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晚清上海成为我关注的对象，既属偶然，也为必然。多年从事近代文学与文化研究，重点虽然不断转移，从梁启超到晚清文学改良，再到晚清女性的生活与思想，进而推及晚清社会的变迁，但无论进入哪个课题，上海都是很难绕开的点。

自1842年开埠以后，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租界，在以其殖民地形态成为中国耻辱的标记的同时，也因快速崛起的畸形繁荣为世人瞩目，从而理所当然地具有了中国早期现代化桥头堡的历史地位。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的西方文化，正是经由上海一隅，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为一般社会所认知与接受。就此而言，晚清上海对于近代史研究的意义，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不过，我之进入上海研究，仍然需要一种特别的契机。长期生活在北京，现实中的上海对于我不免陌生。说来有些不可思议，除却1983年暑假，我曾经利用研究生实习考察的机会到过沪上，再度重来已是将近二十年后。并且，第一次的造访因盛暑难耐（那时既无空调，电扇亦很少），也只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招待所留宿一夜，即仓皇出逃绍兴，上海留在我印象中的，因此仅有城隍庙与豫园。

可想而知，当2000年春，我和陈平原接受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约稿，答应为他们编一本以《点石斋画报》为中心、配有相关资料的图文书《图像晚清》时，我对上海的所有认知基本都停留在纸面。当时我在东京大学文学部授课，平原先在北京、后在海德堡讲学，我们之间的合作与分工是：先一起选图，然后，我负责配文，平原则撰写《导论》。

《点石斋画报》与《申报》之间关系密切，不仅因为二者原初同属一个报系，而且，《点石斋画报》的绘图也常常取材于《申报》的新闻稿。为查找与图像匹配的史料，那段时间，我经常坐在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图书馆阅览室，把大册影印本《申报》抱出送进。这里丰富的藏书与入库的便利，使我的工作效率大为提高。而且，从住处走到此间，只需二十分钟，距离之近也为我在北京不可企及。后来回想，假如没有东大教学这段经历，也就不会有《图像晚清》这一本书。当然，由大量阅读所获得的对于晚清上海的知识，也拓展了我的研究领域，因而最大的受益者仍是我本人。

报纸记者关注细节、锲而不舍的追踪报道，使晚清上海穿过历史的尘埃，生气蓬勃地向我走来。我借机在东大开了一门“《点石斋画报》研究”课，带领日本学生透过图像与题图文字，解读与体贴晚清社会。而在编书与讲课互动的过程中，一些题目也浮现出来，诱我动笔。我在引导学生们观看《点石斋画报》第二号登载的《赛马志盛》一图时，要他们试猜《申报》的第一条新闻是什么内容，然后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宣布——“是赛马”，学生和我都大乐。讲解《裙钗大会》时，先前为《图像晚清》配文而重新读过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突然灵光一闪，与画面中特别提及的“京都同德堂孙敬和之私妇彭氏寄云女史”接通，这位热心参与筹办上海中国女学堂的彭女士不为人知的个人生活史，竟也借助小说文本透露了若干消息。

大概还是因为不满足于仅仅为他人提供史料，何况确有大量限于篇幅无法纳入《图像晚清》的有趣文字，我于是开始以《点石斋画报》中的一幅绘图为中心，希望从各个角度展示与演义我所理解的晚清上海。窃以为，诸如赛马、马戏之类娱乐话题，以及“谴责小说”的戏谑笔调，都不适合使用庄重的学术论文语言来表达，故而行文的轻松散漫，既受题材诱导，也实为本人一种自觉的选择。由此带来的预料之外的惊喜是，写作的顺畅空前未有。除去因即将归国而多次外出参加聚会、观看演出、到东京各文库复印资料，仅从2001年的2月13日到3月6日间，我便写成了三篇短则六千余、长则九千字的文章。此即收入书中的《晚清上海赛马轶话》《飞龙岛自行车琐谈》与《彭寄云女史小考》。

而先前不足两日的游历，无论如何也不够支撑我的上海想象。于是，日本北海道大学野泽俊敬教授赠送的《上海历史导游地图》（木之内诚编著，东京：大修馆书店1999年版）适时地发挥了效用。这本包含从地名到史迹的检索、以不同颜色与栏框标记新旧地名的历史地图，足以让我在尺幅之间，辨识《点石斋画报》图文所描绘的地理方位。远在日本的我从这里找到的晚清上海的街景，由于直接与画面对应，倒显得如在眼前。

