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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家伊维塔·泽鲁巴维尔（Eviatar Zerubavel）的《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是一本可以一口气读完的小书，但却是一本颇耐寻思的书。泽鲁巴维尔长期研究人的认知应该如何放到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去理解的问题，《大象》是他整体研究的一部分，其他的著作还包括Time Maps，Hidden Rhythms，Social Mindscapes等等。社会学对认知问题的研究与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不同，但也有所联系，它的重点不在于个体的普遍心理，而在于个体的社会心理。它视野中人的认知是在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个人既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和限制，也参与形成和维持这个环境。
“房间里的大象”指的是，人们参与在一个如房间里的大象一般显而易见的“公开秘密”中，“人人心知肚明，却没有人当面提起”。（3页）
这种公开的秘密其实也是一种合谋的沉默。泽鲁巴维尔分析了它的多种构成因素：秘密、恐惧、尴尬、禁忌、愚昧，尤其是否认。造成真相或事实否认的可能是心理的或社会的因素，也可能是政府意识形态的控制，其中最有效、危害最大的是政治权力的压制。政治权力操控媒体、滥用宣传、恫吓威胁、欺骗误导，对民众进行洗脑和思想限制。合谋的沉默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结构，泽鲁巴维尔称之为“沉默的双重墙壁”——通过集体性的不看和不做、不听和不说，整个社会营建起一种如“双重墙壁”般厚重的沉默。它对否认进行否认，对沉默保持沉默，是一种对真相的双重把守，视真如仇、守谎如城。《房间里的大象》一书的论题和论点简洁明了，但同时也为我们讨论集体沉默提出了一系列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中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中的沉默特性可能有何不同、“双重墙壁”与“沉默的螺旋”有何区别和关联、秘密与沉默合力缔造怎样的专制暴政。
泽鲁巴维尔在《房间里的大象》中提到了三种可以加以区分的沉默机制，它们分别是礼仪性沉默（世故）、社会习惯的沉默（禁忌）和政治性沉默（政治正确），它们是在不同“压力”下形成的沉默，前两种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的非政治性。（57页）在一般情况下，这三种沉默是可以相互渗透、混杂和转换的，但是，在政治高压的制度中，政治性沉默则因其依赖高压统治、暴力惩罚和集体恐惧而另属一类，所以需要另作讨论。对此泽鲁巴维尔写道：“世故与禁忌之间的界限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泾渭分明。由‘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引发的沉默就是一例，当人们不使用种族标签，以避免被看作是种族主义者时，该界限就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这种‘礼节性的压抑’（polite repression）是缺少明确权力结构及高压政治元素的社会环境和情境下所特有的。可以想象，在具有明确权力结构的社会环境和情境中，人们被噤声的特定形式将颇为不同。”（56—57页）
礼仪或社会习俗的沉默也常称为静默，静默是一种自我节制，也是对某种“压抑”的服从。“礼节性的压抑”（polite repression）是社会交际习俗性的规范，是民间生活传统的一部分，并不是由政府权力或其他公共权威体制来规范的。例如，作为交谈礼仪的一部分，礼节性的沉默一直受到人类学、语言学、社会文化学等的关注。美国人类学家巴索（Keith Basso）研究了美国西部阿帕奇（Apache）部落文化的沉默后发现，阿帕奇人认为在许多场合都应该保持静默，而在西方人看来，这些应该是说话的场合。巴索认为，阿帕奇人这样看待沉默是因为，“知道什么时候不说话和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一样，决定着什么是文化意义上的合适行为”。例如，解决冲突，西方人用谈的，阿帕奇人会用沉默不语。巴索解释道，“这种时候，当事人会觉得与对方的关系尚不明朗，难以预测”，所以先不要说话为好。
