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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规模的哈利真解放运动的展开，始于20世纪初期。这主要同下述几个因素有关。
1.英国人的殖民政策
总的来说，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待种姓、宗教问题基本上采取了维持传统的做法。例如，在近代历史上几次有名的“不可接触者”进寺庙的斗争中，殖民政府基本上承认婆罗门和寺庙方面的主张，即承认宗教、种姓不平等的合法性。但在公共生活方面，殖民统治者根据资产阶级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印度教社会中某些歧视哈利真的习俗给以某种干预。以教育为例，按印度教规定，哈利真无受教育之权利。19世纪后半叶起，许多哈利真表示了对教育的关心，对此，遭到种姓印度教徒的激烈反对。著名的1856年马哈尔少年诉讼案，清楚地反映了英国人政策的倾向。这一案件发生在孟买管区南部达尔瓦地区。一哈利真（马哈尔）少年想入一公立学校遭拒绝，其家长向政府申诉。孟买政府一方面承认少年方面的要求合理，同时又担心，哈利真入学校会引起社会骚乱，故将申诉驳回。后来，这一案件由当时东印度公司最高决策机关“董事会”裁决。董事会做出决定：公立学校原则上应向包括哈利真在内的所有印度人开放。但这一决定遭到印度教徒的强烈反对，各地出现了迫害哈利真儿童家长的事件。为了平息事态，殖民政府不得不采取折衷办法，即为哈利真建立分离的学校。在不可接触制特别严格的南印度，这类学校很多。尽管这类学校条件简陋，规模小，但毕竟为那些历来被排斥在学校门外的哈利真子弟提供了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对极严格的不可接触歧视提出了挑战。殖民政府推行的“教派选举法”（详后），为哈利真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保留一定的席位，这刺激了哈利真参政的意识。进入30年代，殖民政府又进一步采取了保护哈利真政治权利的政策，将所有“不可接触者”全部列出（故称“表列种姓”），给以保护。这种做法自然有其维护殖民统治的用心：将基于宗教、种姓的集团分裂合法化、固定化，借以削弱日益发展的反帝运动，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哈利真改善其地位开辟了道路，激发了哈利真反迫害的愿望。
2.知识分子改革运动的影响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建立，印度社会出现了一个受过西方式教育、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些人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及“平等、博爱”思想，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种姓制度和印度教社会，出现了改革传统社会制度的动向。罗姆·摩罕·罗易是这一动向的早期代表。他于1928年建立“梵社”，反对种姓制度，大声疾呼禁止“萨提”（sāti，寡妇殉葬）、童婚等陋习。从这些主张和行动中引申出否定不可接触制思想是很自然的。不过，早期的知识分子的改革活动，主要是争取寡妇改嫁、提高结婚年龄以及子女教育等家庭制度的改革，对于不可接触制几乎没有涉及。罗易虽批判种姓隔离，可他自己在社交、生活起居等方面，仍严格遵守种姓习惯，佩戴着只有高种姓才能带的圣线。到了19世纪中叶，在主张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抨击不可接触制的人。如“圣社”的创始人达耶难陀·萨拉斯瓦蒂（Dayānand Sarasvati，1824-1883）宣布，按出身划分为种姓不符合吠陀思想，吠陀经典中根本没有讲到不可接触制。他谴责对低种姓尤其是“不可接触者”的虐待，提出所有人都有研究吠陀的权利。另一位出身于马哈拉施特拉的社会改革家贾蒂巴·普勒，于1852年在普那城为哈利真开设了第一所学校，并于1868年将自己门前的蓄水池向哈利真开放。一些较开明的土邦王公，也对贱民表示同情和关心，资助哈利真运动领袖安培德卡尔留学的巴罗达土邦王公沙雅吉·拉奥·格克瓦德就是其中的代表。尽管这些人的作用很有限，但他们的言行和发起的运动，促进了哈利真的觉醒。
3.哈利真自身的觉醒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村落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哈利真到外做工的人多了起来，他们活动的范围扩大了，眼界开阔了，因而开始对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不满。到19世纪后半期，以居住在城市的“不可接触者”为中心，出现了要求提高其地位的运动。印度最大的哈利真集团之一、住在马哈拉施特拉地区的马哈尔的觉醒，就是一个例证。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许多马哈尔从传统的村落社会中脱离出来，进城当了工人或到政府雇佣军中服役。他们建立自己的组织，发行报纸，出版书籍，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大声疾呼。领导人物有亚格乌卡尔（曾任英军中会计）、班索迪、坎普列等。