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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性格里，充满着矛盾的两极端，因此他的一生，就不得不为这矛盾所苦”
，当郁达夫这样评说卢梭时，心底翻涌着的是怎样一种惺惺相惜的悲酸和苦涩呢？早在1920年代的中国文坛，郁达夫就以其大胆的自我暴露赢得了“中国的卢骚”的称誉。在性格上他确实有许多地方和卢梭很相似，譬如因纤敏易感而起的情绪的大起大落，近乎偏执的内省倾向以及严厉的自我剖析和谴责……当然最根本的契合还在于他们的内在自我的分裂和冲突。他“豪爽热情，却又偏多感伤情调，有时甚至陷于颓唐；他孤高傲世，蔑视流俗，却又自卑，甚至到了自我作贱的地步；尽管有时放浪形骸，但他本质上是一个严肃地对待生活的人”
；他天真率直，坦诚得惊人，却也不乏世故老练的一面；他追求闲逸，幻想超脱，偏偏又难以忘怀国事世情。如此剧烈的内心矛盾冲突得不到有力的整合，怎能不导致自我的内在分裂并酿成深重的心灵灾难呢？这甚至会极大地影响到他的感知和行为方式，使他在四处碰壁后软缩到内心世界，自怨自艾，自伤自怜。不幸的是，郁达夫虽然有着卢梭自我矛盾的一面，却不具备卢梭作为一位思想家的坚毅执着的品性。因此，倘若说自我的矛盾和分裂在卢梭那里还张扬着直面人性的复杂底蕴并勇毅地追求超越性整合的宏大而悲壮的气象，那么在郁达夫那里就只剩下了那种无法排遣的凄伤和哀怨。
感伤和忧郁是郁达夫性格的基调。这种情感倾向的形成自然也有着个人成长心理学方面的原因，譬如，早岁丧父不仅致使家庭陷入经济困顿之中，使得早年的贫寒成为他终生挥之不去的创伤性记忆，而且也使他在人格成长的过程中丧失了强有力的认同对象，从而形成了柔弱而内敛的自我；长期负笈东瀛的孤寂岁月也助长了他性格中的纤敏和忧愤。然而从个人成长心理学角度作出的解释毕竟有其局限性，它无法解释何以在瞿秋白、梁遇春、何其芳等一批现代文人身上都会流溢着郁达夫式的感伤和忧郁。这种普遍的精神倾向有着更为深广的历史时代背景。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动在根本上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一方面，工业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运动、速度、光和声音的新变化，这些变化又导致人们在空间感和时间感方面的错乱”
；另一方面，文化传统的崩溃也使人们在面对世界时丧失了可以依恃的精神后盾，于是在现代人眼里，世界已不再是一个稳定有序、可以把握的对象，而像个庞大紊乱、变幻莫测的怪物，构成了一种惘惘的威胁。面对这个异己的世界，人们已不再拥有昔日悠游自如的亲切感和自信心，而陷入了无力把握的沮丧和惶恐之中。这种新型感知方式深刻地制约着人们对自我感觉和经验的判断。感知方式的变化在感觉敏锐的文人身上更会得到迅速而强烈的体现，“因为艺术家的神经纤敏感觉锐利，所以一时庸人还不曾感到的苦闷、反抗和不满，艺术家就比他们要早几十年感到。或者一般庸人，在同一时代内所感到的痛苦、烦闷等，艺术家因为神经纤敏的缘故，要比庸人多感到一倍”
。因此当我们听到文人们弹奏出或凄哀或愤激的乐音时，或许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郁达夫最为哀伤不已的，恐怕还是文人在现代社会里失落的境遇。文人备受尊崇的黄金时代已去如杳鹤，在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里，不事生产的文人似乎成了多余人，为了求生，他们被迫卖文鬻字，四处奔走，无有定所。他们表面上虽享有着流浪汉式的自由，但这是一种失去任何生存空间的自由，一种被抛弃的自由，而且沉重的经济压力更是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一点可怜的自由转化成了一种极其惨酷的精神折磨。吁贫叹穷是郁达夫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从他忿懑的绝叫中我们不难看出生计问题给他带来了何等沉重的精神压力。1921年从日本学成归国后，他本打算在上海靠文学谋生，但是严酷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他的玫瑰色的文学之梦。他在上海四处奔波，结果竟找不到一项足以糊口的固定职业，便只好蛰居于亭子间，昼伏夜出，靠偶尔获得的微薄的稿费果腹。像这样连养活自己都还成问题，又哪有余力来蓄养妻孥呢？迫于生计，他只得辗转流徙于安庆、北京、武昌、上海、广州等地，谋求教席，却没想到四处遭到排挤倾轧，碰得个头破血流。随着文名渐隆，他的经济状况也开始有所好转，但早年求职屡屡失败的经历以及贫寒拮据的生活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仍然使他时时坠入凛凛自危的感觉之中。避居杭州的那几年可说是他生活最为安定的时期，交权贵，读古书，游名山，名士的隐逸气很浓厚。然而，即便这样悠闲，他也依然摆脱不了对覆巢之危的近乎本能的警觉，慨叹“人到了中年，感觉最切的，是无钱的悲哀”