奥斯特贝格（E.Österberg）在对冰岛人的研究中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冰岛人会在可能有危险的时候保持沉默，而说话几乎总是危险的”
。这类似中国人说的“祸从口出”。她认为，在冲突时保持沉默，是一种“拖延策略”，而且，不说话是因为“说出口的话就再难收回”。这也类似于中国人说的“覆水难收”。不随便表态，不一定是因为具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美德，而是话一出口，便难以收回。与其说了之后麻烦，还不如干脆别说。说话和花钱一样，虽然一时痛快，但一出去，就回不来了。
静默本身可以是一种交流的形式。英国19世纪诗人特普（Martin Tupper）说，“适时的沉默比说话更雄辩”
。当然，这不一定是指文学创作中所运用的那种尽在不言之中的沉默。美国社会学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说，交谈的礼仪是“一种公共的安排，让人知道什么时候必须说话，什么时候应该沉默”。语言学家称此为“社会体制性不语”或群体决定的沉默。
交际中的沉默经常会伴随不同手势和面部表情，因此具有足够的表意作用，表达的是热情、冷淡、亲密、疏远、客气或敌意等等。不同人士对交际中的沉默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中世纪法国神学家和诗人德·里尔（Alain de Lille）称沉默寡言为傲慢无礼，萧伯纳则称沉默是“最完美的鄙夷表现”。法国作家德·梅内（Chevalier de Méré）说，沉默不语是“一个大毛病”，另一位法国作家德·拉罗什富科（Duc de la Rochefoucauld）则主张，“人要知道什么时候该沉默”。
礼仪性静默需要知道什么场合不该出声（如庙宇、博物馆、剧院、图书馆），对谁不要作声（如皇帝或死人），如何用静默表示敬畏（对神、统治者，为官员出行开道的“肃静”“回避”），谁应该少言寡语（公婆面前的媳妇、主人面前的奴仆）。
有时候，个人之间的礼仪性沉默（合宜或得体）与群体和社会的习俗沉默（禁忌、规矩）的区别会变得模糊，于是形成某种集体性沉默。法国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称此为“沉默的合谋”（conspiracy of silence）。例如，西西里岛上有“缄默”（Omerta）的规则，要求族群内部的事情不对外人谈起。黑帮和党派也有类似的规矩，称为“纪律”或“党性”。这些组织惩处破规者比对敌人还要凶狠，是一种靠恐惧和合谋来维持的沉默。
沉默经常是一种令对手害怕的威胁方式和压制对手的震慑手段。美国人类学家吉色南（Michael Gilsenan）曾记下一位械斗者的话：“他什么都不说，沉默真叫人害怕。”
什么都不说往往比大声吼叫、谩骂、肆意宣泄更为可怕，即所谓的“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具有攻击性的集体（如军队、秘密警察）为了保持震慑和威吓的势能，都一定会有严格的噤声保密纪律。
沉默对宗教有着特殊的意义，也是许多专门研究的课题，属于社会语言或社会文化学的范畴。麦克康夫莱（E.McCumfrey）指出，“沉默是宗教最本质的因素之一”。
宗教沉默不止一种，有个人的、群体的、异教的、基督教的、教堂内的、祷告者的等等。与其他形式的礼仪性沉默一样，宗教沉默经常不是负面的，而是有正面的意义。宗教沉默是一种对神的敬畏和虔诚，是在内心倾听神旨的方式，由于说话无法表达心灵和精神的至深感受，所以缄默不语。《道德经》的“大音希声”，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的“凡不能说的，必须保持沉默”，也都可以作宗教性沉默的理解。
泽鲁巴维尔在《房间里的大象》中研究沉默，重点是“集体性否认的形成机制和结构”，这是一个兼及社会性沉默和政治性沉默的选择。他关注的只是那些负面的，而不是可能有正面意义的沉默。他对自己的议题选择写道：“我首先从审视各种各样的社会规范、习俗和人们关注以及交流的传统入手，观察人们把哪些视为值得关注的和可以讨论的，又有哪些是被视作无关紧要的和可以忽视的。其中，我特别审视了那些约定俗成的，禁止人们去看、去听和去说的习俗，无论是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绝对禁区，还是说一些相对更微妙的、世故城府的处世准则。”（24—25页）这些大多是造成社会性沉默的传统禁忌和习惯忌讳，包括性和与性有关的生理、癖好，尤其是同性恋问题，也包括成为“不方便话题”的种族问题、贫困或城市无家可归者的问题等等。
