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人类在现代社会身处困境而不自知，他们失去方向、没有希望而不自觉。两次世界大战使真理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人类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使得现代性累积形成的问题丛生，人类的物化处境使得人们的理想式微、价值坍塌、道德滑坡，人们身处现代社会越发难以寻得自我。仰望星空，古希腊的星空地图业已不在，人类无助无望，迷失在理性把握实在、技术征服自然的现代性社会中。1914年国际秩序被打破，进而引发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人们愈发意识到反思希望内涵的重要性。德国思想家恩斯特·布洛赫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解读并指出了人类困境的出路。

布洛赫出生在1885年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实现统一尚不足二十年。可以说，布洛赫成长在德国第二帝国的创建时期，他的童年是在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度过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青年时期的布洛赫已经生活在一个摆脱了分裂落后状态的欧陆最强大的国家之中。但德国的统一与发展并非一蹴而就。1848年，受到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德意志各国爆发了革命。虽然革命最终以失败收场，但革命后的德国境内，工业化大发展促使其自上而下实现统一的条件逐渐成熟。在思想领域，革命的失败让德国思想界不再唯思辨式的古典哲学马首是瞻，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逐渐消弭在改变历史现实的呼声中，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愈发得到重视。1848年之后的德国是一个“物质活跃的时代”，它“没有明确的精神导向，以往的理论和体系建构逐渐被形形色色支离破碎的经验材料和一种理性的因果关系思考方式所代替” 。德国到处蔓延着悲观厌世的“世纪末”（fin de siècle）氛围，人们面对社会变革感到震惊与困惑，窒息的社会政治环境让人感到更加苦闷和压抑，德国古典哲学退场造成的思想真空使各种学说纷纷步入人们的视野：进化论、生命哲学、心理分析、唯意志论……虽然在布洛赫早年生活的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各种视角和理论混杂共存，但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两种思潮影响非常明显。前者通过自然科学的准确性、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取代了传统思辨哲学的位置；后者反映出当时的市民阶层在物质极大发展的同时产生了对生活的失望感与无助感。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布洛赫，无疑会体悟到威廉二世时期人们的压抑和迷惑，德国人期待一场清扫一切旧秩序神明的战争。

作为“1914年一代”（Generation of 1914）中的一员，布洛赫目睹了欧洲各地信心的丧失和心理的创伤。人们对真理的渴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表现为对战争“弥赛亚式”的期盼，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怀抱着希望加入这场战争，希冀通过这场战争带来社会的变革，在社会各个层面达成一种“救赎”。造成这一思想倾向的原因除了人们对西方文明世界的厌倦之外，还有一种激进的浪漫主义情怀，一种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寻觅，这种生活的实现要求人们对当时的现状采取“大洪水”般的洗涤与颠覆。当尼采宣称上帝已死，呼唤体现生命意志和全新价值观的“超人”，以期对一切传统的道德文化进行重估的时候，战争早已被当成了德国乃至欧洲思想界希冀摆脱颓废的最佳手段。但这种尼采式的暴力并没有带来灵魂的净化与道德的新生，因为战争给人们留下的除了恐怖就是厌恶。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流毒不仅限于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布洛赫带来的是“完全的迷失”。战争伊始，布洛赫所在的马克斯·韦伯精英知识分子团体便产生了意见的两极化。布洛赫与当时的好友卢卡奇选择了反战的一方，这与当时德国群情激昂的民族主义主流格格不入。时年29岁的布洛赫因视力问题免于服兵役，而卢卡奇从反战到主动参战的巨大转变也为两人的友谊画上了句号。之后，布洛赫受到资助，前往德国流亡反战知识分子的前线——瑞士的伯尔尼，研究和平主义意识形态。从这一系列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布洛赫的反战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但布洛赫绝非保守的改良主义者。在《乌托邦的精神》中，布洛赫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时代背景描绘道：“战争结束了，革命开始了，很明显，很多扇门打开了。但很确定的是，这些门又关上了。” ^[1] “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同时，德意志帝国的大厦随之解体。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德国爆发了“革命”（即十一月革命），但随着革命领导者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惨遭杀害，革命最终被镇压。革命带来的希望被打破，朝向美好未来的“很多扇门”“又关上了”。魏玛共和国在革命者的鲜血中建立起来。一向持和平主义态度的布洛赫也不禁对此尖锐地批判道：

统治（rule）与政权（power）本身就是邪恶的，但用一个政权反抗另一个政权却是必要的；手中握枪才是绝对的命令，只有这样政权才不会被任何形式所毁灭。只有利用政权之后，我们才能从统治中、从“政权”中，甚至从善、从反击的谎言中净身而出。 ^[2]

很明显，布洛赫对政治革命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对时局也形成了更加敏锐的判断。在这种时代语境中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在创建初始便陷入了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中。仅举一例，1919年美元对马克的汇率为1∶8.9，仅四年后，这一比率就变成了1∶4.2万亿。基于这种时代背景，在当时的德国青年中流行着失落式的反抗文化，他们对一切投以怀疑的目光，希望在沉重的困惑中寻找一条出路。在文化领域，德国的表现主义顺应了这一时代的要求。而在政治领域，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则浑水摸鱼，顺势发展起来。虽然魏玛共和国的经济从1924年开始有了短暂的恢复，但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再次给德国的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希特勒利用人们战后对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的不满，发展自己的羽翼。1932年，纳粹党成为德国第一大党，希特勒也在第二年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德国开始了希特勒的法西斯专政，纳粹对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迫害和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拉开了帷幕。作为左翼犹太知识精英，布洛赫为了免遭纳粹的迫害，辗转多个国家，并最终定居美国。在这期间，布洛赫结识了本雅明、布莱希特、阿多诺、蒂里希、托马斯·曼等德国离散犹太学者。

