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旅游指南溯源

以前阅历短浅，学问疏陋，读书只重名家、经典，看不起坊间印行的大众读物。见到相识的日本学者，出高价买一本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老北京导游书，心中还颇以为不值。又在一著名的日本中国学研究者家中阔大的书库里，发现众多旅行指南一类图册，也觉得大为诧异。那时的印象，似乎高深的学术应该与这种低俗的图书绝不相干，却没有在意对方的解释：“对于外国人来说，游览手册其实是了解中国的捷径。”

终于有一天，在试图进入晚清上海，期望重构那个遥远而陌生的社会场景，辨认被时间的尘沙掩盖的每一细节时，我才真正体验到，旅游指南实在是接引我们返回历史现场的最佳通道。其对于地域史研究的重要性，一如日本学者之凭借它感受中国。

我所得见的早期上海旅游指南，大致可分为图、文两类。当然，即使是“图书”，也并未完全摈弃文字说明。如最早于1884年出现的吴友如绘《申江胜景图》（上海点石斋印，图1），分为上、下两卷，共六十二图，每图后均系以诗或词。好处是，对于未曾身临其境者，一卷在手，可以想象卧游，这就是黄逢甲在《〈申江胜景图〉序》中所称道的：

“抚是图者虽未至申江，而申江之景其亦可悠然会矣”；而不足处也很明显，韵文毕竟牵于格律，语焉不详。因此，此书后来虽有仿作，如1894年上海宝文书局印行的谈宝珊绘《申江时下胜景图说》（图2），但图、文的比例已做很大调整。两卷绘图仅三十幅，文字解说倒占了全书一多半篇幅。而这一重文轻图的出版策略，显然更符合游览者的实际需要：既可对景检索，也可案头赏玩。由此可见，文字类的导游书自有其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

而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上海便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获得了西方人的青睐。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英人率先设立租界。此后，由畸形繁荣的“十里洋场”所指代的各国租界，便成为上海区别于内地其他城市最特殊的景观。晚清出版的各种沪上旅游指南，于是无一例外，纷纷以洋场风物作为介绍重点。这在第一部导游类著作《沪游杂记》（图3）中已开其端。

《沪游杂记》的作者名葛元煦，字理斋，号啸翁、啸园主人，为仁和（今杭州）人。此书写成于1876年（光绪二年丙子），其时，葛氏移居上海已十五年，且寓庐即在洋场。本书的写作缘起在《自序》中有交代：

因思此邦自互市以来，繁华景象日盛一日，停车者踵相接，入市者目几眩，骎骎乎驾粤东、汉口诸名镇而上之。来游之人，中朝则十有八省，外洋则二十有四国。各怀入国问俗、入境问禁之心，而言语或有不通，嗜好或有各异，往往闷损，以目迷足裹为憾。旅居无事，爰仿《都门纪略》辑成一书，不惮烦琐，详细备陈。俾四方文人学士、远商巨贾，身历是邦，手一编而翻阅之。欲有所之者，庶不至迷于所往；即偶然莫辨者，亦不必询之途人，似亦方便之一端。

则此书之作，意在指点迷津，性质接近于今日所谓“旅游指南”，已表述得十分清楚。为之撰序的友人袁祖志，即径以“沪游指南之针”相许。不过，晚清文人多少还保留着传统的谦慎习气，葛氏《自序》因此仍不免要在文末逊让一句：“若谓可作游沪者之指南针也，则吾岂敢！”

其实，即便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沪游杂记》改称“沪游指南”，也完全当之无愧。虽然由于欠缺精密的测绘技术，三张法、英、美租界图只能存其大意，算不上精确，但其力求全面提供最新信息、以供各色人等取用的设计，还是使此书具备了极高的实用性。对于今人来说，则是为复原历史场景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单举“美租界图”（图4）上标示的“火轮车路直达吴松[淞]”，以及卷二《火轮车路》一则记录的葛元煦写作之年刚刚建成通车、一年后即被中国官方废止的这条上海乃至全国最早的铁路，该书的及时性与史料价值已可见一斑。

