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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发表以来，对可持续增长的追求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最为着迷的课题。以今天的生活标准衡量，在18世纪初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处于贫困状态。各国经济以农业为主体。在上千年时间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增长率一直在年均0.05%左右徘徊。直到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现今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才开始加速，19世纪的年均增速跃升至约1%，到20世纪又翻了一番，约为2%。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变化。18世纪之前世界总收入翻一番要用约1400年，但在19世纪，同样的过程只用了约70年，到了20世纪，现今发达国家只需要35年（Maddison，1995）。然而，增长加速仅限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西欧的一些经济体，还有英国的“海外分支”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Maddison，1982）。这导致了各国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最发达的少数国家和占大多数的底层低收入国家的收入比率从1870年的8.7倍上升到了1960年的38倍（Pritchett，199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数发展中经济体都获得了经济和政治独立，并开始了战后或独立后重建。到20世纪末，小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赶上了先进的工业化经济体，或是显著缩小了与它们的差距。日本在1950年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但是到了1970年，就已经达到了美国收入的63%，并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崛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令人瞩目的年均9.6%的经济增长率，而如此高的增长率则是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和关键制造业部门的持续升级驱动的。采用外向型和市场友好型发展战略，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至90年代早期以超过7%的年经济增长率快速成长。这表明保持令人瞩目的高经济增长率、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是可以实现的。近年来，一些大的经济体已经起飞，如中国、巴西和印度，使它们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极（世界银行，2011）。这些经济体的高经济增长率导致贫困显著减少。在1981-2005年间，日均消费低于1.25美元的人口比例已经减少了一半，从52%下降到了26%。这种贫困的减少在我的祖国——中国表现得最为明显。1981年，中国8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降到了16%，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尽管在21世纪这种高速且持续的增长扩展到了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但这样的增长仍然只是特例，而不是普遍规律。多数发展中国家遭遇过长期持续的增长乏力（Reddy and Minoui，2009）。1960-2009年间，仅约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国家达到了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尽管中等收入国家在支撑全球经济增长中的权重不断上升，但其中许多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在1960年已经取得独立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到2009年几乎四分之三的国家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或倒退回低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达到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是西欧的一些国家、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拉丁美洲的两个岛国（巴巴多斯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如果我们能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发展尝试中吸取教训，尤其是从少数成功案例中吸取经验，探索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向政策制定者提供释放他们国家增长潜力的政策工具，贫困将可以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成为往昔的回忆。
如果没有结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不可能实现（Kuznets，1966）。所有仍处于贫困中的国家都未能实现结构转变，也就是说，它们未能实现从农业和传统商品生产向制造业和其他现代经济活动的转变。在目前发展难度最大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农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63%，其2005年制造业所占的份额反而还低于1965年（Lin，2011）。近期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亚洲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差异的大部分可以归因于结构转变对总体劳动生产率的贡献（McMillan and Rodrik，20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各个第一代发展经济学流派实际上都强调结构转变的重要性，并把结构的差异看作市场失灵的结果。因此，他们都主张政府干预，通过进口替代和优先发展现代先进产业促进结构转变。在这一时期，新的贸易保护措施如进口配额和外汇管制首次被大多数国家大规模使用以管理国际收支差额。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以凯恩斯主义为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提倡“直接控制教条”（dirigiste dogma）（Lal，1983），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有着不可消除的差异，并将其作为他们理论的中心论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发展机构遵循了这些政策建议。从拉丁美洲到欧洲、亚洲和非洲，结果都不尽如人意，这些国家与工业化国家的差距拉大了。
第一波经济发展思潮提倡的政府干预主张的失败催生了一股新的经济发展思潮，后者强调政府失灵，采取非结构性的思路实现经济发展。该思路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和提供经济发展的激励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在他们的政策建议中忽视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结构差异，期待结构转变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自发出现。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也受到了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和计划经济体制失败的挑战。理性预期理论成为关于经济发展的主导理论体系；对于支持国家在利用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而言，理性预期理论也有助于反驳其结构主义理论基础。新的经济发展思潮强调矫正价格，创造稳定的市场环境，强化保持市场良好运行所必需的各项制度（产权、良好的治理结构、商业环境等），培养人力资本（教育和健康）以适应技术进步对熟练工人日益增加的需求。
多边机构和政府相关机构是这一波经济发展思潮的主要倡导者，并通过它们的方案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它们的政策建议和附加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以其稳定经济和调整结构的方案为基础。这些方案反映了新的主流思想，并倡导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以及严密的稳定经济方案的实行。这些政策在促进增长和创造就业方面效果不佳，充其量是值得讨论的。
在近期的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些奇怪而出人意料的事情：人们观察到20世纪后半期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遵循占主导的经济发展思想或第一波和第二波经济发展思潮的政策主张。这一令人不解的事实促使研究者们重新审视一些构成经济发展理论基础的大前提。
如前文所述，工业革命以来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国家和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国家在就业结构和一、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方面都经历了意义深远的结构转变。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进展、争论和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由一小群经济学家如Dani Rodrik、Ricardo Hausmann、Andres Velasco、Philippe Aghion、Michael Spence、Ann Harri-son、Célestin Monga、我自己以及其他一些人推动的第三波经济发展思潮正在形成中。它旨在将结构转变重新带回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并强调市场和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经济学家一致认同市场应该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但政府也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以对促进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投资行为进行协调，并对动态增长过程中先行者产生的外部性予以补偿。
本书阐述的“新结构经济学”试图为这一第三波经济发展思潮开辟道路。考虑到过去数十年中经济增长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一种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动态发展过程。它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
