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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古代埃及民间文学研究概述

一、关于神话与王权思想的理论

王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是古代埃及人理解神、人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神与人的互动中,国王起着最关键的作用。他被认为是神的化身,而不只是占据神圣职位的凡人。在古代埃及辞书的分类体系中,神属于天界,人属于地界,死者属于冥界;而国王同时属于这三个世界:作为祭司,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他同时又是人间的法官,而且还是死者的保护人。 人们相信国王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并且自然界的秩序与社会的秩序是密不可分的。当太阳升起,开始统治它所创造的宇宙时,君主的统治也开始了,因为他是太阳的嫡系后代。埃及的君主是与宇宙共存的——这与巴比伦人的观点不同。巴比伦人认为王权是在危难时候出现,以取代之前的神的统治权的。

通过主持神庙的重要仪式,埃及的国王宣布自己是所有神的祭司。国王扮演着沟通人、神的媒介角色,并以此提高自己的权威。从第4王朝开始,国王们称自己为“神之子”。这个称呼不仅象征着国王就像孩子依赖父母一样依赖于神,更重要的是,它旨在表明国王是神在人间的短暂化身——神本质存在于永恒的世界里。国王为神举行祭拜仪式,就是在重复荷鲁斯为他的父亲奥赛里斯举办的葬仪活动,以证明自己与神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也说明神庙中举行的日常仪式与墓葬仪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埃及,神庙与国家的分离不如在美索不达米亚那么明显。尽管新王国时期的神庙规模浩大、装饰精美,但它们并非独立于王室控制之外。许多祭司都是只有一部分时间在神庙服务,大多数祭司都在政府机构中任职。

古代埃及神话的内容是对这种王权观念的最好诠释。福兰克福特(Frankfort)认为,古代埃及宗教基本是关于人的出生、死亡与再生这一循环的;这个循环又进一步与自然界的循环联系在一起。其中的特别之处是,男性神总是依靠一个既是自己母亲又是自己妻子的女性去重新创造下一代的自己。例如,在有关荷鲁斯的神话中,荷鲁斯是在父亲死后才出生的,因此,他是父亲的化身(再生)。男性神可以不断地“克隆”自己,而女性神却被局限在母亲的角色中,只起到辅助的作用——帮助男性神创造他们的新生命,却不能创造自己。这个模式本身可能就是对(男性的)国王权力的赞美。

将古代埃及与两河流域的宇宙观对比来看,二者在两个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首先,同古代许多其他地区一样,在两河流域的宇宙观中,天是男性的——通过把他的精子(雨)浸透到女性的地神体内,万物得以生长。而在古代埃及的宇宙观中,滋润万物生长的不是来自天上的雨水,而是来自大地的尼罗河水。因此,大地是男性的。不论是孟菲斯神学体系中的普塔,还是赫里奥波里斯神学体系中的盖伯,抑或是盖伯之子,代表着大地繁殖能力的奥赛里斯,都是男性的。天空则是女神努特的形象——她有时也作为太阳神的母亲出现,每天给予他新生。努特与盖伯是奥赛里斯、塞特,以及他们的姐妹们的父母,但在生出这些神之后,天空就升到了高处,不再与大地结合,并由此导致了她的贫瘠。相反,大地则展现为一个通过自我孕育而带来繁殖的神的形象。这个主题在赫里奥波里斯“九神会”的创世神话体系中表现得非常明确——其中提到,太阳神在原始山丘上以手淫的方式来创造世界。一些学者认为,这个神话反映了古代埃及干旱少雨,依靠尼罗河水来灌溉土地,促使万物生长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它也可以被解释为,国王需要在神话中强调男神,而不是女神的重要性,来抬高自己的地位。

