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袍哥的网络

袍哥即四川的哥老会，是从清朝到民国在四川社会影响最为深入广泛的秘密社会组织。 这个组织的成员到底分布有多广，在地方人口中到底占多大的比例，虽然众说纷纭，但几乎都倾向于认为袍哥数量非常之大，在成年男性人口中所占比例非常之高。正如1946年的一篇文章所称：“袍哥在川省的势力，正[真]正庞大得惊人。听说，单以重庆一地而论，至少也有半数以上的人参加这个组织，三教九流，简直无所不有，尤以工商界及军人为最多。” 1947年的一篇文章也指出：在四川，几乎三分之二人口“加入这一组织的”。 据1948年的观察，“凡是在社会上稍有一点活动的人差不多都是‘袍哥’，乡村亦不能例外”。 重庆的袍哥大爷范绍增则宣称，袍哥成员要占全四川成年男子的90%左右。

如果说上面的数据都是记者或者文人根据自己的感觉做出的猜测，那么沈宝媛的老师廖泰初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也在1947年发表的文章中估计，四川男性成年人70%以上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1] 现存的档案资料似乎支持这些说法，以民间艺人为例，据成都市档案馆保存的1955年的《随园茶社蓉声川剧组花名表》，共12人（11男1女），在“参加过何伪组织”一栏，除3人空白，1人填“私塾四年”，其余都填有“无党派，有袍哥”。这一个案的比例也是在70%之上。

作为一个秘密社会组织，人们可能会以为袍哥情愿选择比较隐秘的地方进行活动，但实际上却相反，特别是辛亥革命后，袍哥的活动日趋公开。大多数袍哥把码头设在熙熙攘攘的茶馆里，甚至不少茶馆就是袍哥所开办，他们把茶馆作为一个理想的活动场所。人们经常可见茶馆外挂有牌子或灯笼，上书“某某社”或“某某公口”，这必是一个袍哥码头无疑。袍哥在茶馆或其他地方建立公口，各公口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视某地段为自己的“码头”，并承担维持那一地区公共安全、化解冲突以及保护经济利益等职责。

1940年代的四川，既然袍哥在成年男性人口中占如此高的比例，难道还可以称之为秘密会社吗？的确，当所谓秘密已为大多数人所知道的时候，秘密就不成其为秘密，秘密会社当然也不成其为秘密会社。袍哥已经不是名副其实的“秘密会社”组织了，但是当时的人们，包括报刊的报道，研究者的报告，社会学的调查等等，仍然称其为秘密社会组织。沈宝媛在其《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中开宗明义便称：“本文之作是要剖视我国现存的‘袍哥会社’，分析一个曾经经历兴衰阶段的袍哥领袖人物的生活史，以说明秘密会社在一个社区里的控制作用及其消长兴替。” 沈的老师廖泰初在1940年代在成都郊区所做的袍哥的社会学研究，也有这样的定义：“在四川省活动的众多中国秘密社会里，最突出的是哥老会（兄弟会）。” ^[2] 更早些时候，1936年沙铁帆所作《四川之哥老会》，也明确称：“该会是社会之秘密团体，参加份子，不限阶级，质量悬殊，其活动情形，各有不同。” 1940年四川地方实际问题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四川哥老会改善之商榷》也称：“哥老会为秘密会党，各种活动，向为政府所严禁。” 不过该文所谓“严禁”，在四川地方上基本上是虚应故事。1946年，即沈宝媛完成其调查报告的同一年，吴伧所发表的《四川袍哥与青红帮》说：“‘袍哥’云者，咸兄弟之义，中国秘密结社。”

由于所使用资料的缘故，我也仍然使用“秘密会社”这个词，但是更多地使用“袍哥”或“哥老会”这个组织本身的名称。因此，本书把袍哥称为“秘密会社”并非是一个严格意义的限定，特别是1940年代的袍哥，已经算不得一个秘密社会组织，虽然它沿袭了过去的组织结构、仪式、语言（其实以上方面也多少发生了变化）等，但是在意识形态（反满）、政治目的（复明）、行动方式（秘密）等方面已经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袍哥从一个反清的秘密组织，演变成在四川分布最为广泛的公开活动的社会团体，经历了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1911年辛亥革命应该是一个转折点，民国时期虽然政府仍然明令禁止，但并没有真正采取严酷的镇压措施。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袍哥在军阀统治和战乱的环境下蓬勃发展起来，地方政府已经完全没有力量控制这个组织了。