因此不如说，我是先熟悉晚清上海，然后才真正接触现在的上海。或者更准确地说，从2002年再次实地进入上海到现在，尽管每年总有一两次造访的机会，但都是匆匆往返。身为“过客”，我看到的上海便多半是车窗里的“风景”，那里的街巷对于我仍然陌生。我的感觉是，凭借历史地图，我好像很容易回到晚清上海的现场；而近在身边的现实存在，反而离我远去。

回国后的一段时间，编辑《图像晚清》的印象还很新鲜，写作的亢奋也尚未消退，2001年年底见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王立翔君，我才会轻率地答应，一两年内交出一部关于晚清上海的随笔类书稿。可实际上，当时我手中也只多出了一篇8月在伦敦期间写作的《车利尼马戏班沪上寻踪》。2002年秋，借开新课之机，我专门增设了一门研究生选修课“晚清上海的文化空间”，私下的如意算盘是公私兼顾，可以迫使自己加快写作的进度。而要让课程有一个像样的概述性的开头，我又赶写出《上海旅游指南溯源》。只是，一学期过去，却仅成文三篇，距离最初的期望实在太过遥远。

写作放慢的原因，其实是发现需要补查的资料太多，而此时我已不具备举步即至图书馆的便易。而且，2004年7月开笔的《黄遵宪与早期〈申报〉追踪》，仅为探究其中“谁如刘孔结新知”一句诗的出典，草成的文稿即搁置了两年半，写作的兴趣就此完全打断。我当然也有很多借口，比如生病、装修新居、上课、其他书稿的插入，等等，立翔君也一再听到我拖延交稿的各种解释。他起初是宽容的安慰，经过四五年的提示无果，也已绝口不谈，以免增重我内心的愧疚。

重新提起这部已经被我放弃的书稿，还是因为陆灏兄的邀约。由他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印制的一套小开本硬皮图书，字数要求不高，七八万的篇幅，印出来已很好看。于是想到这本半成品或许适宜，有意转给新“东家”。但我与立翔君毕竟有过君子协定，必须先征得他的同意。我说出的理由是，此书延宕日久，再提不起续写的兴致，且比他当初预约的十五万字少太多。不料，立翔君的回信虽则温婉，意思却相当明确：既感谢我一直将约稿之事挂在心上，又表明他之所以不再催促，乃是以尊重作者为前提，相信我的延迟交稿自有隐情；最终还是希望不拘字数，践履前约。

这回又轮到我心中不安。重新编排了目录，发现以现有的文章分辑，《上海道台跳舞会记》与《诞生张园的文明结婚新礼式》明显不够成编，且前面一辑三篇以游乐为主的文字，不免造成对于晚清上海知识场域与精神生活的压抑。为求平衡，我又紧急补写了一篇《洋场水龙会变迁述略》，希图借助原为救火器械的水龙，如何成为娱乐表演的道具，展示近代另一种西学传播的途径。直到此篇完稿，屈指算来，这部书稿从动笔至今，已经跨越八个年头。如此旷日持久的写作，却只拿出这样一册小书，的确令人汗颜。

书名也不便再使用先前拟想的“晚清上海的文化空间”，那更像是一部厚重的学术专著的论题。我的时而出入今昔的漫话方式以及各篇分散的话题，也只是钩稽与呈现出了晚清上海的片断影像。因此，照目前这样，改称《晚清上海片影》，应该更加名副其实。

当然，我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有意放松的文字，在资料的准备上却并不轻松。特别是最后一辑考索与上海发生关联的晚清人物四文，大半都曾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或许学术随笔与学术论文之间本不存在深沟巨壑，而是我们对于不同文体的想象拉大了其间的距离。

使我尤为欣喜的是，开课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促进书稿完成的私愿，却着实让选课的学生们对近代上海发生了浓厚兴趣。最直接的成果是，其中一位学生的硕士论文即由此而来。他作的题目《“新闻纸”与“报章体”——1872—1892年〈申报〉赛马报道研究》，是将课堂上的口头报告扩展开来，讨论《申报》创刊二十年间对各个赛季赛马的报道与新闻文体的演化之间的关系，其问题设置的深度已远远超越我那篇《晚清上海赛马轶话》。所谓“抛砖引玉”，做教师的最大满足莫过于此。

夏晓虹
2008年6月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