其次,在两河流域的一些创世神话中,天神安、空气神恩利尔、智慧之神恩基等均是创世的主角,纳穆、宁玛赫和宁胡尔萨格等女神也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在古代埃及神话中,宇宙只有一位创造者——尽管各个宗教中心所推崇的创世者各有不同。古代埃及的神还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原始山丘有许多个——每一座神庙都是一个这样的原始山丘,不同的神学体系会赋予它不同的位置。各个神学体系都会将本地的神与宇宙和世界起源联系到一起,强调他的重要性。大多数神只在其所处的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力。离他的崇拜中心越远,他的势力也就越弱。例如,在卡纳克神庙中地位显赫的神,到了其他神庙中,就只是以“客人”身份出现的、不太重要的神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身为国王的优越性充分展现了出来:虽则在众神面前,他只是一个世俗的化身形象,但他却具有唯一的比神优越之处——他的普世性。综合来看,国王在全国各地的权威是远超过大部分神祇的。在古代埃及的漫长历史中,只有极少数的神,如拉神、阿蒙神、普塔神等的影响范围能够遍及全国。

因此,古代埃及的神学理论特别强调国王在神、人关系和宇宙秩序中的关键角色。神则成为地方权力和利益的化身。给予地方神祇以尊荣,是国王关心该地区经济发展和尊重当地权利的重要表现。他会以一些具体的行动来传达上述信息,例如,向神庙供奉祭品、捐赠土地、修葺和扩建神庙等等。有观点认为,托勒密时期,埃及各地大建神庙现象的出现,就是当时的外族统治者亟欲取悦当地臣民的结果。

某些王室仪式也反映出了国王是国家的象征,而神是地方的象征的观念。在加冕之前,国王要在全国各地巡游,拜访各大神庙;在赛德节时,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都会把当地的神抬到都城,参加节日庆典,并接受国王的赏赐。国王与神之间这种对立的平衡,成为检验王权强弱的重要标准。并且,这种平衡是属于伦理而非政治的范畴的。它是政治现实的一个理论上的暗示:对于中央政权来说,忽略地方的合法利益将会使国家的统一性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国王需要在神学和宗教领域扮演与他在政治领域中同样的角色:他是统一与秩序的唯一维护者——埃及人相信这个秩序是不变的,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即便他们也表现出了对于世界最终的毁灭的恐惧,但国王的职责之一就是要确保宇宙秩序的正常运行,避免它进入毁灭的境界。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国王被称为“人们依赖他的行为而生存的神,是所有人的父亲和母亲,是独一无二、无与匹敌的。”

二、民间文学与古代埃及社会研究

研究古代埃及民间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人们借以了解古代埃及社会历史的一种重要手段。例如,中王国时期,民间文学的发展变化就反映出了埃及主流社会的重大变动——一方面,古王国的崩溃使得文学从民间进入了宫廷;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涅杰斯”。他们出身卑微,但因受到国王的提拔而成为“新贵”,由此对国王感恩戴德。这些社会现象在民间文学作品中都有明确的反映。

在中王国时期的经典民间文学作品——《落难水手的故事》《善辩的农民》《辛努海的故事》等中,主人公要么是社会下层人物,要么是因官场失意而逃亡的弱者,但经历了种种挫折之后,最终都凭借自身的素质和努力取得了成功:水手回到家乡与亲人重逢;农民最终伸张了正义;逃亡的大臣受到国王的亲自接见,得到了丰厚的赏赐。特别是善辩的农民,可以说几乎是身处社会的最下层了。他最终能够战胜恶势力,全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这些故事或多或少地都在强调个人的作用和价值,以及个人价值在社会中能够得到的肯定。与以宣扬法老的神圣、“虔诚”为目的而被特地伪造出来的官方历史文献相比,这些作品更加真实地反映出了第一中间期时的社会动荡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当时的人们相信,凭借个人的“优秀”,小人物也可以在社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新王国时期被认为是古代埃及的帝国时代。往昔在文化上相对封闭的埃及人走上了国际化的舞台,对外交流频繁。当时,近东地区的通用语言是阿卡德语。在埃及也发现了大批的阿卡德语外交书信。这一时期,埃及的保守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文化受到了重大冲击。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民间文化在挑战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为之输入新鲜的养分。口语化的“新埃及语”的出现、民间文学中情诗体裁的出现、竖琴之歌中对传统来世观的怀疑论的出现,以及《温纳蒙的报告》中反映出的埃及使臣的落魄等,都是时代变迁的生动写照。