除了人数众多，四川袍哥势力和影响到底大到什么程度？以1946年重庆第一届参议员的选举为例，参加竞选者，“差不多有四五十人，均为袍界人物领袖”。而不是袍哥的候选人，觉得获选机会渺茫，为了竞选成功，“大肆活动，临时要求参加袍界组织”。曾有某人平时“自命清高，看不起袍哥”。但是此时“以千万元之代价，要想入门拜某堂社，请求支持其竞选”，但是数次被拒绝，被拒的理由是“袍界不为利诱”和“袍哥不为人所利用”。后来经过各方面的“恳请”，才答应协助，而且并不要金钱，说是“袍哥们都是够朋友有骨气的，以利诱之，反而要遭拒绝”。

因此，虽然袍哥本来是“下层民众的一种无形的组织”，但是其在四川的势力之大，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甚至中等阶层的各色人等，为了适应环境也乐于参加，中上等人为增高自己在社会上的声望，也有人不惜与‘袍哥’相周旋”。 所以有人指出，袍哥“是民间的中间份子，有领袖的威信与领导作用，只要好好利用，不让他沦入普通帮会之路，是非常有力量的群众组织”。据说立法院院长孙科都称“袍哥是一个有力的民众集团”。

有人试图探讨四川袍哥壮大的原因，发现“袍哥之所以具有坚强的团结力量，数百年而不绝，其原因乃是一个‘义’字”。袍哥最重要的信条是不奸淫，尤其是对自己弟兄的妻女，“如犯有此种罪行，往往格杀不论”。另外，袍哥也不允许掳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有人说这还不是最基本的原因，“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于四川连年内战，强梁载道，民生不宁。如果不是用团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实在使大家都没有法子活下去”。例如一个普通人被欺侮，要到法院去打官司，非但弄不清法律，而且是既费时又费钱。可是如果采取“吃讲茶”的办法，请出“大哥”来评理，“无论天大的事情，‘大哥’都有一言立决的力量，从没看到过‘不服上诉’”的情况。

其实，民国时期关于袍哥的各种民间记载，固然反映了袍哥保护弱小的事实，但是也有着明显的理想化的色彩，因为袍哥毕竟是一个包括三教九流的复杂团体，后面也将讨论到，它分为清水和浑水，后者也时常从事包括抢劫等非法活动。对袍哥的这种复杂性，本书将力图进行充分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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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势力在四川的扩张，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它从清初反清复明肇始，到辛亥革命风光一时；从清朝被严密查禁的非法团体，到民国时期成为半公开的组织；从早期边缘人群的秘密活动，到后期渗透到党政军各级机构，这些都表现了这个组织强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其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各个时期的政府为摧毁这个组织进行了极大的努力，但都没有成功。直至1949年之后，这个组织才最终消失。

对于这个组织的起源，可以说是莫衷一是，各种文本有不同的描述。在清代的文献中，他们这样被描述：“袍哥，即烧香结盟之会党也，流于匪类者谓之会匪，普通之名词皆称袍哥，或曰袍几哥，又曰帽顶。” 可见清代袍哥又有“哥老会”“会党”“会匪”“帽顶”等称呼。哥老会的来源一直模糊不清，历来颇有争议，但似乎也有蛛丝马迹说明哥老会与啯噜的某种渊源关系。如啯噜的首领也多称“老帽”“帽顶”，清人和近人也多称两者产生于四川。左宗棠则直截了当地说：“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匪之别名也。”李榕也指出：“窃按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清末编辑《成都通览》的傅崇矩也认为：袍哥“南路谓之棒客，北路谓之刀客，东路谓之啯匪，省垣亦谓之棒客”。 关于“棒客”这个说法，在沈宝媛的调查中也得到印证。在“望镇”，所谓“棒客”就是浑水袍哥。

