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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人眼中的黄遵宪只是个新派诗人，故至亲好友每每慨叹其“未能独当一面，以展其怀抱，仅寄托于诗” （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 ，而“事业文章之在人耳目者，则乃其平生之所不屑为” （梁启超《嘉应黄先生墓志铭》） 。现代人眼中的黄遵宪则成了个改良派政治家，著《日本国志》，办《时务报》，参与湖南新政，推动戊戌变法，功莫大焉。黄氏本不甘心仅以诗名，明白说过“余事且诗人” （《支离》） ；而其正经事业全在拯世安邦：“盖其志在变法、在民权，谓非宰相不可；为宰相又必乘时之会、得君之专，而后可也。” （《与梁启超书》） 如此期许，不可谓不高。然而辅君变法终于无望，临终作书，不禁有不堪回首之感：“平生怀抱，一事无成，惟古近体诗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已无可望矣！” （黄遵楷《〈人境庐诗草〉跋》引） 以宰辅之才入世的黄遵宪，只以诗人之身辞世，在他自是最大的悲哀。幸而后世不乏知己，政治功绩被揭橥，虽然无补于生前，差可告慰于死后。
本来，无论是表彰其诗篇，抑或是赞扬其政见，都无不对。只是合二为一，仍然不是黄遵宪的“全人”。把“新诗人”的桂冠托付文学史，把“改良派”的头衔还给政治史，黄遵宪不会“一无所有”，起码还有其真性情在。只是尚友古人，了解其性情原是最难的事，何况还要开口述说。
20世纪30年代的任潮曾在文章中这样描绘黄遵宪：
你看他，两颊和下巴瘦削地，倒也有点像猴子。头上戴着榄节帽，穿着一套古气盎然的马甲，道地的表现着中国的“本位的文化”。假如你在三家里碰着他，纵令不会怀疑他是个瘾君子，至少，也会说他是个“冬烘大师”。谁知道，这就是堂堂的日本公使，吃过洋面包的诗人！所以，你要认识他，除非是留心到他那暗溜溜的眼睛，放射出来的新颖而且迫人的光彩！（《黄公度》）
这是现代人从照片上看到的黄遵宪。虽也有“点睛”之笔，毕竟“本位文化”加“冬烘大师”，总是先入为主的基本印象。而倘若剔除其中的贬义，两者所代表的其实正是纯儒风度。一脸严肃、一身正气的黄遵宪看着我们，使我们的想象不能逸出忧国忧民、修身治学之外。揣其性情，似乎只有古雅方正最合适。
更进一步，还可以读读《人境庐诗草》，不是说“诗如其人”吗？然而，经过黄氏本人整编的诗集，吟咏的也尽是些大题目。即使在“纪事之作，说理之作”以外，还有所谓“性情之作”，那性情也庄重得很。多了一点寂寞孤独与笃于友情的黄遵宪，仍然不失儒者风范。我们好像不可能再有别样的发现。但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实在并不可靠，可以想见的是已经被社会规范化了的“符号”，而非任性径行、真气充盈的“活人”。对于“纯儒”，尤其如此。难怪因人境庐诗中“惟绮语绝少概见，吾以为公度守佛家第七戒”而颇感遗憾的梁启超，读到黄氏摹写日本京都儿女载歌载舞、“所唱皆男女猥亵之词”的《都踊歌》时，会起大兴奋，庆幸窥破了其隐秘，“抚掌大笑曰：‘此老亦狡狯乃尔！’” （《饮冰室诗话》） 可惜这偶尔泄露的真性情，又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无法指实；冠之以“陈诗以观民风” （《礼记·王制》） 的堂皇名目，也算是儒者本分，可以与一己之私情无干。
尝试从照片和诗集来认识黄遵宪，难保不走样变形。而古往今来诸多骚人墨客，其真面目全为后人所知晓者又有几人？在他们，未尝不是幸事；在我们，则是不小的损失。幸好黄遵宪的情况有所不同。一部偶然保留下来的《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 （郑子瑜、实藤惠秀编校，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版） ，足以纠正我们对“纯儒”的偏见。再加上同时代人的片断回忆与黄氏本人的集外诗文，从历史深处走近我们的黄遵宪元气淋漓，七情六欲倶全，性格丰富，个性鲜明。我们于是释然，对他不再敬而远之。
当然，交情有亲疏，人心有好恶，何况时、地不同，感觉两样，人们对黄遵宪的描述难免见仁见智，颇有出入。择其大者而言，约有如下数端：
