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涡里的泪
——谈梁遇春

你象是一个灿烂的春

沉在夜里，宁静而黑暗。

——冯至：《给亡友梁遇春》

1930年代中，有人称梁遇春是“中国的爱利亚” ，这当然是因为他的散文明显地染有以兰姆为代表的英国18和19世纪随笔的风格色彩。梁遇春的散文在繁花似锦的白话散文里，虽然还称不上一流，但是立意新，议论风趣，笔调又宛转自如，没有一般说理文章沉闷板滞的弊病，确有其独特的风格。唐弢先生称之为白话散文创作的“另一条路，一条快谈、纵谈、放谈的路” 。

仅仅看到梁遇春散文中英国随笔的影响，还是不够的，中国传统诗文对他的潜在影响也不可低估。废名曾指出在梁遇春的散文里，外来影响和中国固有文化的作用这两面都看得出。 确实，只需翻一下《春醪集》和《泪与笑》，便不难发现，像《人死观》《谈“流浪汉”》和《论智识贩卖所的伙计》这样一些牛油气较重的文章，其实并不很多，而像《又是一年春草绿》和《春雨》这一类有浓厚的中国文人情调的文章却不少，而且越是到其创作的后期，后者所占的比重也越大。如果细细涵咏这些文章，你会感到在那些“泼地草绿”的文字里，有一股泪水的气息扑面袭来，使你不由得联想到晚唐诗和南宋词。

梁遇春的笔端为何会贮满了如许多的泪水呢？他生于书香门第，家境富裕，亲人慈爱，在福州度过的前十六年想必很幸福吧。后来的十年，除了曾一度在上海暨南大学教书以外，基本上是在北京大学幽静的书斋里度过的。这种平静安宁的生活，对于像他那样耽于书卷的人，应该是大可满意的了；况且他又是少年得志，不到二十七岁在文坛上就已享有声名，有二十余种著译行于世。按之常理，该当志满意得了吧，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他却不断地吟唱着一阕又一阕哀伤凄婉的歌。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的老师叶公超在《泪与笑》跋中解释道：梁遇春的文章其实是他对于人生的一种讨论，他对于人生的态度又多半是从书里经验来的，也就是说，他从书本里感觉到的经验似乎比他得自实际生活的经验更来得深刻，所以他能从平淡温饱的生活里写出一种悲剧的幽默情调，并不很希奇。 这个解释还不是很令人满意，它的价值或许在于指出了书本对梁遇春的精神性格和人生态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梁遇春是个极典型的书虫，他的生活就像是一间书房，塞满了书，留给现实的空间却很小。沉溺于文学书籍，固然使他的感觉变得异常地发达和敏锐，常常能够觉察到寻常人所不易看到的东西，但是也把他的心灵磨得太纤细了。对污秽鄙陋的现实，他简直不能稍加容忍，也不知该如何去应付，便只好退回到文学的纯美世界里去寻求安慰。他并非没有意识到文学会渐渐地消磨掉一个人的意志和行动能力。在《文学与人生》一文里，他认为文学和鸦片一样，有极其强大的麻醉能力，它叫人把心搁在虚无缥缈间，看着理想的境界，沉醉在里面，对现实的各种需求相应地减少了，一切做事能力也软弱下去。满怀着憧憬度过时光，无时无刻不在企求什么似的，然而又无时无刻不是让时光偷偷地溜过去，“为的是他已经在书里尝过人所不应当尝的强度咸酸苦甜各种味道，他对于现实只觉乏味无聊，不值一顾”。老是流连在这趣味无穷的虚幻国度里，渐渐地也就忘记了书外还有一个宇宙。所以在他看来，文学和现实人生之间永久地有着一层不可穿破的隔膜，一个人是很难同时安住在这两个世界里的。对人生太有兴趣的人，一般不大会去读文学书，他们更愿意去享受现实人生中实实在在的乐趣。只有那班早早地饮了文学的春醪，心儿被另一个世界牵住的人，才会有心做文学的忠实信徒，把文学当作人生的唯一目的，在朦胧境里过活。

