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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维利巴尔德·冯·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von Gluck，1714-1787）
德国作曲家。主要作品：歌剧《阿尔赛斯特》《德梅特里奥》《牧人王》《泰莱马科》《梅兰岛》《帕里德与爱莱娜》等。
克里斯托弗·维利巴尔德·冯·格鲁克对音乐如此专注，以至于他对音乐以外的事情一无所知。18世纪70年代，他的画家朋友约翰·克里斯蒂安·曼里奇描绘了一次在巴黎的排练：
每天上午9点到中午，格鲁克都参加自己所写的歌剧的排练。排练完毕，他总是和太太在一起。此刻他已经因为排练累得汗流浃背了。格鲁克太太一句话也不对他说，就摘掉他的发套，用毛巾给他擦汗，然后给他换衣服。直到吃饭时间，格鲁克都直挺挺地躺着，一言不发。
在一次排练时，尽管歌剧的序曲和三分之二内容都过关了，格鲁克还是找到了一千多个地方“从头再来”了二十多次。当排练第三部分时，格鲁克像一个着了魔的人，从乐团一头跑到另一头。有时候，小提琴手是犯错的嫌疑犯，有时候是贝斯，有时候又是管乐器、中提琴，等等。
格鲁克打断他们，用自己想要的表情唱出该片段，乐师们则拿着小提琴和其他乐器对着他的后脑勺张牙舞爪。
|||德国作曲家格鲁克
在这些事件中，有一次格鲁克也被卷进去了。当他监听演奏时，贝斯手出了个错。格鲁克摆头太快，以至于他那又老又圆的假发套都兜不住了，一下掉到地板上。完全沉醉于音乐的格鲁克竟然浑然不觉，只顾看着那个头号女高音。女高音则一脸夸张的严肃，用两根手指将假发从地板上捡起来，伸开另外的手指，将假发戴到格鲁克的头上。
格鲁克莫名兴奋，又要求大家：“再来一遍！”
阿尔坎罗杰·科雷利（Archangelo Corelli，1653-1713）
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主要作品：《教堂奏鸣曲式三重奏》《室内乐奏鸣曲式三重奏》《宗教体裁奏鸣曲》《室内乐体裁奏鸣曲》《乐队协奏曲》等。
真实还是传说？不是真的，就是假的。一个关于阿尔坎罗杰·科雷利的故事传了一代又一代，从科雷利时代一直传到现在。这个故事大约发生于1709年，当时的指挥家和小提琴家阿尔坎罗杰·科雷利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那不勒斯国王邀请科雷利去为他演出。据称科雷利很害怕，不想去，但最后被说服了。于是他从罗马前往那不勒斯。由于没有时间和国王乐队排练，科雷利很紧张，但他还是同意和乐队合演一首他的协奏曲。令科雷利大为惊讶的是，国王乐队的乐师拿科雷利的乐谱一看，就熟练地演奏起来，和科雷利自己千锤百炼过的乐队不分伯仲。
接着，他们忽悠科雷利为国王演奏一曲奏鸣曲。国王觉得这个乐章缓慢、冗长和拖沓，科雷利还没有演奏完就退场了。后来，科雷利被要求当着国王的面，在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指挥的假面剧演出中第一个出场。科雷利觉得斯卡拉蒂的小提琴部分很难把握。他在一个高F调音符处被磕绊住了，却听到国王的小提琴手此处演奏得很从容，他紧张得发抖。之后，他们开始表演一首c小调歌曲，科雷利从C大调开始。斯卡拉蒂眉飞色舞地说：“重来！”而科雷利还在继续弹着C大调，直到斯卡拉蒂提高声音，让他找准了调子。
18世纪英国音乐历史学家查尔斯·伯尼描绘了这个故事的结局：“可怜的科雷利设想他在那不勒斯留下的耻辱和糟糕印象，他如此窘迫，不声不响地溜回了罗马。”
不论真假，这个故事暗示了在那个音乐家们你死我活的竞争的年代，肯定有人对伟大的音乐家之一的阿尔坎罗杰·科雷利下了绊子。
约瑟夫·布洛涅（Joseph Boulogne，1745-1799）
法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主要作品：数十首乐曲，包括小提琴协奏曲、钢琴鸣奏曲、弦乐复奏曲等。
约瑟夫·布洛涅是18世纪作曲家，也是当时最好的小提琴家之一。时代使然，他将音乐搁置一边，去开展革命活动。
约瑟夫的父亲是法国的一名政府官员，母亲是加勒比岛国瓜德卢普的非洲裔。他们一度居住在海地，大约在约瑟夫十岁时全家移居巴黎。约瑟夫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些绅士们热衷的东西，年轻的约瑟夫样样在行——骑马、跳舞、游泳、溜冰。他还成为欧洲最矫健的击剑手之一。
尽管约瑟夫最初是跟他父亲种植园里的管家学的小提琴，但他这时已经进入高级音乐圈，他极有可能和大作曲家让麦瑞·里可莱切磋过。到1769年，约瑟夫作为乐队小提琴手参加了由弗朗索瓦·约瑟夫·戈赛克指挥的演出。1772年，他举办了他的首场小提琴独奏音乐会，作品都是自己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演奏需要非凡的技艺，但约瑟夫凭借自己精湛的技术和表现力征服了听众。一年内，他就成为法国最好乐队之一的指挥。在18世纪70年代，他继续谱曲创作。他的弦乐四重奏是他在法国创作的最早同类作品之一。
1789年，当法国大革命爆发时，约瑟夫·布洛涅——当时叫切瓦利尔·圣乔治，和年轻的共和党人并肩奋斗。他们在法国北部组织了一支军事力量。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圣乔治曾经遭受冤情。他被诬告浪费军饷，被解除指挥权、投入监狱。当圣乔治获释后，他立即前往他的故乡海地——那里，爆发了一场奴隶起义。
1797年，圣乔治重返巴黎。他原本准备重操旧业——搞音乐，但却没有如愿。两年后，他几乎不名一文，在贫穷中告别人世。
有些音乐作品来自灵感，有些作品是为了挣钱。伊格纳西·简·帕德雷夫斯基创作的小步舞曲，却是为了一个恶作剧。
一个名叫恰卢宾斯基的老医生和二十六岁的帕德雷夫斯基成了忘年交，他常常邀请这个年轻的钢琴家去他在华沙的家里做客。这个医生和他的一个作家朋友总是一成不变地让帕德雷夫斯基演奏莫扎特的曲子。帕德雷夫斯基对这种非莫扎特作品莫属的做法疲倦透了，于是决定终止这种情况。他回家后即兴创作了一首和莫扎特风格相仿的小步舞曲。
第二天晚上，他出现在医生家里，急切地等待着例行的邀请。果真，这个黄金时刻很快就来到了。
“你不弹点莫扎特的曲子吗？”大夫问道。
帕德雷夫斯基欣然答应了，坐了下来弹他的小步舞曲。“啊，莫扎特！”医生叫起来，“多美妙的曲子！告诉我，帕德雷夫斯基，现在活着的，还有谁能够写出如此美妙的音乐呢？”
面对这个意外的夸奖，帕德雷夫斯基笑了起来。他说：“有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曲子是鄙人写的！”
刚开始医生和他的朋友对他们被愚弄感到很恼火，那晚的莫扎特音乐会戛然而止。但几个晚上后，他们要求听听地道的莫扎特，又要求再听听这首小步舞曲。很快，这首小步舞曲就成了“莫扎特之夜”的保留曲目。不久，帕德雷夫斯基意识到，那首小步舞曲将会让他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作曲家。果然，这个想法很快就应验了。