袍哥对他们的起源却有自己的一套解释。沈宝媛的调查报告“附录一”，简短讲述了和上面提到的袍哥与《海底》之“缘起”类似的故事：“袍哥”又叫“汉留”，它的兴起始于郑成功，他“悯明室之亡，痛生父之死”，所以于顺治十八年（1661），“与所部兵将，约会金台山，效法桃园，崇奉圣贤，以汉留为号召，约盟来归者，四千余人，秘密结社，开山立堂，是为袍哥之始”。当时的文件称《金台山实录》，“即当时之组织书，亦为今日汉留之历史教材也”。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兵攻克台湾，“郑子克琰（应该为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恐先人遗物，被敌攫去，遂将此书用铁匣装妥，沉之海底，故后称社团之组织书为《海底》者本此”。 沈宝媛这里的说法，大致和刘师亮在《汉留全史》中的描述是一致的，其实都是沿袭《海底》的故事。说明当时袍哥普遍对自己的起源采纳了类似的说法。

我们无法确定这个说法的可信性，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文献对袍哥的扩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虽然哥老会组织是在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段漫长历史中逐渐发展而来，但显然在19世纪下半叶其成员数和影响力都有极大扩张，这很可能与其经典文献的“发现”（或“创造”），并成为其思想意识和沟通工具有关。袍哥《海底》、“汉留”以及对自己组织之起源的说法，可以看作是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所指出的“被发明的传统”的一个过程。他们利用“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它们通常就试图与某一适当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 这种“被发明的传统”成为他们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凝聚力。

从上面清朝地方官和官方的文件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与袍哥对自己历史的起源完全不同的说法。我们应该认识到，不同的说法是因为各有着不同的目的。官方把袍哥的起源说成是地痞流氓、江湖强盗，除了偏见外，还有着政治的目的，即有利于对这个集团进行打击。而袍哥对自己历史的描述，则是形象塑造的一部分，也是一种身份的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是他们扩大组织和增强凝聚力的重要基础。我们现在无法确认官方和袍哥各种描述的可信度，但毫无疑问，两者都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也都存在人为的历史建构。

对一个真正的袍哥成员来说，精通《海底》成为证明其身份的前提。虽然这个文件的来源和可信度难以判定，但它作为这个组织的经典和媒介，对反清、反满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调查报告的“附录六”关于袍哥的书籍举例中，沈宝媛列出了五种书目，即《汉留海底》，“胡朗秋署　光绪三十三年孟春月出版”；《江湖问答》，“博爱山人校正　仁昌书局代印”；《海湖言词》，同上；《新海底》，同上（上下二册）；《革命宗旨》，同上。 另外，应该提到的是，《海底》有许多版本。我手头目前有三个不同的《海底》版本，但是都不是沈宝媛上面所列。这三个版本是：一，民国廿一年仲春中浣新镌《成都江湖海底全集》；二，成都刘双合刻版《成都江湖海底》，民国廿三年六月重刊；三，李子峰编著《海底》，1940年版。前两本都是本地印行，木刻版。第三本是铅字排印本，达334页，流传最广，篇幅也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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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百年间，袍哥一直与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争夺地方的控制权，与地方政权的演变共进退。同时，这个组织与地方精英、保甲、团练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川西平原，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由于移民的流动性，宗族的权力不如中国南方那么强大。国家通过精英间接行使权力来对乡村进行控制。 从清代到民国，县以下的地区控制是通过保甲制来实施的，十家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一保之内，守望相助，成为地方控制中强有力的手段。 据嘉庆十八年（1813）《巴县团首牌团条例》，各场镇还设立梆锣并木架一座、高脚牌一面，牌上书写“严拿匪徒”四字，造上方下圆青岗木棍四根，上写“专拿匪徒”四字，插立木架之上，“以壮威势”。还要求各家制青岗木棍一二根，“以备捕贼防身”。若有“匪徒入境”，立即“鸣锣击梆”，各牌头一闻锣声“即率牌众，各持木棍齐集，协力擒拿”。道光三十年（1850）巴县又制订《编查保甲条规》，规定每牌头对所管十户凡有无产业，其亲属、奴仆、雇工人数，有无职役，田地若干，现住房屋系自业、当业、佃业，以及父母、伯叔、兄弟、妻妾、子女、子侄、孙子等是何名氏，共有男几丁、女几口，“逐款察明，按照牌册格眼，备细填注”。