政治性沉默是泽鲁巴维尔关注最多的问题，如德国人那里与纳粹屠杀犹太人有关的话题，还有某些国家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人物的噤声。他说，“在我们和他人讨论交流中，哪些不能进入我们的意识，又有哪些不能公开承认其存在，这不仅仅受迫于社会规范和习俗的压力，也有来自政治领域的限制。毕竟，权力本身就含有控制人们可介入哪些信息领域的能力，以及他们想要传递哪些信息的能力”。政治权力对言论的这种控制“促成了强制性的‘盲、聋、哑’的存在”。（25页）泽鲁巴维尔用日本的传统图画“三不猴”来比喻在集体沉默中同时存在的盲、聋、哑。这三只猴子分别捂住自己的眼睛、耳朵和嘴巴，成为与房间里的大象同样重要的动物形象。三不猴的意思是，虽然不说是沉默的直接起因，但最后一定要有不看和不听的积极配合。因此，沉默的合谋不仅是不说者的串通，而且也是不看、不听者共同参与的集体合作。
泽鲁巴维尔审视政治权力制造集体沉默时所使用的压迫和操控手段，其中包括“从正式的内容审查制度到不那么正式的，转移注意力的手腕”，也包括“控制人们表达领域的各种手段，从正式的议程议题设置安排，到不那么正式的所谓‘沉默守则’”，还有各种关于不得“妄议”的规定。（25页）在讨论这些手段和举例说明的时候，他往往并不区分民主与非民主政治制度下的沉默特性，这几乎是西方学者讨论沉默的一个共同特点，相对削弱了对专制和极权制度下政治性沉默的独特性和残害性的揭示。
例如，他认为，制造沉默的主要手段之一是设置禁区。他指出，“要确保人们在谈话中远离‘禁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是使得该被禁谈的话题无从命名”。（51页）为此，他举了两个看似相似，其实性质并不相同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天主教的传教士们，会很小心地避免直接提到‘鸡奸’之名（此为‘无名之罪’）。这就像如果你对某事避而不谈，那么终将导致此事无以名状”。第二个例子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里的“新话”（newspeak），所谓“新话”就是被权力部门控制的和反复使用的一些固定说法，起到用“必须这样说”来对人民进行封嘴的作用。这经常是通过严格控制可用的词汇量（被控制到最低）和强行限定语义（被严格限制在官方定义）来进行思想控制。（51—52页）
这两个例子被归入同类，相提并论，其实并不恰当。天主教教士避免直接提到“鸡奸”，其实只是一个“禁忌”和“忌讳”的例子，因为天主教教会并没有一个专门负责宣传和思想管制的权力部门在规定不能提及“鸡奸”。而奥威尔所说的“新话”却是由“真理部”所规定使用的，除非你使用它对某一件事的说法，你是根本无法提及此事的。
一般社会语言里有“委婉语”或“代替语”，但那些不可能是奥威尔所说的那种“新话”。“新话”不是为了避免难堪，而避免使用习俗避讳的词语，“新话”是为了防止“异端思想”而造出来的正统意识形态语言。正如奥威尔所说，“人们实际上是不可能追随一个异端思想的，因为人们最多只能感知到这是一个异端的想法，再想做进一步的描述和感知时，则会发现无词可用”。（52页）
泽鲁巴维尔在《房间里的大象》里所运用的那个核心政治权力现象——光着身子的皇帝——正说明了政治强制沉默的关键问题：是皇帝的专制权力使得人们因为害怕和恐惧而不敢说出真话的，这才营造了以皇帝和他的专制权力为中心的集体谎言。泽鲁巴维尔称这种“双重墙壁”沉默为“结构性沉默”，也就是“秘密周围的秘密”所造成的“超级沉默”（meta-silence），那就是“对沉默保持沉默”。其实，沉默中经常包含对沉默的沉默，只不过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而已。例如，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所说的父母对儿童保守关于性的秘密，在孩子们面前不谈性，但不会对孩子说，我们不要谈性。他们会对不谈性这个沉默保持沉默，装作根本没有性这回事。所以，“秘密周围的秘密”并不是泽鲁巴维尔的新发现。
对不同的“秘密周围的秘密”应该有所区别，一个重要的区别标准就是，是什么样的力量在维持秘密和秘密周围的秘密。大体而言，有两种力量，一种是社会习惯的禁忌，一种是政治权力的压制。它们的不同在于，后者可以动用国家机器和实行制度性暴力惩罚，而这只能发生在国家权力全面控制社会的专制或极权制度中。
泽鲁巴维尔为“双重墙壁”结构性沉默所举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神学教授马克·乔丹（Mark Jordan）所说的天主教“同性恋禁忌”。乔丹说，“如果说有一个关于天主教牧师们同性恋活动的‘秘密’的话，那这个秘密，就是一种迫切的焦虑感，而这种对于所知不多且令人恐惧的事情的焦虑，是必须要小心地加以隐藏的。安排各种措施来保守秘密的真实原因，正是这种焦虑及其所导致的慌乱的努力。所以，其‘秘密’本身，就是努力地掩饰焦虑不安”。（93—94页）这其实是一个“禁忌”的例子，还不是政治权力压迫的例子。如果一位天主教教士写一篇关于同性恋的文章，并寻求发表，这篇文章并不会因为“政治审查”而被编辑枪毙。天主教的这一禁忌与美国社会多年前在同性恋问题上的沉默相似，而与专制极权国家的政治“噤声”则有根本的区别，后一种噤声是以政权严格管制和政治审查一切出版物来保证实现的。
