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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伊始，美国强力彩票已经积累到15亿，千百万从来不玩彩票的美国民众也都热血沸腾地加入进来。就在同一时间，中国股市震荡，国内媒体以《沪市新年8天跌近600点，投资者账户均亏20万》的标题报道“A股8天蒸发10万亿”的消息。彩票是“玩”，股市是“投资”。谁都知道，股市是一种“投资”的商业经济机制，也是进行投资活动的场所，然而，在2015年7月股市发生剧烈动荡而且非理性震荡的时候，人们经常地以“赌博”和“投机”来称呼发生在股市里的行为。这种行为也经常被称为“玩”——玩股票。投资是严肃的，怎么能说是形同游戏的玩呢？
荷兰社会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游戏的人》（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一书里写道：“游戏与严肃性之间的模糊界线在股票交易业务中对‘玩’和‘赌’两词的使用上得到有力的说明。赌博者在轮盘赌的赌桌上很情愿地承认他是在玩，而经济商不然。他会坚持说抱着侥幸心理炒卖股票涨落价是生活中严肃事业的一部分，至少是商业生活的一部分，并且还是社会的经济功能之一。两种情况下起作用的都是赢利的希望，但是，前者纯粹的幸运通常得到承认（所有的‘盘算’都不灵了），后者的参与人却用他能预计未来市场趋势的幻想来欺骗自己。无论如何，二者在智力上的差别是极其微小的。”
赫伊津哈关注的是“玩股票”的两个主要特点：“无须智力”和“赢利的希望”。真正严肃的投资需要非常专门的知识和理性思考，说买卖股票是一种无须智力、只凭“幻觉”就可以的玩耍，实际上是说它只是一种凭偶然运气的赌博行为，跟轮盘赌和掷骰子差不多。许多人在股票市场上一惊一乍地频繁倒手，确实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赌博行为。
然而，以赢利和发财为目的的玩股票有着太“严肃”的目的，似乎并不符合赫伊津哈对“游戏”的定义。赫伊津哈认为，游戏中所蕴含的意义，是超越生活中现时需要之上的，它也赋予行动以意义。游戏介于“本能”和“心智”（mind）、“意志”（will）之间，它不只是本能，但又还未上达心智和意志的地步。赫伊津哈认为游戏具有下列的特点：一、它是一种自由、自主与自愿的活动；二、游戏的活动是有意地要在日常生活之外，成为一种非严肃的活动；三、但与此同时，从事游戏的人是高度专注的；四、游戏是一种与物质兴趣无关的活动，在从事游戏时，是不会有任何利润可言的；五、游戏是在其固有的时空界限内进行着，它有着固定的规则，并以有秩序的方式来玩；六、透过游戏，会促成社会群体的形成，这些社会群体有着自己的“秘密”，它们会透过“伪装”或其他方式来强调它们与整个普通世界的差异。
玩股票不可能成为赫伊津哈所说的那种游戏，因为它不是与物质兴趣或利润无关的活动。物质兴趣和追求利润恰恰是玩股票最重要的动力和目的。赫伊津哈所说的游戏是一种规则公平、透明的竞赛，参与者凭借自己智力和技能来进行。它之所以有趣、令人兴奋和投入，是因为它的悬念和不确定的结果。赌博虽然也有操作规则，也令人兴奋和投入，还有悬念和不确定的结果，但却不像游戏那样需要智力和技能，只有运气好就能赢，否则便是输，靠的是“机遇”。
正是按照是否依赖“机遇”的标准，赫伊津哈把“棋类游戏”与“牌戏”区分开来。棋戏是比牌戏更公平的游戏，靠的是游戏者的智力与技巧，而牌戏虽然需要智力和技巧，但牌好牌坏的机遇对游戏结果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他写道，“牌戏不同于棋戏之处在于，它们从未成功地完全剔除掉机遇性，以致机遇性使牌戏堕入赌博的范畴。这就不大适合俱乐部生活和公开的比赛。而更具智力性的游戏就有许多协作的可能，正是在这一领域，有强烈地转为严肃性和过分严肃性的变动”。赫伊津哈认为，牌戏一旦变成了一项“运动”，会更失去游戏的意义。例如，“叫牌手册和职业训练体系使得桥牌成为一项死板正经的事务……它使得心性能力进一步单一化，而不以任何方式给心灵增加财富”。