徐致靖《保荐人才折》出以公心，专重才干，故突出其“器识远大，办事精细，其所言必求可行，其所行必求有效”。而务实、精细的禀性，在黄氏文孙延缵记其任用梁启超为《时务报》主笔的经过中，清晰可见。读过出自梁氏手笔的“公车上书”，喜其文字“明白晓畅”的黄遵宪，尽管电召梁启超到沪，有意委以重任，但在宣布之前，仍是小心从事。“任公初谒公度，公度即与论天下大势，日本变法维新之经过，中国处境之危急，与乎本人办报之用意，宣传新学之要旨等，属任公归而记之，以觇其才能。任公于夜十时许别公度，翌日，天未曙，即携文长四五万言之笔记来谒公度。”公度惊起。检而阅之，乃大喜。经过这番慎重的考核，黄遵宪才确认其才堪大用，许以“子真吾理想中之主笔也”的定评 （《黄公度——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 。
于处事精审之外，此例也显示出其爱才若渴。黄氏晚年推崇梁启超的文笔，更是不遗余力：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罗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与梁启超书》）
不只梁氏，凡才华为黄遵宪所激赏者，无不得其厚爱。游历日本的王韬，与黄遵宪结识后，对此深有体会。所云“阁下品质醰粹，学问宏深，矫然如天半朱霞，云中白鹤，令人可望而不可即”，还是肤浅的印象；“及久与之交，亲与之接，乃觉温乎其容，蔼乎其言，而其情固一往而深也” （《与黄公度太守》） 。其“咻噢振厉，拳拳恳恳” （梁启超《嘉应黄先生墓志铭》） 之情，在现今尚可见到的数十封与梁启超、王韬书信中发露无遗。关怀备至处，甚至代拟作息表，何时起床，何时就寝，何日草文，何日作函，何日见客，何日游息，均一一虑及 （见《与梁启超书》） 。爱护友朋，直是无以复加。
而朋友之道，以信以诚。黄遵宪既对友人之所长赞不绝口，于其所短也绝无隐讳。如批评梁启超“言屡易端，难于见信；人苟不信，曷贵多言”，“公之咎在出言轻而视事易耳” （《与梁启超书》） ，便都深中肯綮，为金玉良言。交友必得做到这一步，才不愧为知己。其弟黄遵楷也曾忆及，黄氏一生得内外大臣保荐凡十五次，他所最服膺的，却是唐景崇的“忠实廉直”一语。“忠实廉直者，括而言之，曰‘诚’而已。” （《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 可见，以诚待人，乃黄遵宪最看重的品格。
黄遵宪对于王韬为小友，对于梁启超则谊兼师友，用梁氏的话说，是“惟道惟义，以诲以教”。然而，初次见面，两人的年龄与阅历毕竟差距太大，黄氏又“主简易，少酬应”，因而只给梁启超留下了“简傲”的印象：“一见未及数语，即举茶逐客。又越三日，然后差片回拜，神情冷落异常。”如此无礼，自然令梁氏大为气愤。而英才卓异的梁启超，此时在黄遵宪面前，竟也会有压抑感，自诉“与彼谭论，皆听受时多，发论时少，故始终亦不能毕其词” （《与汪康年书》） 。倒不是黄遵宪故意搭架子，心高气傲实为其天性。何况他刚刚放洋归来，尤以才识自负。康有为称其“长身鹤立，傲倪自喜”，“昂首加足于膝，纵谈天下事”，最得其神。即使以属员晋见两江总督张之洞，黄氏“亦复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对人直言“吾自教告之” （《〈人境庐诗草〉序》） 。这般身有傲骨，目无权贵，不知避忌，焉能在官场久混！变法失败，放废还家，黄氏之狂傲依然如故：“盖蒿目时艰，横揽人才，有无佛称尊之想，益有舍我其谁之叹！” （《与梁启超书》）
而黄氏的精细、重情、坦诚、简傲，总归都是真率之性的显现。这种率真之心，又在与日本友人的笔谈中表现得最充分也最完整。
对笔谈遗稿可以有不同的读法：关于“《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的说法，早为文学研究者所乐道；关于《日本国志》的写作构想，则为中日关系史论者所喜闻；关于日本吞并琉球的话题，又为近代外交史学家所注意……唯独充斥全书的风月谈，不曾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而若要谈论黄遵宪的性情，偏偏不能放过它。照笔谈遗稿主人大河内辉声 （源桂阁） 的说法：
说文墨则情好之所未和谐；至说风流则交欢初睦耳。
只因说风流时，人们最少保留，本性毕现，最隐秘的事情可以与人共享，真正是“事无不可对人言”；而没有了神秘与神圣感，却多了彼此信任的亲切感，情感自然容易融洽。