一般牌头、甲长、团首等都由有一定地位的人担任，如规定牌头“必须素无过犯，才过九家者，方可充当”。团首“不拘绅士粮户”，但必须选择“品行端方，为人公道；素为一方敬服者”。保甲制实由地方精英实施，任职者由地方保举。除保正外，还有场约、乡约等名目，与保正会同办理乡民诉讼，办差徭公事等。他们一般由乡绅推荐，官方给照，“以平民充之”。 其实，保正往往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非但无薪俸，而且处于地方、乡村势力与国家之间的夹缝中。当政府强加额外征收或民众因歉收无力缴纳赋税时，保正职责便更难执行，他们在国家权力和地方利益之间进退两难。不过，虽然担任保正这类维持地方秩序的职务有种种难处，但毕竟在地方上有了一定的“身份”，而且也可以因此捞到一些好处，所以有不少小绅还是乐于出任的。

团练衍生于保甲，因此与保甲在编制、职能等方面有相似和重合。但也有不同。团练的规模较保甲有所扩大，如成都附近新都县之团练分为：牌（头目为牌首）、甲（甲长）、团（团正）、场（总监正）。其中最后一项“场”就是保甲制所没有的。团练的编制力求与乡村社会既存的组织规制相一致。如成都县全县分为二十四里，复为三十四保。井研县的基本单位是镇，在光绪年间全县先分为17镇，然后在此基础上以团保混合。团练与保甲的另一个不同在于，保甲由官办，大权在中央，各地保甲运作的每一个环节，由地方官掌握。而团练则由官绅合办，办团士绅虽经中央简派，但其组织规模及运作机制则基本上由士绅决定。他们往往在一个村庄或城镇建立自己的办公场所——团练局，表面上由官总其权，绅董其事，但是实际上多由士绅操纵团练大权，官权在其中的作用十分有限。 1935年，四川实行新县制，保甲也重新编制，根据1945年四川第五次编查保甲的概况，“望镇”所属的成都县，共有14个乡镇，分为255保，2511甲（图3-1）。

袍哥渐炽是在嘉庆以后，到咸丰、同治年间，势力迅速蔓延，川省“匪徒无虑数十百股”，而且均有“匪首”，他们大多是“无知妇孺、会匪、饥民，聚党数十人或数百人便图起事”。这里提到的“会匪”，即是哥老会。如果是“大兵进剿”，他们则“不耐一战，弃械狂奔，混入居民”。 哥老会经常“开山”纳徒，据晚清四川省咨议局关于解散会党的议案中称：“会党之增加党类，必在开山结盟时，开山一次，新入会者辄数十百人，如是不已，会党安得不多？其开山必在深宵僻地，又有衙蠹为之牒蒙，盖似不易察。然每开山，少者人以百计，多以千计，来程至数百千里。”在集会之前，“大约皆藉期会或生辰燕会为名，发布红柬，遣人邀请”。 这是对袍哥势力扩张的一个生动描述，反映了官府对他们无可奈何的状况。

资料来源：格蒂研究所（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清末，哥老会在四川已形成网络，据四川总督岑春煊禀请查灭四川会党码头的奏折称；

窃四川会党之风甲于天下，而拉搕抢劫之匪即出于会党之中。一朝犯案，悬赏通缉，又恃有当公之会党包庇调停，羽翼遍川，实难惩治。擒其渠者，而小者又大，犁木未坏，弯树重生，诛不胜诛，良可浩叹。查川省会党以西南为最，东北次之，各属乡场市镇……各有码头。

哥老会势力甚至渗入到清兵勇之中，王闿运《湘军志》称：“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者。”左宗棠也承认，“鲍超籍隶四川，而流寓湖南最久……其治军也，贵勇而贱谋，喜用众而不能用寡。其偏裨专取猛士，不尽责以纪律。惟临阵则法在必行。所部多悍卒，川楚哥老会匪亦杂厕其间”。 可见，哥老会真是无孔不入，“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入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 它如此广泛的社会背景，为它能长盛不衰奠定了基础。

社会动乱给了这个秘密社会组织扩大势力和影响以极好的机会。虽然袍哥在清代即被禁止，但他们在像茶馆、烟馆、饭馆以及戏园等公共场所都很活跃。颁布于清末的《清查窝赌、窝盗、烧香结盟、传习邪教规则》规定，警察可以盘查“烟茶酒馆及戏场会场人众处所，如有三五成群，气象凶恶、行止张皇、衣服奇怪者，巡兵即须秘密尾随其后，听其言论，迹其所至。如有烧香结盟端倪，即禀知本管官先事防范，待时掩捕”。这个描述也反映了地方政府是怎样辨别秘密社会成员的。 辛亥革命中袍哥与四川保路同志会和保路同志军合作，得以公开活动，但革命后又成为非法组织。不过，尽管有政府的控制和打击，他们的势力继续扩大。在川西平原，袍哥控制了地方社会，从城市到乡村，都有他们的势力范围，经常开办茶铺、酒馆、旅店以作为其活动的“公口”，这些地方亦成为地方社区非官方的权力中心。有些袍哥也从事非法交易，诸如鸦片、黄金、武器走私，收保护费、窝赌等更是他们获利的常见途径。

