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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神学乌托邦为线索对布洛赫的文化批判思想进行审视，需要对布洛赫进行人物定位。人们通常将恩斯特·布洛赫界定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思想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希望的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家”“马克思主义的谢林”“最后一位伟大的综合性人物”“最后一位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家”“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和革命的乌托邦主义哲学家”“非理性主义政治哲学家”“阐释主义马克思者”“乌托邦主义者”和“非完成世界内在性的过程哲学家”等。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对布洛赫的定位颇令人深思。詹姆逊认为，“与其说布洛赫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哲学家，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位‘革命的神学家’” [1] 。为什么在布洛赫众多的身份中，詹姆逊要借鉴布洛赫对闵采尔的定位，将布洛赫归为“革命的神学家”呢？布洛赫思想和作品中大量显性的乌托邦品格，一定不会逃脱自称是“乌托邦思想家”的詹姆逊的法眼，即便如此，詹姆逊仍将布洛赫定位为“革命的神学家”，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在文化批判的视角内，布洛赫使用、挪用大量的神学术语、概念和典故；第二，布洛赫创造或重塑的概念，如期待启明、弥赛亚、末世、希望、乌托邦等，都有着深厚的神学渊源；第三，布洛赫习惯在自己的作品中，特别是结尾的位置，探讨宗教议题，这暗示了一种神学-合题式的收尾；第四，布洛赫撰写大量的著作，在文化批判的语境中，探讨神学问题；第五，在布洛赫诸多的身份标签、庞杂的思想渊源中，革命的神学或曰布洛赫版本的神学乌托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布洛赫是操着神学语言的革命者，是手持《圣经》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神论的革命神学家。
首先，让我们聚焦“无神论”一词。“无神论”源于西方一神论话语体系，其词源为希腊语“atheos”，其中“a”表示“无、没有”，“theos”含义为“神”。当然，这里的“神”起初并非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耶和华上帝，而是希腊神谱中的众多神祇。早期的基督徒因不信仰希腊众神，就被称为“无神论者”，当然这一过程很快发生了逆转。无神论似乎成为一种话语权力掌控者对其反抗者的称谓，对无神论的界定就是对其所否定对象的界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无神论便有了一种潜在的二元对立的张力。无神论就是对特定形式有神论的否定，它蕴含了强烈的拒绝和反抗的意味。无神论的这种质疑性的反抗可以在少年布洛赫的身上发现。
反抗来源于差异的意识。布洛赫出生在德国工业城市路德维希，与路德维希仅隔一条莱茵河的是德国西南部的文化中心曼海姆。路德维希的贫富分化与曼海姆丰富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氛围形成鲜明的对照。布洛赫从小就对这种反差有着非常深刻的观察和理解。与卡尔·马克思一样，布洛赫出生在一个被同化的犹太人（assimilated Jews）家庭。被同化的犹太人家庭在宗教上与犹太教的联系松散，他们只是在家族血统和文化渊源上继承了犹太人的特质。布洛赫也从未信仰并践行犹太教。事实上，就个人信仰而言，布洛赫对任何宗教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参加犹太人传统的成人礼时，布洛赫在朗诵完规定的誓词后，坚定地重复了三次“我是无神论者”
[2]
。布洛赫从小就有一种对传统的离叛与反抗。他自己也承认，小时候在学校和家里，他非常叛逆，且总是“不安和不满”
[3]
。他希望脱离路德维希令人窒息的空气，逃往美丽的未知世界。13岁的时候，布洛赫就无神论写了一篇名为《无神论下的世界整体，物质特性的重生》（
Das Weltall im Lichte des Atheismus, Renaissance der Sinnlichkeit；The World-All in the Light of Atheism, Renaissance of Material Nature