有这样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也可能部分是虚构的。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支失魂落魄的农民行进队伍，他们在为生活而挣扎。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一些地方，盗匪猖獗，无处不在，而看起来最危险的一群人，却是这支队伍。
其实，他们是一支由三十四个年轻的音乐家组成的、陷入窘境的难民队伍。因为无力支付欠款，在一次演出时他们的乐器几乎全被收走了。他们还卖掉一些小提琴，用钱买来几把锈迹斑斑的手枪——尽管他们没办法搞到弹药。他们满怀希望地从维也纳向东而行，结果音乐厅空空如也，很快钱包和肚子都空瘪了。现在他们破产了，看上去破破烂烂，没有一个小旅馆的店主愿意为他们提供一个地方演出。
冬天到了，一队士兵护送车队翻越喀尔巴阡山去瓦拉几亚的边远地区。乐队把乐器放在一辆拉干草的敞篷马车上，和他们同行。路上，乐师们造了十九岁乐队领队的反，发誓不再走一步。
“我们必须渡过难关！”领队严肃地说，“我们必须风雨同舟，一个也不能丢下！我们找个最近的城镇做告别演出，然后分掉钱，无论如何我们也能够回到维也纳。”
他们终于七零八落地到了布加勒斯特。准备在那里多演几场，大挣一笔。然而，他们的美梦被大打折扣。乐队领队不可救药地引诱了当地的一个美妇人，她洗衣女工的房子成了他们幽会的场所。不幸的是，有一次被美少妇的丈夫和六个仆人逮了个正着，这个魅力十足的领队被一顿暴揍。
这个被气晕了头的丈夫，他是否知道那个被他赶出城市的年轻人的名字？也许他不知道，但后来这个名字他一定如雷贯耳，因为短短几年内，几乎整个欧洲都拜倒在这个年轻人的魅力中——每当他们跳起华尔兹，约翰·施特劳斯的大名如雷贯耳。
让·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1865-1957）
芬兰作曲家、民族乐派代表人物。主要作品：交响诗《芬兰颂》、交响曲《土奥涅拉的天鹅》、小提琴协奏曲《萨加》《忧郁圆舞曲》，以及为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的配乐等。
让·西贝柳斯的心情一定很复杂。瑞典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举行庆祝活动，他被指定写一首康塔塔曲献给这个隆重的场合。对于一个年轻的作曲家而言，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然而作为一个芬兰的民族主义者，西贝柳斯却又不愿意为这位长期在芬兰头上作威作福的太上皇歌功颂德。
芬兰的庆祝仪式在赫尔辛基的一个大学校园里举行。和西贝柳斯一样，学生们并不喜欢沙皇尼古拉，但依据惯例，沙皇是这所大学的校长，所以学生们被召集起来，向沙皇脱帽致意。在这个仪式中，他们唯一的安慰是能够听到芬兰这位最好作曲家的新作品。
|||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
西贝柳斯那嘹亮的、催人奋进的音乐开始了，但这并非西贝柳斯的初衷。小号手将他的乐曲拼凑起来吹，又开始吹奏一些根本不是出自西贝柳斯之手的音符，随后进行即兴演奏。这时，小号手就像喝醉了。本应肃穆的仪式变成了一场闹剧。西贝柳斯虽然肯定对此担惊受怕，但肯定也和学生们分享了这个隐秘的快乐——往这个让人憎恶的沙皇的加冕仪式里掺入一些杂音。
五年后，即1894年，西贝柳斯再次和俄国沙皇杠上了。为了配合爱国场景的再现，他写了一系列乐曲，最后的一首曲子呐喊为芬兰自由而振作起来。俄国沙皇当局禁止继续演出该曲目，曲子却传到了德国，在那里被叫做《祖国》，在法国被叫做《爱国》。当西贝柳斯试图在俄国沙皇控制的拉脱维亚演出时，当局坚持使用温和而乏味的“即兴演出”作为曲名。但很快全世界都知道了，这首曲子就是《芬兰颂》。
创作一部歌剧需要作曲家和剧作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至于收益，当然，首先是歌剧要取得成功，至少是要上演。但在贾科莫·普契尼创作的生涯中，居然有一次，作曲家和剧作家创作的作品轻易地被蒸发了！
就在普契尼的歌剧《曼侬·列斯科》成功不久，他和一个叫乔万尼·维加的剧作家合作一部名为《卢普》的歌剧。这是个西西里的故事，无论是出品者还是年轻的普契尼，都一致认为这将是一部精彩绝伦的歌剧。普契尼渡海来到西西里，和作者见面。二人一拍即合，甚至在歌剧细节上也达成一致。普契尼踌躇满志地回家了。
在返程途中，普契尼巧遇理查德·瓦格纳的继女。普契尼对她说起了这个新歌剧计划，还做了一些描述。该女士却建议他设法拿出一些新的想法。二人快分手时，普契尼的歌剧计划就支离破碎了。
在创作关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
题材的前景很好的歌剧时，普契尼的情况就更为糟糕。刚开始时，剧作家雷吉·伊利卡拿出了一个宏大的、跨越十四集的剧本，当他和普契尼着手合作时，普契尼进行了减缩，不到一个月，剧本只剩下八个场景。
接下来，在普契尼的压缩和删节下，剧本只剩下了三幕。戏的高潮设置在结尾处的监狱那场戏，这对于一个歌剧而言还算可以接受。剧作家毫无疑问地认为，他们终于不会再删了。
但是，普契尼随后又删了另外两幕，将剧作家几个月的心血一刀就“咔嚓”了。这个剧作家是有名的牛脾气，他对普契尼的出品商，对普契尼、对玛丽皇后，以至于对艺术挨个儿发泄了不满。到了这个份上，显而易见的是，歌剧《玛丽皇后》已经完全从人间蒸发了。
塞缪尔·科尔里奇·泰勒（Samuel Coleridge Taylor，1875-1912）
英国作曲家、指挥家。主要作品：《小提琴协奏曲》《非洲曲调交响变奏曲》等。
塞缪尔·科尔里奇·泰勒是一个西非人和英国女士的儿子，三十岁时成为世界闻名的作曲家和指挥家。1904年秋天，他在美国开始火车巡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但美国有一件事情让他困扰，他返回伦敦后，对一个采访者谈了此事：
一旦人们发现我是英国人，他们的态度就很不一样。当然，刚开始时，他们还不能谅解像我这样的有色人种，没有美国北方人的浓重鼻音。我对所有的有色人种感到难过。我曾耳闻他们遭遇的种种悲惨故事。我遇到一个年轻的有色人种女士，她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和很高雅的品位，但她在华盛顿州南部旅行时却被赶出了火车车厢。而在另一列行驶于华盛顿南部的列车上，有色人种和白人被隔离开了。
还有其他恶行也公然发生，完全没有人过问或纠正。试想一下，如果受到侵害的是白人又会怎么样？当我去塔斯克吉
时，我将会坐布克·华盛顿先生的私人车厢，我将因此而避免被羞辱的命运。迄今为止，对我来说最悲哀的是——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心地善良的黑人和那些懒散而不太文明的有色人种之间，仍然有一些歧视。关于这一点，请理解我，我是从一个英国人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事实上，没有英国人能够理解这个问题，这太微妙了。