同性恋的禁忌性沉默更能从诺埃勒-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提出的“沉默的螺旋”得到解释（这在下面还要谈到），而政治噤声则更能说明“双重墙壁”的问题。这种噤声之所以是政治性质的，是因为它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政治噤声发生在整个国家的范围内，它在政府权力的强制和压迫下推行，清楚显示了国家制度性暴力与集体沉默的关系。泽鲁巴维尔为此提供的例子是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阿根廷的军人专制政府，当时，噤声被用来“作为征服的武器……对他人声音进行扼杀”，秘密警察让许多人神秘消失，任何目击这种“被失踪”现象后人们的议论，都被当局严令禁止。泽鲁巴维尔说，“此为令人难过的双重噤声的例子。先是某个人或者一群人被绑架，他们的悲惨结局无处可查，紧接着他们曾经存在过的事实也成为禁忌，人们不可能对此进行真正的谈论”。他指出，这是一种“专门用来削弱人们力量的抑制性的沉默”。（74页）这正是极权警察国家的标志性特征。
极权统治下的集体沉默经常是强迫人民历史失忆的统治结果。苏联作家叶甫图申科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曾经与一群青少年交谈，他惊讶地发现，他们居然都不知道斯大林时期的历史。对此，他感慨道：“我突然觉得明白了，今天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了解过去悲惨事实的知识来源，因为书里和教科书里都是不记载的。就连那些曾经在报纸上刊登过的文章，提到谁死了，也还是对死亡的原因保持沉默。……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那么沉默的是谁呢？仅仅是报纸、书籍、教科书、官方历史书？还是整个社会都参与了这一沉默？美国政治学家弥尔（J.S.Mill）曾说过，人们“获得国家历史，并因此结成记忆的族群，其实都是与过去的一些事件联系在一起的”
。人民“获得”的“国家历史”是那些记录下来，或者说被权力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而那些没有被记录或不被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就此被武断地从国家历史中剔除，也从族群记忆中排除出去了，彻底消音。对历史真实保持沉默，虽然是从改写历史开始，但最终却表现为族群的集体忘却。每个沉默的个人，每个在族群中按权力意志来记忆或忘却的人，都参与在以沉默代替真实、以沉默维持谎言的共谋之中。
专制极权下的集体沉默并不是大家不说话，而是大家在权力的指挥下大声、齐声说同样的话。每个人都会在对某些事物保持沉默的同时，为了不让人看出自己沉默，过度适应集体发声的需要，一个比一个嗓门更高地对正确的对象高声颂扬和表示拥护。所以这种沉默一点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沉寂，而是一种高声喧哗。集体高声喧哗展现了一种诡异的“公共性”，正如博克所说，公共性并不无一例外都发挥积极作用，“它可以用作非正义和操控扭曲公众看法的工具”
。扭曲公众的看法，让他们不仅觉得有话可说，而且可以畅所欲言，这就避免了强制噤声的压抑和憋屈。这种看似代替沉默的奉旨集体发声才是最有效的极权统治手段。这种性质的集体发声，怎么发声，怎么变调，什么时候发什么声，都是由权力喉舌统一、直接指挥的。
专制极权的集体沉默是在高度组织化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实现的，这种组织化形成了一般社会关系无法比拟的有效相互监督环境。在这种环境里，每个人都必须有好的表现，不光自己要有正确行为，而且还要揭发别人的不正确行为，告密和打小报告于是成为一种以揭发别人不正确行为来证明自己正确行为的正确行为。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必须学会谨言慎行，管住自己的嘴巴，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不让任何告密者抓住可能的把柄。纳粹新闻主管人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在他发行的周刊《袭击者》（Der Sturmer）中，刊登过大约6500名在1935—1939年反犹不力者的名单，有的是对犹太人太客气，有的是与犹太人有生意往来，这些名单都是由告密者提供的。
