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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民间文学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绚丽多彩的东方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共同构成了东方文学的整体，而且古老的东方文学的传统特征主要见之于民间文学。东方各国有着取之不竭的民间文学遗产，古代埃及的神话、古代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印度两大史诗和《五卷书》、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等曾经对世界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世界史诗宝库中的活形态史诗主要流传在东方。因此，学习和研究东方民间文学对全面了解和系统认识东方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口头传统与东方文学史上的民间文学
当我们翻开任何一部《东方文学史》，都会发现民间文学在古代东方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古代埃及神话、古代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代《希伯来圣经》的神话传说、古代印度的两大史诗，无一不是民间文学；在中古东方文学中，印度的《五卷书》、伊朗的《列王纪》、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等也依然是民间文学。古代东方文学中的不少经典作品都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改编升华而成的，如朝鲜的《春香传》《兴夫传》
等。但是，过去在东方文学史中介绍和探讨这些民间文学作品
的时候，文学史家们主要是用作家文学的眼光去看待的，这实际上没有足够关注它们本质的口头特征。其结果，这些民间文学作品或者传统被看成了一篇篇孤立的作品。而且，文学史家们过去所关注的也只是那些民间文学作品被记录成文字的印刷文本形态，而不是自古以来就在每个东方国家、民族中口头传承至今的一种传统。
其实，人类的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是一直并存到今天的。并不是文字出现之后书面传统便完全代替了口头传统、作家文学完全代替了民间文学。但是，以往的东方文学史将本质上有区别的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相混淆，用研究书面传统的方法来研究口头传统，其结果，多半是从作家文学研究的角度阐释民间文学作品，而这种解释和分析的结论不一定完全符合民间文学作品本身的实际情况。
我们简单举几个概念讨论一下我们过去在对民间文学文本的认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一般文学史著作中经常遇到“某某神话或故事中描写了某某内容”这样的表述。我们知道，描写是作家用手握着笔来写的，“描写”无意识中都带有用笔写在纸上的含义，实际上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作家文学观念的潜意识的表露。而所有的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歌谣、民间戏曲都是用嘴讲述或演唱出来的，或者说是口头表演出来的，是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的内容都是用嘴讲述的或者说唱的，而不是用笔描写的。因为一则神话是讲述或者口头描述世界起源或人类起源的，所以“该民间文学作品中描写道”等说法是不准确的。同时，“一篇民间故事”“一篇神话”“散文叙事文学”等概念背后的印刷文本和作家文学观念也是明显的。这些概念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口头讲述或表演出来的民间文学口头表演文本，统统当作用文字写在纸上的书面文本，从而混淆了作为口头传统的民间文学表演文本和作为书面传统的文字文本，不加以思辨地用作家作品的思路指示和代替了民间文学，其结果，把民间文学完全当成了作家文学。既然研究对象已经变成了作家文学作品，那么这些神话、史诗和民间故事的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采用了作家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而今天的民俗学研究和民间文学研究对民间文学文本的分类和定位是非常精确而详细的，而且对民间文学不同文本的学术研究资料价值的认识也是非常明确的。
民间文学文本有表演文本和印刷文本等多种形式，其中活形态民间文学的研究提倡表演文本的研究，而且把民间文学文本放在活的文化语境中进行探讨。而文字文本也分忠实记录本、转述本、改编本等多种形式，它们的学术资料价值各不相同。
因此，研究东方民间文学，首先要用口头传统研究的目光去重新审视和反思东方文学史中的民间文学作品，还民间文学的本来面目。实际上，在古代东方民间文学的宝库中，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个活的传统，与作家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不同的。研究东方民间文学就是要关注民间文学的这种口头传统。过去东方文学史的研究一般都是将民间文学传统当作一部部孤立的作品来探讨文本本身传达的信息和内容，这种截取式的研究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如古代埃及的神话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一次性创作的作品，而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一个悠久的传统，只有注重对这种传统的研究才能正确解释埃及神话的含义。而只把埃及神话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放在简单的社会背景下去探讨，常常无法解释其真正的意义。我们今天见到的《罗摩衍那》虽然是已经文字定型的史诗，但它不仅仅是一部史诗作品，其背后更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史诗传统。如果不探讨这个史诗传统，那么对《罗摩衍那》的理解也就失去了历史性。
