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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十二輯）
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6月
時間：2019年9月21日
地點：北京大學紅二樓
主辦單位：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主辦的“儒藏講壇”第八期，於2019年9月21日在北京大學舉行，本期活動以“儒學研究範式的歷史與展望”爲主題，30多位學者共同進行研討。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齊聚燕園，就儒學研究範式的發展歷史與未來展望等問題，各抒己見，百家争鳴。
近年來，儒學研究復興，如何看待儒學研究範式的歷史發展，如何承續傳統，發掘經典文獻的現實意義，繼續推動中國哲學的發展，是衆多與會學者關注的問題。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的李中華教授指出，“範式”一詞來源於西方，它具有兩個特點：第一，舊有學術中出現思想轉變之時，新的範式就會醖釀在其中，需要學者對其進行概括、總結、提升；第二，在創造新的範式之後，它需要經過學術界的討論，得到共識。在當今世界，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帶來了各種創新的思想，舊有的中國哲學範式已經難以解釋現代世界中的自然與社會。因此，中國哲學必須創造出新的範式，進而推動學術的轉型，以應對思想的巨變。本次會議的主題十分重要，同時也比較困難，應當堅持對中國哲學研究範式的討論。深圳大學國學院景海峰教授做了題爲《經典詮釋與當代儒學的發展》的主題報告，討論了儒家經典詮釋學的問題。景海峰教授指出，對於經學的理解和現代的經學史研究應該嵌入思想史的意義，大力恢復歷史上經學作爲中國古代文化之基礎和中國人安身立命之根本的本來面貌。從現代學術的格局來看，儒家經典詮釋學的構建是絶對離不開思想義理之維度的，義理之學應該是這一系統的核心内容，是其理論建設的重要目標，也是未來形態的精與魂。兩位先生對儒學研究範式的討論發人深省，爲當下繼續推進儒學發展，實現儒學研究範式的轉變，作出了極爲深刻和重要的思考。
今人進行儒學研究，首先必須面對古代學者的經典詮釋文本，文獻學是儒學研究最爲基本的方法，也是儒學研究的最基本範式之一。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顧永新教授發表了《〈周易要義〉所從出之底本探賾》一文，通過鉤稽《要義》内證，同時比對傳世《周易》經注本、單疏本和注疏合刻本，推究南宋學者魏了翁《周易要義》所從出之底本。顧永新指出，《周易要義》並非注疏合刻本，而是由北宋刻經注本（《釋文》附經别行）和單疏本拼合而成，構成的方式是以經注本爲基礎綴入疏文。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方韜副教授發表了《〈春秋外傳〉文獻考釋》一文，對韋昭《國語解》的撰著年代及音注問題進行了考證。方韜首先從韋注所涉孫吴的地名入手，考證出韋昭作注的時間在赤烏五年（242）至寶鼎元年（266）間，繼而論證《國語解》天聖明道本卷一《周語上》的反切直音皆非韋昭所撰，而是羼入的唐人舊音，同時指出這種羼入可能是宋本的原始狀態。福建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陳殿發表了《〈春秋〉人名杜預釋例》一文，試圖重構杜預對《春秋》書法、《左傳》史實文本與人物身份、世次及關係、名號歸一等討論聯繫起來的論證綫索，揭示傳統經書注釋形式的論證透明度。文章指出，據發傳可明經書名號之義例，經書名號義例明而後可推傳敘名號之義例，經傳之名號義例明，而後釋讀人物名號形式及含義方有根底，杜氏釋證之事皆可循此而得以理解。