在从华盛顿州向芝加哥的旅行中，科尔里奇·泰勒发现，在美国铁路客运中还有那么一种平等。“这就是人的生命。”他评价道，“可是在旅途中看起来却很低贱。这类不幸的事件，我就碰巧遇过三次。对铁路人员和铁路机车显示出的那点微不足道的同情，我自然乐观不起来。”
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Alexander Scriabin，1871-1915）
俄国作曲家、钢琴家。主要作品：交响乐：《第一号交响曲》、管弦乐《喜悦的诗》《普罗米修斯》等。
1906年，欧洲移民成群结队地涌向美国寻找新的机遇。俄国钢琴家、作曲家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也加入进来，他有两个目的，除了碰碰运气，还想将以前的麻烦甩掉。
斯克里亚宾眼前最大的困难是财政危机。他和一个合作伙伴、作曲家阿纳托·利亚多夫分道扬镳，他曾想以近乎侮辱的低价收购斯克里亚宾的短钢琴曲。
一个音乐学院的朋友说服斯克里亚宾到美国走一趟。
斯克里亚宾在卡内基大厅举办了钢琴音乐会，并在辛辛那提、芝加哥和底特律小有斩获。
收入有些让人寒心。他想摆脱（至少暂时摆脱）他情人塔蒂娅娜·斯洛泽尔，这个女人变得越来越飞扬跋扈。
斯克里亚宾曾经尽其所能劝说塔蒂娅娜不要到美国去找他。他警告她，如果她来美国，他们刚出生的第二个孩子将会挨饿。他告诉她海洋航行如何可怕，他还用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故事阻止她。塔蒂娅娜还是不顾一切地来到美国找他，竟然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对夫妇却没有被驱逐。
尽管斯克里亚宾不会讲英语，他的经理人还是安排他接受了新闻界的采访，亲自回答了所有问题。当斯克里亚宾看报纸报道时，他发现记者们引述的那些所谓他的话，他压根儿就没说过。
“我不知道人们是否因为我的音乐而需要我。”斯克里亚宾评论道，“然而，无论在哪里我都成功了，美国人热衷于大功告成之后大张旗鼓、闹闹哄哄的场面。”
在一个更正规的发言中，斯克里亚宾对美国做出了不痛不痒的赞扬，他宣称：“美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认为，欧洲人非常幼稚而片面地评价美国。美国人远不是普遍认为的那样，在艺术上感觉迟钝，没有艺术才能。”
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带着极少量的美元、欠下大量的债务，离开了美国。
但至少，他将以前的困境拖后了几个月。
卡尔·玛利亚·冯·韦伯年满三十岁时开始在事业上安顿下来，同时开始社会活动。1817年3月10日，他在德累斯顿给一个朋友写了这样一封信：
很久以前我就该给你写信，告诉你我被指定为《萨克森之王》的指挥和德国本地歌剧的指挥，但我实在是太忙了。无论如何，我在这里安顿下来了。我所有的旅游计划都泡汤了，当然，我可以休年假，但如果我在秋天结婚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将更难离开这个爱巢了。
到这里后，我需要克服很多挫折感和针对我的阴谋。好几次，我都在再次逃离的边缘徘徊，但那些人最终发现，他们在和一位独立自主、权利不容别人践踏的人打交道。现在，一切顺利。那些不爱我的人，至少还惧我三分。
我很快会着手我新歌剧的工作，为我执笔的是大诗人弗里德里希·肯德。这就是《亨特的新娘》——一个罗曼蒂克、心醉神迷、美妙绝伦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我过着孤独、也许是忧郁的生活，因为即使我有很多熟人，即使我被人尊重，却缺乏一个知己，没有一个朋友和我交谈音乐，实在让人悲伤。
我的任期只有一年，这是惯例。虽然从未听说过没有终生雇佣制这回事，但我知道我的运气太好了，好到我都感到紧张，但我信得过自己，不至于紧张得发抖。尽管在将来，我要照料的人不仅是我自己。现在，我把未来的岳母大人也安置好了，她将到梅茵兹她儿子那儿去。我每年给她一百泰勒，以便让她在家里过上安宁的日子，这点钱还是值得的。
不到四年，冯·韦伯就凭借他的歌剧《魔弹射手》红遍了德国。
乔治·安塞尔（George Antheil，1900-1959）
美国钢琴家。主要作品：《飞机奏鸣曲》《机械芭蕾》以及六部交响曲等。
钢琴家乔治·安塞尔对于音乐会搞成一场乱子早已习以为常了。不过，他形成了一种习惯——以一套超现代作品来结束每场音乐会。然而，为了让别人好好听他的音乐，他竟然采用危险手段。
就像20世纪20年代很多美国艺术家一样，乔治·安塞尔也跑到欧洲去开拓自己的事业。他的行程包括那些前奥匈帝国的城市。安塞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做过飞行员，和奥匈作过战，他现在却小心翼翼地将此经历隐藏起来。鉴于对他的音乐的争议以及战后政治的不稳定，安塞尔别无选择——他将一支口径为三十的自动手枪塞进左腋下的丝质手枪皮套里，随身携带着。
安塞尔在布达佩斯的第一场音乐会以暴力收场。第二次演出时，安塞尔在台上走着、鞠躬，说着：“观众们，请把门关上、反锁上好吗？”一旦他们同意了，他就拔出手枪放在斯坦威牌钢琴上，然后音乐会开始。这样一来，他弹奏的每一个音符，观众都烂熟于心。
但在慕尼黑就不那么容易了。1922年3月，音乐会代理公司收到一张条子，这样说道：“如果美国钢琴家尝试在慕尼黑音乐厅演奏法国音乐，将会挨炸弹。”
安塞尔问这是谁干的，代理公司毫无疑问地说：“这是一帮叫做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小流氓，他们的头儿是一个奥地利疯子阿道夫·希特勒。”安塞尔简直疯了，居然坚持演出。要知道，他那支口径三十二的手枪可派不上多大用场。安塞尔就用别的东西给自己壮胆——半瓶红酒。接下来的事情他还算清楚，他要演奏开场曲——巴赫的《e小调逃亡曲》。
次日，慕尼黑的评论家们观察到，安塞尔以不寻常的冷静和零度感情演奏了巴赫的音乐。他们还注意到，余下的演出，勉强可以接受。这之后，安塞尔再也没在音乐会前喝任何东西。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33-1897）
德国作曲家。主要作品：《女中音狂想曲》《德意志安魂曲》《小提琴协奏曲》《第二钢琴协奏曲》《海顿主题变奏曲》以及四部交响曲等众多作品。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不喜欢虚伪的奉承，但他有时候会赶很远的路程，请教、听取关于他作曲和演奏的意见。
作曲家卡尔·戈德马克在其自传中提到，他应邀去一座房子听两部勃拉姆斯的作品——一部钢琴三重奏、一部弦乐五重奏的初演。演奏后，几乎每个人都上前赞美勃拉姆斯一番。由于戈德马克知道勃拉姆斯不会拿这些礼节性的恭维当回事，当时也就没说什么。次日早晨，勃拉姆斯邀请戈德马克和他一起步行去拜访一些朋友。当他们沿着一座山梁到达森林边沿时，戈德马克意识到，勃拉姆斯邀请他散步是为了听听对他的曲子的真诚评价。
来到朋友的房前，他们看见晨曦中所有的门都敞开着，却一个人影也没有。戈德马克和勃拉姆斯走进乐室。在钢琴上，他们看见卡尔·车尔尼的一卷技巧练习曲《速度流派》，这是让很多勤奋学生畏惧的练习曲。勃拉姆斯坐下来，用不同的音阶弹奏了第一首练习曲。他将作品改头换面，重新诠释一番。当他琢磨着如何往下弹时，将一些音符弹了三次。
