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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向来与政治有着不解之缘。这与中国的学术思想传统不无关系。中国传统一向认为，学问之道在于变化气质，即德性的自我完成；但有志文人大都不会满足于一己之无成，总想推己及人，以圣贤之道风化天下，因此“学而优则仕”便成了一般文人理想的人生道路。近代以来，随着报纸、书局、学校等公共文化机构的出现，文学得以作为一项独立的职业与政教相分离，并出现了一批职业文人，但是现代文人似乎仍然难以摆脱“学而优则仕”的政治情结。近代以来中国积弱成病、内忧外患不绝的社会现实，更是激起了他们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他们不仅试图通过文学来推进思想文化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不少人甚至还怀着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直接投身于政治运动，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些有着双重身份的文人果真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为屹立于政治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我们不妨来看一看瞿秋白交出的是怎样一份答卷。
在长汀狱中，瞿秋白以惊人的坦诚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思想自述《多余的话》，让后人得以窥见一个典型的政治文人复杂而又痛苦的内心世界。在《多余的话》里，瞿秋白沉痛剀切地反思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认为自己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完全是出于历史的误会：自己原本是文弱书生，根本就不是一个“政治动物”，却阴差阳错地被时代的潮流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旋涡里，“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在自己不感兴越的政治上枉费了一生的心力。事实真如他所说的那样完全是历史的误会？身陷囹圄、意志消沉的瞿秋白似乎忘却了当年的辉煌，当他高吟“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时，是何等地意气风发！那时他怎能想到以后会自我否定一生的追求呢？当然，在他决定投身于政治寻求解民倒悬之路时，自然不会想到拉开的竟是如此一出“滑稽剧”的帷幕吧。
那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着瞿秋白走上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呢？他的家庭背景似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他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清王朝覆亡后，作为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坚力量的绅士阶级也走向破产。读书晋仕的路子已走不通了，必须另谋出路才行。然而这些绝对不能为体力劳动、“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又能做些什么呢？过去他们可能当官吏，靠剥削平民来养活自己，而“现在呢，小官僚已半文不值了，剥削方法换了，不做野蛮的强盗（督军），就得做文明的猾贼（洋行买办）；士的阶级已非‘官吏’所能消纳，迫而走入雇佣劳动队里”
，可悲的是这些昔日的“治人之君子”偏偏又自命清高，不屑与一般雇佣劳动者为伍，在经济上就必然是坐吃山空，日渐穷困了。瞿秋白的家庭，自然也不能幸免。在五六岁时，还能靠着叔祖伯亲的官俸过上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到了后来，这唯一的经济来源也断绝了，家庭生活陷入了极度的穷困，甚至到了常常揭不开锅的地步，只能靠借债和典当衣物来勉强糊口。经济上的破产还导致了作为家族制度基础的传统伦理道德的沦丧，人性的阴暗面在恶劣的生活环境里急剧膨胀，家庭制度实际上已是形同虚设，“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悱诅咒毒害，无所不至”
。因为父亲懦弱无能，瞿秋白一家常常遭到家族同宗的欺负，以至被迫迁到义庄去住，而在母亲被贫穷所逼吞火柴头自杀后，亲友们竟然都不闻不问，不肯施以援手，这对少年瞿秋白无疑是个重大的精神刺激，给他的一生投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那垂死的家族制之苦痛，在几度的回光返照的时候，映射在我心里，影响于我的生活，成一不可灭的影象，洞穿我的心胸，震颤我的肺肝，积一深沉的声浪，在这蜃楼海市的社会里；不久且穿透了万重疑网反射出一心苗的火焰来。”
家族制度的衰落和腐败，一方面使他对以孔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理智上予以抛弃，另一方面也使“人与人的关系”在他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这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阶级、社会的出路联系在一起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实际上已经隐隐地制约了他今后的人生道路，当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制度更替的阶级斗争学说时，又怎能不感到由衷的欣喜呢？