之前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古代埃及人笃信来世。他们的来世观念也非常特别,认为来世就是现世生活的延续,而死亡只不过是其间的一个过渡点。他们的来世观念是线性的。每个人的来世就是他现世生活的复原,连肉身都是原来的。自早王国时起,制作木乃伊的习俗就已经存在了。古代埃及建筑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除了陵墓就是神庙。前者是他们“永久的居所”,后者是他们通往来世的道路。因此,如果没有竖琴之歌中的感叹,人们会以为古代埃及人从来没有怀疑过来世的存在,一直在实践着通往永恒的梦想。体现在竖琴之歌中的,不仅仅是一声“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喟叹,这种“怀疑论”其实是从中王国时期开始出现的个人主义思潮的一种延续。它不仅是在质疑来世,更是一种深刻的内省——自古王国时期起,古代埃及的来世观就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扩散的趋势:从最初的以法老为神、相信效忠法老就能够到达来世,到后来奥赛里斯崇拜的盛行;保佑死者到达来世的咒语也从法老专用的金字塔铭文,逐渐变为社会上层通用的石棺铭文,及至最后,其形式演化为民间通用的亡灵书。随着来世信仰日益世俗化,巫术也渐次深入地渗透其中——只要买了写在纸草上的亡灵书随葬,普通人就能顺利通过“末日审判”,到达来世——“惩恶扬善”的审判庭成为虚设。对这种庸俗来世观的怀疑,反映出了部分古代埃及人自我意识的一种觉醒。同时,这也是对传统社会秩序的一种否定。正如歌中所唱,那些建造金字塔的人、那些拥有豪华陵墓的人,到最后也与平民百姓一样,消失得没有踪迹。

温纳蒙的故事体现出了埃及中心主义在当时社会的消解。温纳蒙犀利的口才与落魄的遭遇恰成鲜明的对比。在与拜布罗斯王子交锋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引经据典,处处想要以阿蒙神、法老和埃及往日的辉煌来震慑对方,又说如果王子肯帮忙,阿蒙会赐给他永恒的来世。然而,王子却不为之所动,依然拒绝他、戏弄他。与同时期埃及那些充满自我夸耀的王室文学相比,这部作品更真实地反映出了新王国后期埃及的衰落——尤为重要的是,衰落的不仅仅是帝国政权,还有长久以来,古代埃及人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崩溃。

综上所述,古代埃及民间文学的发展历程如下:它随着地方贵族跃居王位而进入王室,中王国时期是其“古典时代”;随着新王国时期帝国的强盛,民间文学的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了。在其发展过程中,王权至上观念的形成、宗教思想的发展、国家从统一到分裂的变迁等等都在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历史背景、文本内容本身等进行研究,人们能够看到古代埃及社会伦理观念的变化、当时的人们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反思,及人们对自身的审视、思考。

思考题

1.古代埃及神话反映出了怎样的王权观念?

2.《辛努海的故事》与《温纳蒙出使记》分别反映出了埃及当时怎样的国际地位?

3.通过金字塔铭文与亡灵书,你能够看出古代埃及人具有怎样的来世观?

本章主要参考书目

[德]汉尼希、朱威烈等著:《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英]巴里·克姆普著,穆朝娜译:《解剖古埃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蒲慕州编译:《尼罗河畔的文采》,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

蒲慕州著:《法老的国度:古埃及文化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Lichtheim, Miria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 I-III,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Pritchard, James B.:Ancient Near East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ment,2nd edit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 WBZa302KMOkNToht77rcbDPfGzQCIg9JKrjE8vmSvST6XjeeSRww9j/T6lvT3u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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