|||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
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另一个房间传来：“嗨，弗兰兹！你在干什么？弹慢点呀！”
勃拉姆斯弹得更快了，乱七八糟的更难听了。
“弗兰兹，你连奏得太可怕啦！”女人的声音传来，“你为什么要弹升F调？应该是FF调，再慢点！”
勃拉姆斯不理睬，弹得更乱了。
“够啦！”那个女人说，“你以前弹那么好，真气死我啦！”
她冲出房间来，想找到那个琴童，迎接她的却是两个大作曲家的爽朗笑声。
在回家的路上，勃拉姆斯心情出奇的好，戈德马克利用这个机会向他提出了自己当天的第二个真诚评价——他如何喜欢刚刚谱写的三重奏和五重奏。
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1819-1880）
法国作曲家、大提琴家。主要作品：轻歌剧《肯肯舞》《地狱中的奥菲欧》《美丽的海伦》《格罗什坦公爵夫人》、浪漫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等。
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题材——科幻题材。科幻音乐出自法国顶尖轻歌剧作曲家雅克·奥芬巴赫，而科幻文学则来自“科幻之父”儒勒·凡尔纳。法国的舞台上从来没有见过像《月球之旅》这样的作品。
|||法国作曲家、大提琴家奥芬巴赫
19世纪70年代的普法战争让法国充满沮丧，国家在寻找新的希望。那些顶尖的思想家们开始求诸科学题材。一个作家认为，被汽灯点亮的街道和宽阔的干道比任何道德说教更能减少犯罪。一时间，科技成了法国的香饽饽。
豪华哑剧《月球之旅》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法表现出来。制作人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当时最先进的月亮浮雕模型，将它树立在剧院正面明亮的泛光灯里。这部哑剧第一幕最出彩的地方是一架将月球旅行者射上天的大炮，这架大炮非常大，大到安装在山上，跨越山谷、城镇和河流。
第二幕的布景非常怪异，是一处月球地貌，有一棵烟草树，几秒钟就开花了。
在第四幕，月球旅行者们被判罚到月球内部服苦役。一阵轰隆轰隆的雷鸣声，土地颤抖，熔岩四溢，烟雾弥漫。一个旅行者在一块巨岩里躲避，一团火球击中岩石，火焰向空中反射出去。灰烬下雨一样降落下来，被烧毁的火山岩层历历在目。然后灰土越来越多，直到遮天蔽日。
至于奥芬巴赫的音乐，可谓尽善尽美，达到了吸引、娱乐观众的效果。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例外，即儒勒·凡尔纳本人，他觉得一点也不好玩，考虑起诉奥芬巴赫剽窃了他的创意。
约瑟夫·海顿曾经在伦敦巡演三个月，受到英国观众热捧。1791年3月14日，他用意大利语给一个在维也纳的朋友写了一封信：
因为音乐会和歌剧，我非常忙碌。我一直被联票音乐会缠得脱不开身。由于国王还没有给我们颁发演出许可证，我们的歌剧还没有开演。歌剧经理准备将它以联票音乐会的方式上演，因为如果不这样他就会损失两万英镑。我不会有任何损失，因为我在维也纳的账户已经进账。
我的歌剧《哲学家的心灵》将于5月底上演。我已经写完了第二幕，还有五幕，最后两幕很短。为了让观众到剧场看歌剧和芭蕾舞，剧院经理想出了一个妙招：几天前就安排化妆排练，就像正式开演一样。他将四千余张票分发出去，结果观众来了不下五千人。
帕伊谢罗的歌剧《皮耶罗》非常成功。唯独他们的首席女歌星是一只蠢天鹅，我的歌剧里不会使用她。芭蕾绝对一流。现在，我们就等国王一句话——“同意”还是“不”。假如我们的作品上演，我们的竞争对手将不得不关门大吉，因为他们阉割了的男歌手和首席女演员实在是太老了，他们的歌剧吸引不了任何观众。
在萨罗姆先生的首场音乐会中，我设计的一支新的交响乐曲引起了轰动。他们不得不重复柔板乐章——这种情况从未在伦敦出现过。从英国佬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赞扬意味着什么，你尽可想象！
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Sergei Rachmaninoff，1874-1951）
俄国指挥家、低音提琴家、作曲家。主要作品：《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死之岛》《钟》《第二交响曲》以及《前奏曲》二十四和浪漫曲《春潮》等。
对于一个作曲家而言，《第一部交响乐》有可能是一场噩梦。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花了很长时间才从中恢复过来。
他对自己的交响乐作品志满意得，自信到了自负的地步。他曾经为谢尔盖·塔涅耶夫弹奏过一次钢琴版本的交响乐曲，塔涅耶夫并不满意。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毫无顾忌地将曲子以五百卢布的价格卖给了出品商。拉赫玛尼诺夫确信，一条全新的音乐大道向他敞开了。拉赫玛尼诺夫还带着交响乐到圣彼得堡去演出。在排练时，拉赫玛尼诺夫被两件事弄得痛苦不堪。首先，这部交响乐演奏效果很糟糕，漏洞百出。
“对不起！”指挥尼古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说，“我一点也不觉得这首曲子有什么好的。”
1897年3月15日，当初演时间来临时，拉赫玛尼诺夫越发不安。一次，他离开乐室，躲到太平门。他在那里蜷缩着，不想听见他的交响乐，他后来将此形容为“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拉赫玛尼诺夫不堪杂音折磨，就用手指塞着耳朵，一边不断问自己：“怎么会这样？”
当交响乐最后一个和弦结束，拉赫玛尼诺夫惊慌失措地跑到街上。他在风中、雾中徘徊着，直到完全冷静下来，才出席为他举办的餐会。但整个晚上，他对自己崩溃的自信最有自知之明。
伤心事还没有完呢。作曲家和评论家西撒·居伊在《圣彼得堡新闻》上发表文章称：“如果地狱里有音乐学院的话，那么拉赫玛尼诺夫会以他的交响乐获得最高奖项。他为我们奉献了如此穷凶极恶的噪音。”文章结束时，西撒·居伊甩出了最为刻毒的话，他说，这部不走运的交响乐已经被编上了十三号的标签
。
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1898-1937）
美国作曲家、钢琴家。主要作品：爵士乐《蓝色狂想曲》、管弦乐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第二狂想曲》《古巴序曲》、歌剧《波基与贝丝》等。
乔治·格什温成名很早，但他初出茅庐时依然遇到过让他窘迫的时刻。
二十一岁时，格什温写了一首名叫《斯万尼河》的钢琴曲，被一支乐队改编后在纽约议会大剧院首演。合唱团六十名女孩穿着浅口便鞋，她们的便鞋上有小灯泡，随着音乐节奏闪烁。格什温逛到剧院外大厅里，想看看有多少散页乐谱被观众取走，结果寥寥无几。