）的文章。15岁的时候，富于反抗精神的布洛赫与伙伴开始阅读表达社会主义思想的小册子并形成了早期的唯物主义观点：社会是一个充满欺骗的机器，物质乃是万物之根，人们所呼唤的上帝只不过是物质的总和。虽然布洛赫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但在上学时，他就已经和当时著名的哲学家马赫（Ernst Mach）、立普斯（Theodor Lipps）、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等人有了书信往来。布洛赫之后的一系列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讨论无神论，如《乌托邦的精神》（
Geist der Utopie
；
The Spirit of Utopia
）中“英雄的无神论”（heroic atheism）、《踪迹》（
Traces
）中作者的自叙性文章《生命的上帝》（
The God of Life
）
、《希望的原理》（
The Principle of Hope
）中第53章从元宗教和无神论的角度审视乌托邦版本的“希望”等。布洛赫83岁的时候出版了集中体现自己无神论思想的作品《基督教中的无神论》（
Atheism in Christianity
）。在这部作品中，布洛赫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其宗教观及无神论的含义，即成为无神论者意味着反抗造主-上帝（Creator-God）和那些把持着上帝话语阐释权的政教权威。在扉页上，布洛赫书写着该书的主旨，其中有两句话发人深思：“宗教的功能就是为了异教徒的”；“只有无神论者才能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只有基督徒才能是一个好的无神论者”。
[4]
在文化批判语境下反观布洛赫版本的无神论，我们会发现它是对犹太-基督传统的继承，换言之，犹太-基督传统的内在逻辑就是无神论的，因为犹太-基督传统流传至今的主导性原因不是对权威一味地屈从，而是一种源自开端的反抗性的“异教精神”，即一种对既存不合理秩序的质疑精神和对边缘化他者的彰显意识。此外，无神论作为一种对传统神学的否定，其最终的归指是“设定
人的存在
”
，这是一种对人性的张扬和人本主义的回归。布洛赫发展并丰富了无神论，无神论无疑应该作为定位布洛赫的一个重要权衡维度。
其次，让我们关注布洛赫的革命性。布洛赫在《基督教中的无神论》中对基督教中无神论维度的讨论，在本质上就是对基督教中革命因素的挖掘。对布洛赫而言，“革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其原因不仅仅源自布洛赫一生所处的动荡的时代，他的思想本身便具有浓厚的革命性。换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一员脱离了对革命的体认，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奥斯卡·内各特（Oskar Negt）直接把布洛赫定位为“十月革命的哲学家”并对此撰文。内各特在这篇名为《恩斯特·布洛赫——十月革命的德国哲学家》的文章中认为，布洛赫一生各个时期的代表作贯穿着两个基本的特点，其一是充盈在自然和历史中的道德唯物主义，其二是“促进自然和社会中各种独立的 革命力量 （黑体为笔者所加）在其自我表达和自我概念化过程中发展的意愿” [5] 。内各特接着指出，从思想界对布洛赫的接受角度来看，布洛赫在西方神学界所受到的重视要远远超过马克思主义学界。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是布洛赫思想中隐性的马克思主义品格及其显性的末世论因素，末世论中强烈的神学关注和马克思主义革命解放的力量，给在上帝隐遁、大众信仰迷失境况下的神学界带来了希望。
同“无神论”概念一样，布洛赫对“革命”有着自己的理解。革命在布洛赫看来并非狭义上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虽然布洛赫在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后转而支持俄国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建立反法西斯联盟、形成人民战线，战后在莱比锡大学教出了诸如沃尔夫冈·哈里希（Wolfgang Harich）这样的革命者，但布洛赫从未加入任何政治组织，似乎他与政党和革命实践永远保持着某种距离。因为，在布洛赫眼中，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文化批判。与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一样，布洛赫是一名书斋骑士，他的思想蕴含着革命的火种，可在生活中却践行着和平主义。这种对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谨慎的态度，体现在布洛赫对俄国十月革命与苏联斯大林问题上的摇摆。布洛赫欢迎革命带来的解放与批判的力量，但同时也忧虑革命可能带来的问题。因此，在布洛赫看来，“革命”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文化批判，这也是革命在布洛赫的思想体系中，可以完美地与无神论、神学契合的原因。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布洛赫具有的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西方思想文化如果缺失了宗教的论域，便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根基与归宿。