。他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文人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不做文人，一条是不要靠文章来吃饭，在《弄弄文笔并不是职业》一文中，他奉劝青年切不可以弄弄文笔作为谋生的职业，若是出于对文人的盲目崇拜，“凭了一时的感奋，不顾前后，马上就跃入了诱惑、不着实地的急流旋涡之中，一生的快乐与事业牺牲了倒还事小；有的时候，恐怕连性命都要保不安全”
。在《小说与好奇的心理》里，他更干脆认为文学和爱情、忠君爱国一样，“都是生活问题解决以后的一种消化Dessert Course。有了原更好，没有也并不是必要的”
。这当然只是饱含激愤的怨言。事实上郁达夫对文学极为钟爱，在他看来，文学不仅具有美的价值，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赖以追寻梦里青花的无何有之乡，而且还具有知的价值，可以让人们认识到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及人生的各个侧面，而文学家们在作品里寄托的理想也可以成为后人依照实施的蓝图。
言论上的巨大反差正反映了郁达夫的失落者的心态。为了谋生而被迫出卖自己的思想、知识乃至人格，这对于视自由和真诚为生命的文人来说，当然是极其痛苦的。这一重苦痛正是中国现代文人基本的生存境遇之一，他们的感伤和忧郁与此恐怕也不无关系吧。
在现代社会里，一个人只有通过手腕和逃避才能保住自己的自由。而绝大多数文人，根本就不具备逃避的条件，他们只能忍气吞声地与世人虚与委蛇，以求得立锥之地。郁达夫世故老练的一面多半就是如此催逼出来的。他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就是一个极明显的例子。1927年可说是郁达夫一生中思想最为激进的时期，他一改昔日的颓废作家的形象，以崭新的激进姿态出现在文坛之上，不仅撰写了不少鼓吹革命的政论文章，还第一个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这果真如某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标志着他思想上的转变？其实不然。郁达夫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中提出的口号虽然与其后的共产党理论家相一致，但内在思路很不相同。他并没有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为思想背景，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只不过是出于他作为文人的敏感和警觉。广州之行使他认识到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专政的人物，和握有兵权的人物，大抵是以出于小资产阶级而受过前期资本主义的训练者为多。他们要利用民众的时候，不妨造出很动听的话来打倒比他们更大更有实力的旧阶级，而万一事功成就之后，或竟至事功半就的时候，他们的根性，就会发露出来，要压迫大多数的民众了”
。因此他呼吁真正彻底的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劳动者和农民——来做中心人物，才能获得成功。这一思路显然是与《广州事情》相一致的。随后发表的《<鸭绿江上>读后感》和《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虽然进一步明确指出与现阶段的中国国民革命相适应的革命文学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文学，甚至断言“将来中国若没有文学则已，中国若有文学，一定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文学”