作者明言，此书的编撰以洋场为主，因“上海自通商后，北市繁华，日盛一日，与南市不同。宦商往来，咸喜寄迹于此。故卷内所载，惟租界独备”，“其城南胜迹”，不过“间及一二”（《弁言》）。据此，全书分为四卷：前两卷用一百五十七条笔记，逐一记述了上海的风俗人情、名胜特产；卷三辑录了时人以沪上风物为题材的诗词歌赋，相当于如今各地风行的“历代名人咏××”，只是因租界开辟未久，此类写作自然也舍古取今；卷四的内容更纯粹为旅游、经商者考虑，详细开列了诸如驻沪各国领事官衔、人名，书画名家特长，申江潮汐时刻，中外货物完税章程，各码头开船时间、路线、里程、票价，电报价目，各会馆、同业公所、洋行商号、钱庄、客栈地址，各戏院名角及擅演剧目等。无怪袁祖志赞为“美矣，备矣，蔑以加矣”（《〈沪游杂记〉序》），谓之应有尽有，确非过誉。

卷三汇抄的歌赋之作，除有意选录的李毓林（默庵）《申江杂咏百首》（选存六十首）系未刊稿，其余大抵采自《申报》。作者皆为江南文人，各逞才思，笔下生花，对于洋场的描绘可谓五光十色，穷形尽态。相比而言，葛元煦的笔墨倒显得相当节制。但在平铺直叙之中，仍见贴切、凝练，恰是难得的“纪略”语言。

不妨抄两节以作范例。如《邑庙东西园》一则，所记虽为“间及一二”的南市胜迹，却是至今游人必至的上海城隍庙及豫园一带（图5）：

东园即内园，在庙后东偏。回廊曲折，山石嶒崚，结构颇奇幻。岁修为钱业承值。每届令节或兰花会，方开园扉，任人游览。豫园为前明潘充庵（按：名潘允端）方伯所建，地约四十余亩，极亭台池沼之胜。后潘姓式微，园亦渐圮。时申浦初通海舶，商贾云集。潘氏急于求售，众遂以贱值得之，归邑庙，为西园。池心建亭，左右翼以石桥，名曰九曲桥。又有香雪堂、三穗堂、萃秀堂、点春园诸名胜，堂上皆悬邑神画像。园西北隅有巨石，叠作峰峦，磴道盘旋而上，重九登高者甚众。惜园内竞设茗馆及各色店铺，竟成市集。凡山人墨客及江湖杂技，皆托足其中，迥非昔时布置，未免喧嗔嘈杂耳。（卷一）

其中备述地点、来历、名胜景区，正是道地的指南写法。而园内经商，看来也早有传统。又如介绍租界刑讼情形（图6）的《外国讼师》一条：

外国人涉讼，两造均请讼师上堂，彼此争辩，理屈者则俯首无辞，然后官为断结。如中外涉讼，华人亦请外国讼师。小事在会审公堂，大事在外国按察司处审理。讼师之名，中国所禁，外国反信而用之，亦可见立法不同矣。（卷二）

在说明律师作用的同时，也顺带提示了中外司法制度之不同，予人以现代知识的启蒙。这使该书在导游的功能之外，又兼具了上海洋场“小百科全书”的性质。

编写《沪游杂记》时，葛元煦虽正从事“书业”（袁祖志《〈重修沪游杂记〉序》），即开办啸园书局，故眼光敏锐，自觉迎合大众需求；但他肯定也未曾料到，此书日后竟会风光无限，经久不衰。这自然与晚清上海变化疾速有关。

还在葛元煦著书之年，1876年2月7日的《申报》上，即发表过一篇《洋场屡变说》。作者平心居士于道光中“初至上海”，其时正值鸦片战争，英国军舰兵临城下。作者“出北门而一望，则今之所谓‘洋场’者，当日乃北邙也，累累荒坟而已”。1849年，其人再至沪上，荒冢已辟为洋场，且“已建洋房几所矣”。咸丰中，太平天国起事期间，作者故地重游，则见“洋房无数矣，繁华极盛矣”。因“各省富贵者皆避地于此，一屋之地数千金，一楹之赁数十金”，于是地皮昂贵，楼房林立。迨至太平军失败，上海在富豪离去的短暂消沉后，又再度兴盛，用平心居士的话形容，则是——

是时风俗繁华，贸易畅盛。其富商任侠尚豪，挥金如土，以商贾而享用过王公焉；其名妓轻珠翠，厌锦绣，乘玻璃大轿如达官，用大字名片如太史，以妓女而僭越过命妇焉。

奢靡至此，已无以复加。何况，留恋旧梦本是文人通病，落在作者眼中的当前的洋场，便不免透出盛极而衰的迹象。不过，即使感叹洋场“外似有余，中多不足”，平心居士比较了中国各省大城市，却仍会公正地肯定，其“皆不及上海之繁华也”。