不要说是公开表示不满，就是私下里说的话，也会有人检举揭发，成为罪证。
挪威社会学和政治学家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在《政治心理学》一书里分析了极权国家里的“告密”，他指出，“告密”（informing）是一种取代了“信息”（information）的结构性现象。这是俄国逻辑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Alexander Zinoviev）提出的一个观点。在以噤声控制社会的极权制度中，“有公开和正式‘信息’的地方，信息是虚假的，它很快会导致告密行为”。沉默经常是以谎言和欺骗的形式有声地表现出来，形成“发声失真”。由于公开的信息是虚假的，所以真实的信息只能在暗地里传播：当权者有他们的保密“内参”和“文件”，老百姓有他们的小道消息。不同信息渠道错误叉道会造成“泄密”或“告密”。但是，内参的机制注定不能产生可靠的信息，这是因为，一方面，“因为没有人想成为坏消息的传送者，所以存在一种夸大成就的系统倾向”；另一方面，“因为没有人想提高当局的期望，所以存在一种少报积极成就的系统倾向”。
与极权统治下制度性的沉默或发声失真相比，一般社会中的沉默只是少数人迫于弱势而保持的沉默，而且也不至于造成制度性的发声失真。政府权力对全体国民的发声限制与“主流意见”对“少数人意见”的压制——在同性恋、妇女、少数族裔等问题上的消声和边缘化——是不同的，将二者混为一谈，会造成对极权沉默复杂性、严酷性和邪恶性的严重忽视。我们不妨用“双重墙壁”和“沉默的螺旋”来分别比喻这两种不同的沉默，因为沉默的螺旋比双重墙壁更能解释自由民主社会里少数人因弱势而保持的沉默。
沉默的螺旋指的是，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时，如果看到许多别人也有与自己一致的观点，就会公开说出来，意见一致的参与者越多，他们就越会大胆地在社会中发声并扩散自己的意见。相反，人们如果发现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甚至被群起而攻之，那么，即使他们赞成这个观点，也会选择保持沉默。弱势一方的沉默反过来会更加增强另一方的压倒性发声势头，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而另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弱，这是一个螺旋发展的过程。
这样理解和解释社会中对某些有争论问题的沉默，有三个基本要点。第一，人有害怕孤立的心理弱点，“不被孤立”是引发人类社会行为的最强烈的动力之一；个人会因为害怕孤立而改变自己的行动。第二，社会中人们对不同意见赞同程度的分布形成了“意见气候”，包括现有意见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意见。社会成员的意见形成，尤其是意见表达，受到社会意见气候的影响。第三，人有“准感官统计”的本能，以此判断意见气候的状况，判断什么样的行为和观点被自己所处的环境认同或不被认同，什么样的意见和行为正在得以强化或弱化。这三点加到一起，通俗一点说就是，人有安全本能，都怕落单，都喜欢随众。人为了适应环境，保护自己，都会察言辨色和见风使舵，这是一种普遍的群众心理，在各种群众理论中已经有了很多的相关论述。
群众理论经常被用来解释极权制度下的群众现象，但应该看到，一般的群众理论既有助于，又不足以充分帮助我们认识极权统治的本质和特征，其中包括极权制度下的“双重墙壁”沉默。例如，在极权制度下，人们对官员腐败并不是别人不说，我也不说（如发生在美国南加州贝尔市的官员集体贪污案），而是，就算你要说，统治权力也不让你说。你不可能在被严格控制的公共媒体上找到发声的机会。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Frank Bajohr）在《暴发户与牟利者：纳粹时期的腐败》一书中对德国纳粹极权体制下的纳粹腐败和反腐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官员的贪腐在被官方权力机构调查并做选择性的公布之前，是笼罩在沉默中的，打破沉默的民间信息被当作“谣言”来加以禁止。人们虽然有时在私底下议论，但是，一般人都知道在公开场合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们对官方的沉默保持沉默，对自己的沉默也保持沉默。如果说，人们有一个关于官员腐败，无官不贪的“秘密”的话，那么还有一个更大的关于秘密的秘密，那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无官不贪的现象——船要沉了，耗子都只顾着自救，这是一个比无官不贪更可怕的秘密，一个真正被深锁在双重墙壁后面的秘密。