，但这两篇文章在骨子里也仍旧是前一思路的延伸，只不过是声势虚张得更厉害了点而已。其实，对于当时的国民革命，郁达夫根本就抱着怀疑和绝望的态度。在日记里他写道：“现在的革命，恐怕也不过是回光返照的一刹那，真正的共产政府，真正的无政府的政府，恐怕终究是不会有实现的一日的。”
既然如此，那他为何要这般不遗余力地鼓吹革命、倡导无产阶级文学呢？这恐怕与他对现实生活的深谋远虑不无关系。他极其珍惜自己在文坛上已占据的一席地位，不愿意过早地失去这一切，成为一个落伍于时代的“老作家”。而当时的文坛几乎完全被政治形势所左右，国内革命形势的高涨诱使许多作家投笔从戎，另谋发展。郁达夫的老友郭沫若和成仿吾等就纷纷南下投奔广州政府，郭沫若更是摇身一变，成了风云一时的人物，这对于自恃在三人中才分最高的郁达夫当然是一种刺激。在广州时的日记里他慨叹“此后若不自振作，恐怕要成一个时代的落伍者”
。在“革命”之风甚嚣尘上的文坛，他若不跟着鼓噪，确实很快就会被遗忘掉，这对于一个以卖文为生的作家来说无异于自绝生路，他又怎能不心怀恐惧而去追波逐浪呢？与王映霞的结识和相恋形成了另一种压力。同当时众多的时代女性一样，王映霞也是言必革命，竭力鼓励郁达夫去投身革命，做一番事业。为了获取她的欢心，郁达夫自然是言听计从，努力要鼓荡起寒灰的生命以迎来第二度的青春了。更大的压力大概来自于对未来生计的考虑。郁达夫深知“培护名花，要具有大力”
，与王映霞结合后必须有大笔的钱才能支撑起这个家庭，而要多赚钱，只有多写文章，而且还得是投一时之所好的热门文章才行。他后来提倡农民文艺和大众文艺，虽然与本身创作力的衰退不无关系，但也不能不说在内心深处有着这一方面的现实考虑。可见，郁达夫的世故老练不过是一种软弱的自我保护手段，它掩盖着的是对于不可理喻的现实和无法预知的未来的莫可名状的焦虑和恐惧。
世故老练毕竟不是郁达夫性格的本色，他那点在险恶的生存环境逼迫下习得的手腕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在时代的滔天浊浪里，连狡诈多变的权术家都不免会触礁毁亡，更何况是他那样的文人？他的性格柔而不韧，慈而不狠，为人过于坦诚，心机不够深密，生活上又过于脱略不拘小节，这种十足的文人习性只能让他在现实生活中吃尽苦头。要俗就得俗到底，要世故就应舍得抛弃己见。郁达夫却做不到这一点，在骨子里还执持着真诚，每遇大的问题关节，总不肯做一个“糊涂”的聪明人，所以会到处遭人挤兑，真正知心的朋友实在少之又少。扰攘乱世中，几乎人人都怀着一肚子的下流念头，既然知道“中国人的文法变化只有一个字，就是你揩油，我揩油，他揩油，你们揩油，我们揩油，他们揩油”
，就应该心照不宣地也去揩油，何必多事，去指陈广州政府革命招牌后的污糟呢？弄得十数年的老友“都不得不按剑相向”
。提倡无产阶级的文学时，又一厢情愿地以无产阶级的一分子自居，却没料到不久就遭到了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新锐们的猛烈攻击，被判定为“没落的士绅阶级底最彻底最大胆的代言人”，“唯一的出路，只有醇酒妇人以消极的自杀”
。以发起人的身份参加“左联”，又疏懒成性，不愿参加“左联”频繁举行的各种大小会议，终至被议决除名。流亡于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时，他冒着生命危险与日军周旋，还开办了一家小酒厂，借此掩护胡愈之等流亡的进步文人，可是胡愈之等人秘密组织“同仁社”，却没有邀请他参加，甚至都没有向他透露过一丝口风。郁达夫自然也猜到他们有个秘密组织，所以每次碰到他们几个人聚在一起像是在讨论什么时，总是有意避开。
当你在用自己的生命护卫着一帮人，可这些人却并没有把你当成值得信赖的自己人时，你心里会是怎样一种滋味？
长天渺渺，孤雁失群，极目四望，看不到一片可以栖足的绿洲，这一份孤独和悲哀该如何来承担来化解呢？郁达夫生性柔弱，对异性又有着近乎病态的欲望，沉湎于醇酒妇人似乎是他最容易想到的逃避方式了。在萍踪飘泊的早年，他频频出入于烟花柳巷，并以自身的游狎经历创作了《茫茫夜》《秋柳》等一批小说，也因此蒙受了色情作家的恶名。其实在1920年代初，狎妓之风在知识阶级圈内相当盛行，当时北平各大学的学生和教授都喜欢逛窑子，大家互不照面，真正在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人实在很有限。