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王小婷副教授宣讀了《〈孝經叢書〉與〈孝經總類〉本之異同考》一文，對明代朱鴻所撰《孝經叢書》與《孝經總類》之體式編排、段落内容、文章首尾、文字詞句、音注位置等諸多相異處作出比對和考證。文章指出，《總類》本比《叢書》本字數多且内容詳實，論證嚴密且改後者錯訛處，由此推斷《總類》本之成書時間應較《叢書》本晚，且是《叢書》本的增訂本。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李暢然副研究員發表了《“對文則别，散文則通”——“十三經”形成的縱横兩綫暨不同著作的關聯序列》一文，提出從“五經”擴展爲“十三經”存在兩條主綫，即單經義的縱向擴展和群經義的横向擴展。李暢然認爲，“對文則别，散文則通”的語用原理決定了經傳隨時可以混稱爲廣義的“經”，横綫擴展典型體現了“散文則通”的日常性，主要包括從漢“五經”到東漢“七經”，從唐“九經”到宋末“十三經”，以及從南宋“六經”到同期民間“九經”。南宋至元區分經傳的“九經三傳”與不區分經傳的“十一經”之變换，對“十三經”的提出有所鋪墊。上述學者基於古文獻學對當時儒學文獻予以梳理和考察，提出了諸多新觀點，研究涉及了版本、目録、校勘等各方面，同時以小見大，從文本問題窺見當時儒者的思想傾向。
儒學在先秦兩漢時期的傳播與發展對後世儒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暨老子研究中心李若暉教授發表了《論正常之惡：郭店竹書〈魯穆公問子思〉的哲學分析》一文，從哲學的角度闡發了道德與權利之間的張力。李若暉指出，最大的君之惡，就是將君主的個體行爲普遍化，以單向性對待全體臣民，它基於權力結構，而不是道德結構。真正的道德要求忠臣“恒稱其君之惡”，以道德對抗權力，指出君主的權力邊界，打破其個體行爲的普遍化。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張文副教授發表了《〈論語〉“束脩”釋義考辨》一文，採用二重證據法，對學術史上“束脩”的三種解釋（束帶修飾、年齡標誌、束脯之贄）分析考辨。張文指出，束帶修飾源自《尚書正義》的臆測誤解，年齡標誌起於《後漢書注》的斷章取義，皆非孔、鄭注説的本來面目。結合文字本義、語言環境、先秦禮制及漢儒古訓來看，束脯之贄的解釋都確切無疑。中國政法大學哲學系吕明烜發表了《“知和而和，不可行也”——從〈學而〉第十二章看“和”的發生基礎》一文，阐明傳統語境中“和”的順利展開，需要奠基於有等差的禮之“節”的基礎上。吕明烜指出，相比“求同存異”的和，“以禮節之”的“和”有助於在多元中保持價值裁量，避免文化多元主義之消極影響，亦有助於找到“和”的實際開展路徑，避免空談境界之誤區。中南大學哲學系譚忠誠副教授發表了《道、術之間：兩漢儒學政治化範式之嬗變的歷史經驗》一文，通覽兩漢儒家政治化範式之前後嬗變及其成敗得失。譚忠誠認爲，陸賈“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的原則引發了“陽儒陰法”“以術干道”等政治流弊，而“陽儒陰法”所致的“漢承秦弊”對那些抱道以救世的政治家而言則如抱薪救火，由此概括漢代推行政治化的結果：以“道”觀之，於儒不純；以“術”觀之，於政有闕。天津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助理研究員田豐發表了《漢代推類思維範式的轉型——以王充爲中心》一文，强調把握推類思維適用的場域，才能看清它真正的價值與限度。田豐認爲，漢代推類思維是事物關聯的去中心化、情境化的建構方式，而王充批判漢學的方法是簡單化的推類思維，將存在事物都以同質性與同一性關聯來類推。事物的關聯方式儘管保留了感應論的交互性意義，卻缺乏超越者維度，使得萬物終歸彼此孤立缺乏關聯，只能以適偶論與命定論建構前定關係。王充精彩之處皆在人情、倫常、心境之推類上，達乎禮之精意。以上學者分别從哲學、文獻學、經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和視角對先秦兩漢時期的儒學研究範式作出思考，通過對學術史的梳理與研究，對當時的學術淵源、師承關係、思想旨趣形成清晰的定位。
