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上海赛马轶话

赛马虽然是世界性的体育运动，但最钟情此道者，仍然非英国人莫属。电影、电视中常见的英国绅士漂亮潇洒的纵马跨栏镜头不必说，单是被英国统治百余年的香港，在回归之前，也曾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郑重宣布，“马照跑，舞照跳”，便不难窥见港人浸染此风，已痴迷到何种程度。

有一则玩笑话，说香港人最喜欢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二字题词，制成徽章，广受欢迎。原因是“博爱”从另一侧读，便成“爱博”，正合了港人酷爱赛马的特殊嗜好。我有幸在1997年以前去过几次香港，倒没见识过这枚有趣的胸章。不过，周六下午上课时，学生常会迟到。问起原因，竟也与马场开赛、道路拥挤有关。

说来惭愧，我自己至今未进过赛马场。只是当年每每路过北角那所“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场外投注站，见到川流不息的男女老少，边听实况转播，边买马票，总不免好奇。也时常猜想，那些蹲在墙根的“穷人”（其实我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一定是没钱入场而又做着发财梦，才到这里碰运气。这应该是赛马能成为香港“全民运动”的主因。不过，问过香港朋友，他们的说法倒是两样：“‘马迷’们未必因为无钱进场才去投注站。大概不是每个打工的人都花得起时间到赛马场，再者他们也未必愿意，因为一些人只想玩玩。妇女们投注后可能还要去街市，方便反而是最重要的。”

场外的小打小闹也许还比较容易自我控制，入场者受周围气氛的裹挟，则很可能无法自拔。夫君曾经亲临其境，对“修女也疯狂”的场景深有感触。起先雄心勃勃，打算为我赚一只车轮回来（那时曾戏言买车），最终是把赢来的一小笔钱，连同带进场的赌本全部输掉了事，好在他原是“小本生意”。带他入场的一位叔叔却不同，那是位道地的“马迷”，装备了现代化的下注机，钱是直接从键盘上划走，输了也毫无感觉。现在他已破产，据说主要是因为炒汇，但我总以为那和赛马有关。

说起来，英国人不只把赛马的风气带到香港，晚清上海租界里的赛事更是热闹非凡，在中国可拔头筹。久居沪上的袁枚之孙袁祖志曾有一说：“向称天下繁华有四大镇：曰朱仙，曰佛山，曰汉口，曰景德。自香港兴，而四镇逊焉；自上海兴，而香港又逊焉。”（《〈沪游杂记〉序》）移之赛马亦然。晚清上海租界虽有英、法、美之分，最有实力的“老大”却是英国。跑马盛极一时，自然源于英人根深蒂固的癖好。

今天的读者肯定难以想象，假如问你，当年上海最有影响的《申报》刊登的第一则新闻是什么内容，只怕你穷思极想，也不会猜到，那竟然是关于赛马的消息。“奇文共欣赏”，还是先从1872年4月30日《申报》创刊号登载的《驰马角胜》中节抄一段，以作标本：

西人于廿二至念四日，连日驰马角胜负。定于十二钟驰三次，停一点钟，稍为休息再驰，至夜方散。当其驰马之际，西人则异样结束，务求精彩。或二三骑，或三四骑，连辔而行，风驰电疾，石走沙飞，各向前驱，不为后殿。倘行次齐整，无有参差，则胜负均焉。若一骑稍有前后，则高下立判。胜者扬扬自得，负者退然气沮。而旁观则私相赌赛，以马之优绌，判我之输赢。如甲谓马之赤色者胜，乙谓马之白色者胜。倘赤者稍前，则甲胜矣；白者稍前，则乙胜矣。其胜负以朱提数万计。中国之六博、蹋鞠、斗鸡、走狗诸戏，虽极喧阗，无此盛举也。

报纸流布远近，或恐外地读者未尝亲至赛场，艰于想象，记者于是对赌马规则详加说明。身处开放前沿，沪人自也多了一份比较眼光，不免将跑马与中国传统的博赛游戏相比，后者于是相形见绌，成了“小儿科”，以其场面、声势皆欠宏大也。