更为巨大而深远的影恐怕还是来自于父亲。瞿秋白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旧式文人，有着极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喜好黄老之学，又通晓医道，而且还精于丹青。他生性善良，却懦弱无能，一生潦倒，寄人篱下，根本没有能力养活妻儿，正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所说的那种无用文人，“什么都懂得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智识”；既没有谋生的本领，又要自命清高，迷醉于吟风弄月的名士风流。这种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在过去他们还可以在文人官僚门下充当幕僚和食客，到了现代，就只能沦为十足的废物了。从父亲身上瞿秋白深切地认识到传统的士的阶级已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他们那种重性灵、轻事功的人生态度在现代社会里已经没有生存的余地了，从而促使他形成了一切从实际经济状况出发的“世间的‘唯物主义’”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又潜在地制约了他考虑现实社会问题的切入角度，对于抽象的“真”“善”“美”的社会理想，他总是抱着怀疑和拒斥的态度，强调一切真理——从物质的经济生活到心灵的精神生活——都密切依傍于实际，面向实际生活，这一思路决定了他不太可能接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成为胡适那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会对把经济现实置于首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精神共鸣。当然，父亲对他的影响更主要的还是在性情方面。一个孱弱的父亲对儿子的自我成长常常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倘若没有一个可以与之认同或加以反抗的强有力的父亲形象，儿子大都只能以一种恭顺的态度来对待外界的支配性的权力，其结果是没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独立自主的自我，相反会退化到软弱感伤、过于内向的自我。瞿秋白自称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
，遇事优柔寡断，缺少一往无前的行动的勇气，内在的感觉偏偏又特别的细腻和敏锐，“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
时常要发作，严厉的自我分析有时甚至会发展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自虐。这样一种柔弱而内向的性格，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虽然他父亲对于妻子自杀、一家星散的家庭悲剧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但是瞿秋白从来就没有怨恨父亲，相反倒是有着一种深深的同情和恋慕。正是在父亲的影响教育下，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不仅培养起了对诗词曲赋的嗜好和卓越的鉴赏力，而且还学会了绘画和书法、篆刻等文人才技，从而在骨子里承袭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
在常州府中学就学时，他一度着迷于名士化的生活，和一帮同窗好友以性灵相尚。“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做着唯心的避世之梦。这一方面是因为令人失望的社会现实刺激他形成了厌世的人生观，但父亲孤高的名士作派无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在父亲的巨大影响下，瞿秋白才形成了非常接近于传统文人的生活习性、审美趣味和情感方式，给他日后所遇到的心与智之间的冲突埋下了祸根。
母亲自杀后，瞿秋白被迫辍学，来到无锡一所乡村小学执教，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思想复古，人生观只在于避世。然而，唯心的厌世梦是做不长的，经济生活的要求使他西赴武昌，投奔堂兄瞿纯白，不久又寄住于湖北黄陂的表兄周均量家。周均量是个饱学之士，对佛学素有研究，在他的影响下，瞿秋白旧时研究佛学的兴趣又高涨起来，阅读了《成唯识论》《大智度论》等一批佛教经典，心灵渐渐得到了安顿。次年，瞿秋白赴北京，考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从入北京到“五四”爆发这三年，是他一生中最枯寂的时期，摒交绝游，刻苦研读哲学，“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
。大乘佛教的菩萨行主张以出世之心积极入世，救世救人，为了“普渡众生，头目脑髓，都可以施舍于人”
，这对于一直在苦苦寻求个性的发展和“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却又彷徨无依的瞿秋白，不啻是黑夜里的一盏灯，为他照亮了前面的人生之路。年轻的心终于跃跃欲试地想飞出一己之天地，创造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了。恰恰在这时候，五四运动陡然爆发了，风云际会，瞿秋白很快就成为一名引入注目的学生领袖，从此开始了他进行曲般盘旋激昂的社会生活。
“五四”时代的瞿秋白思想上仍然是紊乱而摇荡不定的，这是当时一般青年普遍遇到的问题。瞿秋白认为这“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候，‘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想的趋向就不象当初那样简单了”
。在思想的飘流中，他曾一度倾向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和郑振铎等人合编《新社会》杂志，试图“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即“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因而对当时周作人倡导的新村运动也极有研究实行的兴味。在加入李大钊、张崧年等人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后，他开始对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思想有了转变，认为“历史派的——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运动是不可少的”，“不至于像办新村办不好，仅仅是新式理想的‘桃源’”。