赫伊津哈在游戏中看重的是一种能提升人精神的“庄严的娱乐”，这样的娱乐在今天的商业或体育活动中，恐怕是越来越难以寻觅了。
其实，无论是棋类还是牌戏，一旦成为“现代体育”体制中的“项目”，有了像为国争光，或“夺标”“争冠”一类的外部目的，也就偏离了游戏精神。赫伊津哈写道：“大量的桌上游戏极早就为人所知，有些甚至是在原始社会，而且主要因其机遇性的特点，变得相当重要。无论它们是机遇性游戏还是技巧游戏，都含有某种严肃性的成分。快乐的游戏情绪在此没有什么机会表露，尤其是在机遇性极少的国际象棋、西洋象棋（draughts）、西洋双路棋（backgammon）、跳棋（halma）等游戏中。所有这些游戏都还具有我们……的游戏定义。只是最近以来，公开性侵占了它们，把它们纳入到体育之中，举行公开性的锦标赛、世界杯赛，登记成绩，以文字形式印发报道，这对于不通此道的局外人来说真是荒唐可笑。”
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一书中强调游戏的自由精神和规则，这二者看似矛盾，却是相互依存的。他把“游戏”视为与“理性”和“运用工具”同样重要的人类活动特征，他说，除了“智慧的人”（Homo Sapiens）、“劳动的人”（Homo Faber）之外，“游戏的人”（Homo Ludens）也将在人类的用语中占有一席之地。如同“工具制作”一样，游戏并非人类特有的活动或功能，不过在赫伊津哈的观点中，人类社会所有的文明发展，最早的形式都是来自“游戏”。他不仅将游戏当成一种人类本能的活动，而且更是从文化现象的角度来探讨游戏在人类文明中的重要地位。赫伊津哈甚至认为，人类社会中现存的所有文化形式，包括法律、战争、学术、诗、哲学、艺术等，其实都与人类的游戏有着内在的关系。
我们也许可以在这些文化形式中加上一项，那就是，游戏也可以成为一种应对当下生存环境的“生活艺术”。人们常用“赌”和“博”这类比喻说法来言说或比喻形同游戏的生活艺术，它被审美化为“人生如戏”“难得糊涂”“活在当下”“人生能有几回搏”。今天，许多中国人抱着这样一种据说是“现代人”的生活态度过日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生活态度呢？
现当代文明逐渐丧失游戏的原创精神而变得日渐浅薄，赫伊津哈对此感到忧虑。他认为，一种看似“游戏”，但实则是“幼稚”（puerilism）的心态已经逐渐主宰了当代的文明，主要是由于“官方幼稚主义”的推动。他指出，“这种仿佛是青春期的心理和行为，看来已统治了文明生活的大部分领域……它们现在占满了我们的文明，并以毫不掩饰的麻木不仁来自我宣扬。这类习性中，群体习性也许最为强大，也最令人惊骇。它产生出最低级的幼稚主义：大喊大叫或种种庆贺呼号、穿戴证章和各种政治性装饰与制服、以行军队列或某种特别的步伐行走，着迷于空冗散漫的集体性巫魅和宗教仪式。在心理方面与此极类似的是：对浅薄娱乐的贪求、粗糙的感觉主义以及群众集会的欢欣、群众示威、游行等”
。由于人们热衷于经常是政治正确的严肃“幼稚行为”，许多伟大民族逐渐失去了残留的荣誉感、幽默感、礼节和公平游戏的观念。
凡是“机遇”都是不可预测的。在有信仰的世界里，“机遇”是公正神意或正义天意的显示。在没有信仰的世界里，“机遇”则是纯粹偶然或无端发生，与正义、公正、正邪区分没有关系。这是神意机遇与赌徒机遇的根本区别所在。
显示神意的机遇虽然不可预测，但却是有秩序和规则可循，这些秩序和规则是由信仰系统所提供的，与人们普遍遵循的基本道德伦理相关联。因此，它虽不可测，但却不是像赌那样完全没有可确定的因素。有信仰的人向神求福祉的机遇，不仅是求福祉，而且是求与德性和善行一致并相伴而来的福祉。宗教教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社会制度所保障的优胜劣汰、以正压邪都是为不可预测的机遇提供某种可以确定的因素。
求解神意的“卜”和赌命运的“博”音同义殊。“卜”和“博”音同，意思也有关联，甚至使用的器物或方式都可以是一样的。而且，卜是占卜，博是赌博，都是把眼光投向不确定的未来，并借由卜或博的不确定行为来达到某种可确定目的。
但是，这二者的不同更为重要，更为本质。“卜”关乎天意或神意，而“博”则纯粹是没有定向的偶然。“卜”的前提是有秩序，是有神意或天意在起主导机遇的作用；而“博”的前提则是无秩序，不存在任何比“偶然”更高的其他主导力量，偶然俨然成为生存世界最高的主宰。人生活在“博”的世界里，成功或失败都不是人自己的努力可以决定的，都不过是像买彩票结果那样的偶然发生。