无独有偶，《申报》登载的第一篇纯粹的文艺作品，署名“南湖蘅梦庵主”（哈佛大学的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认为此人即《申报》早期主编之一蒋其章）写作的七古长诗，竟也是《观西人斗驰马歌》（1872年5月2日《申报》第二号）。作为掌故，一并录下：

春郊暖裛杨丝风，玉鞭挥霍来花骢。西人结束竞新异，锦鞯绣袄纷青红。广场高飐旗竿动，圆围数里沙堤控。短阑界出驰道斜，神骏牵来气都竦。二人并辔丝缰柔，二人稍后飞黄虬。更有两骑同时发，追风逐电惊双眸。无何一骑争先驶，参差马首谁相避。后者翻前前者骄，奔腾直挟狂飙势。草头一点疾若飞，黄鬃黑鬣何纷披。五花眩映不及瞬，据鞍顾视犹嫌迟。四蹄快夺流星捷，尾毛竖作胡绳直。须臾双骑瞥已回，红旗影下屹然立。名驹血汗神气间，从容缓辔齐腾骞。后者偃蹇足不前，桥根盘辟斜阳天。是时观者夹道望，眼光尽注雕鞍上。肩摩毂击喝彩高，扬鞭意得夸雄豪。健儿身手本健，况得骥足腾骧便。兰筋竹耳助武功，黄金市骏真英雄。胡以迟疾决胜负，利途一启群趋风。孙阳伯乐不可得，谁能赏识超凡庸？遍看骠骑尽神品，安得选备天闲中，与人一心成大功！

比之前述的新闻报道，诗作的铺叙更觉详尽且生动形象。而且，与记者的客观陈述不同，诗人显然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即只赞赏赛马，而斥责与之共生的赌博。结尾的议论尤透出中国文人的虚矫与迂执。已经花了大量篇幅仔细描绘跑马争先的场景，足见作者之倾倒，却又唯恐招来“玩物丧志”的责难，故在最后兜回一笔，设想将这些骏马选录到皇帝的马厩（天闲）中，以为国效力。此乃所谓“化无用为有用”的妙法，却未免功利心太盛，倒人胃口。

如果考虑到《申报》的老板乃是英国人美查（Ernest Major），则该报之特重赛马便也不能算十分离奇。并且，此后《申报》对于马事的关心也始终不变，每逢开赛，均毫不厌烦地一再称说。

也应该承认，每年的赛马活动确为申江盛事。写作《驰马角胜》的记者便曾施展中国文人拿手的四六滥调，极力铺陈中西游客蜂拥而至的盛况：

西人咸往观焉，为之罢市数日。至于游人来往，士女如云，则大有溱洧间风景。或篮舆笋轿得得远来，或油壁小车辚辚乍过；或徙倚于楼上，或隐约于帘中：莫不注目凝神，观兹奇景。而蹀躞街头者，上自士夫，下及负贩，男女杂沓，踵接肩摩，更不知其凡几矣。昔人所谓“前有坠珥，后有遗簪”，方此之际，殆又甚焉。诚海内之巨观，古今所仅有者也。

类似的文字描述，在以后《申报》关于西人节庆活动的报道中屡见不鲜。虽是陈词，但其所揭示的不分阶层、无论男女，均可到场参观的情状，对于远方的读者必有强大的诱惑力。

晚清上海租界的大面积存在与畸形繁荣，使之成为展示西方文明的最佳窗口。国人不须远渡重洋，即可领略异域风光，于是到上海观“西洋景”顿成坦途，十里洋场在众多官绅士商的心目中更荣升为游乐首选地，以至时人会发出这样的惊叹：“遂令居于他处者，以上海为天堂，而欣然深羡。或买棹而来游，或移家而寄居。噫！人果何幸，而得处于上海耶？”（《记上海古今盛衰沿革之不同》，1898年7月3日《新闻报》）而每年举行的跑马赛事，正是构成此“西洋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葛元煦于1876年编成的第一部近代上海导游书《沪游杂记》，卷一部分便专有《赛跑马》一条，言简意赅，后屡被各书抄袭。文曰：