对这些风流韵事，一般人自然是羞于启齿，更别说形诸笔墨了，郁达夫却毫无顾忌地将它们写进小说，还要大肆地渲染一番，由此也可见其性格的痴狂。郁达夫虽然常常混迹于花柳阵中，但毕竟与那些单纯以泄欲为目的的嫖客不同。他早年就极迷醉于古典诗文，浸淫之深，殆非常人可及，又天生一副才子情调，对传统文人诗酒征逐、挟妓而游的名士风采自然是神慕心仪。在他看来，游走青楼不仅可以使他暂时摆脱孤独和烦忧的侵袭，而且本身也是极其风雅的韵事。这种迂痴的观念使他对待妓女的态度极为特殊，“他在她们面前说话时，是十分潇洒，温和，自然，而且彬彬有礼。问问她们的生活状况，客人多少，收入多少，于剥剥瓜子，喝喝清茶，闲谈一阵之后，即便起身”
。妓院之于郁达夫就如同是一座避难所，它虽然也充斥着虚假、做作和欺诈，但与外面寒冷黑暗的世界相比，毕竟要温暖舒适得多，更何况他还可以在不幸的妓女身上获得同命相怜的体认和慰藉呢。《茫茫夜》和《秋柳》里的于质夫挑人的条件便极其古怪，他不要年轻漂亮的，专挑不好看、年纪大、客人又少的妓女，最后竟然挑中了毫无姿色又呆头呆脑的海棠。对于质夫来说，海棠宛如一面镜子，从她备受冷落和欺侮的遭际，他可以窥见自己落魄潦倒的境遇，因而才这样慨叹道：“可怜那鲁钝的海棠，也是同我一样，貌又不美，又不能媚人，所以落得清苦得很。唉，侬未成名君未嫁，可怜俱是不如人。”
对海棠的怜悯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自我垂怜，就此而言，狎妓似乎也成了一种对自身境遇的确认方式。
在古代中国，狎妓是文人的雅癖。与文人交游的妓女大都是聪慧温婉的女子，既善解人意，又风雅多情，其中不少人甚至还长于吟诗作画、轻歌曼舞。与这些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的“解语花”诗酒盘桓，自然极具浪漫情调，长久的耳鬓丝磨甚至还会擦出爱情的火花来。到了现代，这种风流余绪却已烟消云散了，狎妓已不复昔日兽香微温、檀板轻按、樱唇徐启、浅唱低吟的旖旎风光，而只剩下了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和肉体的交换关系。难怪郁达夫在失望之余要责骂中国的妓女是一个大失败，只会在那里模仿“旧式女子的怕羞，矜持，娇喘轻颦，非艺术的谎话，丑陋的文雅风流，粗俗的竹杠”等等，使像他那种“不伦不类的人物，就是嫖妓女，也完全不能找出赏心的乐事来”。
狎妓原是为了排遣内心的孤寂，然而郁达夫虽然日日沉浸在红绿的酒色里，孤独的感觉却始终如影相随，挥之不去，而在夜深人静，欢筵撤散，“肢体倦到了不能动弹的时候，这一种孤寂的感觉，愈加来得深”
。不仅如此，放浪形骸的生活还引发了自我道德谴责的内心风暴。郁达夫表面上是个沉湎酒色的荡子，骨子里却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内心的道德制约力相当强大。于质夫被迫在海棠处宿夜，虽然心里“也有些好奇心，想看看中国妓女的肉体”，可同时又“觉得被人家疑作了好色者，心里感着一种侮辱”。
因怕被别人疑作色鬼，在其后的几天里，他甚至不愿再到妓院去，宁可把自己关在牢狱般的房里，心里不断地忏悔：“我是违反道德的叛逆者，我是戴假面的知识阶级，我是着衣冠的禽兽！”
这种欲与理的冲突以及伴随而来的激烈的自我道德谴责，在郁达夫的小说和散文里随处可见，这当然源自于他自身的体验。在《<茑萝集>自序》里，他辩解道：“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那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运命，不得不如此自遣耳。”
严厉的自我谴责还能起到一种自我辟解的作用，化解他心中郁积着的沉重的道德压力，仿佛一经自我谴责和忏悔，自己便又成了一个良心上清白无辜的人，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游荡于妓院娼家，直至危机再度爆发。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如饮鸩止渴，结果是越来越难以自拔，内在的心灵冲突也越来越趋于严重尖锐。游走青楼，却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嫖客那样，把一切道德禁忌抛在脑后，在肉欲的冲动中放纵自己，麻醉自己，偏偏要不断地在心里作道德忏悔，以此来折磨自己，辟解自己，这就是郁达夫式的“醇酒妇人”！
郁达夫一度对爱情寄予了很大期望，以为飘泊无依的灵魂可以在异性之爱的平静港湾抛锚停泊。早在《沉沦》中，他就高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在《茫茫夜》里，他借于质夫之口再次叹道：“我情愿将我所有的知识，完全交出来，与你换一个有血有泪的拥抱。”