格什温眼界更高，锁定一首叫《哦，我的土地》和迈克尔·E.罗克指挥的抒情作品。格什温化名参加了一个由《纽约美国人报》资助的大型竞赛。竞赛评委都是音乐界的头面人物，如约翰·菲里普·索萨、约翰·麦考马可、艾尔文·柏林。一等奖奖金是让人怦然心动的五千美元。他们颁给格什温的奖金最少——可怜巴巴的五十美元。
同一年，格什温写了一首《弦乐四重奏摇篮曲》。这首摇篮曲的特色是雅致的多声部写作、出奇的和声、抑扬顿挫的旋律。1923年几个月时间内，格什温受尽了他的和声学老师鲁宾·戈德马克教学规则的折磨。他将四年前的曲子除去灰尘，让戈德马克看。戈德马克还以为这是一首新作，对他的创意大加赞赏。“不错！”他告诉格什温，“很好，我可以看出来，你已经从我这儿的和声课获益匪浅。”其实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首摇篮曲既没有发表，也没有演出过。
|||美国作曲家、钢琴家格什温
至于《斯旺尼河》，很快就流行起来了。一次，格什温在纽约一个歌唱家朋友的聚会上演奏他的作品。当他开始演奏《斯旺尼河》时，一个叫艾尔·乔尔森的歌唱家拿起来就唱，一唱就红遍了全世界。也许乔尔森一直在用他那句名言将格什温介绍给全世界：“他最好的作品你压根儿还没听到呢！”
约翰·费尔德（John Field，1782-1837）
爱尔兰钢琴家。夜曲的始创者，率先将“夜曲”作为钢琴作品的一种创作方式。
这位年轻的爱尔兰钢琴家和当时最著名、最成功的钢琴家一起游历，却过得很不开心。
他的名字叫约翰·费尔德，当时在欧洲巡演穆齐奥·克莱门蒂
的新钢琴作品。不久，他就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当时最知名和最优秀的教师、表演家、作曲家之一。但在1802年时，二十岁的约翰还受庇于抠门的克莱门蒂门下。
克莱门蒂在巴黎找了两间最便宜的房子租住下来，住处前有一个内院。在那里寄宿了惨痛的几个月后，他们千里迢迢赶往俄国的圣彼得堡。天气越冷，克莱门蒂反而越抠门。年轻的约翰把帽子弄丢了，但等了好几个月克莱门蒂才给他换了一顶。克莱门蒂说买厚衣服毫无必要，因为一旦他们离开俄国，衣服就派不上用场了，所以约翰走在俄罗斯大雪纷飞的街上时，竟然连个外套也没有。
一次，德国小提琴家、作曲家路易斯·斯波尔到他们下榻的旅馆找他们，发现约翰和克莱门蒂二人满胳膊肘肥皂沫——原来师徒俩正忙着做每周的大清洁呢！克莱门蒂为了不失面子，就建议斯波尔也应该向他们学习。他说，圣彼得堡的洗衣女工收费高得离谱，衣服还会被她们弄坏。
克莱门蒂和贵族学生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却留下约翰自己照料自己。他靠微薄的伙食津贴在当地市场采购，过着紧巴巴的日子。终于有一天，约翰忍无可忍了。他呼朋唤友二十多人到家里大快朵颐一顿，却设法让克莱门蒂买单。
第二天，当克莱门蒂收到催账单时，师徒二人几乎大吵了一架。不久，克莱门蒂找借口离开了圣彼得堡，将约翰丢在那儿，不管不顾。不过，这个时候的约翰已经凭他的才华给很多富人顾客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约翰在圣彼得堡度过了他的余生，温暖而惬意。
文森特·丹第（Vincent d'Indy，1851-1931）
法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主要作品：《法国山歌》《华伦斯坦》《伊斯塔》《B大调第二交响曲》《山中夏日》。
当评估一个前程似锦的新人的作品时，一个前辈究竟应该有多直率呢？对于文森特·丹第来说，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评估之前、之后均要从赛萨尔·弗兰克那儿获取建议。文森特·丹第回忆道：
一旦我为他演奏完我的弦乐四重奏的一个乐章，我就会幼稚地以为这个乐章会赢得他的夸奖，而他却只是报以一阵沉默，然后以一种沉痛的表情看着我。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对我说的一些话，因为这些话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些还不错，有一种精神在里面，还有一种章节间互相呼应的直觉。想法倒不坏，但仅仅这些还不够。这部作品还没有完成。”弗兰克与完，又补充道，“说实话，你还一窍不通。”
看见我被他的说法镇住了，弗兰克又谈了一些细节，最后说：“看看我们能不能合作吧，我教你怎么作曲！”
傍晚稍晚一些，我去拜访了他。我回家后难以入眠，对他意见的严厉性疑虑重重。我安慰自己说，弗兰克是一个老派的音乐家，他对年轻人的东西和发展中的艺术一无所知。然而到了早晨等我冷静下来，我拿出我那可怜的四重奏，将它和大师涂写在乐稿上的批评意见一一对照，我不得不承认，他完全是对的——我确实是一窍不通啊！
我去拜访他，诚惶诚恐。我问他是否愿意慷慨地收我为徒。他让我到音乐学院去上管风琴课，他刚刚被任命为管风琴教授。
谦逊使人进步。通过自己的努力，文森特·丹第很快成为法国的一个重要作曲家。
吉塔诺·卡卢西（Gaetano Carusi，？—1845）
美国音乐家、美国海军军乐团创建者，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
这十六名意大利乐师完全傻眼了。他们的头儿吉塔诺·卡卢西把他们带到美国——这片希望的土地上，但当他们到达华盛顿后，第一个念头却是打道回府。
这一年是1805年。卡卢西将这个新的共和国的首都描绘为“一片荒漠、一个只有两到三个小客栈和几个零星分布的农舍和小木屋的地方”。本来，这些意大利人成立乐队是为了代表美国海军和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演出的。很明显，这支乐队没有多少盘缠，他们一到达便立即赶到他们的住处——海军兵营一个地方。
在那里，这些音乐家和他们的家属一共三十多人，不得不挤住在一起，睡觉都在一块光光的地板上。
无论如何，他们还是鼓起尊严进行了他们的美国首演。首演安排在一个宴会上，以庆祝美国海军战胜黎波里海盗。
本来乐队成员的服役期是三年，然而仅十八个月后他们就统统复员了。卡卢西大发雷霆，状告联邦政府。他指责政府通过虚假和欺骗性的承诺让他陷入如此状况，他还抱怨指挥官无偿使用了他的音乐。一直到他七十二岁时，他仍然在为这个官司而奔波。他向国会请愿，要求赔偿一千美元，然而他被拒绝了。
但是吉塔诺·卡卢西最终还是红起来了。他的三个儿子在华盛顿长大，成为非常成功的音乐推广商人。他以前的几个乐师又返回军队，在海军乐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弗兰兹·李斯特（Franz Liszt，1811-1886）
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主要作品：交响诗《塔索》《普罗米修斯》、交响曲《浮士德》、钢琴曲《爱之梦》、《匈牙利狂想曲》十九首和大量练习曲。
二十九岁的弗兰兹·李斯特靠他的高超技艺和人格魅力，征服了众多的钢琴作曲家，罗伯特·舒曼在二十九岁时，也成为弗兰兹·李斯特的崇拜者之一：1840年3月20日，他在莱比锡给未婚妻克拉拉写信谈道：