宋明理學一直是當代儒學研究的重點，本次會議中的數篇論文，就理學中的部分問題展開了豐富的討論。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講師湯元宋發表了《從“道體”到“體道”——朱熹“與道爲體”之説發微》一文，論文在余英時、牟宗三兩種具有代表性的道體論説的基礎上，跳出傳統針對特定道體文本的考證辨析，通過對朱熹哲學的整體把握，指出朱熹援引、改造程頤“與道爲體”之説的用意在於打通其哲學體系中的本體與日用工夫。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的王耐剛副研究員發表了《朱陸異同與優入聖域——以明代孔廟從祀爲考察中心》一文，王耐剛認爲，陸九淵、王守仁兩人從祀孔廟，是學術與政治相互糾合的一個縮影，反映出理學史上朱陸異同及其相關問題的影響力。其中，陸九淵的從祀，由王門學子薛侃提出，得到了嘉靖皇帝的支持，反映出嘉靖時期學術風氣的轉變。王守仁的從祀，雖過程波折，但由於王門學子的種種工作，最終獲得成功。但一般士大夫在朱學、陸學上的矛盾心態，反映出了陸王之學在政治合法性與道統合法性上的張力，也反映出從祀孔廟問題的複雜性。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張倩茹博士發表的《正德九年朱陸之辯——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成書背景新探》一文認爲，正德九年朱陸之辯在兩個方面構成了陽明《朱子晚年定論》的一個成書背景，一爲正德九年（1514）朱陸之辯與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寫作時間的重合，一爲正德九年朱陸之辯與《朱子晚年定論》在主旨、内容上的一致，所以，《朱子晚年定論》是正德九年朱陸之辯争論内容的深化。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許家星教授發表了《引述抑或創作——朱子〈四書集注〉“增損改易本文”探微》一文，提出“增損改易本文”是《四書章句集注》注文的一個基本特點，大致分爲兩類“述而不作”和“寓述於作”兩類。許家星指出，朱子既引其文復改其説之作法，既反映了朱子與二程學派之異同，亦體現了其經典詮釋精神上既述作兼具，同時方法上又融漢宋一體的綜合性與創新性，展現了經典詮釋與思想建構的内在一體性，於當前處理中國哲學之傳承與創新、哲學與經學之關係等仍具深刻啓示意義。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程海霞副教授宣讀了《中晚明王學“以内在證超越”之取徑新探——以江右王門王塘南之孟子觀爲綫索》一文，程海霞認爲，陽明後學中，王塘南的思想主要有以心證仁、以良知而非情識證性體、以“外”證“内外中道之體”等具體形態。其中，以心證仁體現了陽明學派區别於程朱一脈的特殊理路；良知情識之别，則是江右王門之特色所在；而以“外”證“内外中道之體”，乃王塘南本人基於江右、融會浙中的義理創發。清華大學哲學系高海波副教授發表了《方以智對晚明清初學風的批判：以〈易餘〉爲中心》一文，文章認爲，晚明清初的思想界出現了重本體輕工夫、重頓悟忽漸修的傾向，方以智在《易餘》中，對當時世風、學風進行了批判，並針對虚病之風，提倡一種經世致用之學。以上諸學者的討論，爲理解宋明理學中，諸如朱熹“道體”思想、“朱陸之辯”的思想史意義等問題，提供了新穎而又獨特的視角。