怀着渺茫的理想，登楼远望云山外的云山，淌下的泪流到笑涡里，这就是梁遇春的生活。而当他从书斋的窗口探出身去俯瞰现实时，那种沉闷黯淡的景象怎能不让他悲从中来呢？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一切都不像书里写的那么有趣，到处都是令人郁闷伤心的铅灰色，硬板板地压在心头。对现实的极度失望激起了他的一腔愤慨，使他没法冷静而宽容地来看待周遭的社会现实。在他眼里，中国是个“空气沉闷的国度”，“触目都是贫乏同困痛” ，“无处无时不有火灾，我们在街上碰到的人十分之九是住在着火的屋子的人们。被军队拉去运东西的夫役，在工厂里从清早劳动到晚上的童工，许多失业者，为要按下饥肠，就拿刀子去抢劫，最后在天桥上一命呜呼的匪徒，或者所谓无笔可投而从戎，在寒风里抖战着，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成旷野里的尸首的兵士，此外踯躅街头，忍受人们的侮辱，拿着洁净的肉体去换钱的可尊敬的女性：娼妓，码头上背上负了几百斤的东西（那里面都是他们的同胞的日用必需奢侈品），咬定牙根、迈步向前的脚夫，机器间被煤气熏得吐不出气，天天显明地看自己向死的路上走去，但是为着担心失业的苦痛，又不敢改业，宁可被这一架机器折磨死的工人，瘦骨不盈一把，拖着身体强壮，不高兴走路的大人的十三四岁车夫，报上天天记载的那类‘两个铜片，牺牲了一条生命’，这类闲人认为好玩事情的凄惨背境，黄浦滩头，从容就义的无数为生计所迫而自杀的人们的绝命书……总之，他们都会无时无刻不在烈火里活着，对于他们地球真是一个大炮烙柱子，他们个个都正晕倒在烟雾中，等着火舌来把他们烧成焦骨” 。这番全景式的批判虽然笔势张扬，痛快淋漓，但终究只是浮光掠影式的印象批评，缺乏足够的穿透力和深刻性。梁遇春又好作偏激之语，比如在《猫狗》一文里，他把上海比作一条狗、北京比作一只猫，狗代表现实的黑暗，猫代表灵魂的堕落，世界是给猫狗平分了，现实的黑暗和灵魂的堕落霸占了一切。 这哪里还是社会批判呢？简直就是牢骚语了。

这也难怪，躲在高楼上，从书页的边缘望出去，现实世界终不免会影影绰绰地瞧不真切。相比之下，他对知识阶级的批判倒有力得多。他认为知识阶级里最多伪君子，他们对面子看得特重，为维持面子，便渐渐造成虚伪的习惯，对自然人情也就不能有深切的欣赏，把快乐全都放在淫欲虚荣权力钱财方面了。 所以知识阶级里最是乌烟瘴气，思想界的权威动辄要给青年开必读书单，用权威来做他的文力统一 ；一般文人则大都是时代狂，问题、主义高谈入云，还变戏法似地抛出一个又一个口号，一忽儿是血泪文学，一忽儿写实，一忽儿唯美，以至“以前高揭唯美主义，或谈颓废派的文人，峰回路转，居然以为文学是要散布N阶级的福音的，青年作家每次提起笔来都应当来完成新时代新人物的使命了”，像孙猴子似地大翻筋斗云，可到头来还是翻不出传统思想的掌心，那就是“文以载道” 。最可恨的是大大小小的教书匠们，这些知识贩卖所里的伙计，其实最不喜欢知识，只会摭拾前人的知识，七拼八凑成一个四平八稳的系统以作终生贩卖之用。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他们对新思想新学说不仅不感兴趣，反而不遗余力地加以诋毁。这样冥顽不化，作为知识源泉的怀疑精神自然是早已被他们抛到脑后了。他们不止自己这么武断一切，而且也把学生心中一些存疑的神圣火焰弄熄了，从而培养出了一批步他们后尘的小伙计。