大马路西，西人辟驰马之场，周以短栏，所以防奔轶也。春秋佳日，各赛跑马一次，每次三日，午起酉止。或三四骑，或六七骑，衣则有黄红紫绿之异，马则有骊黄骝骆之别，并辔齐驱，风驰电掣。场西设二厂，备校阅，以马至先后分胜负。第三日，增以跳墙、跳沟、跳栏等技。是日观者，上自士夫，下及负贩，肩摩踵接，后至者几无置足处。至于油碧香车、侍儿娇倚者，则皆南朝金粉、北里胭脂也，鬓影衣香，令人真个销魂矣。

这节文字介绍了赛马在上海每年分春、秋两季举行，顺便说一下，春赛在四五月间，秋赛则多见于11月中。竞赛三日，以最后一天技巧难度最大，故观众最多。1896年出版的《新增申江时下胜景图说》（上海江左书林版）中《赛跑马》条，在大体沿袭葛文之外，又稍作补充。既指明此跑马场之具体位置，是在“大马路泥城桥之西”，按之今日的上海地图，大致在人民公园、人民广场一带；又指出竞赛的危险性（图1）与投赌的操作法：

或有跌于马下者，或有被马踏伤者，时或有之，西人不足为异。跑马场之围外，设小房一所，专购彩票，不论洋人、华人，均可购买。待跑马一次过后，当时即行开彩。跑一次则开一次，著则不过数元或数十元不等，较之吕宋票易得数倍也。

至此，有关跑马场的知识已可称完备。

不过，早期的描述仍囿于文字而无法直观，不仅辞费，而且也令人难以精确复原。此一缺憾直到1884年5月由美查创办的《点石斋画报》问世，才得到弥补。《画报》第二号即刊出《赛马志盛》一图（图2），淋漓尽致地描画出赛场与观众两方面的情景。与最外圈的平坦不同，跑马场第二圈中有沟、墙、土堆等障碍物，应该是第三日比赛的主要场地。画面下方，对中国看客作了集中摹画：有人站观，有人坐看，也有乘轿乘车者。单是车的种类，便可说是将当日上海街市上见得到的车型荟萃于尺幅之间。老式的如独轮小车，新式的有从日本引进的人力车，从西方学来的马车。马车又有多样，按照池志澂（海天烟瘴曼恨生）大约撰于1893年的《沪游梦影记录》（《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所述：

西人马车有双轮、四轮之别，一马、两马之分，以马之双单为车之大小。其通行最盛者为皮篷车，而复有轿车、船车，以其形似轿似船也，轮皆用四。近更有钢丝马车，轮以钢不以木，轮外圈以橡皮，取其轻而无声，诸姬争效坐之。有两轮而高座者，更名曰亨生特。（按：又有作“亨特每”与“亨生每”者，未知孰是。）亨生特者，犹华言其物之佳也。

凡此数种马车，图中多半已绘出（图3）。只是《申报》记者十二年前因“华人观者过众，几于无处容身”而提出的建议：“倘有人能于隙地，编以蓬茨，成一平台，俾观者居其上，而少取其值，则既可以从中获利，而亦无拥挤之患矣，岂不甚善？”看来并未获得响应。道理也不难明白，此处虽在上海，却属租界，中国人并不受到照顾。

而从图画上方的文字则可知晓，被中国画家推到远处的西人，却占尽了地利。此段说明写得相当精彩，与精描细绘的图像相得益彰。文不长，为节省读者目力，一并抄出：

西人于春秋佳日，例行赛马三天，设重金以为孤注，捷足者夺标焉。其地设围阑三匝，开跑时，人则锦衣，马则金勒。入阑而后，相约并辔。洎乎红旗一飐，真有所谓“风入四蹄轻”者。围角有楼，西人登之以瞭望。一人获隽，夹道欢呼。个中人固极平生快意事也，而环而观者如堵墙，无胜负之撄心，较之个中人，尤觉兴高采烈云。