布洛赫很早就敏锐地察觉到希特勒和纳粹势力的邪恶本质，1933年纳粹上台后，布洛赫是最早被迫流亡海外的犹太人之一。克劳斯·格罗斯纳（Claus Grossner）在有关布洛赫的传记中写道，布洛赫被纳粹驱逐，其著作被焚烧，在苏黎世、巴黎和布拉格，到处都有逮捕布洛赫的通缉令。期间，布洛赫对德国纳粹进行了辩证的文化批判，也对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心向往之；但布洛赫后来放慢了定居苏联的脚步，并最终决定移民美国。美国作为当时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集中代表，既是很多德裔犹太流亡思想家的藏身所，也是他们批判的对象。布洛赫与妻儿在美国生活了11年，这11年也是布洛赫潜心写作、作品高产的阶段。但布洛赫从未“认同”美国文化，“融入”更无从谈起。在谈到当初无奈选择美国作为避难所时，布洛赫写道：“如果去美国的话，那它也只能是一个插曲。” ^[3] 但令布洛赫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插曲的时间太久了。1945年德国纳粹宣布无条件投降，四年后，莱比锡大学邀请布洛赫弥补伽达默尔离职空出的教席。布洛赫接受这一教职，并居住在亲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时的德国人在经历了希特勒第三帝国的“神话”之后，信仰价值体系业已坍塌，人们之前刚刚建立起来的理想（哪怕是盲从）烟消云散，欺骗、虚空、困惑再次成为德国人的心理主线。在这样的精神荒原中，布洛赫继续传扬他的希望“福音”。在回到东德后的一次报纸访谈中，布洛赫表示，人们之前把美国称作“新世界”，而那里却是腐朽的，新的世界在这里（笔者注：指东德），这里没有美国奴隶的语言，这里有的是言论的自由。 ^[4] 当时的东德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在各个层面，包括意识形态上，完全跟随苏联的脚步。最初东德政府低估了布洛赫的影响，所以当他成为知识界的活跃分子、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社会批判的急先锋的时候，政治再次找了布洛赫的麻烦。首先是布洛赫的学生被捕判刑，接着东德知识界“主流”发起了对布洛赫的大批判，布洛赫的讲座被人为设置障碍而拖延，他个人也面临着被迫退休。1961年，柏林墙建立的时候，布洛赫正在西德访学，他毅然决定留在西德，把人生的最后时光留在了西德。布洛赫首先定居东德，继而转往西德，见证了东西两德之间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也看到了两德在国家重建，特别是文化重建上所选择的不同道路。联邦德国直接受到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民主原则和多元性立场在那里得到传播和重视。布洛赫独立自由的思维品格同民主德国僵化哲学蔓延、意识形态壁垒森严的环境格格不入。此外，与东德相比，西德的“零点”情绪在大众中间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表达。这一“零点”情绪既是一种消亡性的终结，更是人们在精神废墟中重建的起点，其中蕴含着饱满的希望空间。西德无疑更加适合布洛赫以希望为核心的乌托邦哲学。在西德，布洛赫一直担任图宾根大学的客座教授，直至去世。虽然从1967年开始，布洛赫逐渐失明，但他仍然对核武器、越南战争等问题发表看法，对自己一生的作品亲自进行编目、整理，这些作品也最终得以发表。

布洛赫1977年去世，享年92岁，经历过数次国内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但人类社会对布洛赫而言，似乎从未丧失希望的本质与可能。这也就是布洛赫能在困境中寻觅乌托邦的动力和原因。作为公认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布洛赫继承了西方传统哲学的遗产，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圭臬。他沿袭康德以来德国唯心主义传统中体系化的主体因素，使之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客体因素（即现实）结合；他把从黑格尔那里学来的过程概念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语境中发展成为一种开放的过程概念。布洛赫具有复调式的思想品格，他的很多作品既可以被当作哲学文本，也可以被视为具有诗性美的表现主义散文，其中蕴含着厚重的乌托邦思想，又彰显着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诉求。但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布洛赫的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神学渊源和表征，将其置于文化批判语境下可以呈现出一种批判与救赎、解构与建构结合的双向关怀。鉴于此，本书以神学乌托邦为线索，探究布洛赫对乌托邦精神的重塑及其思想中深邃的希望维度与马克思主义情怀，从而彰显其独具特色的文化批判思想。选择这一研究视角的原因在于：作为一位不入任何流派的独立思想家，布洛赫因其马克思主义和亲苏的立场，被西方世界冷落多年；在苏联和东欧，他又被人冠以“宗教神秘主义者”的头衔，被排斥在主流马克思主义者之外。在基督徒和犹太教信徒看来，布洛赫的思想无疑是无神论的；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布洛赫的思想却是充满宗教性的。那么，布洛赫思想中的悖论性的因素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布洛赫如何借由神学乌托邦这一线索，展开一场既批判又救赎、既解构又建构的全景式的文化批判？这些是本书希冀解决的问题。

[1] 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 trans. by Anthony A. Nass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93.

[2] 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1971 reprint of the 1918 edition）, p. 406. 转引自 Thomas H. West, Ultimate Hope Without God: The Atheistic Eschatology of Ernst Bloch ,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1, pp. 33-34.

[3] 转引自 Ultimate Hope Without God , p. 39。

[4] 转引自 Ultimate Hope Without God , p.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