我们以《一千零一夜》为例，看一下一部民间故事集是怎样形成的。这部故事集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口头传统到书面传统的过程，和中国的《三国演义》由最初的民间文学传统发展成古典文学很相似。
约在8世纪末，一部名叫《赫扎尔·艾福萨纳》（一千个故事）的波斯故事集被译成阿拉伯文，这部故事集的故事主要源于印度。10世纪，伊拉克人哲赫舍雅里在此基础上着手按夜编著《一千个故事》，但他只编到第四百八十夜便去世。人们认为这便是《一千零一夜》的雏形。从《赫扎尔·艾福萨纳》到《一千个故事》，这些故事广为流传，人们在讲说、传述中，不断对其进行增删、淘汰、筛选、扩展。由于中世纪阿拉伯城市（特别是巴格达和以后的开罗）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兴起，城市说书艺术发达，不断有新的故事加入其中。至16世纪初，这些故事终于在埃及定型成书为《一千零一夜》。我们认为，讨论《一千零一夜》的形成和完善，城市说书艺术的发达是非常关键的，对这种说书艺术传统的探讨非常必要，正如中国的平话和说书传统在中国古典小说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应该从故事学的角度，结合阿拉伯的历史文化来探讨《一千零一夜》庞杂而丰富的内容的形成以及《一千零一夜》对世界的影响。希提的《阿拉伯通史》中提到：“在文学方面，影响是更普遍的……十字军一定听到过《卡里莱和笛木乃》和《天方夜谭》的故事，而且把这些故事带了回去。”
著名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也说：“《一千零一夜》的什么故事都可能成为故事之源，我们的许多古老民间故事都在这部作品中找到，并以多种形式使这些故事首先传给欧洲的故事讲述者。”
除阿拉伯故事、传说流传到欧洲外，欧洲的故事、传说也流传到阿拉伯。《一千零一夜》的形成，综合了故事讲述家、中世纪城市说书艺人的活动、文人的记录和加工改编、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故事的传播等多种因素。《一千零一夜》文本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口头传统与书面传统互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动态过程。
如果我们从口头传统的角度反思《圣经》，也会发现《圣经》具有比较明显的口头特征。《圣经》的“五经四源说”其实与《圣经》的口头起源有密切的联系。《希伯来圣经》“五经四源说”中起源最早的是亚卫派叙事，被认为是史诗，其他内容都是依托其上而形成的。以色列民族无论从内部统治的需要还是从对外交往的角度考虑，都需要一部自己的民族史诗来表达其民族的身份认同。我们知道，重复和程式化是口头传统的最主要的特征，这种特征也常见于《圣经》中。譬如在《创世记》42章，雅各说：“要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进坟墓。”在《创世记》44章，约瑟也说了同样的话：“要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进坟墓。”有的重复，人物和语境、时间完全不同，重复内容却完全相同，更能够说明口头传统的特征。《希伯来圣经》中具有史诗特征的这部分内容与荷马史诗一样，都保留着口头传统的典型特征，并集中体现在“重复”中。
二、民间文学与东方作家文学
在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关系的探讨中，一般强调的都是作家在创作中如何从民间文学吸取营养，或者如何把民间文学提升到作家文学的艺术高度。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个误区，即认为民间文学在艺术和思想上都没有作家文学高，只有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和再创作，民间文学才能获得艺术生命。值得强调的是，民间文学是所有民族文学的母体，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一部民间文学作品和一部作家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民间文学传统或者口头传统与一个民族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而且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因此，讨论一个作家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并不是作家如何从民间文学中吸取题材或素材，如何学习民间的口头语言，如在作品中插入谚语、成语等简单的问题，而是以作家创作为表现方式的一个民族的书面传统如何在与本民族的口头传统的互动中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学特色的问题。概而言之，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应该是一个民族书面传统和口头传统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作家简单地利用民间文学作品中的题材、素材或语言的问题。一般来讲，东方国家出现的杰出作家，其成功的原因大都是由于继承发扬了自己的传统民族文化，并结合了现代文学手法。可以说，孕育出优秀作家的民族文化都是由书面传统和口头传统组成的。然而，我们往往重视文字文献，而忽略口头传统，忽略民间文学作为一种重要传统对作家文学、对民族文学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在许多东方国家的古代文学经典中，今天所看到的只是经过作家艺术加工和定稿的作品，而在此之前的作品原型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世世代代无数个无名民间艺人传承与加工的印迹，却不知不觉地被埋没了。而我们的东方民间文学研究所强调和探讨的正是孕育古代东方文学经典的民间文学传统。