已经懂得运用透视法的画家，其笔墨既着重于竞赛场上及中国观众一侧，自无法以同等比例兼顾置于对面场外的西人。配图的文字正可补阙，将缩小的影像“放大”，以济画笔之不足。而撰文者显然是取一般未下注人的视角，故可超越于胜负之外，得到最大快乐。

从骏马方面立说，“南湖蘅梦庵主”的引申失之于牵强；若就人而论，《申报》主笔黄协埙的概括倒还算贴切，所谓“西人于游戏之中，仍寓振作之意”（《淞南梦影录》卷二）。以此为观察点，便可从1898年发表的《上海春赛竹枝词》（见陈无我编《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大东书局1928年版；发表时间据诗意推算）中，读出暗藏的嘲讽。作者足足用了一半篇幅，细写“真个令人销魂矣”的“南朝金粉、北里胭脂”：

马身扎彩也争光，
皮叶新车意气昂。

扮得马夫如簇锦，
就中最是四金刚。

柳边小憩略从容，
高坐车中暂驻踪。

强似登台赁板凳，
凉篷扯起树阴浓。

……

奇园楼峻吃茶时，
鬓影衣香杂坐宜。

要学时髦看子细，
金丝眼镜鼻梁骑。

黛玉、兰芬艳誉夸，
今朝昨日不同车。

为嫌皮叶多风日，
轿式玻璃四面遮。

马龙车水骋平原，
并坐鹣鹣笑语喧。

略看骅骝跑几次，
振鞭且去到张园。

圈子兜来已夕阳，
马车辘辘载红妆。

观跑犹有余波在，
争似西人赛一场。

号称“海上四大金刚”的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恰如张岱《西湖七月半》中所写的“名妓闲僧”一流人，“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因而，其来赛马场，自我感觉也如同进入交际场，在服饰与车骑上必得争奇斗艳，不输于人。在西人的场内竞技之外，这班名妓又开辟出第二赛场，却是比豪奢、斗马车，难免不让人齿冷。

只是当年前往观赛的人们，却不似我辈有着如许多的忧患负担。相反，“金刚”们的临场恰可激起兴奋，斗宝更足令人大饱眼福。无怪乎每言赛事，作者们均对“鬓影衣香”“溱洧风景”津津乐道，念念不忘，只因其已然构成跑马场外一道不可少的“风景”。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南湖蘅梦庵主”的《观西人斗驰马歌》并非最早见报的赛马题材诗作，1869年4月的《教会新报》第一卷第三十三号上，先已刊登过一位姚姓中国文人撰写的《看西人跑马歌》。此作并非本人投稿，乃是其友宋书卿读而爱之，主动向该刊举荐。宋为此专门写信给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称“斯歌是言西人之善骑，描摹毕肖焉”。因此请求“阁下务希镌入《新报》，达诸远方，庶令未觏西人之跑马于申者，观此亦可想像而得之矣”。

而自创刊后，《教会新报》只刊发过少量诗歌作品，且都与传教相涉。突然登载姚君无关宏旨之作，必定让林乐知颇觉为难。为此，他特意写了一则《本书院主人专请正诗》，主题是正面解释为何不多刊载“教友送来请刻《新报》之送行赠别诗序”“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之诗”以及“劝戒鸦片之词调”，原因是中国已译出之赞美歌有“重复”“敖口”“不接不连”“不贯不通”等诸多毛病。林乐知的说法是，投稿教友既“抱负诗才”，“何不照已翻就之歌，平仄长短，细细检点；所翻赞美诗歌，有不妥之处，重新翻译”，以求达到“十全十美，一可在堂赞美之时同声唱和，二可免外教人见赞美诗有瑕疵也”。