可以说袍哥在当时已经形成了最有势力的秘密社会力量。据刘师亮统计，哥老会从嘉庆中到清末约百年时间内，在各省共开山堂36个，川省即占16个。所以说“各省汉留之盛，莫过于四川”。当辛亥革命爆发，“及保路事起，四川省会一区，仁字旗公口至三百七十四道之多”，如果再将礼义两堂加在一起，这个规模将更大。还有“至乡区各保与夫临路之腰店，靡不设有公口，招待往来者，日不暇给”，所以民间甚至有“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的说法。 这里提到的所谓“腰店”，也有称“幺店”的，即乡场上的杂货铺、茶馆，或者小酒馆、饭店等，人们也经常以“幺店子”（或“腰店子”）来称那些非常小的乡场。川西平原上由于人们散居，不容易见面，这些腰店经常便成为地方上的社交中心，人们空闲时总会去那些地方打发时间。本书的主人公雷明远，就是平日都在“望镇”上的腰店里混的人。

袍哥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辛亥革命前，他们在郫县新场商讨反清事，“大会在新场乡下野寺中整整举行了一夜，巡风望哨达数十里之遥，真有些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许多鸦片烟瘾的老大哥，呵欠流泪，危坐终宵，不敢擅离香堂”。 清末，袍哥许多山堂都参加了反清斗争，如参加保路运动的哥老会头目即号称十二统领。 辛亥革命后，袍哥也一度可以公开活动。但是民初四川局势稳定后，当局开始禁止袍哥活动，袍哥依靠严格的组织结构和群体力量，渗透到底层社会。他们部分填补了过去士绅在地方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川省政局不稳，兵匪盛行，秩序混乱，地方需要袍哥来维持秩序，组建民团，发展武装，控制地方，保境安民。四川由于军阀混战，防区不断变化，权力经常转移，各属官员频繁更迭，降低了其地方管理的能力，萎缩了其权力施展的范围，致使对底层失控。加之税捐种类繁多，征收困难，地方官不得不承认袍哥势力，一些袍哥大爷凭借众兄弟伙的力量，顺理成章地出任团总的职务。当时人对此评论道：

县府的命令不能直接达到人民。人民的心目中，只有某区长、某大爷（哥老会头目的称呼——原注）。文人作县长的，多不敢下乡，因为他们没兵力，常常受到团阀的侮辱。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亲眼见有几个穷光杆（哥老会份子——原注），到现在不及十年，都积资至三四十万，拥枪一二千枝，出门随从手枪及手提机关枪弁多至五六十人，对于老百姓则操生杀予夺之权。当局何尝不知道，因为筹款的时候，必得依赖他们。所以也不敢得罪他们，任他们自由地干，反正受害的是人民，对军阀的本身是无碍的。

从清到民国，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控制的若干变化。首先是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开始的从保甲到团练的转移。在民国时期，团练的首领多由袍哥担任。其次是袍哥参与税收。传统社会中地方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收税，各地的捐税经常不是由县衙直接征收，而是通过乡绅这个“中介”进行，乡绅是县衙能够按时收足捐税的保证。每岁秋初，县令邀城乡绅粮至官府，讨论捐税征收办法。地方捐税往往先由乡绅垫付，再由乡绅向乡民收取垫付部分。乡绅之所以乐于垫付，是因为一方面可向政权表忠心，在地方显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捞到许多实际的好处。在1930—1940年代，许多地方的这类“乡绅”，实际上被袍哥所取代（图3-2）。