彩票（lottery）是现代最常见的赌博之一，lottery这个字是从lot来的，它的条顿词语根是hleut，指的就是用掷卵石的方式来裁决争端或财产分割。意大利语的lotteria和法语的loterie都是来自这个词根，后来演化为“机遇游戏”（game of chance）。Lot这个字不只是指彩票，而且也是指一个人的命运，这两个意思是有关联的，人的命运无常，不可预测，命运好则发达，命运差则潦倒。
远古的人类用抽签、抓阄的方法来卜测神意，也用这样的办法来选举领导者，或裁决难以决断的争端或案件。这么做是因为有一个信念：在人难以为一些重大事情做决定时，抽签或抓阄的结果代表了神所意愿的选择。人虽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神的权威足以让人口服心服地接受神的任何一种决定。连诸神在他们之间有争执而需要裁决时，抽签或抓阄（碰运气）也是决定的方式。希腊神话中诸神用掣签（cast lots）的方式分配他们在宇宙中的统辖权。宙斯得到了天空，波塞冬（Poseidon）得到了海洋，成了海神；哈迪斯（Hades）输了，得到的是冥界。
我们可以把抽签、抓阄、掷石块或其他物件统称为“掷”的方式。在古希腊语中，dike既是“正义”，也是“掷”的意思。Dikē是正义女神，也是道德秩序和公正评判的精灵。然而，无论是道德秩序还是公正评判都不是由女神武断决定的，而是来自太古的习俗，是在社会里一直实行的规范和被遵守的规则。希腊神话里的幸运女神是Tyche，跟正义女神一样，她也经常是蒙着双眼的。她坐在一个大的轮子（象征不停转动和变化）上，拿着一个舵（象征导向）或一个羊角（“丰饶之角”，象征福祉）。正义女神和幸运女神的画像经常在一起。幸运与正义是同时起作用的。古希腊人用“掷”的方法分割遗产和选出执法官，是一种公认的公正裁决程序。后来罗马的僧侣也是用这个方法选出来的。
最初的“掷”有伦理、法律和宗教的含义，“游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掷”与“游戏”有了某种关联。赫伊津哈指出，游戏，德语中的pflegen和荷兰语中的plegen来自古英语的plegan和古法语的plega，它们的意思是“保证、担保、承担风险和让自己受到危险”。
他认为，许多民族都在宗教活动中有掷骰子的习俗。在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世界本身就被想象为一场在毁灭之神湿婆（Siva）和他的王后之间的骰子游戏。
神意和命定（destiny）是同一个意思，而“命运”（fate）则是用某种方式来探知的神意或命定，用木棍、掷石头，或者从圣书中随意翻出一页。无论是掷物还是骰子游戏，或是别的偶然决断法，它的目的都是为了作出决定，对法律或宗教事务形成决断，而不是赌博（games of chance）。卜神意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钱财，也不是为了消遣或娱乐，而是为了做出某种严肃的决断。每一次“掷”都有特定的情境，因此是不可重复的，这与买彩票或股市里买进卖出的重复赌博完全不同。
为做决断而“掷”，这么做是出于对某种超自然的精神力量的信仰，这种力量控制着掷的结果，让神意或天意能以凡人一目了然的形式显现出来——它的公开和透明也是我们今天的公共决定所需要的。因此，当古人在卜神意的时候，他们并不觉得是无目的的偶然机遇在起作用，恰恰相反，他们看到的是早已由神意决定的必然。因此，关于某件重大事情的最后决定——战争、分割财富、群体共同行动——“卜”必须经过这样的程序方才能得到确定性，让人安心，并有信心。
后世的人类改用其他方式对重大的公共事务做出决断——专制君王的意志、民主的公民投票、最高法院的裁决等等。这些决断的方式都是某种信仰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纯的选择形式，是不同的信仰系统使得新的决断方式在人们眼里具有了比“掷”更大的合理性。但是，从古代以神为中心的信仰系统看来，却未必如此。古希腊人成群结队地为决疑来到神谕处所，没有神谕的同意，他们就不能对是否要开战、缔结和约或实行新法律作出决定。后来，在许多世纪里，君王们以占星术来预测未来。今天中国的一些达官贵人偷偷咨询“风水大师”，看上去似乎也是在祈求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庇佑，但是，他们在意的只是功利的效果，而不是真的希望这个世界里确实能有一种惩恶扬善的信仰秩序。