泽鲁巴维尔指出，噤声不仅被统治权力用来作为征服的武器，而且用来“保密”，“保密工作就是通过确保特定的信息不被暴露于众，以阻止可能的破坏性场面出现。其工作就是要降低秘密持有者的威胁性，从而暗中维护现存的权力结构”。（75页）沉默经常是与秘密联系在一起的，要认识沉默的危害（对谁有危害、什么样性质的危害），就必须对秘密的性质和可能的危害有所了解。讨论沉默或秘密的危害离不开伦理的思考。
美国伦理学家博克在《秘密》一书里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伦理思考。她把沉默视为秘密的一个方面，“沉默是秘密的第一道防线——希腊语arrétos（‘不可言’）就是这个意思。开始的时候，它是指不说（unspoken），后来也指不可言说（unspeakable）、语言无法表达（ineffable）和禁止言说（prohibited），有时候也指讨厌的和可耻的事情，这样一来，秘密的多种意思就全齐了”。
秘密是正大光明的反面，狡诈、阴暗、偷偷摸摸、蔽人耳目、鬼鬼祟祟，因此，人们会由秘密联想到说谎、否认、抵赖、欺骗。这样的联想甚至让人们以为所有的秘密（尤其是用沉默来保守的秘密）都是欺骗。这是把秘密与保守秘密的手段错误地混为一谈。其实，沉默不等于秘密，沉默只是保护秘密的手段之一。
将秘密误以为欺骗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所有的欺骗都与保守某种秘密有关，至少它要为自己是欺骗这件事保守秘密——骗子一定不能让别人知晓或察觉他在行骗，否则他的欺骗也就失去了效用。当然，也有不在乎欺骗效用的欺骗，它因此无须保守自己是欺骗的秘密，这种欺骗被称为“公开的谎言”。这是一种欺骗者和被欺骗者都心知肚明的欺骗。虽然所有的欺骗都需要秘密，但并非所有的秘密都是为了欺骗，那些被允许或被认为应该保守的秘密经常被称为“隐私”，如家人的亲密关系、匿名投票、个人信息的保密，等等。
同样，沉默是言论的反面，让人联想到的首先是对言论的压制。沉默是因为存在着限制自由公开言说的禁忌、惩罚、恫吓、恐惧。这样的联想让人推导出沉默总是与某种负面的事情有所关联。沉默是因为有人用强制手段在压制言论，而压制言论和制造沉默则是为了保护某种见不得人的阴暗秘密。因此，沉默经常都在指向某种阴暗的、见不得人的秘密。
对沉默的负面看法与对秘密的负面看法颇为相似，人们会问，既然你没什么需要隐瞒的，没有见不得人的，为什么要沉默，为什么不能说，为什么要保密？民主的公开原则便是基于这种“不亏心无秘密”的想法，美国第28任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说，“秘密意味着不规矩”，既然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亏心事，那就公开，不公开一定是因为有猫腻。人们普遍要求政府政务公开，要求媒体自由、言论自由、公民知情权，是因为相信这些是监督政府的最佳方式。他们把保密视为不民主的借口，也都是基于这样的看法。
许多社会学者和心理分析师也把秘密本身视为负面的东西，人们所隐藏的往往是他们视为可羞耻的事情，因为不好而不想让他人知道。个人在生活中可能会对自己的好事情保密，他们也许会有顾虑，怕露财招嫉恨、显露成就会被视为炫耀、没城府或没教养，等等。但是，政府和政客是没有这种顾虑的，他们有好事巴不得大肆宣扬，引为政绩，所以他们的秘密更令人起疑。
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相互联系的秘密和沉默之所以被视为有害，有三个根本原因。第一个前面已经提到，秘密和沉默是与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相悖的，强行命令保守秘密和保持沉默必然以侵犯公民权利和人权为代价。
第二个原因是，人对秘密的负面看法与害怕秘密有关，秘密让人怀疑是有阴谋诡计。凡人都会害怕被暗算，害怕被报复，害怕我在明处人在暗处。一般人都本能地不喜欢，也不信任秘密太多的人。他们要求公开，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安全感。公开有助于预测危险，碰到意外情况可以按常理出牌，合理应对。秘密增加了坏事的不可预测性和人的不安全感，破坏了生活的品质。秘密对有秘密者也不是一件好事，人要坦荡荡才自己心安，秘密太多，人难免心理阴暗。荣格（Carl G.Jung）说，秘密行事是一种心灵毒药，秘密行事的人会在群体中被疏离，人们会把这样的人视为“行事鬼祟”。