民间文学的传播方式和影响方式也和作家文学有所区别。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对东方文学古老传统的挖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实际上，民间文学是东方各国古代文学孕育发生的母体。东方各国的古代文学都有一个从口头文学过渡到作家文学的发展阶段。
三、民间文学与古代东方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在东西方文学关系的探讨中，一般较多关注的是西方文学或欧洲文学对东方文学的影响，而极少涉及东方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古代东方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古代东方民间文学对西方文学的起源产生过重大影响。在发生学的层面上谈东方古代民间文学对西方古代文学的影响，完全可以改变目前东西方文学之间对话的不平等局面。但是，我们一直未能很好地挖掘东方文学这个宝贵资源，即未能从文学的源头去探寻西方文学的由来。而东方民间文学在神话传说、英雄史诗等领域里探讨的正是这个问题。我们是在东方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的互动关系中把握东方文学，从而强调对东方民间文学的探讨与研究的。过去在东西方文学关系的探讨中更重视的是以工业革命为背景的西方文学传统和诗学体系，而忽略了作为文学源头的口头传统。我们认为，东西方文学之间的联系和比较，必须从两者各自独立发展之前的共同的口头传统，即最早的神话史诗和早期歌谣入手，这就要求我们正视东方民间文学在东方文学中的地位了。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重视东方民间文学，只强调神话和英雄史诗等早期民间文学样式，而是东方各国的文学传统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和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学传统割断联系。其实这就是东方各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特征；而以西方文学的价值观来判断，这便成了东方文学落后的原因。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民族的文学，未能过早地接受西方文学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长期保持自己的口头传统或民间文学传统，并将其带入自己的现代文学之中，难道就是落后的文学吗？很显然，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讲，对东方文学的这种价值判断是不公平的。东方民间文学对东方各国文学传统的影响实在太深刻、太久远了。但是，我们过去偏偏忽视了这一点，用西方文学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去衡量和审视自己的东方文学，认为东方文学在艺术水平上没有西方文学成熟。难道一个民族的文学过早地脱离自己的口头传统或民间文学传统，盲目地去附会单一的价值观和创作模式，就是发达的文学吗？
四、从“一国民间文学”到东方民间文学
研究东方民间文学，首先应着力于东方各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和它们之间的历史的、文化的联系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趋同性。其目的是在描述东方各国民间文学的内容和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探索东方各国民间文学之间的趋同性，从而建构超越一国民间文学的东方民间文学。这种超越东方“一国民间文学”的区域民间文学，不是东方各国国别民间文学的简单叠加，也不是从东方各国民间文学内容中总结归纳出来的一般性的“民间文学”，而是通过分析东方各国民间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和久远的历史接触关系，揭示其共同的区域特点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从而显现其为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有机整体。因此，东方各国的民间文学是东方民间文学得以建构的基础，是东方民间文学分别描述的客体。东方各国的“一国民间文学”只有通过深度挖掘和理论超越，才能达到建构东方民间文学的目标：挖掘东方各国民间文学之间的历史联系和由此形成的共性，用这种历史联系和共性来建构超越一国民间文学的具有东方特点的区域民间文学。我们认为，东方民间文学和东方各国国别民间文学之间不仅仅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也不是表层上的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东方各国的民间文学共同构成了东方民间文学的实质内容，同时也是东方民间文学作品描述和理论探讨的基础。然而，目前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状况还基本处于“一国民间文学”的阶段，而且各国的研究状况很不平衡。