我多希望你能在今天上午和我一起去见李斯特啊，他太卓尔不群了。他弹着我的幻想曲和奏鸣曲里的一些乐段，实在让我陶醉。他的奇思妙想源源不断地从作品中涌现出来，但很多东西我都没有想过。他加入了柔和、细腻与情感的大胆流露，也许他的日常感情并不是这样表达的。
第二首D大调的抒情小曲尤其让人愉悦。相信我，这曲子极富感染力。李斯特打算在他于本地第三场音乐会上演奏它。
假如我要告诉你这里发生的所有激动人心的事情，那得写上几大卷。李斯特还没有举办第三场音乐会，而是卧床休息了——两小时前他宣布身体不适。我相信他的确如此，也就不必赶进度。李斯特病情痊愈尚需时日，关于此事，我没法给你说得更清楚。
但对我而言却是件开心事，因为他现在整日卧床不起。除了我之外，他只允许门德尔松、希勒和罗伊斯探访他。要是今天上午你在这里该多好呀，我的姑娘！
你相信吗？在李斯特的音乐会上，他弹奏了一首他从没见过的哈特尔的钢琴曲子。他对他自己的十只曼妙的手指那么自信，我觉得太有魅力了。但不要以他为榜样，我亲爱的克拉拉。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因为你是无法超越的。
1864年3月21日，美国内战正酣。新奥尔良出生的作曲家路易斯·莫罗·戈特沙尔克在北部和西部各州举办巡回音乐会。虽然他是南方人，却忠于联邦统一事业。然而，那些为之战斗的人却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他在日志里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在去巴尔的摩的路上，车厢里挤满了吵着闹着唱着的士兵和没完没了的威士忌味道。刚开始我们不理会他们，但他们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一人开始吸烟，第二个跟着吸起来，然后第三个也效仿。我们让他们看在瓦瑞亚尼夫人和她女友的份儿上，别吸烟了——她们实在无法忍受。这帮人却劈头盖脸地给我来了一大堆，全是流氓词典里的说法：什么我们不是绅士啦，什么这些不是女士啦，什么当兵的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啦，他们将会证明给我们瞧瞧啦……
在这下流胜于讲理的教训后，车厢里所有士兵开始吹口哨、尖叫，像野蛮人显示他们那难以抑制的勇气一样干嚎着。现场一个军官很识趣地拒绝干预，他不停地喝着那瓶威士忌——那瓶酒被这些可怕的“英雄”们传递着喝。很明显，泛滥的酒精已经淹没了权威，军官要恢复它是很不讨好的。
“我们将会做任何我们喜欢做的事情……”这些话语就在我的耳朵里旋转。我承认我被愤怒噎住了，这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愤怒，因为你不得不保持沉默。就像正义面对野蛮，你知道你是对的，却不得不默默无言地坐着承受。这就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事情。我就经历了那样一个时刻。
让巴蒂斯特·吕里（Jean Baptiste Lully，1632-1687）
法国作曲家。主要作品：《今夜芭蕾》、歌剧《阿尔赛斯特》《黛赛》《阿米德》《伊西斯》《阿马第斯》等、舞剧《贵人迷》《逼婚记》（均与莫里哀合作）等。
让巴蒂斯特·吕里对他的音乐事业极其专注和热爱，事实上，他为此献出了生命。
吕里毫不犹豫地成为自己音乐最忠实的捍卫者。他对自己的作品非常自信，以至于公开宣称，任何人对他作品说三道四，他会宰了他。当他的歌剧《阿米德》上演时，并没有如他志在必得的那样获得大红大紫。他竟然安排歌剧只为一个观众上演——这个观众就是他自己。
|||法国作曲家吕里
有一个情景和亚历山大·大仲马小说中的情节一样，国王路易十四认定，既然吕里尽这么大的力来上演这部歌剧，一定会非常精彩，所以他钦定了一次私人演出。结果路易十四认为相当精彩，这个意见颠覆了公众的看法。
后来，国王得了重病，吕里开始创作一部《赞美颂》。在这部颂歌中，吕里倾注了他所有的精力，使用了他所有的技巧。他为这次演出的准备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他的投入人们都看在眼里，他亲自用那种常用的又长又重的棍棒来计时。兴奋之余，乐极生悲，重重的大棒把吕里的脚意外地砸伤了，当时就起了泡。医生建议他将小脚趾截掉，吕里硬撑着没截。几天后，医生劝告吕里将下肢全部截掉，他依然没有做出决定，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吕里时日不多了。
但是，他还在为他的音乐而战斗。他的神甫拒绝赦免他的罪过——除非他焚毁他的歌剧《阿基里斯和波里西米》。吕里让步了，同意将歌剧烧毁。几天后，吕里感觉稍好，一个探望者问他为什么那么愚蠢，为了迁就那个神甫，竟然毁掉一部完美的歌剧。
“轻声点！”吕里对他耳语道，“我还有一个版本哩。”这就是他狡猾的最后一手。
很快，1687年3月22日，吕里撒手而去。
约翰·艾尔兰（John Ireland，1879-1962）
英国作曲家、钢琴家。主要作品：《爱尔兰》《科林赫斯利》等。
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1857-1934）
英国作曲家、指挥家。主要作品：《杰龙修斯之梦》《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黑色骑士》以及《奥拉夫国王》等。
约翰·艾尔兰是20世纪英国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年轻时，他曾经得到另一个大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的指点。艾尔兰并没有完全拿这些建议当回事，对于英国音乐而言，这是很幸运的。
1900年，艾尔兰在埃尔加一个朋友的家里参加一个主题聚会，听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之一。
埃尔加问艾尔兰：“年轻人，你想成为一个作曲家吗？”
艾尔兰很害羞地承认了。
埃尔加是被约翰·斯特劳斯“发现”的。埃尔加给艾尔兰的建议是：“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你就该干嘛干嘛去吧。我都作曲这么多年了，在英国却一直默默无闻，直到被一个德国人肯定。”
后来，艾尔兰源源不断地得到埃尔加的指教。一次，他的一部管弦乐作品在女王大厅演出，埃尔加也在那里指挥他的《第二交响曲》。埃尔加听了艾尔兰的乐曲，说了一些好话。艾尔兰问能不能让他看看自己的乐谱，埃尔加就让他次日早晨带着乐谱到他的住处去谈。
埃尔加住在圣·詹姆斯大街。他们花了几个小时研究艾尔兰的曲子。艾尔兰获得了很多关于管弦乐编制法方面的指导，这些知识他在以前的教科书上闻所未闻。艾尔兰获益匪浅，他意识到这样的聚会是他经历过的最重要的一课。
约翰·艾尔兰忽略了埃尔加最初的建议，而完全保留了关于作曲的建议。但在他余下的六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牢牢记住了所有的建议——无论是明确的，还是暗示的。