说风流既为知交的标志，难怪源桂阁与黄氏第一次笔谈，即把话头引向风月。黄遵宪也不甘示弱，对答如流，并且水平颇高，不失文人本色。诗、文中的现成句子，顺手拈来，歪曲原意，即成荤话。甚至庄严的经书史籍，黄氏也拿来随意发挥，不惜亵渎圣贤。嘲弄欲窥他人室家之好，为“夫子之墙，不得其门而入也”；打趣源桂阁若作狭邪游，必如“钜鹿之战，诸侯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前句出自《论语》，意指孔子之学高不可测，百美俱陈；后句出自《史记》，实写项羽大破秦军，诸侯悚惧拜服之状。所言与风月话本是风马牛不相及，黄遵宪偏有本事牵引而入，且“恰到好处”。说到兴起时，黄氏不免口没遮拦，与好谈风流的源桂阁正是棋逢对手，难分高下。以至源氏自觉与之格外亲近，尝作对比曰：与不惯说风流的某某中国友人交谈，“譬犹在自己家中，与浑家谈论家事，其言严恪谨肃，奉命只顿首耳”；与黄遵宪相谈，则“譬犹在烟花里接于名姝，其言婉丽有风趣，闻话只恋恋不忍去耳”。
黄氏作风月谈，固然有入乡随俗、逢场作戏的一面；但在津津乐道、屡谈不厌之中，却也未始不显其真嗜好。客居国外，远离妻室，“退食有暇，偶谈风月，固甚佳也”，他原也有意借此发泄。不过，黄遵宪有时还要搬弄一些“好色而不淫”的大话头装点门面，比如：
人患不好色耳，好色而善用情，推之可为孝子，可为忠臣，是人吾方病其不好色也。
又以情动于衷为好色之本：
凡不知所自起，一往而深者为情；若此心不动，而曲徇他人之言，是伪也，伪则可为不忠不孝。
从风流话中谈出道德语，也是中国儒生的本事。然而，其本意仍在推崇真情，却也毋庸置疑。黄氏自知不是圣贤，故打禅语曰：
仆谓作人自圣人外皆作平等观。孔子吾不得为之矣，则为和尚可也，为官可也，为闲人亦可也，为色徒亦可也；吾未见和尚遂胜于色徒也，闲人遂不如作官也。
而平等观的要义精魂则在随心所欲，葆其真性。
恃其率真之性，黄遵宪不妨招艺妓侑酒，情有独钟，呼之不来，便赋诗曰：
待来竟不来，姗姗何其迟？
思君如银烛，更阑多泪垂。
又不妨托人买妾，意欲寻一奇女子：
东京妇人，有能击剑者否？有能豪负侠气如男子者否？有能通汉文者否？兼是三者，美恶老少不足计也，为仆谋之。
只是悬鹄太高，自难中的。奇者无处求，妍者尚可遇。黄氏于是又有高论：
仆论美人，以为苟美矣，痴亦好，妒亦好，狡猾亦好。
总须貌美而性真，方合其心意。
在国内时，黃遵宪还有诸多考虑，既想进入官场，便得留意品行，“生平未尝一游花柳地” （《笔谈遗稿》） ，不是绝对不可能。观其因“京师鞠部甲天下”，“其中色艺双绝者，真不乏人”，为排遣寂寥，曾一月二三次往戏园，旋悔之，斥为“宴安鸩毒” （《与胡曦书》） ，毅然断绝此好，即可概见。而一到日本，风气不同，束缚减少，顿觉自由；且笔谈乃私下闲聊，用不着担心流传中土，为人知闻，故尽可随意。正因如此，黄氏在日本所成诗章，游戏之作便占了很大比重。如石川英 （鸿斋） 为其介绍一西京女子小园，事不谐，照片却被黄氏夺走，又与人合作散曲云：
一个娇姝，来自西都，赛过了石家绿珠。害得那书呆，朝思暮想，指望着同衾共枕，粉腻香酥。怎藏将小园春色，夺得来气喘吁吁。问冰人，献昭君，如何不留下画图。 （沈文荧） 呀，盼得到佳期，汝是罗敷，侬是罗敷之夫，又何用一幅真真小画图？ （黄遵宪） 终是你冰人太糊涂，说这么天上有，人间无。害得那小书生，病成相思，泪眼欲枯。 （王治本） 呀，从今后，我想你柳腰樱口，花貌雪肌肤；朝朝暮暮，当你个观音大士，焚香顶礼唱“南无”。 （黄遵宪）
笔谈遗稿中，黄氏又有代源桂阁拟上李瓶儿 （《金瓶梅》中人物） 书及李瓶儿之复信，与词曲一样口吻轻薄。此等文字，虽是戏言，不能当真，但无法否认它也属于“性情之作”。
并非所有见“真性情”之作，黄遵宪都肯收入集中，连相当郑重的《新嫁娘诗》尚被删落，何况此种艳曲？倘有好事者，将其辑入《人境庐诗草》，黄氏当作何感想？笔谈遗稿的出世，想来亦非其所愿。
黄遵宪始料未及的是，“敬惜字纸”的源桂阁会对中国文士的片纸只字视若瑰宝，舍不得丢弃，当时信笔而书的闲话，竟被珍重保存下来，堂而皇之地装裱成册。更想不到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后，日本的汉学家实藤惠秀会在源桂阁之子的指点下，找到这批文稿，经过多年的努力，与侨居新加坡的中国学者郑子瑜一起，将其整理出版，公之于世。“海外偏留文字缘” （黄遵宪《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 ，黄遵宪有意保守、讳莫如深的秘密，偏偏在日本无意之中被揭开，可算是其不幸；而对于渴望了解黄氏全人的我们，能切实地在笔谈氛围中感受到他的真率，则是大可庆幸。不过，天下被人正确理解的幸运儿毕竟不多，因此，对这些笔谈的公开刊行，黄遵宪似乎也不该有什么遗憾。
1990年2月15日于畅春园
（原刊《读书》199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