连一向自命高贵清洁的知识阶级里都这样卑琐污糟，难怪梁遇春要感慨道：这是一个荒凉的世界，充满了黑暗。黑暗是人生的核心，而人生的态度也就是怎样去处理这黑暗了。

那么，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才是明智健全的呢？在《查理斯·兰姆评传》里，他拈举了三种人的人生态度：理想主义者不看人生，只耽于他的好梦，天天在云雾里生活；另一些人明知人生充满了缺陷同丑恶，却不肯正视，只专注于自然和人生中美的一面；还有一种人整个心被人世间各种龌龊事扰乱了，他们对一切虚伪、残酷、麻木和无耻，攻击同厌恶得太厉害了，仿佛世上只有毒蛇猛兽，忘掉了世上原还有歌鸟吟虫。他认为这三种人都只看到了人生的一方面，第一种人是痴人说梦，根本就不知道人生是怎么一回事；第二种人躲避人生，没有胆量直面人生，也就抓不到人生的真正乐趣；第三种人诅咒人生，当他谩骂时，也就把一切快乐都一笔勾销了。在他看来，“只有真真地跑到生活里面，把一切事都用宽大通达的眼光来细细咀嚼一番，好的自然赞美，缺陷里头也要去找出美点出来，或者用法子来解释，使这缺陷不令人讨厌，这种态度才能够使我们在人生途上受最少的苦痛，也是止血的妙方。要得这种态度，最重要的是广大无边的同情心……真正的同情是会体贴别人的苦衷，设身处地去想一下，不是仅仅容忍就算了。用这样眼光去观察世态，自然只有欣欢的同情，真挚的怜悯，博大的宽容，而只觉得一切的可爱，自己生活也增加了无限的趣味了”。真具有这种精神的，是兰姆。他有着最广大的同情心，任何时候都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所以他无论看什么，心中总是春气盎然，什么地方都生同情，都觉有趣味”。梁遇春把兰姆的“这种执着人生，看清人生，然后抱着人生接吻的精神”称为大勇主义。而大勇主义说白了，也就是生活的止血术，即对普通生活经验取一种玩味的态度，而对生活里不可避免的苦痛，则抱着通达超脱的胸怀，用“飘逸的想头，轻快的字句”把它们轻轻拨开。

所谓的生活止血术，其实就是一种艺术化的人生态度，即用艺术的华彩去涂抹现实，这样平淡乏味的生活乃至其间不可忍受的苦痛，就蒙上了一层朦胧可喜的光晕了。梁遇春醉心于这种生活的止血术，正是情理中事。既然他认为现实世界远没有文学中的世界来得纯粹而有味，那么就只能把琐琐碎碎的生活当作艺术来品味，也即是把生活创造成艺术了。事实上，他正是一直在竭力给自己平淡无奇的生活构造一个艺术化的背景：不善饮酒，却偏喜欢喝上几口，为的是可以借着酒劲胡乱说几句“醉中梦话” ；年纪轻轻就口衔烟斗，吞云吐雾，被人笑称为“口含烟斗的白面教授” ，其实并不是真的有瘾，只是喜欢西方学人的那种派头，还有抽烟斗时看着一斗微微发红的火光所感到的情趣 ；好睡懒觉，对别人的劝说非但不以为然，反要挖空心思，诌出一大通睡懒觉的大道理，以此自鸣得意 ；万分不情愿上课，即便人在课堂上也还是在睁着眼睛做白日梦，捣鼓出一些古里古怪的念头 ；读书嘛是要在床上、炉旁、烟雾中、酒瓶边才行，这样才能读出味道来，而手里捧着书的时候，倒多半是在做梦，幻想着“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的流浪的乐趣 ；在上海时，每天得到学校去上班，路上要花掉两个多小时，明明不胜厌烦，然而还是舍不得放弃玩味的机会，横说竖说，仿佛仆仆风尘也成了解闷消愁的最佳办法了 ；实在无聊得难耐时，竟会忽发奇想，拟写两通给一个失恋人的信，而这个失恋人却正是他自己本人，其实他哪有什么失恋的经验呢，仿佛悬想失恋的滋味于他也有无穷的乐趣似的 。

然而，苦心寻绎零星事物里的乐趣，又能抵什么用呢？穷里寻欢，泪中求笑，那欢笑终究是太勉强，太苍白，像是睁着眼睛幻出的红霞般的好梦。可见，所谓的生活的止血术说到底也不过是一种做梦术而已。

梦是梁遇春最喜欢的话题。他是那样迷恋梦，以至认为“梦虽然不是事实，然而总是我们做的梦，所以也是人生的重要部分”，好多追踪理想的人更是一生都在梦里过去，对于他们，梦反倒成了唯一的实在了。 梁遇春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追梦人，对于他，梦简直就是生命的朝露，而没有了梦，人生就如同沙漠一般荒芜了。 他那么嗜睡懒觉，与其说是懒惰，倒不如说是出于对梦的迷恋，且不说梦的惝恍和迷离之美，单是醒后躺在床上，静听流莺的巧啭，细看花影的慢移，细细回味前夜的痴梦，就又是一番好梦了。眠床就是梦之国，是和铁硬的现实世界截然相对的另一世界，难怪他要赖在床上不肯早起了。梁遇春又堪称白日梦大师，在他梦境般的目光下，再琐细再平常的生活琐事都能酿出一场好梦来，“看书会使你做起梦来，听你的密友细诉衷曲也会使你做梦，晨曦，雨声，月光，舞影，鸟鸣，波纹，桨声，山色，暮霭……都能勾起你的轻梦” 。最酣甜的梦当然还是文学，那些渺茫灿烂的文字才是最迷人的梦，如同塞壬的歌声和莲花的迷香，让人不想回到故乡去，愿意终生驻留其中。