自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就已经认识到机遇在人生中的重要作用，像帕斯卡和马基雅维里这样的思想家都关注过机遇的问题，随着人们对机会、运气、偶然性、不确定性、不可预知性有了更多的认识，他们对商业、政治、军事，乃至文化艺术和时尚等等的随机性、复杂性、风险也有了许多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但是，机会、运气也好，偶然性、不确定性也罢，带出来的都是人的自主性与可能性的问题，否则就会成为消极无为的宿命论、命定论或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
传统的对赌博（不包括消遣娱乐的赌博游戏）和赌徒（不包括棋类、牌戏的爱好者或偶尔去赌城度周末的人们）的负面评价，大多与赌博的消极无为和追求不劳而获、暴发横财有关。例如，赌博鼓励人们愈来愈相信运气，而不相信通过理性设计去筹划和做事业；赌博使赌徒深信不劳而获，只要甘冒风险便能大赚一笔；赌博更是鼓励投机心理，而非正常消费及投资。
罗马尼亚裔美国经济学教授鲁汶·布雷勒（Reuven Brenner）在《赌博与投机：关于人的某些决定的理论、历史和未来》一书里把赌博放在人性（人有冒险和求刺激的本能）和社会结构（产生、允许、反对、禁止赌博的理由或措施等等）的复杂交织地带来加以考察。他考察了赌博的历史，尤其是历史上禁止和发行彩票的具体事例，并将赌博与投机和投资做了区别。
“赌”指的是不用自己的技能来追求钱财的行为。这是一个很严格，也很狭隘的定义，最典型的赌博就是掷骰子、抛硬币、猜奇偶数这样的赌。布雷勒认为，“当人们用‘赌’来描述生意往来或股市交易时，往往包含着这样的价值判断：行为者在交易时没有或不能运用特别的技能，既无好的判断，又缺乏专门的信息”。
今天中国股市里有许多这样的股民，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缺乏能力、判断和专门信息，因此他们所进行的股市行为是不同程度上的“赌”，与“偶然性游戏”（games of chance）是同一性质。
投机不是“偶然性游戏”，投机指的是，一个人“持有与公认正确意见或‘市场’不同的独自观点，并以此采取行动”。例如，在大家不买某种商品的时候，偏偏买下这种商品，然后在价格高涨的时候卖出去，以此牟利。股票、房产或其他生意中都有投机。然而，投机不只是一种商业行为，也可以是政治、学术或其他性质的行为。投机是“拿想法来打赌”（betting on an idea），为将来谋划而“采取某个行为的人，他的决定并没有十足的证据基础，无法确定是否正确和有理”，所以有见风使舵的冒险成分。
重庆“唱红打黑”时一些奔向重庆，为所谓“重庆模式”摇旗呐喊的知识分子中就有这样的政治投机分子。
投机与赌博的另一个不同在于，投机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的，每一次投机都是一个特别的决定选择，每次选择的成功几率也不相同。投机不具有赌博的那种可重复性和几乎不变的或然性。掷骰子或玩转盘赌钱财可以不断重复，每次几率也不会有什么变化，赌是盲目的，经常是名副其实的“瞎”赌，而投机则是“瞧准了”才去冒险。投机与赌博的再一个差别是，投机比赌博的本钱更大，投机在“逆市场操作”中获利，没有相当的本钱做不了这个生意。
赌博和投机的共同之处是，二者都是为了暴富，发人们称之为“横财”的那种财。这不是投资要发的财，也是投资与这二者最重要的不同之处。投资的一般定义是：“现在不消费，为的是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来增加未来的消费。”但是，布雷勒认为，这样的定义尚不能把投资与储蓄和投机区别开来。因此他认为需要另作定义：投资是“花费金钱和其他资源（如时间、精力），从事以前已经有人从事过的事情。这种付出的方式，与风险小于投机的‘习惯性’方式相一致，即以（过去的）经验作为向导”。