其中，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等国家的民间文学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埃及、印度等国家的民间文学在某些特殊领域里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如古代埃及神话的研究、古代印度两大史诗的研究和阿拉伯《一千零一夜》的研究等，相比之下，东南亚国家以及非洲国家的民间文学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东方各国的民间文学研究现状虽然直接关系到东方民间文学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前景，但东方民间文学的整体研究也会对国别民间文学的研究起到促进作用。可以预见，随着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加强、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文化多样性的强调以及比较文学研究的盛行，在东方各国“一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基础上，超越“一国民间文学”，关注整个东方民间文学，将成为东方民间文学研究的趋势，也应作为我们学习和研究东方民间文学的基本出发点。
应该指出，“东方民间文学”并不是相对西方民间文学而提出的，西方民俗学研究领域里也并不提倡“西方民间文学”这个概念。我们并不是在东西方二元对立中强调东方民间文学自身的异质特点，而是在对人类民间文学共同规律的探索中更加注重对东方文化区域性规律的描述与探讨。我们强调的是东方各国民间文学之间的官方交流和接触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官方交流和接触发生得更早，更广泛，更深远，这也是东方各国民间文学相互之间具有诸多趋同性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只有深入了解东方各国民间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和通过历史交流所形成的趋同性，才能进一步了解东西方民间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共通性，才能更好地探讨人类民间文学的共同规律，这种研究途径也符合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规律。
中国学界经常使用的“西方民俗学理论”“西方神话学”等概念，其实也都是我们自己提出和强调的。但是西方民间文学的整体性话语已经在西方学者的民间文学理论中被表述了出来，如AT分类法是根据欧洲或者西方国家民间故事的资料总结出来的，这种故事分类体系在国际范围内推广的过程中必然以西方或者欧洲民间故事类型作为对各国、各民族民间故事进行分类的标准。在西方学者的古典文学研究中，荷马史诗被当作人类英雄史诗的样板，希腊神话和奥林匹斯神谱成为神话的标准，这在欧洲民间文学和欧洲文学研究的范围内都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当越出一定的学术范畴，将其视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模式的时候，便显露出其局限了，这也是我们经常批评欧洲中心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除了古典的学术以外，还有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的问题。虽然西方民俗学界尚无对西方民间文学的整体描述，但是他们所建构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已潜在地控制着关于人类民间文学和口头传统研究的一般性学术话语。在这种情况下，东方民间文学所面对的，首先是要建构东方民间文学的主体，描写出那些西方民间文学理论还不能完全概括的人类文化多样性中的东方民间文学内容，用东方民间文学的实际内容来与西方学术界对话。应该看到，西方学者研究东方各国民间文学，如神话等，只是为了从中获取自己的东方经验，他们可能从未考虑过把东方民间文学作为东方文明中实实在在的存在去进行完整的和客观的描述，继而告知西方的甚至全世界的学者。简而言之，他们只是想从中吸取，而没有打算去建构。然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建构一个强调和突出异质特征的东方民间文学价值体系来与西方对立，而是通过描述东方民间文学的实质内容和整体性的历史逻辑，补充和完善民间文学理论中那些根据西方或欧洲民间文学的经验得出的理论和观点（比如东方没有英雄史诗或者发达的体系神话），使对人类一般性民间文学的描述和理论更加全面和多样化。
五、东方民间文学的范畴
东方民间文学系统研究东方各国的民间文学，包括东方各国古代民间文学和现代活形态民间文学两个部分。
古代民间文学包括两河流域、古埃及、希伯来、古印度和波斯的民间文学，从口头传统的立场出发，用民间文学理论分析古代东方文学史上的神话、史诗和《五卷书》《一千零一夜》等故事集，探讨其口头传统本质或民间文学特征，修正过去东方文学史研究中将其当作作家文学或书面文学来探讨的片面观点和方法论。古代东方民间文学主要结合早期东方文明的研究成果，探讨古代东方神话、史诗等民间文学的文化内涵和形式特征，并探讨其在古代东方各民族宗教哲学、文化艺术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现代活形态民间文学主要讨论东方各国活形态民间文学的表演和传承形态，结合东方各国民俗文化的描述，探讨民间文学在东方各国日常生活和民俗仪式中的功能和形式，并论述民间文学在东方各国民族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