以如此多变之繁华都会，欲为往来游客随时指南，《沪游杂记》便必得不断修订，才能保证其具备导游类图书及时、准确的基本品格。写作当日，葛元煦对此已有意识，《弁言》中曾发愿“拟于丁丑（按：即1877年）春起随时增修”。只是，这一丙子年冬季许下的诺言，实践起来却颇多麻烦。结果是一拖十年，还要假手于为其撰序的友人袁祖志，《沪游杂记》方才有重修本面世。

袁祖志（1827—约1900）字翔甫，号仓山旧主，浙江钱塘人，为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之孙。其越俎代庖的原因，从外界需求看，成书于十年前的旧书《沪游杂记》虽因无可替代，仍然为“四方人士来游兹土者”“索购不已”，但上海“时移物换，小有沧桑”，故“坊友屡以重修为请”。而葛元煦本人，则因“近年舍书业而专医术”，“百忙中竟无此闲暇”重加修订，只好嘱托比他更早履迹洋场的袁氏“代为删修”。袁氏也恰当地运用了原作者授予的修改权，删者有限，功夫多花在“略为增纂”（袁祖志《〈重修沪游杂记〉序》）上。而其改订本又为更多的后来者所承袭，于是形成了以葛著为祖本、袁氏重修本为蓝本的系列出版物，长期占据了导游上海的图书市场。

如同《沪游杂记》的葛序作于1876年冬至日，实际出书已在1877年；《重修沪游杂记》（图7）刊记所载的“光绪十三年（按：即1887年）仲秋之月印”，其实也应以“光绪戊子季夏”撰写的袁祖志序为准，校正出版时日为1888年。

袁祖志删去的内容，在《〈重修沪游杂记〉弁言》中说得很清楚：

初刊时，卷首有英、法、美三国租界地图及各国通商船旗式样。现因数见不鲜，删除不载。

修订的文字亦随处可见。如在《租界》一则的开头，加上“洋人价买之地，不称买而称租。凡英、法、美三国所租之地，皆谓之租界”数语，作为“租界”的定义。自然，因时移事易而做的改正为数更多。

为了不破坏原书的结构，袁祖志有意将增纂的部分分置于各卷之后。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从卷一的《张家花园》、卷二的《石印书籍》、卷三的《沪上竹枝词》以下，均为袁氏补入。即使增补最少的卷四，也新添了《杭绸庄》《南市洋药行栈》《北市洋药行栈》《各书场著名女唱书》等条。新增的条目所介绍的张园（《张家花园》）与徐园（《徐家花园》），均兴起于1880年代，再加上1890年建成的愚园，是为晚清上海向公众开放的最著名的三座私家花园。值得注意的是，袁祖志在增修时，不仅注目于风景名胜区，对海上时新的人文景观也很在意。如法文公书馆、格致书院等新式学堂，《洋铅聚珍板浇铅板》《石印书籍》《电气灯》《自来水》《德律风》《中国电报局》等条所记述的新技术及其应用，均在著者的视野中占有重要位置。

而袁祖志身为袁枚之孙，本人也承继了乃祖的文采风流。其以引领洋场竹枝词唱和热潮而闻名的创作经历，使他对关涉租界的诗文格外留心。而重修本最鲜明的个人色彩，即体现在补录了多篇时论文章与韵语作品，且其中多数为袁氏手笔。这些增辑并非完全合适，如卷二添加的《选录仓山旧主时事论说新编八则》，话题涉及机器、博览会、律师、纳妓为妾、盂兰盆会等，虽也有助于读者了解当下的上海风气，但已偏离旅游指南言简意赅、点到为止的写法，在该书中便成赘疣。而这刚好显示出袁祖志根深蒂固的文人习气，即使在工具类图书的编写中，也不忘一展其才识。

当然，也多亏了袁祖志的才情，重修本卷一才可能补辑入《仓山旧主书申江陋习》与作为附录出现的《沪游记略》。后文在《申报》1888年6月29日、7月6日、8月3日连载时，未署作者，但很可能同样出自袁氏。二文一破一立，相映成趣。

其实，早在葛元煦录存的吟咏洋场诸作中，已兼具歆羡与警诫两种态度。《沪游杂记》卷三起首采自《申报》的《洋泾浜序》（西泠漱华子）与《冶游自悔文》（白堤过来人），一褒一贬，堪称代表。同样面对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前者是恋恋不舍：