费迪南德·冯·瓦尔德斯登伯爵（Count Ferdinand Ernst Gabriel von Waldstein，1762-1823）
德国贵族和艺术家的庇护人。
瓦尔德斯登，这个名字之所以被人们记住，是因为贝多芬给这个朋友和赞助人写下了一首著名的钢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让他成为一个丰碑似的人物。
他对贝多芬的友谊和支持虽然很多，但却不够长久。
费迪南德·欧内斯特·加布瑞尔·冯·瓦尔德斯登伯爵是条顿骑士团
的骑士，出生于1762年3月24日，比贝多芬年长八岁。他在波恩一个朋友家里初遇二十岁的贝多芬，那人也是贝多芬的朋友。瓦尔德斯登英俊、博学、稳重、充满魅力和智慧。他是个钢琴家，也自视为作曲家。
1791年瓦尔德斯登委托年轻的贝多芬写一首《骑士的芭蕾》，用作晚间音乐娱乐。瓦尔德斯登把芭蕾安排在“狂欢节”
那天上演。为了显示作品是他本人所作，演出地点在他位于波恩的宅邸。
瓦尔德斯登也是最早发现贝多芬天赋的人之一，他想方设法为贝多芬弄到宫廷乐师的职位，确保他得到最起码的生活保障。
但是瓦尔德斯登在性格上也有缺陷。他的鲁莽、他的心理洁癖导致的对暴富手段的不屑一顾，他的满不在乎让他碰得头破血流。连年战火破坏了欧洲的经济，贵族的财政状况也随之摇摇欲坠。到了1818年，瓦尔德斯登已经债台高筑，名誉上他家大、业大，实际上到1823年他死的时候已经穷得一塌糊涂，把他的庄园卖了还不够偿付他的医药费。他死后，连葬礼的开销都是一个朋友支付的。
这时，贝多芬和瓦尔德斯登因为“道不同”，分道扬镳已经很久了。事实上，贝多芬并不是唯一受到瓦尔德斯登庇护的艺术家。早在1785年，瓦尔德斯登就雇佣了一个年迈的意大利冒险家做他的图书管理员。这个管理员在平静的生活中，耗费多年心血写下了激情澎湃的回忆录，把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名字变成妇孺皆知的词汇——卡沙诺瓦
。
路易斯·斯波尔（Louis Spohr，1784-1859）
德国小提琴家、作曲家。主要作品：《第八小提琴协奏曲》等十几首小提琴协奏曲。
应邀为国王演出——绝大多数音乐家会将此视为一个难得的机遇，但路易斯·斯波尔却发现这简直是活受罪。
1807年，斯波尔和他的新娘多蕾特在德国旅行。他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小提琴家之一，他的妻子则是一位出众的竖琴师。他们在斯图加特时，国王的代表向这对年轻夫妇发出邀请，请他们举办一场音乐会。但斯波尔听说国王和大臣们喜欢在听音乐会时打扑克，所以他提出，只有国王答应在他演出时不打扑克他才愿意去。
“你怎敢如此放肆，对最尊贵的国王发号施令？”国王的代表说，“我从来不敢给他提出类似的小要求。”
“那么我必须放弃这样的荣耀。”斯波尔答道。
这个代表报告后，国王答应了，但附加了一个条件，即斯波尔演出的曲子必须是连续的，这样他在玩扑克时只中断一次。
于是，音乐会开始了。宫廷人员纷纷在扑克桌旁就座。音乐会以当地音乐家打头阵，一首序曲，接着是一支咏叹调唱段。在这些“开胃菜”期间，侍从们四散而去，玩牌者们大叫：“我出了！”“我过了！”在这样的喧哗中，没有人能听得清楚。
随后，国王的代表过来告诉斯波尔登场。这次国王和大臣们听得很专心，每支乐曲结束时，国王和蔼地点头致意，算是对音乐唯一的赞同，没有一个人敢鼓掌。
随后，又演奏当地音乐，他们又开始玩牌。当国王玩完了，将他的椅子推开，一支咏叹调还没完，音乐会就结束了。那些乐师们早就习惯了国王的霸道，赶紧恭顺地收拾乐器。斯波尔默默地压抑着满腔怒火，一点儿也没有因为在皇家演出而开心。
伍德鲁·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
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1913-1921），音乐爱好者。
这是一个美国总统对蔚籍灵魂的音乐如饥似渴的年代。伍德鲁·威尔逊总统常常将一些最棒的表演家请进白宫。在自己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音乐家方面，他拥有近水楼台之便。
威尔逊年轻时拉过小提琴。他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格里俱乐部唱男高音，又转战霍普金斯大学格里俱乐部。做了总统后，他似乎将小提琴放到一边，但他依然享有男高音的美誉。当威尔逊唱《星条旗》
时，他喜欢在乐句结尾处“自由的土地”保持高音符，将那些“勇士的家”
的客人弄得激动不已。
威尔逊的歌声给一个叫梅尔维尔·克拉克的竖琴师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起1914年那个“羽绒般柔和的夜晚”，他在白宫一个为欧洲外交官举办的招待会上演出，那是一个“羽绒般柔软的夜晚”。当客人离开后，威尔逊让竖琴师带着竖琴，跟他到后面的门廊去。这场即兴演出的观众全都是秘密勤务和特工人员——他们中的大约三十多人，隐蔽在灌木丛中。
显然，总统为美国和一些国家的战争前景担忧。他很想放松一下，所以这些可能与美国交战的国家的外交官刚离开招待会，他就问这个竖琴师能不能演奏那曲《就以你的秋波为我敬酒》。当竖琴师答应后，总统开始用“一个清晰而抒情的男高音”唱起来。威尔逊还要求唱了很多苏格兰、爱尔兰歌曲以及斯蒂芬·福斯特的歌曲。他唱的所有歌曲，发音都近乎完美！快午夜时，他们还未尽兴，直到总统满脸放松、精神焕发地站了起来才结束。
威尔逊总统的夫人伊蒂丝回忆道，总统曾向她透露，他很羡慕一个名叫普里罗斯的黑人说唱巡游团
的舞蹈演员，希望能够和他交换工作。
1830年3月27日，二十岁的波兰钢琴家弗里德里克·肖邦在华沙举行巡回演出，他给附近一个城镇的朋友写了一封信。
关于初演，情况是这样的：大厅爆满，所有包厢和前台座位在三天前就预售一空，但演出并没有赢得大多数观众，这出乎我的预料。对我协奏曲中第一个快板乐章表示欣赏的寥寥无几。出现了一些喝彩声，但我认为仅仅是因为他们被迷惑了，不懂装懂而已。慢板乐章和回旋曲效果还不错，引起了全场一致欢呼。至于那些波兰主题集锦引曲，据我判断是失败了。观众鼓掌，实际有点这个意思：“在我们烦透之前，让他滚蛋吧！”
那个晚上，那些评论家——我的“上帝”和坐在黄金席位的贵宾们对我都很满意，但坐在大厅靠前的观众抱怨我演奏得软绵绵的。他们真该在咖啡厅听听关于我的讨论。而《波兰信使报》在将我的柔板乐章捧上了天的同时，建议我表达得更有力量感。猜猜最有力量的在哪儿？是在下一场音乐会中。即使那一场观众比以前多，我也没演奏自己的作品，而演奏了维也纳人的钢琴曲。这一次，皆大欢喜。
因为我第二次弹得比第一次好，每一个音符都像一粒珍珠……我获得了鼓掌和欢呼。观众们哭着喊着要我留下来，哭着喊着要我演第三场音乐会。《克拉科维克回旋曲》尤其轰动，观众鼓掌达四次。
最后我还来了一次即兴表演，但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方式——观众也不会太明白的。你将会看到，所有大报都很满意。我被授予了各种桂冠，被献了颂诗。还有人根据我的协奏曲主题创作出《马祖卡舞曲》和《华尔兹》。一个为我伴奏的乐师要求得到我的画像，但我没答应——一时半会这要求太过分了！再说，我可不想让人用我的形象来包奶油。
托马斯·威尔克斯（Thomas Weelkes，1576-1623）