清代學術與現代儒學研究距離最近，對於確立當代儒學研究範式有著豐富的借鑒意義。中山大學哲學系的李長春副教授發表了《“效法”“時會”與“風氣”——章實齋的“知識論”》一文，論文認爲，章學誠將道體的“成象”與聖人對於象的“效法”看作六經形成的原因，由此，“道”既是具有超越性的形而上存在，亦是展現在時空中的形而下存在。在“成象”與“效法”的統一中，“時會”使得“道”在具體的歷史之中，呈現爲不同的“象”。三代之時，官師合一，道不離事；三代之後，政教分離，道在“時會”的作用下成爲歷史，不同時期對於三代歷史的解讀，形成了具體的“風氣”。後世學者只有在先王政教的歷史經驗與當下境遇的情境判斷中，依據自身的天質，以獲得既不脱離“時會”，又可通向“道”的獨特“風氣”。“道”的“效法”“時會”與“風氣”，構成了章學誠的知識論。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的姜海軍教授發表了《〈四庫全書〉的編纂與清學範式的建立》一文，姜海軍認爲，《四庫全書》的編纂具有着充分的現實原因，乾隆時期，理學日益固化而江南考據之學卻日益盛行，爲了消弭南北經學、儒學之差異、分立，朝廷急切需要整頓思想、重新樹立中央權威，乾隆敕命編纂《四庫全書》，以此來整合當時南北、朝野思想之差異，通過重建、統一以經學爲核心的學術體系——清學，進而實現對全國尤其是江南地區的有效控制。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宫志翀博士後發表了《“改制教主”：康有爲對傳統孔子形象的突破》一文，文章認爲近代中國的文明變局造成了經學的危機，即天命觀與聖王歷史的退場，這是促使康有爲提出“改制教主”説的重要背景。“改制”和“教主”的提出，表明“文明”上升爲康有爲經學體系的主題，經學與文明價值、文明史的關係是他的首要關懷。由此，他將經學整體上重構爲三世説，一套兼具政治哲學與歷史哲學性質的文明理論，進而突破了傳統經學的範式。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郜喆博士發表的《論廖平“三統説”的形成與發展——以經史關係的考察爲核心》一文認爲，廖平將傳統公羊學中的“三統説”擴展爲群經中的“三代異制”問題，並以此爲基礎，重新建構了極具個人特色的“三統説”。從經史關係的角度來看，廖平的“三統説”在甲午前後出現了由“經史合一”到“經史分途”的轉變，進而分别指向“制度文明史”與“空言哲學”這兩種理解經學的方式。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沙志利副研究員發表了《章太炎後期哲學與經學關係論》一文，沙志利認爲，章太炎在1906年東渡日本之後，其學説以民族主義爲中心，呈現爲以唯識學爲核心的哲學研究與以史學化爲方向的經學研究。並且，在二者之間，章太炎具有以佛學解釋儒經的傾向。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甘祥滿副研究員發表了《“理”論——從戴震到馮友蘭》一文，論文即從戴震對“理”的新詮釋以及對宋明“理”説的批判開始，續以清末民初王國維關於中西文化“理”義的疏釋，最後考察新時代馮友蘭先生的新理學創建，勾勒出中國儒學在由近代到現代的過程中“理”論的演變脈絡。以上諸學者的討論，縱貫清代學術史，對於清代學術的方法論、晚清經學的現代轉向等話題，進行了充分的整理。
儒學的核心是經學，伴隨着經學研究的復興，沉寂已久的禮學研究重新焕發生機。從思想史、哲學史視角進行的禮學研究，更加注重對禮學思想的理論分析以及對禮學經世致用層面的闡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劉增光副教授發表了《“禮讓”傳統的發明——乾嘉儒學的禮義之維》一文，從乾嘉儒學對禮讓的强調來理解“以禮代理”説。劉增光指出，禮意味着禮讓、敬讓，宋明理學家側重從個體内在的修身上講敬，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敬、禮所指涉的人己關係層面；而清代乾嘉儒學對禮讓的强調，涵攝義理、經學、治道等多個維度，揭示出美德是發生在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性、關係性維度，正可以矯宋儒之弊。安徽大學徐道彬教授發表的《從金榜〈禮箋〉看乾嘉漢學的經世意義》一文，闡發清儒金榜《禮箋》一書重振人倫綱紀之路，以拯救世道人心的旨趣，由此窺見出乾嘉漢學的致用思想和經世意義。