例如“望镇”附近的金堂县（见地图1），袍哥首领贺松在1940年代低额承包屠宰、市场各税，从中渔利。当时每天宰猪不少，市场上米粮、棉花成交额也颇可观，每年可收一定数量的屠宰税和秤斗捐，贺低额承包了这些捐税，然后用招标方式高价转包，获利巨大，除“给码头、学校部分外，余全部落入贺的私囊”。并且“私设关卡，勒索过往客商”。竹篙是地区交通要道，经营布匹、棉花、白糖、油米、烟酒生意的商旅假道于此，当时政府在竹篙设有收税机关，如食糖专卖分局等，派员专门征收糖税。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一个被政府禁止（至少在理论上）的组织，他们居然可以通过包税的办法，帮助地方完税，并从中渔利。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成为地方政府和乡民之间的中介。而且贺松所得到的利益，还要分给“码头、学校部分”。这里作者没有给出具体信息，但是至少也在不经意间透露出，有部分收益用于地方公益。这份资料也证明，对于像贺松这样的袍哥首领，地方官也必须依靠，对其所作所为经常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资料来源：法国考古学家谢阁兰（Victor Segalen）1914年摄。杜满希编：《法国与四川：百年回眸》，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贺松从1945年起，还以地方名义在竹篙场头私设关卡，要过往客商缴纳“保商费”。凡在竹篙地段交了“保商费”的行商，可不再交税给地方政府，这样过往商人都愿去他手下人那里交“保商费”，致使“专卖局”收入大减。专卖局“对贺松也没办法，只要求他少收些费，少放些人走就算对了”。他还“管仓吃仓，侵吞公粮”。抗战后期到国民党垮台前，地方上的田赋税改征实物，贺以“地方名流”和乡长身份插手田赋管理，将每年收的稻谷加工成大米后上交军粮。收粮时，“在升斗上盘剥农民，加工中又有意降低米的标准，一律打成糙米，还杂以泥沙”。这样每年多出谷“何止数百石”，统归贺所得。这个袍哥首领甚至有能力从地方政府那里截留税收，可见其能量之大。

甚至对于“上面”来的官员，他也敢于“雁过拔毛”。1945年初，金堂县田赋管理处徐姓科长来竹篙搞土地陈报，在勘查土地过程中敲得很大一笔钱，徐想独吞，未给贺松分成，贺很不满意，命爪牙在徐回县路上将其身上钱财尽数抢走。徐知道这事是贺松所为，向县长告状。但“那时的县长对于贺松这样的地头蛇，又有多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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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袍哥者多为下层，“其组织法，先询其人之身家己事。如身家清、己事明、不为群众遗弃者，即业惊、培、飘、猜、风、火、爵、耀、僧、道、隶、卒、戏、解、幻、听等均能入会”。他们“或作侦探，破彼方之秘密；或司传达，使各方之联络；或任调查，明各方之消息，均于汉留有绝大补益”。 这里官方所列的所谓惊（算命）、培（中医）、飘（行乞）、猜（设赌局）、风（行骗）、火（炼金）、爵（卖假官）、耀（看相）、僧（和尚）、道（道士）、隶（衙吏）、卒（兵）、戏（优伶）、解（卖艺）、幻（巫术）、听（音乐），皆为民间骗术。不可否认袍哥的成员非常复杂，但是官方也是有意把袍哥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盗窃诈骗者联系在一起，有助于他们对这个集团进行打击。在清代的官方文件中，经常把袍哥与土匪相提并论，干脆称之为“会匪”，显然这种称呼和定义，给了官方镇压的口实。

当然，袍哥中也不乏乡绅和地主，“初由不法匪类结党横行，续而绅富相率效尤，亦各立会名，以图自保”。 有的“绅粮”则“名为借此保家，实则广通声气，以自豪恣”。 以至于川省有“一绅、二粮、三袍哥”的说法。到清后期，袍哥除了广泛进入政府和军队外，还吸纳了不少知识界的成员，如灌县崇义镇的“舵把子”张捷先即是小学校长，他与郫县新场总舵把张达三都是保路同志军首领。江津留日东斌学校学生王稚峨是“县中哥老会掌旗大爷”。

