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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为人行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个“重”字。根据后人的记载，曾国藩“行步极厚重，言语迟缓”。他走起路来脚步很沉稳，说话的语速也比较慢，但一句是一句，每个字都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曾国藩曾经给他的儿子曾纪泽写信说，这一点是他从自己的祖父身上学到的。
曾国藩的祖父叫曾玉屏。曾玉屏一生没有做过一天官，但是在他们村子里却有绝对的权威。村里无论发生什么纠纷，大家都喜欢找曾玉屏来调解。曾玉屏总是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如果有人不服，他往往会大喝一声，这个人就会垂头丧气，灰溜溜地走了，回过头来还得买酒买菜登门道歉。
曾国藩最崇拜的人就是他的祖父，他从小就在琢磨：为什么祖父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么多人都服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说自己曾经仔细地观察过祖父，祖父的仪表之所以超出常人，全在于一个“重”字。所以曾国藩说：“我走路举止也很厚重，这就是取法于我的祖父。”
“重”的反面是“轻”。曾国藩提醒曾纪泽说：“你的举止太轻，是一大弊病，以后要时时留心。无论行坐，都需要重、厚。”（你的一举一动过于轻浮，过于随意，给人一种浮躁、浅薄、不踏实、不靠谱的感觉，这会影响到别人对你的信任，影响到你在别人心目中的分量，从而伤害到你未来的发展，这是一大弊病。以后要时时留心，无论是行还是坐，都需要重和厚。）
我们今天读曾国藩的家书，会发现曾国藩几乎每年都会写一封甚至几封信给曾纪泽，专门提到这个“重”字，反复地讲：“你语言太快，举止太轻。”（你说话的语速太快，很多东西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张口就来；你的一举一动过于轻浮，过于随意，给人一种浮躁、浅薄的感觉。）“最近能坚持用‘迟、重’二字来补救吗？”（你的语速可以再慢一些，你的举止可以再稳一些。）“你的短处在于言语欠钝讷，举止欠端重”（你的言语中缺乏一种钝讷的感觉，你的举止中欠缺一种端重的味道），所以要“日日留心，专从‘厚、重’二字上用劲”（你要每天提醒自己，专门从厚和重两个字上去下功夫）。
根据曾纪泽的回忆，一直到曾国藩的晚年，当他去看望曾国藩时，曾国藩给他当面交代的，依然是这个“重”字，可见这个字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地位。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如此重视“重”这个字呢？“重”不是要人们去装样子、端架子。“重”是领导者内在涵养的自然流露。它是一个人在德性成熟、心境沉稳的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行事从容。在曾国藩看来，好的领导者要做到“四定”：
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
“定”，就是定力，就是厚重，就是沉稳，就是举手投足中的从容，以及所表现出来的自信与可靠。一个“定”字，把“重”的内涵揭示得淋漓尽致。“四定”之中，最关键的显然是“心”定。有了沉稳从容的心境，领导者的行为举止才会具备深厚的根基和底蕴。具有深厚的内在修为，才会有成熟的外在管理行为。所以曾国藩从看人、用人和决策等不同的角度反复阐述过“重”的价值。
他曾经强调说：
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好谈论用兵之道的，他的阅历一定很浅；好攻击别人短处的，他的修为一定很差。
这段话很耐人寻味。重的反面是轻。如果一个人在你面前夸夸其谈，告诉你这一仗应该如何如何打，反而反映出这个人在战争方面的阅历是非常有限的。战争是非常复杂的事情，真正久经沙场的老将，知道战争的残酷和复杂，一般不会轻易开口，一旦开口，一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经过了系统思考。只有那些阅历肤浅的人，才会指手画脚、夸夸其谈，讲一大堆用兵的道理，其实是“视事太易”（把事情看得太容易，都是浮躁之气），这种人的底蕴之浅，反而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
管理也是如此。任何一个行业，水都是很深的。静水流深，那些行业老手、高手往往不会轻易说话，但是一开口，往往是最中肯、最切合实际的，几句话就能说到点子上，所以一定会为大家所看重。那些动不动就信口开河、滔滔不绝的人，却往往反而是一知半解，阅历很浅，甚至是胸无点墨，却求功心切，因而只能依靠浮夸的表现来刻意引起别人的关注，掩饰自己内在的不足。这样的人的言论，多是无根之谈、虚浮之论，反而一定是要警惕的。
看一个人的修养也是如此。“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如果一个人天天把别人的毛病、隐私、缺点挂在嘴边加以讽刺、讥笑和攻击，反而反映出这样的人一定是刻薄之人，因为真正有修养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用人也是如此。关于用人，曾国藩曾经讲过一段话：
不轻进人，即异日不轻退人之本；不妄亲人，即异日不妄疏人之本。