梁遇春自称“是个迷恋着‘过去’的骸骨同化石的人”，他认为，将来和现在都是不可把捉的，“‘将来’总未免太渺茫了。‘现在’不过一刹那，好像一个没有存在的东西似的，所以只有‘过去’是这不断时间之流中站得住的岩石。我们只好紧紧抱着它，才免得受飘流无依的苦痛”。 将来是一种承诺，它只对那班抱着坚定的信念和希望的人才有魅惑力，现在则是对现实感到无穷兴味的强者们的乐园，唯有过去才是精神纯洁而软弱的人们的栖居之地，它是那样地遥远，既真实又恍惚，像是一场梦。就此而言，过去就是梦的延伸，而忆念也像是一场白日梦。

倘若一辈子在红霞般的好梦里沉醉不醒，倒也罢了，那虽然是蒙眼自欺，但至少不会尝到好梦破灭后的失落和痛苦。然而梦却终究脱不了是一个梦，注定要被坚硬的现实碰得七零八落。当梁遇春独处时，他还可以沉醉在自己幻出的弥天大梦里，飘飘然地感到无往而不自得；而当他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被迫应付各种各样的事务，和各色人等作无聊的应酬往来时，就不能不痛感到好梦如风流云散，呈现在面前的是一个冰冷无情的现实世界。这让他很困窘，不知如何来应付这个世界，因此“无论走进任何地方，态度都是不自然的” 。他似乎很怕和人交往，在北大时，常常独来独往，翩若孤鸿，有时在路上碰到同系同宿舍的同学，也仿佛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望一眼就过去，很少点头招呼，更不用说谈什么话了。 对于生活中的一些不满和苦痛，他也没能像兰姆那样豁达地用些飘逸的想法化解掉，而是深以为苦，常要鸣些骚音怨词。在北大图书馆任职的同时，他还要教些课，而教课又是他最厌惧的，在给友人石民的信里，便忍不住要大吐苦水。 他的感觉太敏锐，心灵也太纤细，别人安之若素的事情，他却偏不能忍受，遭受到的痛苦当然也就异常地强烈了。

和现实中的痛苦相比，由醒梦交缠的心境引发的痛苦似乎要更为深刻些。当梁遇春在梦的波涛里载沉载浮的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绮梦都只是水月空花，种种的幻觉都会消失，那时睁开眼看定现实“回想自己风尘下过千万人已尝过，将来还有无数万人来尝的庸俗生活，对于自己怎能不灰心呢？” 然而梦却还是难以割舍的，只要还能做梦，不管“是狰狞凶狠的噩梦，还是融融春光的甜梦，那么这些梦好比会化雨的云儿，迟早总能滋润你的心田” 。梦固然能给生活平添许多内容和乐趣，但是像这样“天天在心里建起七宝楼台，天天又看到前天架起的灿烂的建筑物消失在云雾里，化作命运的狞笑” ，毕竟是非常痛苦的。