投资采取的是被经验证明有效的进途，而不是投机那种逆向操作。投资与投机的另一区别在于时间，长为投资，短为投机。二者之间的再一个区别是动机，投资求合理的回报，是相对平稳的收入，投资若有损失，对个人财富的影响不大。相比之下，投机追求的是高利润，是快速和突然的变富，因此投机者常有投资者所没有的那种奸诈、贪婪和暴发户的负面形象。
人们生活在信仰丧失、秩序失范、人心涣散、前景黯淡的状态下，碰运气、撞机遇就会成为一种常态。在这样的世界里，到底什么才是值得期盼的未来和希望，到底什么是生活的道理、做人的原则、该扮演的角色、该遵守的规范，都会变得模糊而茫然。各个领域中的赌博和投机都会随之增加，商业的、政治的、学术、知识的都不例外。
社会的乱象与赌和投机心态是同时发生的现象。需要分清什么是因，什么是果。政府权力经常以破坏稳定、扰乱民心、道德腐蚀为由来禁赌或打击投机。但实际情况是，赌和投机是症状，而不是病的本身。总是社会现状已经因为某些原因出现了问题，这才引起更多的赌和投机。
这时候，一些社会领域中便会出现种种与赌博和投机心理相一致的急功近利行为，包括政治、学术、教育、文艺创作、新闻报道，甚至宗教、健康和慈善的投机和机会主义。在不同程度上，这些都与制度性权力运作的方式有关。仅就经济体制而言，由国家主导的彩票和受政府操控的股市是最明显的。繁荣的牛市是政治稳定和社会繁荣、人民幸福的门面和象征。赌和投机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每天股票的涨跌上，转移了他们对社会和政治事务应有的关心。每个人都能在共同体没有出路的状态下，为自己找到一条追求幸福的出路。这是很有助于社会稳定的。赌和投机的机会降低了社会里已经存在的或不可避免存在的不确定危机，化解这种危机，或者至少使它不至于发作。正如布雷勒所说，赌和投机维持了人们在没有出路时的“希望”，“如果人们不能从允许赌和投机的制度中获利，谁知道他们又会对什么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或宗教的制度上下赌注呢？或者因绝望而做出什么铤而走险的事呢？”
政治权力左右（不同于正常的管理）股市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它能收到一时的效用，但它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对经济制度长远的稳定发展却可能会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这种政府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急功近利、碰运气的赌博行为。在它的手中，股市本身不过是一个被掷起的骰子。这样的操控力同样把媒体、学校教育、学术、社会组织变成它权力赌博的骰子，赢了，得到的是它一己的利益，输了，失去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元气、信仰、未来和希望。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现代世界里，政治只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如果它强行干预或限制社会中其他领域中的活动，就会破坏它们各自的游戏规则。政治哲学家沃尔泽指出，现代生活世界中的诸多社会领域是相对独立的，有它们自己的原则、规则和价值目标（他称之为不同领域各自的特定“正义”），政治权力不应该随意干涉。
与此同时，他也指出，诸多社会领域虽然相对独立，但并不是绝对隔离的。由于人们同时生活在不同的领域中，不同的领域必然相互发生影响。国家权力是对其他领域影响最大，也最特殊的一个。国家的职责是保持和维护其他领域的独立，尽管每个领域的成员都应尽力保护自己，但当他们受到威胁时，最终还是得要求国家的保护。在具体的社会领域中，总是会有人为谋私利而企图破坏公平规则（如商业行为的欺行霸市、欺骗行诈、偷工减料、内线交易），这时候，政府权力就有责任维护和恢复被威胁或破坏的领域规范。
