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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心中的曾国藩，往往是“权谋”的形象。曾国藩因此也成为官场权谋的代名词。事实上，曾国藩领导力的核心，并非权谋，而是理念。
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即书呆子。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他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杰出人物中，被认为是最笨的一个）。
曾国藩对自己也很有自知之明，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曾国藩在给家里写信时也说，“吾兄弟天分均不甚高明”（我们兄弟的天资都不高）。他曾以读书、做事为例，“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我性格鲁钝，别人一眼就能读两三行，而我却用尽全力还读不完一行；别人立刻就能办好的事情，而我却犹豫半天也无法了结）。曾国藩的作战指挥也是如此，“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行军打仗本来就不是我的强项，因为打仗贵在出奇制胜，而我过于平实；打仗贵在权谋变诈，而我过于直接）。曾国藩的这些特点，同以聪明与才略而著称的胡林翼和左宗棠相比，确实是非常突出的。
然而曾国藩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恰恰因此而发展出了一套“困勉”“拙诚”的功夫。所谓的“困勉”，就是一步步从艰苦中勉力做出。曾国藩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入处。”（我天资愚钝柔弱，除了困知勉行之外，别无下手之处。）所谓的“拙诚”，就是做事做人不存投机取巧之心，一步一步地做，实实在在地做。他认为“天道忌巧”，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这个“困勉”“拙诚”的功夫，“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民国学者萧一山也说曾国藩“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在我们今天看来，曾国藩的领导力中，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但其大体，却是以卫道为激励之本、以纯朴为用人之本、以推诚为驭将之本、以耐烦为治心之本、以包容为处世之本、以大局为决策之本、以勤实为治事之本、以力行为修身之本。而其核心，则是“忠义血性”的理念。
曾国藩以书生之身份从戎，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方面，太平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他所处的时代，又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柔靡浮滑；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图。流波所及，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按曾国藩的说法，这些人都已经丧尽天良了。
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横流。军事的失败只是一种表象，它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没有兵不必深忧，没有饷也不必痛哭。唯独放眼向这个世界望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了有利可图的事情不奋勇争先、见了急公好义的事情唯恐落人之后的人。这是真正令人深深叹息的现象啊！）
要扭转这种局面，全在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社会的关键，就在于一两个领导者的价值追求往哪个方向。这一两个人追求大义，那么众人就会与之一起追求大义；这一两个人追求私利，那么众人就会与之一起追求私利）。
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精神，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投身于挽狂澜于既倒的事业中。
在“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驱动下，曾国藩的湘军确实表现出了异于其他军队的战斗力。《中兴将帅别传》说曾国藩“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挠之志”，胡林翼“虽挫而其气弥厉”，江忠源“每战亲临阵，踔厉风发”，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以灭贼自任”“忠义愤发，虽败犹荣”……这些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竟然“敢战胜于勇悍愚夫”，与“忠义血性”的激励是有很大关系的。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里回顾湘军成功的原因时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君子之道，没有比“以忠诚为天下倡”更大的了。世道混乱的时候，上上下下都拼命追求没有节制的欲望，用奸伪之心相互吞并，用变诈之心相互争斗，各自图谋自己的安全，而不惜把别人置于最危险的地方。畏难避害，就连捐出一丝一粟来拯救天下的力量也不想出。得到忠诚之人的帮助奋起矫正这种风气，克己爱人，去伪崇拙，亲临艰难而不苛求人共患难，浩然献身如同远游之人回到故乡而无所犹豫担心。于是众人效其所为，也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我们同乡的几位君子之所以能够鼓舞大家的士气，纵横天下，戡平大乱，难道不正是拙和诚的效用吗？
这无疑是对曾国藩与湘军成功之道最好的总结。可以说，他的信念、他的抱负、他的道德、他的品格、他的毅力、他的胸怀和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领导力的核心。正因为如此，他不仅暂时挽救了大清王朝，而且改变了那个时代的风气。因此，曾国藩的领导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他用理念（所谓的“忠诚”、所谓的“卫道”、所谓的“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激励起一批有着同样价值观的人共同投身于他所谓的事业，从而使湘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蒋百里语），成为一支“扎硬寨，打死仗”“尚朴实，耐劳苦”的军队。这是他能最终完成戡平“大乱”事业的根本原因。
这一点，也是历代的共识。梁启超说：
曾文正生雍、乾后，举国风习之坏，几达极点，而与罗罗山诸子，独能讲举世不讲之学，以道自任，卒乃排万险、冒万难，以成功名，而其泽至今未斩。今日数踔敦笃之士，必首屈指三湘。……则曾文正所谓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者，必非不可至之业，虽当举世混乱之极点，而其效未始不可观，抑正惟举世混乱之极，而志士之立于此漩涡中者，其卓立而湔祓之，乃益不可已也。
曾国藩生于雍正、乾隆之后，举国风气的败坏，几乎达到了极点。唯独曾国藩与罗泽南等人，讲求举世都不去讲求的学说，以传承圣人的价值体系为己任，最终排除千难万险，成就了功业，而他们的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断绝。今天一谈到特立独行、敦朴笃实的志士，人们一定首先想到三湘大地。……由此可见，曾国藩所说的“以转移社会风气来造就一代之人才”，并不是不可达成的事业。即使在举世混乱至极的时候，它的效果都未必不为壮观。抑或说，正是在举世混乱至极的时候，仁人志士立于漩涡之中，其卓立独行、涤荡人心的功效，才更加不可阻止啊。
曾国藩理念的核心，其实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儒家的理念，用宋代理学家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理念早就在那里了，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国藩与一般的儒生不一样的是，他坚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因而他以“忠诚为天下倡”的信念，以“拙诚”地“力行”的功夫，以“知一句便行一句”的精神，把儒家的理念转化为强有力的行动，从而完成了他的功业。
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这一点非常佩服。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办事之人，一种是传教之人。而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而且是通过“传教”把事情给做成的。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一个是曾国藩，另外一个就是北宋时期的范仲淹。其实毛泽东也是典型的“办事兼传教”之人。从历史兴衰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仅仅着眼于做事，只能成就一般的事业。伟大的事业，背后一定是需要伟大的价值追求的。
研究领导力问题的著名专家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曾说：“理念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的道德判断，我们对他人行为的反应，我们对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投入程度，等等。理念为我们每天要做出的各种决策设定了坐标。与理念相反的意见很少付诸行动，即使付诸行动了，也不会很投入地去做。理念是我们个人的‘底线’。”
事实上，这也是伟大的领导力的共同特点：伟大的领导力，一定是以清晰的理念为核心、以坚定的践行为关键的，一定是大中至正、可昭日月的。曾国藩的明道以救世、修己以治人，正是领导力中真正的大智慧。毛泽东所说的“传教”，可以说是点出了曾国藩关键的领导特质与成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