人世间最悲哀的莫过于看穿人生的一切了。人原是靠了他的盲目本能，才能活得生气勃勃，若是看事太透，万事于我如浮云，怎能不万念俱灰呢？ 梁遇春人太聪明，眼光太锐利，别人看不破的事，他一眼便能洞彻底里，又喜欢暗想，凡事都要拿来细细咀嚼，这样一来，人世间的一切，甚至连最不容置疑的友谊和爱情，在他眼里便都显得暧昧可疑了。他虽然友朋无几，却是个至情之人，非常看重友情。只有在好友面前，他才能脱去平日的拘谨和羞怯，露骨地乱谈，燕语呢喃，仿佛要一口气把世上的话都说尽似的。 友情固然给了他许多快慰，但他对朋友之间能否有真正冥契于心的理解，仍然有所怀疑。有时他微笑着道出许多伤心话，朋友们却不能体谅，以为这些娓娓酸语无非是拿来点缀风光，更增生活的妩媚罢了。这让他深感到“知己从来不易知”的惆怅。 而“狂笑乱谈后心灵的沉寂”和“随和凑趣后的凄凉”，更是无处可诉，只有暗自埋在心里了。 所以，和朋友们在一起时，他虽然口似悬河，滔滔不绝，但是从不谈自己内心的苦恼，也不谈个人的身世。 对爱情和婚姻他也同样看得很悲观，尽管认为“在这短促的人生，我们最大的需求同目的是爱” ，但他并不相信有永久不变的爱。爱的美丽恰如青春一样，全在那蜻蜓点水、燕子拍绿波似地同我们一接近就跑去这一点，所以失恋人和结婚不得意的人反倒是幸运者。他们在极端的失望里还能“爆发出一线对爱情依依不舍的爱恋，和凤凰烧死后又振翼复活再度幼年的时光一样。只有结婚后觉得满意的人是最苦痛的，他们达到日日企望的地方，却只觉空虚渐渐地涨大，说不出所以然来，也想不来一个比他们现状再好的境界，对人生自然生淡了，一切的力气免不了麻痹下去” 。梁遇春在二十一岁时，即已心怀畏惧地提到了“夫妇中间失恋的痛苦”，认为“这种肺病的失恋是等于受凌迟刑”，“是天地间惟一的惨剧”。 结婚后，他似乎也成了那种对婚姻生活无所满意的人，因此常忍不住要重弹旧调，指责“婚姻制度的最大毛病也就是在于日夕聚首：将一切好处都因为太熟而化成坏处了” 。他仍然保持着单身汉的生活习性和感觉，妻子偶尔归宁，他便喜不自胜地独酌于酒楼，醉后挑灯，重温年前的单身生活。 妻子住院生产那阵子，他却乐得独自在家，写下了《她走了》《苦笑》和《坟》这三篇抒写凄苦哀怨的失恋之情的文章，让人瞠然不知所以。

梁遇春也知道，“一个人活在世上总须有些目的，然后生活才会有趣味或者是甜味，或者是苦味”。而像这样用理智去怀疑一切，将无数的价值观念一一打破，就等于是把自己的心一口口地咬烂嚼化，等到对理智本身也起怀疑时，整颗心也便吃完了，此时哪还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人生目的呢？剩下只是玲珑的空洞了。

然而这还不是彻底的空虚，他的心头还积聚着蚀骨钻心的自怜和自恨。梁遇春的内视倾向非常强烈，他忍不住要时时地分析解剖自己，结果却发现，“自己是一个sentimental有余而passionate不足的人，所以生命老是这么不生不死的挨着，永远不会开出花来……老是过着灰色的生活，天天都在‘小人物的忏悔’之中，爱自己，讨厌自己，顾惜自己，憎恶自己，想把自己赶到自己之外，想换一个自己，可是又舍不得同没有勇气去掉这个二十几年来形影相依，深夜拥背……的自己” 。不断地玩弄吐唾自己的各种心性，做事的雄心和信心也就渐渐地磨灭了。他也痛恨自己的孱弱无能，羡慕那些不计得失后果，只凭着一股生命的蛮力往前冲的人。当他看到壮健的救火夫们在夜色中拖着水龙飞跑过街时，不禁赞叹“他们的生命是多么有目的，多么矫健生姿”，再回顾自己枯瘦的影子，更是心痛不已，哀叹自己恰是那班怯懦无能之辈，躲在高楼上玩物丧志地谈着无谓的书，成了一个废人，不敢上人生的舞场和同伴们狂欢地跳舞，却躲在帘子后面呜咽，虚度了青春同壮年。 他甚至认为“普天下种种迫害我们的东西”中，“最大的迫害却是自己的无能，否则拨云雾而见天日，抖擞精神，打个滚九万里风云脚下生，岂不适意哉？”但是怀疑的根性又使他觉得在人生舞台上演得再热闹，也无非是使后台地上多些残脂剩粉、破衣碎冠。后台的情景始终在眼前，装个欢乐的形容，无非更增抑郁而已。倘若真这样想，倒也罢了，虽然这听去像是阿Q的口吻。他却不肯就此罢休，非要挖出自己的心来，说道：“也许这种心境是我们最大的无能，也许因为我们无能，所以做出这个心境来慰藉自己。” 这真是抉心自食的伤心语了。