袍哥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组织特点和结构，演变出许多形态：“川省下流会党，千流百派，而大别不过两类。甲类为江湖会，乙类为孝义会。江湖会起最早，纠结日久，多亡命无赖及不肖绅衿，常为乡里所苦，于是孝义会起而敌之。其初由乡里有籍之民，互相结集，以抵御江湖会之侵扰，既而手滑势急，羽附日杂，其为患遂与江湖会无异。而各会党中又自分两类：一种各有正业，特借入党以联声势而为缓急之恃者；一种别无正业，而专以不法行为为业者。” 可见，当时有川省哥老会分江湖会和孝义会的说法，江湖会出现于前，孝义会产生于后。按照这个说法，江湖会更像袍哥中的“浑水”，或“浑水皮”，或者叫“无正业”者，即有的是以入会为护符，而有的是以入会为生计，没有其他谋生手段；而孝义会则接近袍哥中的“清水”，或“清水皮”，或称“正业”者，他们有正经职业，并不需要以当袍哥来维生。所谓哥老会的“清水皮”与“浑水皮”之别，“清水皮者，树党结盟，自雄乡里，专尚交游，不事劫掠；浑水皮则良莠不齐，大率藏垢纳污，敢于触法犯禁”。 沈宝媛的报告也提到，清水有比较强的纪律，在政府军队都有关系，并相互依靠；而浑水（沈用的是“混水”），却是以袍哥为职业者，经常干不法的勾当，成为政府打击的对象。雷明远属于清水袍哥，他们有“周密的规则及较正当的作风”。而且这些袍哥成员还在地方担任一定的职务。

袍哥不同的分支、派别和帮别称为“山堂”，每堂内部各有等级、帮规。李榕曾描述过哥老会的内部结构：

每堂有坐堂老帽、行堂老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五为上四牌，六八九十为下四牌，以四七两字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谋议者号为圣贤二爷，收管银钱者号为当家三爷。内有红旗五爷专掌传话派人，黑旗五爷掌刀杖打杀。其聚党行劫者谓之放飘，又谓之起班子，人数多寡不等。

以上所称的“牌”，实即“爷”，即哥老会的等级，由于忌讳四和七——因四字音“事”或“死”，七字音近“截”，均视为不吉——因此袍哥内部只有大爷、二爷、三爷、老五、老六、老八、老九、老幺。大爷又称“龙头大爷”“舵把子”等，具有家长式的权威；二爷一般为出谋划策的军师；三爷则为日常当家者，公口的产业、金钱等，皆由其负责管理，他还主管接待等事。五爷则有红旗管事、黑旗管事之分，前者负责议事，后者负责行事。

沈宝媛对“望镇”袍哥的考察中，也看到了这种严密的分层，她特别注释了一个英语单词Hierarchy。这种分层，有利于内部的控制和命令从上到下的传达。这样，袍哥形成了内部的等级制度。上层是舵把子，发号施令，掌控一切；下层是小兄弟们，只能服从命令，接受控制；而中间是三哥、五哥、六哥（“哥”可以和“爷”互用）等，承上启下，可称为“中间阶层（Intermediate Class）”（英语为沈宝媛原注）。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他们应享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好像政治集团中的领袖与其臣属一般”。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袍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各个码头各自为政，各个公口相对独立、互不统属，但是有时候若干码头也组成一个联合会。因此，袍哥各社之间的控制和管理都有非常大的不同，尽管各个分社都遵循《海底》，但是版本众多。这种互不统属，也造成了各社之间的互相争斗，冲突和火拼时有发生。当然，各社之间也有很多合作，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这个组织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

在1940年代，袍哥出现了合并以壮大势力的趋势。1942年10月15日，国民党省执委发公函，“函请查办威远新场哥老会”。 因为当地退伍军人黄初年，“为增加势力，扩大组织”，乃致函各方，召集资中、内江、荣县、仁寿各县帮会，合组“四和兴社”，并于21日召开成立大会。公函称根据报告，新场“本场哥老，原分仁、义、礼、智各堂口，除部分不肖份子外，大体尚能安分”。可以看出，虽然袍哥是被禁止活动的组织，但如果能够“安分”，政府也并不干涉其活动。这个公函表明成立四和兴社的动机是：“一为敌人将攻入四川，我们要团结全川哥老，必要时揭竿而起作游击战，抗日救国；一为四川人非团结不足以驱逐外省人。”这个新组织的最高负责人称“正副主席”，参加会议者“推选”黄初年、黄承年两人分任。据“内幕分析”，该社以黄初年“活动最为激烈”。黄本人曾任廿四军营长，“与各地哥老甚为密切”，其余重要角色如烟贩、土匪“自新”人员等，“主要企图在联络感情扩张力量以作贩运鸦片之勾当”。公函认为这个组织虽然“无政治作用”，但是也担心“若为奸人所利用，则为害非浅”。经费来源除黄初年“私人捐洋数千元”外，凡参加社员每人捐洋十元，共社员二千余人，凑款约三万元。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之际，四和兴社举行联欢大会，并迎接剧班演唱川剧十天。这种活动与过去民间组织如会馆、清明会等的唱大戏类似，而袍哥逐渐有取代了它们的角色的趋势。