英国作曲家、管风琴家。主要作品为声乐作品，包括抒情歌曲、赞歌、礼拜仪式曲等。
1601年，托马斯·威尔克斯二十五岁，是英国最有前途的音乐家之一。他加入奇切斯特天主教大教堂合唱团，任职唱诗班管风琴师和教堂官员。在他顺风顺水的那几年，名誉、金钱随之而来。几年后，威尔克斯娶了一个富商的女儿，生活随之安顿下来，一心从事表演和作曲。但是后来，他的生活发生了一次变故。
最早的坏兆头出现在1609年。一次，大主教访问大教堂，威尔克斯因为缺席而受到责备，但没有什么迹象显示他会受到惩罚。新的大主教上任后，给大教堂带来了更为严厉的教规，如礼拜天和圣日缺席将对缺席者罚没工资。在这次打压中，还对威尔克斯提出警告，他每天至少教唱诗班三个小时，否则他将失去职位。
对威尔克斯的指责还没完呢——被拿出来说事的就有效率低下、玩忽职守、醉酒等。威尔克斯否认了对他酗酒的指责，结果不了了之。但在1615年教堂最高教职的大主教到来后，威尔克斯又遇到麻烦。当时他和另外十个合唱团团员因为长期缺席，被揪了出来。随后，他被指控为“一个粗鄙的酒鬼、一个臭名昭著的咒骂者和亵渎神灵者”。
1617年，威尔克斯被教堂开除，但也许他的作用很难替代，就以一个编外人员的身份留在教堂。到了1623年，教堂官员再次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责难。但威尔克斯赶在对他的审判之前永远逃脱了——当年，仅四十九岁的他死去了。
因为托马斯·威尔克斯的最早三部合唱集显示出他事业的辉煌，所以人们认为他晚年的落魄更加悲壮。
查尔斯瓦朗坦·艾尔肯（Charles Valentin Alkan，1813-1888）
法国作曲家、钢琴家。主要作品：前奏曲二十五首，大奏鸣曲、大调练习曲、小奏鸣曲等上百首。
这是一个怪人、一个令人恐怖的人，他就是写下《帕帕嘎罗葬礼进行曲》的作曲家查尔斯瓦朗坦·艾尔肯。艾尔肯这人似乎很诡异，就连他在1888年3月29日的死亡也充满着神秘气息。
即使过了一百多年，艾尔肯死亡的细节依然扑朔迷离，莫衷一是。最广泛的版本是，艾尔肯被发现时，“被压在翻转过来的书箱下面，当时他正从书架上往外拿一本犹太经书”。
1909年，亚历山大·德·伯萨发表一篇文章，对艾尔肯之死的描绘更有人间烟火的味道。按照伯萨的说法，艾尔肯是在他家的厨房里被发现的。当时，他躺在炉子前的地板上。由此可见，他当时很可能准备点火做晚饭。但这个描述既没有说艾尔肯究竟是如何死的，也没有交代究竟是谁发现的，而仅仅对艾尔肯在寓室的最后时刻做出暧昧的暗示：“他的古怪习惯酿成了他的灾祸。”
所有关于这次灾难的参考资料，均指向了同一个地方——艾尔肯死后，二十三岁的伊斯多尔·菲里普声称自己是最先将艾尔肯从书架下拖出来的人之一。菲里普其人诚实可靠，但他喜欢张扬这件诡异的事件。
当时警方的档案记录显示，艾尔肯的寓所没出过意外状况。他们对艾尔肯之死的最初反应是吃惊——这么多年了，这个年迈的作曲家还没有过世啊。在那个潮湿而沉闷的复活节，除了艾尔肯事发后迅速赶来的家人，还有四位送葬者前往山丘上的巴黎蒙马特公墓参加艾尔肯的葬礼。这四个人中，一人是生意上的伙伴，一个是小提琴家，还有伯萨和菲里普——关于艾尔肯的死，这两位作者写出了自相矛盾的版本。
1888年，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破了他的第一个案子，这事情倒值得他来查一查。
路易吉·凯鲁比尼（Luigi Cherubini，1760-1842）
意大利作曲家。主要作品：歌剧《两日》《路多伊斯卡》《梅德伊》《法尼斯卡》以及《c小调安魂曲》等。
拿破仑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但有一次当他踏入音乐王国时，却遇到了对手——他和作曲家路易吉·凯鲁比尼较上了劲儿。
拿破仑对音乐的偏执和他对政治的偏执不相上下。18世纪90年代的某个晚上，当凯鲁比尼的一个歌剧上演时，拿破仑和凯鲁比尼坐在一起。拿破仑转身对这位作曲家说：“亲爱的凯鲁比尼先生，你的确是优秀的音乐家，但你的音乐常常太吵、太复杂，我一点也听不懂。”
凯鲁比尼回答道：“亲爱的将军阁下，你的确是一位优秀的将军。但说到音乐，我希望阁下予以谅解，我觉得没有必要按您的理解来修改我的音乐。”
1797年，拿破仑从意大利重返法国。他对意大利作曲家赞不绝口，比如，他把乔万尼·帕伊谢洛
的一部乏味的小进行曲带回法国。一次演出后，拿破仑故意向凯鲁比尼走去，他对这部很平庸而微不足道的进行曲大加赞赏，对凯鲁比尼的更多心血却只字不提。第二年，在拿破仑去埃及的前夕，他再度对意大利作曲家大加赞誉，唯独对凯鲁比尼，拿破仑刻意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
凯鲁比尼对此回复道：“将军先生，还是把您的精力用在如何作战、如何取得胜利上吧，请允许我把我的才能用在一个对您来说一窍不通的地方吧！”
拿破仑走开了。但几年以后，凯鲁比尼的直率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普雷斯堡条约》
签署后，当时的皇帝拿破仑邀请凯鲁比尼到巴黎去，但凯鲁比尼已经答应为维也纳人写一部作品，就拒绝了邀请。
后来当他到巴黎后才知道，拿破仑将原本要授予他的荣誉——宫廷音乐家这个肥缺给了费迪南多·帕尔。
弗朗兹·舒伯特（Franz Schubert，1797-1828）
奥地利音乐家。主要作品：《未完成交响曲》《C大调交响曲》《死神与少女》四重奏、《鳟鱼》五重奏、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姑娘》《冬之旅》及《天鹅之歌》《罗莎蒙德》等。
1824年3月31日，在维也纳的舒伯特给一个在罗马的朋友写信。
我觉得自己就像这个世界上最悲惨、最痛苦的人了。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久病不愈，而他对此的绝望又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如果一个人最光明的前景变得暗淡，而爱和友谊的快乐只能给他带来最大的痛苦；如果一个人对美的热情一天天枯萎下去，扪心自问，这个家伙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倒霉蛋？
“我的安宁消失了，我的内心无比沉痛。”每天，我都能唱出这些歌词，因为每个晚上当我上床睡觉时，我都希望不再醒来。每个早晨不过是昨天的痛楚的延续。除了斯奇温德偶尔来访，从失去的岁月带来一缕阳光，我就这样郁郁寡欢、形影相吊。
可能你明白一点，我们的文艺圈已经因为大吃大喝而散伙了。自从你离开后，我已经很难参加一次这样的聚会了。我对里兹多夫知根知底，他的确是个好人，但他太伤感了，我也深受其“害”。反正我俩的事业都一团糟，手头紧巴巴的。你兄弟的歌剧剧本被“枪毙”了，我的歌剧音乐也因此完蛋了。
坎特利为歌剧《合谋者》写的剧本被一个柏林作曲家谱上曲，受到欢迎，看来我毫无必要为它写了两个多余的歌剧。
关于维也纳的最新消息，是贝多芬将举办一场音乐会，他将演奏他新的交响乐、三首引自一部弥撒曲的曲子和一首新序曲。
如果“上帝”开恩，我也想在来年举办一场这样的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