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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领导者来说，清晰而执着的理念非常重要，但仅有理念还不够。所有的领导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现实环境中展开的，成熟的领导力，除了理想的追求，一定还需要清醒的现实取向，需要有在现实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说，曾国藩“一生三变”：
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程朱，即程颢、程颐兄弟与朱熹，是理学的大师；申韩，即申不害与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黄老，即黄帝与老子，是道家的别称。欧阳兆熊的这段话，很好地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力是从“儒家”到“法家”再到“道家”——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领导者从理想到现实再到成熟的螺旋式成长轨迹。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的时候，信奉的是儒家思想，具体来说就是理学。应该说曾国藩一生就是以理学家自居的，理学对其领导力特质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理学对曾国藩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二程曾经说过，学理学就是要“学做圣贤”。就像学佛是为了成佛，学道是为了成仙，学理学就是要“做圣贤”。这就有了曾国藩的那句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我们今天看来，这就像人发了一个大愿一样——一定要做圣贤。所以曾国藩的一生，就是追求做圣贤的一生，他逼着自己一定要进行品格的提升，要达到道德完美的境界，达到圣贤的境界。做圣贤是他一生最大的志向。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这就是曾国藩能够成就其事业最强大的心理动力。
理学对曾国藩的另一个影响，就是有强烈的“卫道”意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真正的儒生都会有强烈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传承孔子以来道统的意识，即所谓的“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然而太平天国信仰的是天主教，并以天主教来打击孔子的文化地位，所到之处都在砸孔庙、烧诗书，甚至宣布上帝罚孔子在地狱里扫厕所。孔子在中国读书人的心目中是“万世师表”，太平天国的这种做法无疑激起了当时知识分子强烈的仇恨，认为这样做是要毁掉几千年来中国的人伦传统，孔孟就是在九泉之下也会痛哭。曾国藩聪明的地方在于，他出来镇压太平天国，打的旗号不是简单的“忠君”，而是“卫道”。这样一来，就把湘军和太平军的战争，从军事、政治层面的对决，抬高到了价值层面的对决，而价值是无可置疑的。这就吸引了一大批读书人——所谓的“抱道君子”——加入到他的队伍中，使湘军出现了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书生带领农民”，而这些书生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强烈的狂热性，一定要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这也就使得湘军变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曾国藩能够成就事业的根本因素。这一点，应该说是儒家对曾国藩最深刻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一直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的追求，有很多很正面的影响，但是儒家也存在其局限性。如果你读过《论语》，读过《孟子》，读过程朱的著作，就会发现，孔孟也好，程朱也罢，历代的儒家，翻过来覆过去，讲的就是一个主题，也就是“伦理道德”。问题在于，道德原则从来是完美的，应用道德的现实世界却从来都是不完美的。因而理想主义色彩过浓的儒生，往往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变成迂腐的书生，无法把事情做成。
因此，对于必须解决现实问题的曾国藩来说，只靠儒家的价值理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曾国藩出来统帅湘军、带兵打仗，“一变而为申韩”，开始运用法家的理念。
法家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儒家相信人性有向善的可能，相信道德的力量，强调的是人性理想的一面，那么法家相信的则是人性本恶，人是有求利的本性的，它强调的是人性现实的一面。
韩非子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做车的工匠做好了车，就希望富贵的人越多越好；做棺材的工匠做成了棺材，就希望人死得越早越好。并不是做车的道德多么高尚，做棺材的道德多么败坏，而是利益决定了他们的不同行为。在法家看来，这个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离开了对人的求利本性的把握，你根本就无法对人进行基本的激励。
除了利益，法家所信奉的还有实力。儒家对道德的力量充满了自信，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往哪边去，草就会往哪边倒。用今天的话说，儒家相信的是道德的影响力、感召力，相信的是德化的力量。法家从来不相信这些，法家相信的是强制性的权势的力量，即所谓的“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人的行为也只有通过强制的力量才能改变，即所谓的“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在法家心目中，除了实力，没有什么是真正靠得住的。
此外，法家还强调争夺。儒家相信人是向善的，因而对人的良性互动抱有乐观的期望，强调的是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而法家认为这个社会的本质就是争夺，就是弱肉强食。争什么？争利益。靠什么争？靠实力。
儒家讲的是道义，法家讲的是利益；儒家讲的是道德，法家讲的是实力；儒家讲的是和谐，法家讲的是争夺。与儒家相比，法家的特点是非常冷酷，但非常现实。法家把儒家那些温情脉脉的东西全部撕开，让你看到人性和社会的另一个层面。
如果儒家提供的是人生的理想，那么法家所提供的就是一种现实的取向。这就使得曾国藩与一般的儒生有了区别。他依然有儒家的理想，但不再是理想主义者。法家的现实使得曾国藩对官场利害、人情世故有了深刻的理解，很多问题比常人看得明白，达到了所谓的“巨细周知，表里洞彻”，这无疑是他能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的关键因素。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法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过于强势、过于冷酷、过于霸道、过于刻薄、过于自是、过于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什么都要争，什么都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争，这样的人的人际关系一定是一塌糊涂的，最后也一定是一败涂地的。
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时，这个特点充分表现了出来，他一方面对起来造反的百姓，效法“武健之吏”，以“严刑峻法痛加诛戮”，自己“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学习那些法家的酷吏，以严厉的刑法加以强力的诛戮，自己背上残忍严酷的名声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对待官场，则是“所办之事，强半皆侵官越俎之事。以为苟利于国，苟利于民，何嫌疑之可避？是以贸然为之”（所查办的事情，大多数是侵犯与凌越其他人权限的事情，以为只要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有什么要避嫌的？所以不管不顾，放胆去做）。
