壮观。为解决他们的纠纷，袍哥因之“大传堂”，即开会判是非曲直，由舵把子调解，才了结争执。在会上，雷明远只是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由着他的老婆在那里分辩和争吵。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影响下，在风气保守的乡下，这种事情的发生的确是惊世骇俗的，这也充分反映了雷大娘泼辣和胆大的个性。但是袍哥似乎并没有把这场冲突视为大事件，毕竟雷明远是副舵把子，还是要照顾他的面子。这个时候，他在袍哥中还有着相当的声望和地位，所以对雷大娘没有“过分处置”，而且也没有人“敢在背后耻笑”。

虽然在传统的社会，像雷大娘这样的剽悍女人算是一个异数，然而也不能说是闻所未闻。特别是贫穷人家的女人，并没有多少顾忌，传统妇道对她们的约束甚少。例如，在成都街头就可以经常看到这类女性：她们一般来自社会下层，受传统“女德”的约束非常少，有勇气公开和男人交锋。正如傅崇矩所描述的，“贫家恶妇打街骂巷”，她们典型的姿势俗称“茶壶式”，即一只手指指点点，另一只手叉在腰间。下层妇女在街头彼此谩骂甚至打斗的场景也并不罕见，道学先生认为她们是“妇德不修”而大加抨击。

当地报纸经常报道她们的行为，其中一个故事是讲一个叫杨忠的人，他老婆是一个有名的“泼妇”，他嗜好赌博但很怕老婆。有一天，他输光衣服后悄悄溜回家，准备拿床被子作赌注，被老婆抓住了。她马上把他拽到街上，“百般辱骂”，不管他如何求情，还威胁要把他交给警察。直到街首出面调停，让杨忠道歉，她才罢休。当地报纸报道这个故事时评论说，“杨忠行为不正，已失男子之志气，人皆谓罪有应得”。另一则报道说，一名卖布的商贩拒绝按早先议定的价格把布卖给一名裁缝，引起了争吵。裁缝的“泼妇”老婆把商贩的手咬出了血，还朝他扔脏东西。另一个例子更有戏剧性：一位载客的人力车夫不小心碰倒了白姓妇女的儿子，这个小贩的老婆马上跳到街上来，一拳砸向车夫的脸。这一重拳不仅将他击倒在地，还打破了他的左眼球，血流满面。有些下层妇女甚至敢与士兵叫板。一位皮匠的老婆，也是邻里有名的“泼妇”，在与一个士兵发生争吵时，扇了对方一耳光。挨打的士兵把这一事件向其长官报告，长官会同鞋业同业公会会首到作坊解决争端，裁定错在该女。其惩罚是被该长官用一根烟管敲头，另外她被迫挂了一块红布，燃放鞭炮，作为道歉。

这些故事表明，虽然中国家庭里男人处于控制地位，但也常常有例外。所谓“泼妇”展示了妇女行为的另一面，这与温顺的中国妇女的老套形象完全不同。即使从总体来看，妇女是社会中的受害者，但是她们在公共场所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她们的文化修养、民间传统、个人性格和经济地位，她们中仍然有一些人敢于藐视那些传统的所谓“妇道”，在公共场所展示力量和勇气，即使因此而背上“泼妇”的恶名。从雷大娘的处境看，这种泼辣便是其最好的保护武器。

沈宝媛解释道，由于袍哥们“更着重于团体份子间的利益，所以他们所用‘社会制约’的方式也很严格”。这里所说的社会制约，就是由帮规来制约成员的行为。例如前面提到的雷大娘和一个袍哥兄弟的打架事件的解决，就是因为正舵把子的介入，以“劝导方式”而平息。当然，这种制约是多方面的，从外在影响来说，还要受“法律、信仰、教育、风俗、社会誉[舆]论等其他方面的社会制裁的影响”。雷大娘打架的事情最后得到控制，也是“当时誉[舆]论的一点力量”。

泼辣的雷大娘在雷明远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的形象很像李劼人《死水微澜》中成都近郊石板滩（见地图1）上店铺掌柜娘蔡大嫂（邓幺姑）。蔡大嫂颇有风姿，妩媚撩人，镇上男人因她痴狂，想吃她的豆腐。她和袍哥罗歪嘴有私情，碍于罗歪嘴的威风，其他人也不敢欺辱她。罗歪嘴作为袍哥，有钱有势，下面有小兄弟跑腿。蔡大嫂不喜欢她老实的丈夫蔡傻子，爱慕聪明能干、见多识广的罗歪嘴，爱得大胆而热烈，无所顾忌。这在19世纪末川西平原上的一个小镇上，真可以算是非常异类的了。 如果比较雷明远对待女人私情的态度，我们不得不说蔡大嫂是幸运的，因为她的情人是一个袍哥，否则，她的结局就很难预料了。 x/jyYPoJD5T6P+ObxoLBAGn5FLxgetb9NyPZBOT6XX6uRJdyNJ2rSXtOeOus5g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