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用“游戏”范围和范围内规则的概念，同样提出了社会不同领域活动区分的观念。他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自我完足的活动，游戏的严肃性和自我意识在于，游戏者为自己设立了一个可以称之为“魔力圈”的范围。他写道：“我们最感兴趣的一点是，游戏在何处进行。通常它是划在地上的一个简单的圆圈，dyutamandalam，但它具有魔力的意义（magic significance），防止各种欺诈手段，选手们在履行完所有义务之前不许离开它。有时候，会特别为比赛临时建起一个大厅，这个大厅即成圣地。摩诃婆罗多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建立萨伯哈（sabha）这个游戏大厅，在这里潘达瓦斯（Pandavas）将同他们的对手遭遇。”
魔力圈（magic circle）在游戏与它之外的事物之间划出了疆界，在游戏中，魔力圈经常是某种有形的空间，如棋盘、竞技场、角斗场、运动场地、舞台、祭坛。魔力圈不仅有空间的界限，而且还有时间的界限。时间界限规定游戏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把游戏在时间上与日常活动划分出来。游戏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魔力圈里发生的特定活动。魔力圈意味着人为规则或惯例常规。规则或惯例只适用于在魔力圈内发生的特定游戏活动，没有魔力圈之外的效能。
重要的文化活动也都是在特定的魔力圈里发生的。庙宇、教堂、学校、报社、体育、文艺、股票市场都是如此，不同的魔力圈内规则虽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魔力圈内的规则是在游戏之前就设置好的，必须由游戏者共同遵守，不允许任何人“独玩”或控制游戏规则，也不允许外在势力对之进行干涉或改变。游戏规则产生游戏的理想样式和具有权威的规范标准。例如，游戏竞赛要求参赛者从一开始就机会均等，棋局开始时双方的棋子是一样的，这样才能避免一方在一开始就处于吃亏的境地。
游戏的竞争必须是公平的，称之为“公平游戏”（fair play）。赫伊津哈强调，公平是游戏最基本的伦理价值观，认真坚持和无条件地落实公平原则，使得最轻松的游戏也具有严肃的一面。游戏不仅考验游戏者的力量、智能、努力、坚韧、耐力、灵活性等等，也考验他们是否诚实、守信，是否能平等、公平、坦荡、尊重对手。任何被视为公平的游戏，都有一个伦理层面，也都包含以这些伦理原则对参与者行为所做的经常评估。
游戏魔力圈的意义还在于，它为社会性的良好秩序提供了一个范本（学校的体育精神教育可以直接为学生提供相应的训练）。良好秩序的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就是规则，制定规则的人不能同时也执行规则。法律不能朝令夕改、公器私用，更不能允许特殊集团的利益凌驾于它之上。若非如此，法治的游戏就会被毁掉，因为它单纯是为了权力的目的，而根本无视权力该有的方式。权力不等于正义，就如同竞赛不等于游戏。如赫伊津哈所说，“竞赛不仅是‘为了’某种目的，而且是‘用’某种方式或手段来争取。人们争相要成为第一，靠力量或敏捷，靠知识或靠财富，靠神采出众，慷慨大方，靠贵族血统，或靠子孙众多。他们用体力或臂力来比，或者比理智、比拳头，以奢侈的铺张陈列互相攀比，说大话，自吹自擂，用漫骂最后还用欺诈和诡计。照我们的想法，欺骗作为赢得一场比赛的手段会使之失去游戏的特色，整个地毁掉这场比赛。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游戏的要素就是坚守游戏规则——即公平竞争”
。
