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姓与印度教社会》首版序言

自大学时代起常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产生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近代以来面临西方的挑战，同是东方社会，为什么日本学习西方经验迅速实现了社会的现代化，而印度和中国则分别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当时受一种观点的影响，认为任何社会发展变化都应到经济关系中寻找原因。经济关系成了存放问题答案的“宝箱”，对宗教、文化价值观以及文化心理诸因素稍作强调便有被斥为“历史唯心主义”之虞。而在诸种经济关系中，土地所有制关系又被认为最重要。记得研究生时代读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竟激动不已并投书胡氏赞该书可与《资本论》媲美。我的硕士论文（部分内容包含在本书第七章中）就是在这种思想下选题并完成的。但后来有两个因素使我改变了看法。第一个因素来自我对印度土地所有制更多的了解。印度很古时候就存在土地私有制，另一方面，直到英国人在上个世纪实行赋税改革，印度一些地区还存在较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社会形态同土地所有制的关系不像西欧社会那样，一种所有制清楚地对应着一种社会形态，而是各种土地所有制与各种社会形态混合并存，难分难解。第二个因素来自实际观察。中国解放时实行的土地所有制变革，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最彻底的改革。人们曾天真地认为，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废除和公有制的确立，中国所有问题都会解决。但实际并非如此。土地所有制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困的状况，政治关系、人际关系、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也没有宣传的那样大。——我陷入了困惑。

就在这个时候，我接触到马克斯·韦伯的著作。韦伯花了很大的力量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何以在西方产生，这实际上同我一直关心的问题是一回事。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韦伯的书，为他那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庞大的理论体系所折服。叹服之余，怀着“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责任感，给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马洪先生写了一封信，力陈在中国开展韦伯研究之必要。信自然没有回音。不久，一个“韦伯热”悄然在中国兴起。不过当许多人发烧般地吹捧韦伯时，我却先“退烧”了。因为我发现，韦伯对东方社会的了解是肤浅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例如，他把中国和印度不加区分，认为这两个社会只是东方社会的两个变种。但实际上，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完全不同质的文明。再则，在韦伯那炫耀华丽、佶屈聱牙的文句背后，我读到了西方人的傲慢和对东方文化的蔑视。不过，韦伯对宗教伦理的重视影响了我，我开始注意印度教和种姓制度等制约印度社会发展的社会学诸条件。

另一个对我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是文化人类学家许烺光。他是华裔美国人，在中国出生并生活到28岁。与西方学者不同，他有东西方两种生活的经历，故立论少见西方学者常有的那种偏见。他的理论从多元价值观出发，说了许多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我又成了一个许氏的崇拜者，并将他的《种姓、宗族、俱乐部》一书的部分章节译出发表。许氏并没有直接回答那一直困扰我的“斯芬克司之谜”，但根据他的理论，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社会就是一个具有特殊亲属体系、特殊文化心理取向、特殊二次集团和特殊价值体系的“模式”。“近代资本主义何以产生于西方而不是东方”的问题，是一个“苹果何以结在苹果树上而不是梨树上”的问题。

这样，在兜了一个圈子后，我似乎有所感悟：像“东方为什么……？”“西方为什么……？”之类的问题，固然十分吸引人，却过于庞大、过于复杂，要想就此类问题寻求单一而明确的答案，无异于神话中所讲的向无所不能的智慧老人寻问“一语破的”的“天机”，实际是不可能的。我便少了些狂热，多了些冷静，放弃了寻求“天机”的努力，也不再盲信什么。选择种姓制度为突破口，致力于印度教社会和文化特点的研究，成功后再推及其他社会。至于为什么选择种姓制度，已如书中所述。——这时，我似乎明白了古人“四十不惑”的道理：那“不惑”并非“无所不知”的不惑，而是人到中年后感知到人生之短暂，宇宙之无穷，故不去想没有答案的问题，不去做没有结果的事情。

以上就是我思想探索之路。

确定了研究方向以后，如何选择研究角度便成了一个重要问题。有关种姓的材料可谓汗牛充栋。我深知，若完全从历史的角度谈，我不如史学家之博学；完全作微观的描述，我没有社会人类学家进行精细田野调查的条件；纯理论研究又可能会陷于空谈而于事无补。能否从不同侧面对种姓制度作一立体透视呢？我相信这不仅可能而且应该。于是我确立了几条原则：（1）多侧面把握。不仅把握种姓的社会构造（第二、三章），还把握种姓与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第五章）、种姓与社会运动（第四章）和社会冲突（第六章）、种姓与印度教（第二章）、种姓与印度教的文化心理特征（第六章）、种姓的历史（第七章）、种姓的跨文化比较（第十章）等，力求对这一制度有个全面认识。（2）在考察近代以来种姓制度的变化（第八章）和种姓与现代化的关系（第九章）上多下些功夫。种姓既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它至今仍影响着印度人（尤其是印度教徒）的生活，影响着印度社会的现代化。在这方面的探讨，相信对于同样背负历史负担并正走现代化之路的中国，不无借鉴意义。（3）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在作整体把握和理论概括时，必须以微观考察为依据。重视“个案研究”，不使立论失于空泛。个案研究材料，有的是我亲自调查而来（库土尔村），有的来自他人的调查报告（如第三章和第五章的个案研究）。

自1986年起，我开始以论文的形式将研究成果陆续在不同刊物上发表出来。有的论文受到好评并得了奖。我自我感觉良好，认为是找到了正确的路子。但当我1994年着手把这些内容（发表过和未发表过的）梳理成一部专著时，竟对着厚厚的一摞书稿困惑起来：这不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学著作，也不是一本纯粹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也不是历史学著作。到底属于哪一类自己不清楚。当把那些尚说得过去的一篇篇论文串成一本书时，没想到出现在眼前的竟是一头“四不像”！但我并不怀疑我的研究方法错了，而是相信由于分析概括能力而未能将多侧面的考察有机地联系起来。于是，我又将各篇论文打散，重新思考组合，力求理出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是眼前的这本书。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仍有多处不尽人意。人在困惑时常常能找出替自己辩解的理由：既然自然界有“四不像”的生物，学术上也应允许有“四不像”作品。眼下学术界提倡所谓“立体研究”“多学科交叉研究”等，不就是鼓励生产“四不像”吗？本书记录着笔者学术追求的漫长历程，望读者能容这样的追求。

在这本书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我的恩师陈洪进教授。他是我研究生时代的导师，我的学术生涯直接受他的影响，本书的一些重要观点都同他讨论过并受到教益。他是在本书出版前去世的，谨将此书奉于先生灵前以表学生悼念之意！我还要感谢令人尊敬的季羡林教授，我从他丰富的著述和平时谈话中得到许多启示，他还审阅过这部书稿并给以教诲。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黄宝生研究员，他审阅了全部书稿并对多处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此外应感谢的还有：印度马德拉斯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副教授V.Karuppayan博士，他为我在南印度的乡村考察提供了诸多方便；印度尼赫鲁大学社会学系的Patricia Uoeroi博士，她是我1991—1992年在该大学研修时的联系导师，曾给学习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帮助；尼赫鲁大学图书馆A.R.Sethi副馆员，他为我利用该图书馆的各种资料提供了方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薛克翘研究员，我曾就一些印地语词汇和印度教问题请教过他。

自知是在一条艰苦的道路上探索。我努力了，但做得怎样，只有听读者评说。我随时准备着修正自己的错误。

尚会鹏
2001年3月14日于燕北园白求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