爱情终于姗姗来临。王映霞的出现给他寒灰的生命吹进了一股生气。然而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平生感得幸福的时间，总不能长久。一时觉得非常满足之后，其后必有绝大的悲怀相继而起”
，悲怀果真乘着幸福的羽翼悄悄滑落了。一朵花再娇艳，也还是无法装点广袤无边的荒野，更何况这花自身也会枯萎凋零呢？爱情当然也无法填补从生存深处吐涌而出的精神空虚，而且爱情一旦降落到婚姻的地表，它的仅有的一点超越性的精神价值也会被琐屑繁冗的日常家庭生活消磨殆尽，矗立着的就只是一个由种种责任勉强支撑住的空壳了。郁达夫大概也尝到了爱之梦幻灭后难言的滋味。婚后仅仅半年，长期缠绕着他的忧郁病便再度发作了，人生的空淡使他厌倦于生，而在一处——即便是温暖的家——沉滞久了，便“只想把包裹雨伞背起，到绝无人迹的地方去吐一口郁气”
。然而，有了家累，他哪还能像早年那样随风飘荡、浪迹天涯呢？于是，散步便成了离家漫游欲望的象征性的满足。蛰居上海赫德路时，他时常悄没声息地独自出门，反背着手，低着头，一声不响地沿着马路往前走，有时即使发现王映霞尾随身后，也不理不睬，只顾独自往前走，总要走到很远的地方才折回头来。有一次为了一件小事与王映霞赌气，他竟即刻一言不发地走出家门，乘船只身一人到了宁波。郁达夫显然不习惯于有规律的家庭生活。
移居杭州后，他写了不少聊以自娱的读书札记和山水游记，心境似已趋宁静，“不再是带些病态的心灵探索者了”
，倒像个优游林下的隐士。然而“风雨茅庐”并未能为他抵挡人世间的凄风苦雨，人生的空淡一如往昔，精神漂泊无依的危机更是愈来愈深刻了。在《春愁》一文里，他哀叹道：“去旅行么？既无同伴，又缺少旅费。读书么？写文章么？未拿起书本，未捏着笔，心里就烦躁得要命。喝酒也岂能长醉，恋爱是尤其没有资格了。”
平时心里烦闷，就只好踱进吴山和玉皇山，借登高远望来一消胸中块垒了。人到中年，四海飘零的游子生涯让他渐生厌倦，渴望着能有一个安稳的家，“在家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
，似乎这样便能安顿此身；而在这个愿望实现之后，平静的生活反而更加凸现了人生的空淡，于是好旅游、喜飘泊的性情又渐渐抬头，他又跃跃欲试地想冲出家的牢笼了。郁达夫曾慨叹“运命的使者，把我从母体里分割出来以后，就交给了道路之神”
，一语成谶，无终止的飘泊竟真成了他不可逃脱的宿命。
无可排遣的空虚使郁达夫彻底地陷入了绝望。身边的世界和个人的生活都在不可阻挡地沉落下去，在绝望之余，他“只好希望着一种不意的大事件的发生”
，可让他攀沿着爬出空虚的渊薮。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终于使他如愿以偿，他仿佛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那就是献身于抗战。他虽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以笔做枪，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但是抗战的烽火却并没能把他从一个忧郁的文人淬炼成坚强的战士。在骨子里他依然是昔日的郁达夫，不仅生活上仍然保持着跌宕不羁的名士作风，时常宴饮酬唱，游山玩水，招来了一些严厉的批评
，就是对抗战的前途也抱着怀疑和悲观的态度，写下了“山河那待重收拾，寇盗何妨任蔓延。无恨岂宜歌慷慨？有生只合作神仙”
这样的诗句。星岛失陷后，他窜逃于苏门答腊，处境险恶，意志更加消沉，常哀叹自己是已经完结了的人
，“旧梦忆同蕉下鹿，此身真似劫余灰”，“衰朽自怜刘越石，只今起舞要鸡催”
。心境颓唐如斯，哪还像个慷慨激昂的抗战斗士？
战火总会熄灭，那时摆在他面前的又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呢？而就在战争结束之际，郁达夫感伤的人生之旅也走到了尽头。几乎人人都为他深感惋惜，我却不禁要为他感到庆幸：痛苦不安的灵魂终于找到了永久的栖息之地，还有什么比这种永久的解脱更为幸福的呢？
郁达夫也曾努力要“完成自己；做文士也好，做官也好，做什么都好，主要的总觉是在自己的完成。人家的毁誉褒贬，一时的得失进退，都不成问题；只教自己能够自持，能够满足，能够反省而无愧，人生的最大问题，就解决了”
。然而，倘若找不到一种超越性的精神价值作为生命的依据，怎能完成自己呢？在社会和时代的黑暗重围里盲目地冲突，脆弱的自我终将被敲砸成一堆无法聚拢的碎片，等待着他的便只有无边的痛苦和焦虑以及最终被黑暗席卷而去的运命了。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