明知色味馨香，回头是梦；争奈莺花风月，过眼兴怀。未免有情，小志沪滨之韵事；于斯为盛，来添海国之清谈。

后者则斩钉截铁：

情禅勘破，管他临去秋波；色界参开，任尔醒来春梦。理宜自悟，言尽于斯。借抽黄对白之文，却是裘成集腋；即较绿量红之事，敢云棒喝当头。

著者将这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感情，借助他人笔墨，如实呈现给读者。

延续同一编辑方针的袁祖志的态度，因此也不难理解。《沪游记略》将游沪之乐概括为戏园、酒楼、茶馆、烟间、书场、马车、妓院七事，曾经成为一时“经典”。而与之匹配，作为正面立论，袁氏又刊载了自家撰写的《书申江陋习》，斥责“近日风气之坏，惟上海为最”，所举七事，显然有意破解上述的七大乐。而且，即使津津乐道于游宴诸乐的《沪游记略》，也有一段“曲终奏雅”：

男子桑弧蓬矢，志在四方，游者所以广见闻、证学问，夫岂游目骋怀、陶情适志云尔哉！游于沪者，当观于制造局之机器，而知功用之巧拙；观于招商局之轮船，而知商贾之盈亏。此外，石印书局、电报局、电气灯、自来火、自来水各公司，皆当一一身历目睹，以穷其理而致其知，复退而与格致书院诸君讲求而考论之，以求其益精而匡其不逮。夫如是，则可谓不负斯游矣。若仅以游目骋怀、陶情适志如七事者以为沪游之梗概，吾无取焉。

说得也很是义正词严。（图8）不过，无论是葛元煦的原著，还是袁祖志的改本，将辑录诸作合观，其整体效果正好像汉赋的“劝百讽一”，留在世人记忆中的因此仍是冶游之乐，而非财尽情绝的悔恨不迭。至于袁祖志所期望的沪游归宿在汲取新知、格物穷理，对于贪看西洋景的匆匆过客，更多半如耳旁风，被牢牢记住的反倒是占据了《沪游记略》主体的“游目骋怀”七件快意事。这其实也正映现出编撰者对于洋场又爱又恨的矛盾心态。

《重修沪游杂记》行世后，所谓“后来居上”，很快为嗣后各家改编本所模范。仅举曾经我寓目者，以略示其统系：

1894年上海宝文书局刊行的石印本《申江时下胜景图说》，共两卷。此书可说是将《沪游杂记》与《申江胜景图》合于一手。卷上以《沪游记略》开篇，下接《申江陋习》。这一对《重修沪游杂记》排序的颠倒，也暗含着编者眼中的洋场已由爱恨交杂渐变为爱多于恨。以下文字也尽采自重修本，除葛书已录的《冶游自悔文》等，也兼收了袁祖志的《论机器》《论博览会》《论状师》《论纳妓为妾》四文，其他则是择录原卷四、卷一与卷二各条目，而重新编排次序。末殿以十六图。卷下则先刊图十四幅，后在《洋人风气·海外奇谈》题目下，附录袁祖志撰写的《西俗杂志》（未署名）；又在《地球图说·各国路程》部分，汇印了《五洲各国统属全图》与李圭的《各国里程日记》。编者的眼光显然已从上海延伸到海外，意在为洋场追本溯源。此书1896年改由上海江左书林略加增补出版，易题为《新增申江时下胜景图说》，两卷一律先图后文。卷上文字照旧，卷下增加了《中西历代年表》《上海租界中西旅籍人数》《西法保险章程》《中西尺量权磅合数》，按照“新增目录”所示，应当还有“上海城厢租界全图”，可惜我查阅的现藏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该书，此图已失落不见。

1895年由上海花雨小筑居石印的《新辑海上青楼图记》（图9），系1892年印行的《海上青楼图记》的增补本，共收一百一十五幅。除有两幅为姐妹二三人合图，其他均系一人一图，附一小传。“新辑”本除新绘数十幅名妓图像（图10），又搜集了《海上名花尺牍》与《花间楹联》置于卷首。后者不少取自《重修沪游杂记》卷三中袁祖志所撰同题之作。最末的卷六为《海上冶游琐记》，专详于妓院各事。而《沪游记略》则被改题为《沪游杂记》，置于篇首，俨然成为提纲挈领性导游文字。