这份资料有若干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退伍军人成为袍哥的首领，当时袍哥大量渗透进入军队，秘密社会和军队的结合，是政府所警惕和担心的。二是这个组织规模极大，联络了四个县的袍哥，达到二千余人。三是地方官的参与，乡一级的最高权威乡长、副乡长都在其中。四是其动机也耐人寻味，首先是打着“爱国抗日”的旗号，宣称是为了在敌人入侵的时候，团结一致打游击战。这可以说为其结社活动提供了一个充足的理由。但是，另一个动机却是驱逐外省人。抗战爆发后，大量难民从沿海迁入四川。不仅日本人，外省人也成为他们要驱逐的对象，说明这些袍哥成员有非常强烈的排外心理。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首领黄初年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其他人捐十元，他却捐几百倍以上，这也说明经济实力与在袍哥内部的控制力和威望，是成正比的。在第十一章，我们将看到雷明远权力的衰落，就是从经济开始的。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这份文件并不是下达的命令，也不是关于如何整治袍哥的办法，而是以“公函”形式，似乎就是某种情况通报，也没有建议采取任何措施，无非是介绍动向。反映了地方政府与袍哥这个地方豪强的微妙关系。这种袍哥活动的情况描述资料，很可能是基于地方士绅的密报，它们产生的背景非常复杂，经常是因为地方的权力之争。

其实，我们还应该看到，抗战时期，许多袍哥成员纷纷加入和支持抗战，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图3-3）。如1942年为蒋介石55岁生日祝寿，四川袍哥发动了几十万人捐款购买飞机，命名为“忠义号”。 袍哥是抗战可以利用的力量，当局在这个时期对袍哥的限制极少，袍哥又成为一个公开的组织，并在地方与政府有许多的合作。川军出川抗日，袍哥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时人便指出：“川军的武器不如人，训练不如人，然而他们能够打仗，这原因就是有袍哥组织在做精神武装。有许多川军部队，部队长自己就是‘舵把子’，干部是大哥或三五哥，士兵则有弟兄一样的亲爱精诚，平时弟兄们有事，做大哥的代为解决，一旦打起仗来，自然乐于效命了。” 迁都重庆后，中央直接控制了四川地区，国民政府主持举行县乡基层机构选举，这给袍哥进入地方政权创造了条件。若想在竞选中获胜，必须拜码头，以得到袍哥的支持。 这样，袍哥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基层政权。

沈宝媛在考察袍哥的时候，便感叹于其“社会控制所具有的力量之强大”。她发现“望镇的中心是集中于社团”，所以，“社团就负有一统社会制裁的极大作用，甚至法律、政治、宗教、伦理等等其他方面的社会制裁，都纳入于社团特定的制约意义范围之中了”。 这样的表述，可以给我们重要提示。在沈的考察报告中，当提到袍哥时，她更多是用“社团”来代替，甚至包括她的论文题目。我想她选择用这个词，是有一定考量的。袍哥作为哥老会在四川的分支，本身就不是一个严格的、正式的组织的用语，而更多地是成员自己和社会对这个秘密社会的一种称呼。在官方文献中，更多使用“哥老会”。说到底，这些组织是一种社会团体，因此当沈宝媛力图不带偏见地从学术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时，用“社团”这个十分中性的词汇来指代袍哥，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资料来源：网络照片。

当然，这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社团。它从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会社，发展成在四川无处不在、最强大的公开活动的社会组织，并在地方社会秩序甚至地方管理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地方官也无从实施权力。他们同时也是一个暴力团伙，不时扰乱地方安宁。简言之，袍哥一方面是地方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却经常成为破坏地方秩序的一种消极力量。

[1] Liao T'ai-ch'u，“The Ko Lao Hui in Szechuan.”Paci c Affairs XX（June 1947），p.162.

[2] Liao T'ai-ch'u，“The Ko Lao Hui in Szechuan.”Paci c Affairs XX（1947），p.161. xgCwkjr4cx+iGLN4Bt6fYGcRcpEcKuNwunrjt2XkJqQ4lN9VIVMJV0vAiawuZM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