对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他渐渐有所不满，开始倾向于倍倍尔的革命主张。在他看来，托尔斯泰式的生活虽然是“安心的生活”，但相比之下，倍倍尔的方法更为实际可行，只有通过倍倍尔主张的“积极的激进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底垄断‘尊荣’和‘精神的财产’”。
思想渐趋明朗，长期纠缠他的个性与社会之关系这个问题也开始有了眉目。早年的不幸使他认识到个性是无法逃脱社会的支配的，“个性的生活在社会中，好比鱼在水里，时时要求相适应”
。那么，在东西方各种文化思想交汇冲突的时代，又该如何来处理个性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即如何来设定自我的价值取向呢？瞿秋白区分了三种取向：“在此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或能为此过程尽力，同时实现自我的个性，即此增进人类的文化；或盲目固执一民族的文化性，不善融洽适应，自疲其个性，为陈死的旧时代而牺牲；竟或暴露其‘无知’，仅知如蝇之附臭，汩没民族的个性，戕贼他的个我，去附庸所谓‘新派’。”
他当然是选择第一种取向，盼望自己“成一人类新文化的胚胎”，“‘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新文化必当融合东西方两种文化，而“现时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状，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
。那么，新文化的光究竟在哪儿呢？从遥远的苏俄放射出来的一线赤光，总算让他能勉强辨认出茫无涯际的前程。因此他接受了北京《晨报》社的聘请，担任赴俄通讯记者，决心冒死到那个神秘的红色俄乡看个究竟，为沉睡于黑甜乡里的同胞拨开重障，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然而，在决定出国之后，他却“总觉得低徊感慨之不尽”，在他看来，“这次‘去国’的意义，差不多同‘出世’一样，一切琐琐屑屑‘世间’的事，都得作一小结束，得略略从头至尾整理一番”：母亲死时遗下的债务得暂时有个交托，父亲旧时的诗词文稿要整理出来做个纪念，阔别多年的儿时伙伴那儿也要写信去告辞。
这哪像是去寻找解民倒悬的光明之路？倒分明像撒手人寰似的！哀哀泣别，柔肠寸断，这一方面是他多愁善感的天性使然，另一方面或许与他深埋在心里的隐痛不无关系，这隐痛自然还是找不到确定的自我方向的痛苦。
探寻中国社会新生之路，这固然是瞿秋白冒死赴俄的重要动机之一，但在我看来，这只是理智层面上的认识，在这背后还隐藏有更深的动因。在赴俄途中，他屡屡自我反省，终于了悟到：
我就是“斯笃矣”主义（Stoicisune）也只是求精神生活安宁，甚至于还是求物质生活安俭的倾向而已。我自念我的内力，实际所有的才能，在当时实无一利于社会，同时于我个人的生活意趣，有极不安宁的状态。所以因求安宁而愿蹈危险。……我冒险而旅俄，并非是什么“意志坚强”，也不是计较利害有所为——为社会——而行；仅只是本于为我的好奇心而起适应生活，适应实际精神生活的冲动。生活不安的程度愈高，反应冲动的力量亦愈大。……而心理上突然呈现一种猛进的状态。“宁死亦当一行”。——如其还有“社会”“文化”观念，求为人而劳动，那只是第七识的我执所驱策。
为求得精神生活的安宁而不惜轻掷己身，交付命运之流，这果真能解决纠缠他多年的自我价值认同问题？迷惘的心灵因此就能得到安顿？在俄国的所见所闻，物质生活的极端贫困，官僚的贪污腐化，以及政策的非人道，都使他感到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有多么巨大！尽管他自我慰解道，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现象，并不能证明理论本身的破产，“还可以静待灿烂的将来”，但怀疑的阴影却再也拂拭不去了。恶劣的气候和饮食又损害了他的健康，以至肺病复发，卧床休养达数月之久，精神上极端苦闷消沉，“奄奄的生气垂尽，一切一切都渐渐在我心神里磨灭”
，“家园，故乡，人生的意趣，将来的责任都拼在泪花里，映着灯光，陆离万象，化作一‘宇宙外的宇宙’了”
。病体支离的他不由得萌生了退意，欲束装归国了。然而，他“生来就是一浪漫派，时时想超越范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又怎能甘心如此半途而废，退而“同于庸众”呢？现实与浪漫相敌的结果，是“宁可我溅血以偿‘社会’，毋使‘社会’杀吾‘感觉’”。
归国之计自然也就打消了。从此他在政治的沼泽里越走越远，越陷越深，竟至被推上了一党领袖的位置，此时再想全身而退已为时晚矣。
现代的政党政治和文人的情性之间自然免不了产生抵牾和冲突。在无产阶级政党那里，这种冲突就更明显了。列宁曾引述考茨基的观点指出，知识分子尽管不是资本家，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没有什么对抗的，但是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都是非无产阶级的，因此在精神上和思想上也就有某些对抗。对于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来说，唯一的出路是根本铲除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理特点，使自己充满无产阶级的情绪，完全服从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
落实到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就是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纪律，忍受党的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对党员个人的种种限制。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交代的工作任务，党员必须自觉地舍弃一切与党员的身份和工作目的不相一致的个人爱好和趣味，更为残酷的是，为了维护党的长远利益，还必须坚决地进行党内斗争，毫不容情地打击和消灭那些思想异己分子。这些严厉而冷酷的政治生活原则与作为一个文人的瞿秋白的思想性格、道德意识、思维方式和情感倾向都是格格不入的。
