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传统的汉语语法研究应该而且可以跟当代西方语法理论对接起来，从而让汉语语法学这种传统上的国别学问跟世界语言学主流汇合，形成真正的双向交流局面。我们相信，就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这种“汇流”过程本身虽然不一定总是顺利和愉快的，但其最终结果应该有益于中国，有益于世界。

目前我们国内在吸收利用生成语言学派理论，研究汉语问题和普通语言学问题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仍然有许多继续改进与提高的空间。我们不是为了引进而引进，引进是为了发展自己。引进应该是准确把握其实质精神，批判性地、有选择地运用其精彩思想处理汉语问题，并反过来借助汉语研究成果修正那些理论本身。真正做到这一步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障碍之一是生成语法理论几十年来发展很快，并且长期处于自我修正和变动不居的亢奋状态。与此同时，它几乎失控性地制造了一大堆意义不大的、令人反感的概念术语，结果弄得越来越繁琐、越来越抽象，以致掩盖了这个理论本身始终一贯的精彩内容。“瑕”已经掩“瑜”，十分可惜！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一学派的理论目标是研究人类语言的普遍原则，跟我们全神贯注的汉语问题在研究范围上只是“部分交叉”而不是“完全重合”。这种关系下的两种语法研究本来应该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利用。但是有不少同行并不了解这种“交叉”关系，想当然地认为这个理论的每一条规则、每一个概念，都应该对解决汉语问题有用，要说明的每一种语言现象，都应该在汉语中找到印证。一旦不能完全满足这一不切实际的心理预期就会产生极大的排斥心理和反感情绪。

在这个思想背景下，我多年来的学术研究有一个中心追求目标：首先“走进”这个理论系统，吃透其精神实质，把握其核心内容。然后“走出”这个理论的条条框框，抛开那许多不必要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犹如阿拉伯妇女头巾式的名词术语，直接用它最精华的原则系统去观察汉语现象，解释汉语问题，尤其是国内同行所关注的那些汉语语法中的热点问题，并尽可能把研究结果以国内同行所习惯的表述方式和概念术语表达出来，朴朴实实地呈现出来。

这项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绩。部分研究成果已经以单篇论文方式发表于《中国语文》《语言研究》《当代语言学》和《现代中国语研究》等刊物。还有更多的内容在中国、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举行的多个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过。我还曾于1994-1999几年中先后在武汉、南京、上海和北京等地的大学报告过，跟同行交流过。听众中有的专家同行当场表示了很大的兴趣，说我讲的生成语法理论可以懂、可以用。更有同行事后热情来信，催促我把在各地的讲稿整理成一本系统的书稿出版，以便引用和讨论。所有这些都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于是即向任职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申请科研经费，在中文系下属“汉学研究中心”实施一项专题研究计划（编号：RP3960001）。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就是以这项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为基础，参照近几年发表过的文章和在各地的专题演讲大纲，整理而成的。

本书能够及时完成和出版，首先应该感谢我所任职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提供的科研经费支持和出版经费补贴。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文系系主任兼汉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润华教授及其前任陈荣照副教授和李焯然副教授都曾对此项研究工作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有力的支持。

本书是由一系列的专题研究组成的。这个系列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理论支撑点：表面上复杂凌乱的语法现象实际上是一套相对简单有序的语法原则跟“认知”和“语用”等语法外部因素相互作用所造成的结果。在这些专题问题的长期思考和研究过程中，作者曾以多种方式受益于多位前辈老师和同辈诤友。其中主要有我在夏威夷大学的恩师李英哲先生和郑良伟先生，早年同窗萧国政、李宇明、蒋平、吴振国、汪国胜、郎大地等师兄；国内语言学界前辈詹伯慧、陆俭明、李临定、马庆株、汪平、邵敬敏、尹世超教授以及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同代朋友李向农、方梅、张伯江、左思民、史佩信、郭熙、郭继懋、郭锐、刘丹青、沈阳、周国光教授；海外著名学者和见多识广的众多同道李讷、黄正德、陆镜光、陶红印、张洪明、王建琦、武果、潘海华、石定栩、张敏、冯胜利博士；我现在的同事陈重瑜教授和李子玲、黄秀爱、石毓智博士。他们或提供思路，或提醒事实，或者跟作者一起讨论问题，都使我受益极大。我的两位研究生马文婵同学和吴福焕同学协助做了大量的资料工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的同乡、同龄人和多年挚友石毓智博士1999年中从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后，来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跟我同事；接着老朋友袁毓林教授也来这里访问讲学一个学期。我们在这烈日炎炎的赤道边上组建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沙龙，这使得我能有一段较长时间跟他们一起讨论问题、钻研学问，受益匪浅。我的思考和写作继20世纪80年代初的武汉、90年代初的华盛顿之后，进入了第三个活跃期。尤其需要感谢的是，本书初稿成文后，毓林兄百忙中通读全稿，充分鼓励的同时还具体地提了二十多条宝贵的修改意见，提高了本书的质量。

我还要借此机会再次特别感谢对我的语言学学术生命起过关键作用的恩师邢福义先生。1982年初，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随萧国政和李宇明两位师兄一起考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成为邢福义先生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开始了在桂子山的书斋生活，毕业后我们三位同时留校任教，直至1986年夏天我漂洋过海去美国，一共在江城武汉的南湖之滨、桂子山上度过了最值得回味的将近五年时光。岁月悠悠，往事如烟。自1978年初迄今的二十多个春秋里，我曾先后在三个国家的五所大学长时间地学习和工作过。如果有人问我，最值得留恋的是哪一所大学，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华师”。是的，是华师，是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华师是我梦绕魂牵的校园，是我心目中的学术殿堂。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华师的魅力并不仅仅因其坐山伴湖、得天独厚的绝佳位置和四季常青、鸟语花香的天然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那里有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的，邢福义先生一手营造的语言学学术环境和桂子山语言学团队。我们的老师邢福义先生当然不是“仙”，但是他却居然能在当时客观条件并不好的前提下，以其卓越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学术风范，实实在在地带领大家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奋发进取、努力开拓，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在一个师范大学校园里成功地建成了我国又一个重要的语言学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中心。可以自豪地说，我们都是汉语学界的华师人。我们在当时那个最能催人奋发上进，最能激发学术灵感，最能培养创新精神的环境下学到的远远不止是书本上的知识，更多、更重要的是学术探索的精神，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研究学问的方法。之后不管学什么家、什么派的语言学，不管干什么事情，不管思考什么问题，在华师获得的那些训练都成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和激励力量。谢谢您，华师！谢谢您，邢老师！

我深感幸运的是，在跟语言学结缘的十多年中，我有机会认识了本学科多位成就卓著的学者和德高望重的前辈。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就是其中一位。早在二十多年前，我读大学中文系本科的时候，就开始在一位老师的引导下拜读陆先生的文章。他的文章，语言事实清楚可信，研究方法透明可循。读他的文章从中学到的远远不限于他对那些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论断，而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的启迪。尤其令我感动的是陆先生和袁毓林教授为了我这本小书的出版多方联络奔走，付出了宝贵的心血和时间。稿成，陆先生慨允作序。对于所有这些，我很难找到合适的字眼来充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北京大学出版社水平高、影响大。能在北大出书，真是我莫大的荣幸。语言编辑部主任郭力博士始终关心和推动本书的出版工作，责任编辑徐刚先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者也一并表达深切的谢意！

徐杰
2000年11月
新加坡肯特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