不仅东方各国的文学史中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而且今天的东方各国民间也依然流传着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活形态的民间文学。并且东方各国的民族繁多，很多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比如印度是一个具有一百多个民族的国家，除英语外，印度宪法认定的语言还有另外22种，约1600个小语种在印度各地使用。因此，印度民间文学的范围，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两大史诗、《五卷书》等梵语民间文学以外，还应该包括中世纪以前的、梵语以外的印度其他语种的民间文学和今天以活形态流传在印度的各民族民间文学，特别是南印度的民间文学。就拿民族构成较为简单的日本来讲，日本民间文学除了我们比较习惯的所谓日本民间文学以外，还应该包括阿依努人的民间文学和冲绳岛的民间文学，而且阿依努人的民间文学和冲绳岛的民间文学更是保持着古老的传承形态。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民族文化大部分属于部落文化范畴。由于这些民族的居住地分散在偏远山区和荒漠之中，难以与内地沟通，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内部各自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从莫卧儿时代开始，这种沉寂被打破，繁忙的贸易往来和苏菲的传教沟通了他们与内地的交往，内地流传的民间故事传到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的故事也传到内地。此前，边远地区的民族中虽然有民间传说世代传承，也有自己的民间文学，但分散的游牧生活使他们的民间文学难以在大范围内流传，其民间文学也难以成熟。苏菲来到后，他们深入到各个部落传教，以传教的形式把这些爱情传奇故事从这个部落传到另一部落，从这个地区带到另一个地区，从而推动了各族民间文学的相互交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巴基斯坦民间文学的范畴应该包括这些诸多部落的民间文学。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口头传统的研究，应该基于地方的、部落的、方言的民间文化传统。因此，东方各国活形态民间文学的研究应该是深入到部落民间文化的田野调查研究。只有部落传承的民间文学才保留着它的口头传统本质，才是人们生活中享用的民间文学。在过去，西方传教士和人类学家曾经在东南亚等东方国家进行过对原始居民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搜集记录了不少土著部落的民间文学，但是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他们搜集记录这些民间文学的目的不是建设和研究东方民间文学。不过，我们今天研究东方民间文学，也应该重视东方各国民间文学的田野调查。只有在田野调查中去感受东方各国、各民族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及其口头传统，我们才能深入理解东方民间文学的丰富内容和实际的传承形态，才能真正认识到东方各国民间文学宝藏不局限于我们上面罗列过的那些东方文学史上的神话、史诗和民间故事集。我们才会理解东方文学史上的那些被作为经典来研究的神话、史诗和民间故事只不过是经过国家意识形态或者文化精英的筛选而推举出来的代表而已。而真正的活的东方民间文学传统永远都在民间。我们在研究东方民间文学的时候，每个国家的主体民族和人口少的民族或族群的民间文学都应该受到同样的重视。在我们所提倡的东方民间文学里，每个东方国家的民间文学都不是单一民族的民间文学，而应该是多民族的民间文学。这些多民族的活形态民间文学共同构成了活生生的东方民间文学口头传统。
东方各国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同样，东方各国的民间文学也从远古时代传承到今天。因此，东方各国的民间文学既包括古代民间文学，也包括今天在这些国家民间活形态流传的民间文学。其中，多数古代民间文学文本已经被记录成文字，收入这些国家的文献中，或者已经成为古典文学，因此对这些民间文学的研究就必然带上文献民间文学的性质，主要根据文献记录，从口头传统研究的角度进行探讨。而活形态民间文学则根据这些国家本国学者搜集记录的民间文学作品集，或者亲自去进行民俗学田野调查，在民间口头表演中观察和研究。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东方文明古国古代民间文学或文献民间文学与今天民间传承的活形态民间文学之间的关系。比如伊朗民间文学包括古代波斯民间文学和现代伊朗活形态民间文学。古代波斯民间文学，主要是神话、传说和史诗，依靠《阿维斯塔》等宗教典籍和《列王纪》等文学经典来研究和建构。而现代伊朗，民间文学或者口头传统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从我国目前的东方文学研究和民俗学研究、人类学研究的条件来看，当前的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基本上还是文献民间文学和对东方各国本土学者搜集记录的活形态民间文学文本的研究，还没有达到中国学者亲自到国外做田野调查，在东方各国的各民族或各族群中进行田野调查，在口头传统的表演中去感受和研究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民间文学传承的程度。目前，只有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年教师史阳博士在菲律宾山地民族芒扬人中进行了人类学田野调查，观察了神话与仪式的关系。这将是今后具有人类学理论背景的东方民间文学研究者大显身手的一个趋势。而我们现阶段的东方民间文学研究，基本上是东方各国民间文学文字文本的阅读式的研究，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我们用眼睛和耳朵去真正感受表演中的东方民间文学传统。而从文本到田野将需要东方民间文学的长期的学科建设去实现。
六、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