有人说，“政府的人为干预把股市变成了赌场。中国民众的非理性把股民变成了赌徒”。其实，任何一个特定历史时刻的社会中，普遍的信心越薄弱、价值观越虚无，人们就越是会把短期牟利的赌博和投机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行动选择方式。人们没有长期打算，是因为无从形成长期的预计，当然也就不可能有长远的规划。这种情况并不只是在股市里才有。股市大起大落的非理性起伏和普通股民在股市里几乎盲目地赌命运，这些都不过是近几十年来许多人在不同社会领域里形成赌博心态的一个写照，无论是金钱和精力，还是心血和努力，各种投入，都只有很短的投资期，对投入者来说，“长期”就是眼前的两三年，甚至更短，而不是接下来20年的未来。而且，不管什么投资，不仅急切地求速效，而且不顾一切地求高回报，因此不惜铤而走险，孤注一掷。
这种急功近利的投入是因为生存状态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因素，没有信仰可以帮助人们对未来保持恒定的希望。赌博心态是一种对不确定性的应对。这是一种眼前的，而不是长远的不确定性。有些赌博在下注后可能立刻就知道结果，例如掷骰子或是玩轮盘，而也有些赌博在下注后一段时间才知道结果，例如要等一场比赛甚至是一个球季的结束，但这一段时间不会太长，没有人会赌10年后某个球季结果的。
赌博是一种拿有价值的东西做注码来赌输赢的游戏，它有一个经济的定义，是指以钱或具物质价值的东西对一个事件与不确定的结果下注，其主要目的为赢取金钱或物质价值。也就是说，为了在不久后获得有风险的可能赢利，必须先拿出一些实实在在有价值的东西来下注。通常情况，下注前无法确定结果，停止下注后才开始游戏。在个人来说，赌博下的注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名誉、职业道德、做人的价值观。贪婪的欲念让人利令智昏，甘愿用生命和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健康、钱财、家庭、诚实、平静安宁——去换取虚无缥缈的一夜暴富梦想。在国家来说，赌博下的注可以是环境、自然资源，也可以是政府信誉、信仰和权威、民心向背。
赌博看似一种自主的选择，但赌博的人自己并不自由，更不能主控自己的行为和命运。社会生活中的赌徒，他们不过是一只无形之手中随时可能被掷起的骰子，这只无形之手就是无所不能的政治权力。民众之所以为骰子，难以摆脱骰子人生的命运，是因为他们在心理上依赖把他们当骰子来玩耍的政治权力。
赌徒们往往一次赌输了，下次还会再赌，觉得下次一定有更多赢的机会（称为“总结经验”）。这就是赌徒谬误（Gambler's Fallacy），亦称为“蒙地卡罗谬误”（Monte Carlo Fallacy），指的是赌者经常以为，随机序列中一个事件发生的机会率与之前发生的事件有关，即其发生的机会率会随着之前没有发生该事件的次数而上升。例如，重复抛一个公平硬币，连续多次抛出反面朝上，赌徒可能错误地认为，下一次抛出正面的机会会较大。
赌徒指望命运的眷顾，但他们又希望有某种规则，使得他们的赌博不至于成为完全没有规则的机遇之博。在政治权力控制一切的社会里，他们无力建立可以共同认可的公正而有效的规则，不得不指望政治权力赐予他们这样的规则。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Buchnan）在他的公共选择理论中指出，政治权力并不是公正无私的，它所做出的公共选择，包括种种影响竞争输赢的规则，也并不总是有效的。这就意味着，在市场发生某种失败的时候（如股市的崩溃），政治干预时也需要考虑到政治干预失败的可能，这种失败的干预不仅无效，而且会使得事情变得更糟糕，问题没有解决，反而产生了新的问题。而政治失败一旦发生，它本身的问题会比其他问题更难得到解决。
当前中国社会中那种无所适从、盲目跟风、贪婪功利、道德虚无主义、赌博心态和投机心理是非理性的。要改变这种状态，不只是要看到当今社会里的赌徒心态，而且更需要提出理顺政治权力与社会生活关系的问题。社会生活只有从政治权力的不当影响力下独立出来，社会中人才有可能变得更负责任，更有自信，更加理性，也更有担当。非如此，不能真正摆脱他们的骰子人生。这种改变需要的不只是随机变换现有体制内的不确定规则，而是建立一种与赌博和投机不同的确定规则，它必须体现为与宪政法治稳定性相一致的公共生活秩序。宪政法治及其核心价值的稳定是对常态秩序的承诺，只有这样的秩序才能为社会共同体和个人自主选择提供具有更大确定性和理性期待的长远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