同样，秘密多的政府会被视为不能正大光明，必然是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或利益需要隐瞒。民众强烈要求官员行事坦然和公开个人财产，不仅是他们的知情权范围，而且更是因为他们需要对政府官员的行为和操守能够保持一种常态的放心。
第三个原因更为重要，那就是，权力与秘密的结合必然产生腐败，而这样的腐败总是需要用强行维持沉默才能遮掩。权力与秘密的结合不仅产生腐败，而且一定产生暴虐的统治，而且，权力与秘密的结合本身就是暴虐统治的产物。博克指出，阿克顿（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应该与他说过的另一句话结合起来理解。阿克顿说，“每一件秘密的事情都会变质，即便是正义的行政也不例外。任何一件不容讨论，不能公开的事情都是不保险的”。博克说，阿克顿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警告，“秘密与权力结合在一起是极端危险的。对于所有的人来说，秘密都带有腐败和非理性的危险。如果他们对别人有不寻常的权力，而权力又是秘密运用的，那么滥用权力的诱惑就会非常之大”。
主子对奴隶、雇主对员工、上司对下属都可能以秘密的手段来滥用权力，这已经足以造成很大的危害。如果政府、政党以秘密的手段来滥用权力，那就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掌权者们所保守的不再是个人秘密，而是集体秘密，官场上的集体腐败就是这样的秘密，它需要集体保守。在他们之间出现激烈权力斗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人“揭发”另一些人的局面，借助信息的自由流通（当然是有限的）搞臭、搞垮对手。泽鲁巴维尔称之为“检举揭发”，“自由流通的信息会瓦解现存的权力结构。这一点最鲜明地体现在检举揭发（blackmail）上。一个人只消把可能对身居高位的人不利的消息传播出去，就有可能彻底颠覆他们之间存在的权力关系”。（74页）在成功地彻底颠覆对方之后，胜利的一方在他们之间又会形成新的集体秘密。
一个集体既然要固守某些秘密，就一定会有许多事情不能让民众或“外人”知道。这样的秘密集体，包括政党、政府或者二者合一的统治集团，往往会陷入一种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处境，博克称之为“分享的困境”（shared predicament）。分享的困境指的是，知道集体秘密内情的那些“自己人”必须共同行动，他们不会同生死，但会同进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守护这种集体秘密的重要特点是层层加密的内外有别，以“帮规”“纪律”来强行维持。泽鲁巴维尔指出，有秘密的集体都有不把“家丑”暴露于众的禁忌，也都有不成文的“沉默守则”（codes of silence）。比如传统的西西里帮规，就是禁止黑手党党徒互相出卖的规矩；还有臭名昭著的“蓝色沉默墙”（blue wall of silence）。政治权力组织的“沉默守则”更胜于黑帮组织，他们不仅自己严密把守“沉默墙”，而且还把整个社会强行纳入沉默墙的防守范围之内，由此而形成“沉默文化”（cultures of silence）。沉默文化的原则也就是其守密原则，而守密的委婉语“纪律性”“不造谣，不传谣”都不过是一些“遁词”。（51页）
对秘密和守护秘密的沉默都必须提出一个伦理判断问题：以揭开秘密为好？还是以不揭开为好？对秘密的伦理判断实际上也是对不同事情该不该保持沉默的行为原则。正如博克所说，是否应该解开秘密，“对于心理治疗和事件调查都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个伦理判断首先应该针对“邪恶的秘密”，对邪恶的秘密，是不去管它，容忍它，不断受其祸害，还是用揭露它来打败它？另一方面，如果秘密是为了“保护某种可贵的东西——爱、友谊，甚至生命本身”，那么我们就有守护这些秘密的道德责任。
因此，不管是遭到胁迫，还是受到利诱，向权力出卖朋友，告密和背叛都是极其可耻的事情。专制统治一方面把任何它不愿意让民众或外部世界知道的事情说成是“国家机密”，以“严惩泄密”为手段来守护它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一方面又用各种组织手段逼迫民众相互告发、出卖和背叛。它一方面以个人不应该对组织有任何秘密的伪道德理由，肆意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一方面又以防范暗藏敌人为借口，把正常的政府治理变成秘密警察统治。这样的统治把秘密变成了它自身的目的，使掌控秘密的和被秘密控制的人们都无时无刻不生活在非理性的害怕、猜疑、恐惧、相互戒备和不信任之中。这时候，沉默掩盖的已经不只是秘密，而是一种荼毒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