对于这一点，布洛赫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作品有的直接探讨宗教主题（如《基督教中的无神论》《自我的人》《革命的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有的蕴含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如《乌托邦的精神》），有的不惜大量的章节，专门涉及宗教问题（如《希望的原理》），还有的作品虽然没有直接探讨宗教主题，但布洛赫常常借用宗教概念，将自己的思想体系置于有着浓厚宗教背景的西方语境中，开展一种独特的文化批判。虽然布洛赫从小就与信仰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宗教问题是布洛赫无法回避也没有回避的。开启布洛赫在学术上对宗教问题关注的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斯特里茨基（Else von Stritzky），她“唤起了他（笔者注：指布洛赫）的宗教意识” [6] 。25岁的时候，布洛赫与斯特里茨基结婚，他的这位妻子是诺斯替式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信徒。在第一版《乌托邦的精神》中，我们可以读到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对布洛赫的影响；《希望的原理》英文版译者奈维尔·普雷斯（Neville Plaice）也认为“（《乌托邦的精神》）第一次明确体现了布洛赫对宗教的兴趣” [7] 。这一时期的布洛赫尚未具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神秘主义特质的宗教术语散布在他的作品中，人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会感到，这些话“好像出自信徒之口”，布洛赫着意塑建的早期乌托邦哲学便是“委身传统的宗教语言之中的”。 [8]
提到布洛赫的宗教情结，我们不能回避他的犹太人身份。很多学者发现了布洛赫作品中体现的犹太性，如其作品中的卡巴拉因素、他与布伯和罗森茨维格思想的相互影响等。可以说，布洛赫受到20世纪犹太弥赛亚主义的影响，既反对犹太人的完全同化，又不赞成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一方面希望归向异邦文化，同时又拒绝放弃自身的犹太文化，布洛赫寻找的是一种弥赛亚主义式的解决途径以缓解这一悖论。因此，布洛赫非常反感人们用犹太性的视角去解读自己的作品，他甚至将自己为数不多的一篇专门探讨犹太性的文章《标志：犹太人》从第一版的《乌托邦的精神》中删除。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读到布洛赫对其犹太性的认同。在1918年的一封信中，布洛赫写道：“我完全是一个有着种族意识的犹太人……我很骄傲自己神秘的祖先，……流淌着的犹太人的血液和自己祖先的伟大宗教传统让我感到无拘无束。” [9] 韦恩·哈德逊（Wayne Hudson）在采访91岁的布洛赫之后，也发现了布洛赫对其犹太性问题左右摇摆的态度。他认为布洛赫身上具有强烈的犹太性，但布洛赫本人却拒绝别人用犹太性来界定自己的思想。 [10] 这恰好体现了犹太性这一概念本身的悖论性和不可约定性。布洛赫惯用诸如“无神论的基督教”（atheism in Christianity）、“没有上帝的上帝天国”（kingdom without God）、“没有重量的重量”（unweighty weightiness）、“强有力的静止的节奏”（powerful-still beat）、“没有人类的泛人道”（pan-humane without human beings）、“没有存在者的存在”（being without Being）等充满悖论的概念来彰显不可言说的言说，或许我们可以用“非犹太的犹太人”来说明布洛赫的犹太性问题。
布洛赫展现出的这种含混的犹太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思想中多种宗教因素的杂糅，特别是基督教神秘主义对布洛赫哲学的影响。其他很多具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边缘化宗派教理对布洛赫而言也是一笔宝贵的宗教遗产，从中他不但借用了大量的神学术语来阐发自己所理解的乌托邦，而且还发现了解放的力量与重构社会的希望。布洛赫的无神论、革命神学情结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止，无论是其三卷本代表作《希望的原理》，还是晚期的《踪迹》和《基督教中的无神论》，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神学对布洛赫的影响，也可以发现布洛赫对更广义的宗教问题的深切关注与思考。可以说，布洛赫“无神论的革命神学家”的身份似乎预示着，离开宗教问题，离开布洛赫对无神论独特的界定和论说，离开他对革命的体认，其乌托邦思想是无法尽然得到有力的彰显的，这也是布洛赫文化批判思想经由神学乌托邦的审视，带给人们的众多启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