残酷的政治斗争现实决定了他不可能走一条折中调和的道路，要么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以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要么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做一个“同于庸众”的自由文人。事实上，瞿秋白一直努力想改造自己，“理智的力强行制裁”，“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
，但是早年形成的情性实在太牢固了，理智的制裁力再强大也无济于事。无产阶级的意识始终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绅士”意识和“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一直潜伏在他思想深处，难以摆脱；在生活中他更是保持着十足的文人趣味。在上海大学执教时，他常兴致勃勃地教王剑虹、丁玲唱昆曲《牡丹亭》，教她们按照节拍吹箫，教她们绣花——他把花鸟画在绸布或棉布上，再题上诗词，由她们动手绣。
他有一部留声机，喜听小调唱词和京剧名角的唱片，有些唱段还能随腔哼几句。听唱片不过瘾，他还到新世界去听小黑姑娘的京韵大鼓和别人的说唱，虽然每次去都很麻烦，得用大衣领遮住脸，礼帽压着眉，戴着墨镜混在人群中，以防被人认出。
有这般追求高雅精致的生活情趣，难怪他要被党内同志视为异数了。
在个人生活上不改文人积习倒也罢了，倘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也如此，就不能不让人为他忧虑了。不幸的是瞿秋白恰恰是那种造反的秀才，浪漫的情性很强大，以至布哈林要不满地指责他：“你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就不应该做编剧家。而你领导中国革命，就好象在导演一幕戏剧。”
由此可见，他犯左倾盲动的错误，似乎并非出于偶然。另一方面，他又缺乏政治家的胆略和强力
，对自己缺乏信心，没有坚定的立场和见解，在激烈的党内派系斗争中只是一味地和稀泥，“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真是天真得可笑，难怪彭述之要轻蔑地说他“不过是高等技术人才”
。
瞿秋白的自我改造完全失败了，他只好过一种双重的生活：在工作中以及和党内同志相处时，扮演政治领袖的角色；只有在回到自己的小天地里，他才能摘去面具，“蜷在被窝里，靠在大的枕头上，在小小的红的灯光底下”，读自己心爱的外国小说，仿佛又回到了渴望“美的，爱情的，温柔的梦幻”的“自我”
。对于精通权术的政治家来说，相互对立冲突的双重乃至多重的生活并不会构成一种精神压力，他们能够像变色龙那样根据环境场合的变化，毫不费力地转换自我角色，但是文人的真诚却使瞿秋白无法忍受这种双重生活，自我的分裂让他痛苦不堪，在《多余的话》里，他诉说道：
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欲罢不能的疲劳使他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精神重压，以至“脑经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
了，“对于政治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工作中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形势实在懒问得”
，对政治问题也“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
，同志们认为他说错了，他也没心思去辩白。出席政治会议，他也只是就事论事，完全抛开自己的感觉，只凭自己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翻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这种生活正是他平生最憎厌的抽象的生活，只知道一大堆抽象的名词，对于实际生活却“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没有“亲切的了解”。
有时，他也幻想能找回自己失落的“心”、失落的“感觉”，痛痛快快地感受现实生活，哪怕是到小镇上去当一个教员也行——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闲时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
，逍遥度日。但是，身为全国通缉、悬赏捉拿的“匪首”，他哪里还能重新选择生活呢？能够期待的只剩下永久的休息了。
在中国现代文人中，像瞿秋白这样为了寻找自我认同的价值目标而误投政治罗网的，实在并不少。他们原以为投身政治革命，将个人与社会时代结合在一起，便能找到自己的生命依据，实现自我的最高价值，却万万没有想到会跌入令人难堪的痛苦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比如丁玲，在经过漫长的自我改造之后，终于变成了一个文人型的干部；另一部分人，像何其芳，则被挤压成干部型的文人，在温驯恭顺的面具后跳动着的却依然是一颗迷惘而痛楚的心，只好在自杀性的疯狂的工作中麻醉自己，忘却痛苦了。
历史最令人困惑的地方就在于：它演出的从来都只是那么几出戏。在检视前人走过的足迹时，我们惊惧地发现，同样的悲剧并没有结束，事实上，政治已经成了现代知识分子难以逃脱的陷阱。倘若说在把政治看作仅是一种用来捞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的无耻文人手中，政治还只是一个玩具，那么在那些虔信某种政治理念并矢志为之奋斗的知识分子那里，它便具有了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些可敬的知识分子，无论是现存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和捍卫者，还是那些自觉以消解现存政治意识形态为己任的所谓的自由主义者，都不知不觉地踏入了自我的误区。他们没能意识到知识分子一旦超越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领地而直接介入现实政治生活所隐含着的巨大的危险性，这种越界进入不仅会戕害知识分子的自我本性，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心灵的扭变和绝望的挣扎以至最终的毁灭，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它还会在理想主义的华美外袍下滋长出一种恶劣的思想的暴力和专制。这时候，个人的不幸就扩展成一种真正的历史的灾难了。
（原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