自怜自惜，自怨自艾，虽然使他得以造出一种依依的心怀，来排遣空虚 ，但这样“精神老是依着自己，外面无所附着，有时就有支持不起之势，信心因此慢慢衰颓了” 。到了这种地步，“不但没有做梦的心情，连一切带劲的念头也消失了，真是六根清净，妄念俱灭，然而得到的不是涅槃，而是麻木，麻木到自己倒觉悠然” 。悲哀和惘怅织成了日常的心境 ，白茫茫的一片，不辨东西。书是看不下去了，东西也写不出来，只剩下一个静默——死的寂然。 死成了最后的诱惑，有时静想死后的无限风光，竟也能感到一种不可名言的痛快。 即使是和朋友高楼把酒，酒酣起舞弄清影时，凭栏远望天上的半轮明月和下面蚁封似的世界，也会涌起一股冲动，想跨栏而下。

人生至斯，真是不如归去。然而还有父愁牵挂着残生。既为人父，就得忍耐些，为了孩子而把自己重新抛掷到过去的幻觉里，从他们的生活里去度自己第二次的青春，再饱尝一场哀乐。

华年磨灭，彩云散尽；杯中春醪行将倾尽，坟墓的阴影也染上了残年。当他想鞠躬尽瘁地做一个“理想的丈夫”和“贤明的父亲” 时，生命的弦却嘎然一声全断了。“天下事不完亦完，完亦不完” ，这善言竟像是他最后的叹息了。

在一篇评介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的文章里，梁遇春指出“奥布伦摩夫这种人物仿佛可以代表中国现在很多有志的青年。心里怀了很多的理想，天天想有所为，终于谈笑送华年……草草一生” 。他这样说，似乎不无自况之意。梁遇春一生的哀痛和他的病态性格确实不无关系。他的一生过得太平顺安逸了，几乎没有遭受过什么风浪和挫折，他的生活世界是那样狭窄，人生经验也极为有限，而当他用从书本上习得的理智来审视现实时，便难免要惊跳起来了。他只愿意认同书本中的理想世界，对于有限的现实世界却不能忍受，便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么耽于梦幻，要么对现实抱着过于尖刻的看法。对世界和人生的最终结局，他确实看得很清，但是参破一切，并不等于闻道，闻道难就难在必要从破缺中生出绝大的爱来，即对人生必要有坚执的肯定，才能进乎道境。若是徒挥理智之剑破弃一切，最终得到的只能是万劫不复的大空虚了。聪明过头便成了愚妄，这也是千古不易的教训。

在梁遇春死后不久，韩侍桁著文批评梁遇春是“一个聪明的腐坏了的孩子”，他和他的思想“正可以代表出我们时代中一部分受了文学的陶养，而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的青年的；可以称为他的弟兄的，我相信是不只一个”。

确实，只需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梁遇春的“兄弟姐妹”实在为数不少，如“莎菲”时期的丁玲，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等浅草社和沉钟社的一帮 ，被称为文坛孤雁的王以仁、《画梦录》时期的何其芳，还有以译莎士比亚作品而名传后世的朱生豪 等，他们都是出生于上个世纪的头十年，在“五四”新文化的直接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人，又都带着同一种鲜明的精神标记，那就是感伤、苦闷和彷徨。

这种普遍的精神感伤固然有着直接的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黯然退潮，国内军阀混战的动荡局势，大革命的迅速失败，使一班有志青年感到昔日玫瑰色的理想已经破灭，心头的热情慢慢地在湮灭，感伤和颓唐的情调却像黑云降临，重重地压在了心头。然而，把原因全部归结为当时社会现实的恶劣，还是远远不够的。在我看来，感伤只是一种深远的精神危机的症象，而这种危机根本上是由精神价值依据的失落造成的。

危机的种子其实早已埋下了。自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饱尝屈辱，多年的积弱已暴露无遗。古老帝国竟已濒临瓜剖豆分之境，这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不能不迫使一班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探讨西方雄强之因，进而寻求自强之策。在经历了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失败之后，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开始从技术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和文化价值的层面，与此同时，他们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反思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严厉。现代世界是一个崇尚力的世界，力是衡量一种文化优劣的最重要的依据。倘若一种文化不能滋长出强力来，就会被认为有着致命的缺陷，当然也就是较劣等的了。抱着这种非常功利的眼光去审视自身的文化传统，满目所见自然只是传统的敝旧和纰漏了，只觉自己样样不如人。从魏源、林则徐，到王韬、康有为，再到梁启超、谭嗣同，以及严复和林纾，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在不断地跌落，反传统的呼声也在日渐高涨，传统的文化秩序已经摇摇欲坠了。“五四”激烈的全盘反传统主义只是实施了对传统的最后一击，它是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思想和社会变局的一个必然产物。在经历了“五四”反传统主义的疾风狂雨之后，文化传统已告破产，它被抛弃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地被判定了。