如此推挡之后，对发表与“有益于圣教”题旨更远的《看西人跑马歌》，林主编自然也应该作出交代，于是有了上文的附录《附论〈跑马歌〉》。开头先承认：“至于今次所刊《跑马歌》，本不应入《教会新报》。缘跑马一事，昔时外国乃操练人马之气力，近来上海似乎赌博，故不当刊在《教会新报》。”但随后的处理措施也只有“是特附此”一句，即是说，写一段文字以正视听，便自以为能够起到“消毒”作用。当然，下面还有一番“义正词严”的批判：“再之，诗本借故借典，难免虚情假意，恐教友则不宜也。倘正大光明，真正出于正经书籍抑或圣书之典，亦无不可矣。”只是这些话说得前后矛盾，让人无所适从。写诗既被判定为“虚情假意”，教友不宜；真正引据“圣书之典”的作品又被劝告不必著，因更有打磨赞美歌的急务在。而害得林乐知落入这般尴尬境地的，其实还是赛马那“挡不住的诱惑”。

尽管这般小心设防，读者的反应却仍然相当激烈。四个月后，林乐知又接到宁波教友朱杏舟要求刊登的来稿。因《广州新报》转载姚氏《看西人跑马歌》，有人著论抨击，朱杏舟摘录其说，并加按语，以表不满。指责集中在该诗描写西人驰马状的“短衣稳坐猕猴精”“宛如树上跳鼯”数语，朱等人以为“实大悖乎圣书”，对西人西教“甚有藐视之意”。因“彼云，西人之貌宛如猩猩，亦目其道与《西游记》相仿”。这对于诸人“六合之间，惟一天父；四海之内，皆属兄弟”的信仰，无疑是极大的伤害，所谓“兄弟岂可视其若禽兽”。忠诚的信徒们于是愤不可遏，斥为“如此糊言，亵渎救主”。最温和的表示，也属于改邪归正的规劝：“吾愿诸公细究真道，信倚救主耶稣之功，始有赎罪之法，庶沉沦永免，同登天域，则万国竟如一家矣。”

面对这样严厉的批评，发表姚作的林乐知自觉当负连带之责，故再次挺身答辩。他先是解释当初已知该诗“不合《教会新报》所印，姑因送歌做歌者皆非教中人，勉为刊印”；既而反守为攻，举出众多诗句为例，说明文学创作必有润饰，不可死抠字眼，因为那反会误解诗意：“余思凡做诗者，措词借典，中外国人往往有之，不便与其辩也。”更推进一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竟谓之：“而圣书中多有此类为譬喻，倘照此议，则圣书亦当生议论也。”可见林氏态度相当开明。因此，在他眼中，《看西人跑马歌》非但毫无贬讥之意，反倒是“皆夸西人灵活有胆，意余无他故耳”。不过，林乐知毕竟为教会中人，此次虽然辩过，但还是不愿授人以柄。为减少麻烦起见，他在篇末也不得不提醒投稿者：“但本书院望送诗者亦当留意，做者去其虚浮典故，若圣道诗章，更亦去罔谈之事为要。”（俱见《宁波寄来摘录〈广州新报〉内西人跨马歌论》，1869年8月《教会新报》一卷四十九号）当然，留在最后的还是上引圣书设譬的话头，以示驳论到底。

下面抄录的就是为《教会新报》招来非议的《看西人跑马歌》：

西人跨马马路行，削木为垣泥筑城。天公为放三日晴，驱马出城马阵成。马群千百纵复横，黄骠紫骠非一名。马车压阵辘辘鸣，六辔在手尘不惊。一骑突出霜蹄轻，十骑百骑纷逐争。以人习马马骨平，马惯骑人眼不生。短衣稳坐猕猴精，长鬣浓垂气峥嵘。一鞭顷刻十里程，风驰雨骤送且迎。宛如树上跳鼯，又如烟外流黄莺。忽若电闪激火星，忽若水面行雷霆。长竿一指骏足停，马立四野皆无声。徐行缓辔细柳营，伯乐于此窥全形。我朝尚文久息兵，西人安分不变更。回思天骥下神京，共乐承平四海清。

2001年2月17日于东京弥生寓所
5月21日补写于京北西三旗 9/+y541KC2OP+4qkAx4CJSMgYqysAsW85CZP1HNi0fGT/28/KZFHY2BlqxM2sVH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