一国的要素禀赋在任意特定的时刻是给定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可变的。它决定了一国的比较优势，并从而决定了该国的最优产业结构。一个特定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求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即由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裕的结构升级到资本相对丰裕的结构）和新技术的引进，同时基础设施也要相应改善以有利于经济运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经济将最富竞争力，经济剩余将最大，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将是最快的。为了让一国的私营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素相对价格必须充分反映这些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同时这些要素价格只能在运行良好的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决定。因此，市场应该成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
对于新技术的引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它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与之相反，发达国家必须在全球技术前沿上进行生产，并必须持续在研发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潜力实现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
然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需要协调投资行为，并对由先行者产生的、无法被私营企业内部化的外部性予以补偿。没有这样的协调和对外部性的补偿，经济发展的进程将放缓。因此政府应主动设法缓和协调问题和外部性问题，从而促进结构转变。
第一篇文章回顾经济发展思潮的演变，并阐述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论点和推论。本文还包括我的同事Anne Krueger、Dani Rodrik和Jo-seph Stiglitz对这一体系富有深刻见解的评论，以及我对他们的评论的回应。
为什么“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改革方案在拉丁美洲和东欧转型国家导致了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中国的双轨制渐进式改革实现了转型时期的稳定和快速增长？第二篇文章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对“华盛顿共识”进行重新审视，并为新的转型经济学提供分析的基础。
第三篇文章阐述新结构经济学是如何对以往关于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思想做出补充的。本文比较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和由增长与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在2008年出版的增长报告中总结的成功国家的特征事实，并讨论了从新结构经济学可以得出的政策建议。比较优势原则和国家在促进结构转型方面的作用是本体系的两个关键方面，在本文后面张夏准和我的辩论中对它们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第四篇文章阐述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 GIFF）。该框架依据新结构经济学体系为政策制定者促进结构转变设计了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它指导政策制定者如何甄别与一国潜在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新产业。同时，它讨论了信息、协调和外部性等产业升级的内在问题，也讨论了有助于克服这三大制约的政府政策。通过解释以往的产业政策缘何屡屡失败，本文也提示政府不要采取那些旨在保护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企业和产业的政策。Dirk Willem te Velde、Suresh Tendulkar、Alice Amsen、K.Y.Amoako、Howard Pack和林佑赫对这一思路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评论。最后，本文以我的一个回应作为总结。
第五篇文章说明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应用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以尼日利亚为例，本文选取了合适的参照国（comparator country）并选取了许多尼日利亚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而参照国可能正在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本文认为，以下产业可以作为政府干预的目标：食品加工、轻工制造业、箱具制造、制鞋、汽车零部件制造和石化制造业。本文还讨论了这些产业的价值链中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紧约束，以及对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与治理结构相关的各种问题的一些解决机制。虽然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不成功，但是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必然不成功。第六篇文章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为何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本文指出，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进而简要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运用产业政策时为何会失败。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本文将中国的产业分为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弯道超车型、战略型五种类型，阐述了中国应该如何针对各种不同类型产业面对的市场失灵问题，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
第七篇文章讨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变迁问题。制度可以定义为社会成员所遵守的行为准则，其作用在于处理不确定性并增进个人效用。为获得制度性服务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用最小的成本来提供给定数量服务的制度安排为最优的安排。一个社会中各种制度安排是彼此关联的。不考虑社会中的其他相关制度安排，我们无法评价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效率。将一个社会中有效的制度安排直接移植到另一个社会未必有效。
经济增长可能会导致制度性服务的供求发生变化，从而造成某种现存的制度安排过时。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机会，经常需要引进新的制度安排，因此，制度变迁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从某种现行的制度安排转变到另一种制度安排是一个需要成本的过程；除非人们从新的制度安排下所得到的净收益超过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成本，否则，就不可能出现自发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通常需要集体行动，一旦引进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它就变成了公共物品，因此，“搭便车”是制度变迁所不可避免的问题，自发性制度变迁所提供的新制度安排的数量也就可能会少于社会所需要的最优制度供给量。政府是一个社会里所有制度安排中最重要的一个。政府可以采取强制性行动来弥补自发性制度供给之不足。然而，受意识形态、集团利益冲突以及社会科学知识限制等的影响，政府有可能无法实现其应有之功能，但是，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成功的前提是存在有自发性制度变迁的需求但无法克服集体行动的问题而失败的基础上。
第八篇文章集中探讨金融结构和发展的问题。在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金融结构都有着显著性的差异。本文论证了一国的最优金融结构内生于该国对金融服务的真实需求，后者以该国的产业结构为基础，而产业结构又取决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历史上，金融学文献曾认为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是金融深度而非金融结构。本文概述了支持如下观点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展：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且内生于产业结构。本文还讨论了实际金融结构背离最优结构的一些情形。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国家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第九篇文章提供了支持这一观点的实证证据。这些证据表明，那些遵循比较优势的国家有着更高的增长率、更低的经济波动性和更小的不平等。本文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政府经济发展战略不合理。在过去，政府优先发展某些资本密集型产业，而非集中全力为符合该国比较优势的部门创造可自行的发展环境，提升经济竞年力和发展效率，以促进该国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升级。
最后以我在首届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上的一些肺腑之言作为本书的结语，希望我的一个视角、一个切入点、一个概念和一个愿望，能够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和共同努力的目标，帮助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实现共享和繁荣。
正如2011年5月4日我在马普托发表的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年度演讲中所说，我相信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都能以8%或更高的增长率持续增长数十年，显著地减少贫困，并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成为中等甚至高收入国家，只要它的政府根据本国的比较优势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体系促进该国私人部门的发展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Lin，2011）。我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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