1898年沪上游戏主（疑为李伯元）编辑的《海上游戏图说》（图11），又兼取《重修沪游杂记》与《新辑海上青楼图记》二书的编辑思路，再加增补。书分四卷。卷一首列《四大金刚像》并小传，而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之并列“海上四大金刚”（图12），出处即在李伯元主持的《游戏报》所评花榜。与《新辑海上青楼图记》相比较，林黛玉的脸形虽由圆变长，小传中的年龄也由“年华廿三”更改为“年华三八”，出自“沪上好游客”的《沪北花莺统领林黛玉小像》之文字，却大抵为沿袭“浙西秋水馆主人”的《林黛玉》而成。随后的二十幅《海上快乐图》，绘图方式已与前述诸作大相径庭，其带有情节性的场面描写，更近乎李伯元后出小说中的插图。接下来的《海上名花尺牍》，既于《新辑海上青楼图记》之作有所取舍，也有补录。卷二则延续了自《申江时下胜景图说》以来的体例，也以《沪游记略》开头。不过，如果细加比勘，可以发现，在不断重刊中，此篇文字其实也小有改动，因为娱乐场所与消费价格并非一成不变。以下专以妓女为话题，杂录诗文，或取袁祖志重修本旧有论说，但也仿袁例，添入己作，大抵应采自《游戏报》，只是因未署名，尚难一一指认。卷三前半仍录诗词歌赋，兼及小品谈丛，取材半新半旧，但已扩及其他游乐。从卷三后半到卷四，则大体抄自《重修沪游杂记》各条目。

可以顺便一提的是，还有一册今人发现的《沪游梦影记录》抄本，署“海天烟瘴曼恨生戏编”，经胡珠生考证，认为是浙江瑞安人池志澂（1854—1937）所撰，大约写于1893年。但此文最多可说是《沪游记略》一文的扩写本，虽也有作者个人的游历经验，而其基本思路，毫无疑问是来自那篇被多次转载的名文。当然也应该承认，池氏到底比袁祖志晚出生二十来年，所见游沪之乐又有不同。当其19世纪90年代初旅居上海时，正赶上了沪上私家花园的兴盛期。这在他的“梦影”中也留下记忆，写出来便成“八事”。多出的“花园”一段描述，也因此成为该篇最有价值的部分。

回到文章开头的说法，有了上述如许多的旅游指南文本，若耐心比对，以洋场为中心的晚清上海二十年间的变化，将可丝丝入扣地复现在我们眼前。以《静安寺》（图13）一则为例。在葛元煦笔下，1870年代的静安寺尚残破、冷落：

寺在城西北十余里，规模向宏敞，今则倾圮居多。门临马路，与法华东镇相距数里。每年四月八日为浴佛会。地本僻静，互市后马车盛行，游人始驻足焉。

到1880年代，气象已大不同。十年前“经乱半成焦土”的废寺，“今已重建，焕然一新”。浴佛会上，也有了“乡人于是日互市农具”的交易。而静安寺的复兴纯粹系于新式交通工具——马车的出现，这在葛元煦的叙述中已露端倪，袁祖志又加突出，谓之：

近来马车往来日盛一日。因左右有申园、西园，游人如织，寺名乃更著焉。

查《申园》与《西园》二条目均始见于《重修沪游杂记》，到《海上游戏图说》又一并隐去。其间的缘故，在《沪游梦影记录》中有说明：“今则愚园一开，而两园皆寂寞尘飞。”因此，《海上游戏图说》的专记愚园——“而浙宁张氏，遂创设愚园一所，以供游人驻足娱目之处”——以之为“马车往来日盛一日”与“游人如织，寺名乃更著”的原因，正是顺应时事。此时的浴佛会更成为上海的一大盛事，市集的物品也从单一的“农具”变为“百货”，规模更大，由此彻底结束了静安寺因偏僻而冷清的历史。

综观各书对海上繁华的不断述说，读者犹如《红楼梦》中的刘姥姥三进荣国府，被作者引领着，一遍遍地仔细阅读上海这座新兴都市的不断“变脸”。只是，贾家走的是下坡路，而在沪游指南诸作者笔下，上海却是日新月异、欣欣向荣。无可否认，在享乐趣味的诱导下，总有些事实（甚至是基本状况）被遮蔽或视而不见。但起码，这些文本还是提供了一个城市成长史中大量丰富、生动且难得的细节。

2002年10月1日于京北西三旗 vd4lR7nlBtEhG9sXIJoOqzZGhJE7/ou9YxFnMV2U8K/nncggF6sR16vMM8FEnHX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