这段话非常有味道，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句话真正悟透了，那么在用人方面出现的80%的问题可能都能避免。
什么叫“不轻进人，即异日不轻退人之本”呢？意思是不轻易地、草率地提拔、重用一个人，这就奠定了你以后不会轻易地、草率地辞退他的基础。什么叫“不妄亲人，即异日不妄疏人之本”呢？意思是不虚妄地、没有根据地亲近、信任一个人，这就奠定了你以后不会轻易地、虚妄地疏远他的基础。
我们大家都知道人性是最复杂的，人是最难了解透彻的。对于一个人，如果你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经过慎重考察，就匆匆忙忙地把他提拔到一个关键的位置上，那么以后出问题的概率是非常大的，你往往不得不匆匆忙忙地把他撤下来，这对他、对你、对组织都是一种伤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如果你不能花四个小时好好考虑对一个人的安排，你可能就要花几百个小时替他收拾残局。
所以，对于用人者来说，“不轻进人”才能“不轻退人”。你之所以会草草地辞退一个人，一定是因为考察他的时候潦草、粗疏，不够慎重，了解的工作没有做到家。考察的时候非常慎重，了解清楚了他的特点再加以使用，用起来往往就不会轻易出问题，就为不会草率地辞退他打下了基础。
对人的信任也是这样。如果你并没有真正了解一个人的为人，就开始说一些掏心窝子的话，所谓的“交浅言深”，你被背叛的概率是很高的。只有真正透彻地了解了一个人，你的信任才是可靠的、有扎实的基础的，才不会出问题。所以，“不妄亲人”才能“不妄疏人”。
显然，“不轻进人，不妄亲人”，就是为了“不轻退人，不妄疏人”。对于领导者来说，这才是对人才负责，对组织负责，对事业负责。从长远来说，也是对领导者自己负责。
对于领导者来讲，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决策过于随意。这是伤害领导权威最好的办法。因为手下很快就把你的话不再当回事了：反正你明天要改的。你在下属心目中也就没有了分量，飘了起来。因而曾国藩提醒手下说：
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你既然做了一个领导者，就应该记住，今天说出的话，明天千万不要因为一点小小的利害就改变了。领导者就是这样，轻诺必然寡信。如果你没有真正想清楚，就不要轻易做出决定；如果你不想食言，就不要轻易给予许诺。要么不说，说了就要做；要么不承诺，承诺就要兑现。只有这样，下属才会对你心服口服，从此以后你的每句话他都会侧着耳朵听，你在他心目中也就有了一言九鼎的分量。
曾国藩非常欣赏的一个人就是李鸿章。李鸿章是他的大弟子，也是他的接班人，把他的事业发扬光大。曾国藩经常举李鸿章的例子告诉大家该如何做好的领导者。他曾经说，李鸿章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
调度之檄向不轻发，发皆当于事理。
（李鸿章这个人的）决策从来不会轻易做出，一旦做出，都是最恰当的。
我们能够发现，这样的领导者，几个回合下来，下属都会心服口服。这样的领导者，也就能赢得下属的绝对信任。所以曾国藩说：
为将者设谋定策，攻则必取，不然毋宁弗攻；守则必固，不然毋宁弗守。攻之而为人所逐，守之而为人所破，虽全军不遗一镞，其所伤实多。
身为领军之人，设谋定策，要进攻的就一定要攻取，不然不如不攻；要坚守的就一定要守住，不然不如不守。进攻却被人驱逐，防守却被人攻破，即使全军没有一弓一矢的损失，所造成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所造成的伤害在哪里呢？是组织成员的士气，是下属对领导的信任，是领导者自身的权威。因为信任是领导力的前提，一旦失去了信任，领导力根本就无从谈起。
湘军名将李续宾，也是曾国藩非常欣赏的人。曾国藩曾经讲过李续宾的一个突出特点：
迪庵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
迪庵就是李续宾。李续宾有善战之名，要诀就在于他既不草率地发起进攻也不轻易地撤出战场这两条上。无论是进还是退，都是不慌不忙，稳稳当当：要么不进攻敌人，一进攻就会得手；要么不占领阵地，一占领就不会轻易失去。
在曾国藩看来，战争中最忌讳的就是心浮气躁，贸然行动，即进行所谓的“浪战”。因此他提醒曾国荃说，打仗要一步步地来，要谋定后动，审定而行，“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他曾经送给曾国荃一副对联：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老到，又要精明。
打仗不能毛躁慌张，要谋定而后动，稳稳地做。先求稳妥，保证大局在握，然后再寻求变化之策；办事要无声无息，毫不张扬，既要老到，又要精明。
稳当厚重，也是中国人心目中最推崇的领导风格之一。《论语·述而》有这样一段记载：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子路问孔子：“您要是统率三军的话，愿意找什么样的人一起共事呢？”孔子说：“那种空手搏虎、赤足过河，即使死了都不会悔悟的人，我是不会找他共事的。我一定要找那种遇事慎重、谋定而后动的人共事。”
曾国藩也说：“带兵之人，一定要是智深勇沉、文经武纬之才。”智深，就是考虑问题不浮躁，深谋远虑；勇沉，就是勇毅、沉着、冷静。这样的人是文经武纬的全才。这样的内涵表现出外在的领导风格来，就是一个“重”字。这样的人，才会见利不动、遇事不慌，成为真正可以负重致远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