1892年，孟买管区军队被取消，同时政府决定不再任用马哈尔出身的人当兵，此事引起广大马哈尔人的不满。他们发起请愿运动，陈述他们过去的战功，要求政府继续任用他们。这类运动也以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发生在印度其他地方。到了20世纪初，哈利真争取改善地位的运动更加广泛，出现了哈利真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可能性。领导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政党——印度国大党（其成员主要是婆罗门和种姓印度教徒），也不得不正视他们的要求，认真考虑哈利真和不可接触制问题。在1917年的例会上，国大党把废除不可接触制写进了党纲。20世纪二三十年代，贱民解放运动达到高潮。在哈利真以及许多社会改革家、慈善团体、宗教团体的压力下，各地的道路、水井、池塘甚至寺庙，纷纷向哈利真开放，贱民的政治权利也有所扩大。
当代印度哈利真要求改善地位的斗争，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反对“不可接触制”。前面已经指出，不可接触制是种姓隔离的极端形式，即便是在法律上已废除这一制度的今天，在大部分乡村地区，他们在许多方面仍受到歧视。甚至在像新德里那样的大都市，不可接触制也并未完全绝迹：“不可接触者”居住一定的区域，一般从事又脏又累的工种。有的工厂里，他们被隔在一个单独的地方吃饭，只能在别人用完之后才能使用自来水管。在都市生活中，一个高种姓印度教徒不愿同一个“不可接触者”握手和来往的例子仍有发生。印度一直有哈利真反歧视的斗争，近代以来这种斗争更为明显。
从历史上看，有组织、大规模的贱民反对不可接触实践的斗争始于20世纪20年代。近代历史上较著名的反歧视事件有两个，一个是“马哈德水塘事件”，另一个是“纳西克寺院事件”。
马哈德是一小城镇名，位于孟买南部。在该镇高种姓居住区附近有一池塘，按照习惯，哈利真不得使用池塘里的水。1924年，孟买管区政府宣布，所有水塘应向“不可接触者”开放，但种姓印度教徒仍拒绝开放。为了抗议这种违法行为和要求废除不可接触制，1927年3月19和20日，以“贱民”领袖安培德卡尔为首在马哈德镇举行了盛大抗议集会，参加者达万人。会后，哈利真向水塘行进，取水塘里的水用。早已有准备的高种姓教徒手持棍棒袭击了行进队伍。为了净化水塘里的水，种姓印度教徒请婆罗门祭司祈祷，向水塘撒牛粪、牛尿和牛奶（印度教尊牛为圣，认为这些东西具有净化作用）。这一举动更激起了哈利真们的愤怒，斗争日趋激烈。安培德卡尔在集会上猛烈抨击种姓印度教社会，称印度教徒尊为圣典的《摩奴法典》是种姓差别的元凶，并当众付之一炬。后来，此事件由孟买法院审理，斗争转到了法庭。1937年孟买高等法院裁决哈利真方面胜诉。“马哈德事件”作为近代哈利真觉醒的标志受到人们的重视。
纳西克在孟买东北150公里处，这里有许多沐浴场、寺院、石窟，是著名的印度教圣地。1930年3月2日，在安培德卡尔的领导下，约有15万名哈利真聚集在纳西克，要求祭祀罗摩神的喀拉拉姆寺院对哈利真开放。寺院方面不理睬哈利真的要求，哈利真连续几日进行集会、游行。安培德卡尔多次同寺方进行交涉，仍无效果，哈利真同印度教徒发生了严重冲突。这个斗争一直持续到1935年。
在当代印度，哈利真反歧视、反迫害的斗争仍持续不断。印度报刊常有哈利真因对受歧视的地位不满而遭受暴力的报道。这一点已在第三章中作了论述。
第二，反对经济剥削和压迫。今日印度农村，哈利真极端贫穷的状况仍无太大的改变，许多人不得不作为农业雇工或分成制农民受地主富农的剥削。但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对这种状况的不满增加了。过去逆来顺受，虽被压迫却不敢声言，现在许多人敢于同他们的高种姓雇主讨价还价，甚至敢违抗他们的命令。这种反抗引起了高种姓印度教徒的仇恨，于是出现了大量的暴力案件。例如，1968年12月，泰米尔纳德邦基尔马尼村因无地雇工要求加工资举行罢工，43名哈利真被活活烧死；1977年7月，比哈尔邦贝尔奇村的11名贱民因土地问题与高种姓发生纠纷而被烧死；1980年3月，北方邦贾辛古尔皮查通纳村，因哈利真不愿按规定的工资到高种姓家干活，14户哈利真的房屋被焚烧，一名贱民妇女烧死，等等。因“不可接触者”反抗经济剥削和压迫而产生的暴力现象是当今印度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争取在政府和公职机构中为自己保留更多的位置。由于哈利真在经济、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等方面都较印度教徒落后，无法同后者竞争，所以早在英国人统治时期，哈利真便提出了在政府和公职机构中保留名额的要求。独立后印度宪法规定，中央和邦议会的议席必须为表列种姓（哈利真）和表列部落保留一定数额。一些法令也在就业，受教育等方面也作了同样的规定。例如，西孟加拉邦规定，大学不为哈利真保留名额为违法。但这种做法引起高种姓印度教徒的极大不满，为此经常发生暴力冲突。例如，1980年底至1981年初，古吉拉邦阿默达巴德市邦立医科大学的学生，抗议在研究生部为哈利真保留名额。随后，抗议演变遍及整个古吉拉特点邦的种姓暴力冲突。再如，1990年8月7日，印政府宣布实施“曼达尔方案”，为低种姓在政府和公营企业中保留27%的职位，从而引发了全印各城市受高等教育的高种姓青年的普遍反对。在这次因保留名额而引起的全国性暴力冲突事件中，多名名学生自杀（包括自焚）和被杀，被人们称为一场“种姓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