徐教授指出，《禮箋》多涉古禮樂刑名賦役河工之事，意欲“以古禮證今俗”，推動當時禮學研究在經典文本考證上的發展進程，同時也爲復興傳統禮儀秩序和導引民間風俗漸趨良善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李文艷博士發表了《復性與循禮——李翱思想探賾》一文，抉發李翱心性思想與禮學思想的内在關係。李文艷指出，李翱的復性思想具有實踐維度，即“性”之擴充與實現，必須立足於現實生活中的人倫日用，“禮”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在心性論的基礎上，李翱闡發其禮學思想，提出“因性循禮以明道”“以禮節情而中和”等主張，彰顯了禮制的倫理道德意義，確立了禮永世不變的地位。儒學史上對於“禮”的經典注解、理論建構和社會實踐諸方面的研究，對於當今進行禮制的傳承與創新，仍具有重要啓示意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次會議中，對於域外儒學的討論是一個特别的主題。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方旭東教授發表了《攻氣操心——琉球儒者蔡温的工夫論》。文章認爲，“攻氣操心”是蔡温工夫論的要義，其理論源於程朱修養論範圍，本質上仍是主敬。其中，“操心”典出《孟子》，直接來源是明儒薛瑄，薛瑄對“操心”的理解一稟程、朱。“攻氣”是“變化氣質”的手段，“攻氣”之“氣”指“客氣”，而“客氣”是程朱常用語詞，與義理相對，跟血氣、意氣以及物欲相關，蔡温對“客氣”的用法與程朱一脈相承。因此，蔡温理論實則不出程朱修養論範圍，本質上仍是主敬。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劉瑩博士後發表了《東亞近世後期儒學展開的内在邏輯——以荻生徂徠及王船山的“製作”説爲例》一文，文章認爲，“製作”是荻生徂徠被譽爲“近代化先驅”的核心概念之一；丸山真男與子安宣邦對於荻生徂徠的解讀，以從“外”到“内”的動態視角重新挖掘徂徠學的“製作”論，突顯了尚“器”與重“習”的維度。幾乎同時期的王船山在“製作”論中也表現出了對“器”與“習”的格外重視。這就提示出先天預成式人性論式微之後探討儒學中形而上學内在邏輯發展的新方向，即後天養成式人性論的彰顯。中國礦業大學（徐州）外國語言文化學院的孟慶波副教授报告了《十八世紀記述孔子的英文文獻及其特徵與影響》一文。文章指出，十八世紀記述孔子的英文文獻在出版上迎來初步繁榮，從文獻史研究的角度看，在此期間辟有專章記述孔子的十九種英文文獻中，一方面非自主性的譯著、既有文獻的重印及再版佔據了很大比重，有關孔子的篇章大多僅限於粗淺的介紹；另一方面，這些英文文獻也逐漸從單一文本的對譯，走向單一文本的摘譯，繼之又走向多文本的編譯，體現出英文譯者、編者越來越大的自主性。儘管這些文獻多爲譯文，有時不符合出版規範，且研究孔子生平及思想的專門文獻偏少，它們卻幫助了英文讀者瞭解孔子、讓孔子及中國思想進入西方的知識體系，在英文世界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以上學者的討論，展現了日本儒學的相關問題，介紹了儒家文獻在英語世界中的翻譯情況，豐富了本次會議的主題與視野。
儒學研究範式豐富多樣，諸如經典注解、身心體證、理論建構、文本考證、學術史考察、政治實踐等，有經學的、哲學的、史學的、文學或文獻學等範式。無論是微言大義、義理建構，還是文字訓詁、考鏡源流，抑或是海外儒學的以西釋中，都展示着儒學存在的多樣性和儒學研究範式的多元性。此次“儒學研究範式的歷史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從不同的學科和視角考察不同歷史時期儒學研究範式的内容、特點、變遷及其利弊得失，以包容和開放的心態重新審視這些研究範式，對於未來儒學發展的合理範式和路徑的創新型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哲學系、儒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