如此的逞强、霸道、自是，一定会导致别人的敌意与对抗。而一个人一旦陷入这种局面中，一定是要失败的。所以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陷入了极度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他所到之处，与官场冲突不断，以至于在长沙的时候把文官和武官全都得罪了，因此不得不避走衡阳，而在江西，更是到了“通国不能相容”的地步，最后的结果是一败涂地，被咸丰皇帝罢免了兵权，被迫回家守制，也因此跌到了自己人生的最低谷。
挫败一度使曾国藩陷入无尽的焦虑抑郁之中，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心一意想做事，所到之处，官场却总是跟他作对，甚至连朝廷都对他弃如敝屣。正在他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朋友欧阳兆熊的一席话——“岐黄可医身疾，黄老可医心病”，让他豁然开朗。因为曾国藩向来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他总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别人，归咎于外部，譬如，别人腐败，别人不配合，别人紧握实权，等等。现在他突然意识到，也许自己身上也有问题，于是开始反思。曾国藩的反思大概持续了一年的时间，他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天天在那儿静坐，把过去的事情一件件翻出来，在那儿解剖。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因为这是一个曾经很成功的人要否定自己的过程。曾国藩最后终于想明白了，所有问题的根子就在自己身上。他后来给弟弟曾国荃写信讲到自己的这一段心路历程时说：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图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我以前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眼中所看到的，都是人家的不对、人家的问题。自从丁巳到戊午这一年的大悔大悟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其实一点本事都没有，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觉得人家有几分道理。所以现在九年过去了，跟我四十岁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大约说来，是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就是想要做事，要发愤图强，这样才能站得住；达，就是还要会做事，要办事圆融，这样才能把事情做成。
巨大的挫折像一个熔炉，使曾国藩有了一个自我反省并得以真正脱胎换骨的机会。这一年的反省对曾国藩的人生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他“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黄老就是道家。道家与法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如果说法家的特点在于一个“刚”字，那么道家的特点便在于一个“柔”字。道家的重要命题是“柔弱胜刚强”，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是“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是“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是“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是“知其雄，守其雌”。法家之弊是逞强，是刚愎自用，是自以为是。道家的“柔弱”“不争”，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伐、自是、自彰，从过分的自我之中走出来。
人天然地都以自我为中心，往往会把自己看得高，把别人看得低；把自己看得重，把别人看得轻。这是人性的本质。领导者是组织的核心，领导行为的本质就是要处理“人”与“我”的关系。领导力的突破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突破自我的过程，就是一个打通“人我”、融汇“人我”的过程，就是走出小我、成就大我的过程。一个“自负本领”甚大、“又每见人家不是”的人，其领导行为一定是自我的、尖刻的、排斥的、抗拒的、敌对的、盛气凌人的。这样的领导行为是无法得到别人心甘情愿的追随与合作的。曾国藩的“大悔大悟”“乃知自己全无本领”，正是对过去过分自我的超越。一个“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的人，其领导行为往往是超我的、谦和的、吸收的、包容的、合作的、平易近人的。这样一来才能得到更多、更优秀的人的帮助，最终成就一个全新的大我。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曾国藩提出了一系列为人的基本原则，如“自家的优点，要掩藏几分，这是涵育以养深；别人的缺点，要掩藏几分，这是浑厚以养大”“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凡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舍己从人，大贤之量”“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等等。
领导行为的失败，往往是由过于自我导致的。当一个人走出自我的藩篱时，心态、认知和待人处事的风格都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它能让人更清楚地看清自己，也更清醒地理解别人，学会倾听、学会欣赏、学会包容，从而更好地处理“人”与“我”的关系，也就能够“行得通”。这就是领导力达到真正成熟境界的最终表现。
如果说儒家给了曾国藩理想的追求，法家给了曾国藩现实的眼光，那么道家就给了曾国藩真正成熟的心态。道家展现出了一种包容，一种耐烦，一种从容，一种恬淡，一种灵活，一种弹性，一种圆融，一种更高的人生智慧。欧阳兆熊说曾国藩“一生三变”，其实曾国藩是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他既有儒家的理想与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与现实，同时还有道家的成熟与灵活，从而达到了真正圆通无碍的境界。
对于领导者来说，仅有做事的激情是不行的，还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仅有对价值的执着是不行的，还要有与现实妥协的智慧。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既需要有对理想的坚守，又需要有清醒的现实取向。要在理想中关注现实，也要在现实中追求理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平衡，是曾国藩领导力的最大特色，也是他最终能够成就事业的根本原因。
从曾国藩的“一生三变”我们还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成长过程，与普通人一样，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也走了我们都走过的弯路，经历过我们都经历过的失败，也犯了我们都犯过的错误。但是他与普通人不一样的是，一般人在经历那样的失败后基本就完了，而他能够从失败中重新站起来，并超越了自己。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我们今天读曾国藩的东西，就是为了少走曾国藩曾经走过的弯路，少犯曾国藩曾经犯过的错误。曾国藩是一个曾经吃过大亏的人，只有了解了曾国藩的人生历程，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与把握他的思想，才能对他所总结的东西产生真正的共鸣，才能从中真正地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