然而，一旦抛弃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引进和吸收西方外来文化也就失去了切实可依的价值基点，以致西化论始终只是一片浮响，看不到有多大的实效。 病急偏下虎狼药，于是，只见问题、主义满天飞，好不热闹，但真正潜心研究西学以便援为己用的人却很少。 在褪了色的民主和科学旗帜下，是思想的极度混乱。一切都已破弃无遗，就等着最终的空虚降临，来收拾这凌乱的战场了。

狂飙急进的知识分子们为自己也为后人掘下了陷阱。当浮响渐渐归于沉寂时，他们终于发现，在汹涌的时代狂潮里，自己竟然没有一个可以立足的地方，无论是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还是在西方思想学说里，都找不到可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

这种无所归依的空虚和绝望，在鲁迅等“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们身上就已根芽茁露了。但他们毕竟是从传统的阵营里反戈而出的巨人，与传统之间仍然有着深厚的精神气脉上的联系，博大的人格力量使他们多少还能抵御掩面袭来的空虚和绝望，因而这种精神失根的危机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是一种悲剧性的崇高。而像梁遇春这样的“五四”后一代，与传统之间的精神联系已非常脆弱，先天的不足使得他们缺少上一代人那样充沛伟岸的人格力量，柔弱的灵魂哪能承受住绝大的空虚的重压呢？没有鲁迅那种看定空虚然后慢慢举起投枪的勇气，有的也就只能是一片哀鸿和蛩泣之声了。

“五四”时代标举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对梁遇春们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五四”时代激进的知识分子出于反传统的需要，大力强调个性解放和精神独立，反对一切权威的束缚，提倡建立一种个人本位主义的新道德，极端的个人主义遂成为一种流行的思潮。个人主义本是西方文化长期的演变和发展所孕育的产物，它和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所提出的天赋人权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其核心是个人的自主和独立源自对个人本身价值的体认，而这种价值最终则来自于由宗教信仰世俗化所演化而成的伦理信念。 “五四”知识分子在鼓吹个人主义时，显然没能注意到个人主义的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而只是仓促地搬来作为反传统的有力武器，致使个人主义和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互相激荡，走向极端化。于是我们发现在“五四”极端个人主义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基本上都是些游离于历史、传统和社会之外的孤零零的个体，在他们眼里，天地间似乎只横亘着一个大写的“我”，在“我”之外什么也没有。所谓的救国拯民的志向，也多半是虚假的，他们只把这看作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方式。极度的自我膨胀恰恰是最脆弱的，当幻想的黄金好梦一一破灭，疏狂的志向不得伸展时，他们便迅速地转向内心世界，不断地玩味那一点受挫后的哀痛。病态的自我关注使得自我变成了硕大无朋的精神负担，脆弱的心灵终于被碾成了齑粉。内心永久地交织着自尊与自鄙、自爱与自恨，这难耐的撕痛使他们不由得要求助于艺术、自然、冲动或梦，在醉狂中暂时抹煞自我。然而，醉狂终究要过去，接着降临的是最终的空虚和在劫难逃的焦虑。

人生在世，必须要有一种精神价值来支撑起生命，而当自我无限制地膨胀，拒不承认其有限性时，在他们狂妄的理智之目中，自然就不可能有任何切实可依的终极价值了。一切都是怀疑的对象，甚至包括那据以怀疑的理智。这时，生命里便只剩下溟溟漠漠、无边无际的空虚了。

然而，在被空虚紧追不舍时，还是得想法子应付。要么像梁遇春和王以仁那样，等待着死神的召唤，抱恨而殁；或是像丁玲和何其芳那样，勇敢地把自己献上祭台；再就是像朱生豪等人那样，用眼前的工作来填补和抵挡空虚。

（原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U/TkaqcPfOztnfHgeiJnx5mwmHSZTu4p8+galZ0BxzCZU1di75qOeq4Y3Zn5gd6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