在我国，无论相对于民间文学，还是东方文学，东方民间文学都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在东方民间文学作为学科名称正式提出之前，在一般性的民间文学研究和东方文学研究中都曾经有对东方民间文学部分的或者局部的研究，比如说东方文学史中对古代东方神话和史诗的研究等，并在某些领域内已经取得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成果。但是，以往这类的研究是不全面的，且没有严整的理论体系，研究者也没有明确的、独立的学科意识。因此，东方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一方面，要求吸收和继承东方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还要吸收民间文学界的理论成果，并以东方各国一国民间文学研究成果为基础，逐步建构东方民间文学的理论结构和体系，因此任重而道远。
东方民间文学从学科属性来讲，是民间文学的。但是，由于它与东方文学史的特殊关系，便必然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研究东方民间文学并不是简单地用民间文学理论来研究东方文学，其理论体系的建构比这要复杂得多。东方民间文学应在全面描述东方各国民间文学内容和特点以及历史文化联系的基础上，探索和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并不是直接套用我们目前普遍使用的一般性民间文学概念和理论来衡量研究对象或者分析研究对象，而是主要根据东方民间文学自身的内容来探索适合作为整体的区域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此外，东方民间文学还要借助东方文学史所提供的研究对象和作品文本，同时还要通过对东方文学研究理论的批判继承来实现自己的理论建构。东方各国民间文学既有古典的文字定型的民间文学，如古典神话和英雄史诗，又有至今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活形态民间文学，因此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理论既要适用于古典（文献）民间文学的研究，又能指导当代活形态民间文学的调查与研究。比如，目前东方学家和东方文学史学者对古代两河流域史诗《吉尔伽美什》的研究多侧重于古典东方学的典型语文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一般的东方文学史所借鉴的也基本上是这种考据学的学术传统。这在古代东方文学的研究中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种研究注重的只是文字定型的泥板文本，而很少关注史诗《吉尔伽美什》的口头起源。固然，探讨史诗《吉尔伽美什》的口头传统起源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困难极大，而且也只能借助泥板文本的文献。然而，东方民间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是把史诗《吉尔伽美什》放在口头传统与泥板文本书面传统的互动中加以考察，以探讨《吉尔伽美什》作为英雄史诗所具有的主题、情节结构、母题类型和对以后口头传统的影响，其实，这种研究在本质上就是民间文学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上，东方民间文学研究对东方文学、东方学而言，既与东方文学、东方学的研究有所交叉，又对其有所批判和继承。一方面，我们要将民间文学研究观念和口头传统的理念灌输到东方文学史的研究中；另一方面，又要批判地吸收东方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如语文学研究、历史学研究、考古学研究等古典学的方法，将这些古典学的方法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而探索建构出一种能够适用于东方民间文学的理论体系。
目前，东方各国的学者们对自己国家的民间文学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尤其是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民俗学家们相当深入地研究了本国的民间文学，并建构了自己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甚至在本国民间文学与周边国家民间文学之间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独立的东方民间文学理论体系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但是，这些研究成果目前还不能和严整的东方民间文学学科体系相提并论。因为这些国家的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基本上还是以自己国家的文化为核心来进行的，严格地说，这还属于一国民间文学中心论的研究。而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则应超越这种研究格局，把东方各国的民间文学看作一个具有历史的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宏观描述和系统阐释。不可否认，这些东方国家民间文学的基础研究和比较研究将提供弥足珍贵的局部研究经验和微观分析的理论成果。因此，东方各国民间文学作为分别描述的客体对象，其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将为东方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提供根本性的研究基础和研究经验。同时，东方民间文学在一般民间文学研究理论的层面上也将对东方各国民间文学进行普遍性的观照。因此，一般民间文学理论、东方各国一国民间文学研究理论成果和比较研究经验、东方民间文学理论体系之间形成了一种多层次的理论观照。
从口头传统的角度探讨东方民间文学是我们的根本出发点之一。同时，研究东方民间文学还要讲究方法论和具体研究中的方法选择。因为，口头传统的研究是把民间文学复原到它传承的文化语境中去观察和研究，所以还涉及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同时，东方各国的民间文学具有悠久的传统，因此，我们还要在历史的发展中观察民间文学文本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而且还要和各国、各民族不同时期的民族志描写和记录结合起来探讨民间文学作品生存的文化语境。一句话，对东方民间文学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身体现出了从单一的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的趋势。
在进行学术研究之前，我们首先要对研究对象有清醒的认识。对于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来讲，正确把握民间文学各种文本是非常重要的。在东方各国现代活形态民间文学的表演文本或记录文本的探讨与研究方面，一般民间文学基础理论基本上都能够提供理论依据。但是在古代东方各种民间文学，特别是神话、史诗文本的认识方面，我们除了运用一般民间文学的观点和理论去认识以外，还要考虑到东方古代文明的自身情况。其中，特别是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泥板记录的神话、史诗，古代埃及象形文字记录或者绘画中表现的神话，《希伯来圣经》等古代宗教文献中记录的神话传说和史诗，要求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之前对这些不同类型的文本做全面的分析。最关键的是，我们对这些古老文本的形成过程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些文本的形成，并不像我们今天到民间做田野调查，直接用录音机或摄像机记录下民间艺人的表演，然后将其按照民间文学记录整理的学术规范记录成文字文本，提供给学术研究者。这些文本的形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而且因为缺乏过程的记录文献，我们无法知道泥板上的神话怎样从讲故事的人的口中被记录下来，书吏在记录过程当中做了哪些方面的修改，修改了哪些内容，删除了哪些内容，最后形成的文本是反映最初讲述者的立场还是书吏的立场，或是讲述者转述的国王的立场。而且，古代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都与后来的文明缺乏直接的传承关系，准确把握文本特征的难度就更大了。两河流域文明在后续文明体系中保存的比较少，两河流域专门化的书吏阶层对复杂文字系统的垄断性使用，楔形文字文化的重建几乎完全倚赖考古发掘和文献释读，当时宫廷文学对民间文学的大量汲取以及作家文学的分化独立尚未完全形成，田野调查的不可能性和文本依赖的唯一性又使得这一研究难以像针对当今尚有活形态文本传唱的民间文学，或者是文本传统尚有一脉传承的其他民族民间文学那样获得准确的定义和精辟的剖析。这些构成了古代两河流域民间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和艰巨性。我们只能以“以古律今”的方式来具体分析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泥板文献，而且清醒认识到其局限性：已经刊布研究的楔形文字民间文学作品的故事结构不甚合理，段落之间的联系不密切，结构分散、缺乏紧凑感。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审视，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两河流域泥板文献中民间文学文本的口头特征，诸如大段程式化诗歌段落的重复，程式化套话的频繁出现。在此基础上描述细节的从容不迫和对人物原话的成段引用，却反映出了楔形文字的使用者在将这些作品从口头创作转移至书面媒体（泥板）的过程中少有实质性加工的特点，从一个侧面证明古代两河流域文学作品在今天的留存物仍然具有浓重的民间文学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早已逝去的两河流域远古民间文学的生动体现。
同样，我们在引用和研究东方各国宗教文献中的民间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要做具体分析。成书于萨珊王朝（224—651）以及伊斯兰时代早期的各种巴列维语文献，也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波斯神话传说，尤其是为数众多的注解《阿维斯塔》和阐释琐罗亚斯德教教义的宗教典籍，更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原有的琐罗亚斯德教神话传说体系。经这一时期宗教祭司们加工整理过的琐罗亚斯德教神话，被赋予了更多的哲学和道德内涵，显得更加系统化和伦理化。萨珊王朝覆灭后，波斯人逐渐转奉伊斯兰教，但在最初的二三百年间，仍然有许多以巴列维语撰写的宣传琐罗亚斯德教信仰的宗教著作问世，其中最具有神话学价值的当数完成于9世纪的《丁·卡尔特》（Dēn-Kart）和《本达希申》（Bundahīshn）等著作，这些流传下来的巴列维语宗教文献，保存了大量反映古代伊朗人关于开天辟地、人类诞生、善恶交战、世界末日等信仰的神话。
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除了运用一般民间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外，还要结合东方民间文学和东方文明自身的特征和条件，要辅助以多种研究方法。下面简单举几个例子。
古代埃及、两河流域民间文学和古代希伯来民间文学的研究，除了文献民间文学的分析解读，还要结合考古发现，利用各种非文字的图像资料来进行跨文本形态的比较研究。在这一点上，古代埃及、两河流域民间文学和古代希伯来民间文学研究的基础是传统东方学的语言、历史研究。首先，对古代语言的精确释读和翻译是研究用这些语言书写的民间文学文本的最关键的一步，在这一点上，古代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要比东西方现代民间文学的研究难度大。尤其是古代两河流域的一些楔形文字文献的释读更是显得难能可贵。北京大学拱玉书教授的《升起来吧！像太阳一样——解析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昆仑出版社，2006年）就是古代东方民间文学文献文本精读的范例，古代东方民间文学的文本研究需要更多的这种研究成果。我们在精确的语言学研究和翻译的基础上探讨东方古代民间文学内涵的时候还要结合古代东方文明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来进行综合的多学科的研究。其中，早期神话的非文字图像资料的利用很重要。比如，青铜器晚期的希伯来陶制女神像的发型多是典型的埃及女神哈托尔的发型，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古代希伯来神话受到了古代埃及神话的影响。我们相信，在长期的探究历程中，古典东方学的语言历史研究方法、东方文学史的研究方法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方法之间也会逐渐找到共同点和互补的交叉点，从而形成东方民间文学研究的新的理论体系。
古代神话、史诗的研究还要和古代民族的民族志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创世记》中该隐杀死兄弟亚伯的故事，反映了早期畜牧业和农业在使用珍贵的可耕地之间发生的冲突。在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也有类似的冲突，畜牧业神杜木兹和农业神恩启都为了得到女神伊南娜的爱而产生了矛盾，最后畜牧神胜利。奥赛里斯的神话反映了王权的神圣性。在位国王的合法性基于这样一个神学观念：他既是活着的“儿子”，也是他死去的先辈的再生。新王国时期神庙的浮雕常常表现“神圣国王的诞生”这样一个主题，画面描述创世神来到王宫，与王后结合，生下合法的继承人，因此在位法老其实就是他在人间的化身。当新的国王加冕时，“九神聚集到一起，给予他拉神的登基庆祝和作为国王的荷鲁斯的寿命”（荷伦布墓的加冕铭文），法老的敌对者无法战胜他，因为“他已经在赫里奥波里斯进行了争辩，九神发现他是有罪的”（美尼普塔的以色列石碑）。这个原则在普通人中间也同样适用：生命力从父亲传给儿子意味着父亲的位置应传给儿子，这是其合法性的保证。如人类学家分析的那样，世袭制是通过神话来体现其神圣性的。
而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活形态民间文学的研究更要依靠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东方民间文学的田野调查刚刚开始。有的民间文学可能很早就有了书面文本，这种民间文学以文字定型以后可能变成了文学经典，但是它在民间可能仍然以口头形式流传。我们更要注意这样的民间文学。要对东方各地展开全面的田野工作，目前存在着种种实际困难，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只有利用各种机缘，或者深入实地或者利用对象地区已有的调查成果。因此，在理论方面，更全面深入地、更细致地分析东方民间文学作品的“口传”特征以及在当代生活中的鲜活形态，把东方各国民间文学当作一个具有历史的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对其进行宏观描述和系统阐释。
最后谈一谈东方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问题。实际上，今天热门的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诞生与东方民间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只不过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而已。那就是德国梵文学家本费为《五卷书》德文译本所写的长篇学术导论中提出欧洲的民间故事起源于印度的学说，成为传播学派的鼻祖。今天虽然本费的印度起源说已经过时，但是谁也无可否认以《五卷书》为代表的东方民间故事对世界民间文学的巨大影响，这也就决定了东方民间文学具有非常广泛的比较研究的前景和潜力。在基本掌握东方国别民间文学丰富资料的基础上着手进行东方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通过影响比较和平行比较等研究方法来讨论东方各国民间文学之间的源流和交流关系，探索东方民间文学的民族特色和整体的机制以及东方各国民间文学之间的内在的趋同性，并在一般性民间文学理论和东方民间文学描述研究的层面上进行理论思考，将是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基本内容。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主要范畴是东方各国民间文学之间的比较，兼顾东西方民间文学之间的比较和适当的理论探讨。
东方文学的整体是由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共同构成的，只有加强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才能建构完整的东方文学体系。因此将民间文学理论引进东方文学的研究本身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东方民间文学就是以民间文学理论为研究之本，同时兼用其他文学理论之长，注重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实现用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来丰富和促进东方文学的整体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