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易代之际，每多奇言异行之士。不知是否骚动不宁的时代氛围改塑了人物性格，拗之向乖戾；抑或心有深忧巨痛，隐忍不能发，便沉潜锻造成一种与常人不同的性情；或竟是不能和光同尘于俗世，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造成了世人眼中的大不理解。明遗民中不乏此类狂士，著名的如归庄与顾炎武，便以“归奇顾怪”齐名乡里。
顾炎武的“怪”似乎比归庄的“奇”更不容于世，以致连好友归庄也要为其“迂怪”而“切切忧之”，愿其“抑贤智之过，以就中庸”，免招杀身之祸 （《与顾宁人》） 。而顾炎武的“怪”，表现之一，即为曾经频繁奔波数千里，十余次往谒南京明孝陵与北京明十三陵。在《重谒孝陵》一诗中，顾氏记录了世人眼中自己的形象：“旧识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来曾。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不被理解的顾炎武于是成了个“怪人”。
众多明遗民的出现本是大汉民族意识的产物。不料到了清亡以后，一批为清朝廷守节的遗老遗少，却又规仿明遗民之所为，岂不令顾炎武辈寒心、齿冷？就中行迹最像的，林纾算一个。
早年在家乡福州，林纾即有“狂生”之号。辛亥革命既成，林纾便决心“如孙奇逢征君以举人终其身，不再谋仕民国” （《上陈太保书》） ；而他以六七十岁高龄，生前十一次远赴河北易县谒崇陵，也经人道破是“窃效亭林” （郑孝胥） 。前说乃自表其心迹，故言之坦然；后说却不无讥讽意，故念之忿忿。
对“效顾”一语，林纾一直耿耿于怀。不但在《答郑孝胥书》中，反复言说“亭林之不宜效，弟早知之”，举《种树庐题壁》诗“频来枉学顾亭林”句，证明自己无心学顾，对于郑孝胥来函所称“一学即非亭林”，也表示深有领会；而且在《〈畏庐诗存〉序》中，他又重提此事，“集中诗多谒陵之作，讥者以余效颦顾怪”，“何不谅余心之甚也”。林纾所谓“本无取法亭林之心”，照他的解释，是“于亭林之考订，不愿学；于亭林之理财，又不能学”；至于文章，林纾一直自视最高，故“自谓不下亭林之后” （这话说得很谦虚，按林纾《与李宣龚书》中的说法：“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则顾氏本不足道） ，又何必学？但谒陵呢？不过是“古今事有暗合”，“无心偶类古人，亦不为病” （《答郑孝胥书》） 。则其事其行，仍是本诸己心，自遂己志。
不知是否意识到学顾之中莫大的讽刺意味，郑孝胥才谓之学即不似，林纾才坚决予以否认。不过，真正刺痛林纾的，其实还是学顾背后的隐语“好名”与“做伪”。《〈畏庐诗存〉序》中，林纾即以“效颦顾怪，近于好名”二语撮述郑孝胥指责之意，所谓“不谅余心”的感叹，也多半是就此而发。在《答郑孝胥书》中，林纾更剖白申辩说：
弟自始至终，为我大清之举人。谓我好名，听之；谓我做伪，听之；谓为中落之家奴，念念不忘故主，则吾心也。
仍是不承认有好名做伪之心。
然而，林氏“好名做伪”并非郑孝胥一人之独见，近人李肖聃亦云：
纾为清举人，能文善画，不仕民国，以全其高，固其雅志之所存也。而必与鼎芬数拜崇陵以显其忠，以自托于遗老，是岂其中心之所发耶？抑慕此以为名高，而必标此以自高异耶？吾有友人以清逸民自许，所与交，必前代遗臣或清之旧族。纾之性亦近之矣。（《星庐笔记》）
这话说得更肯定。而与林纾一道谒陵的梁鼎芬，也被时人目为“好名做伪”，遭到非议。
单从谒陵一举便断言其人“好名”，似嫌证据不足。林氏也以不曾“语及同乡诸老”为己辩护。何况好名者并非一定为做伪之徒。本此，我们不妨稍稍翻阅一下林纾之集，择数例略加分析：谒陵既是为一己之心，林纾却又将数次谒陵诗公诸报端 （载《公言报》） ，如若唯恐人不知，其间不无标榜之意。
为褒奖林纾以布衣身份甘为清遗民，溥仪曾赐他“烟云供养”“贞不绝俗”等数幅字。林纾不仅“犬马衔恩，九顿伏地，呜咽不止” （《御书记》） ，如一般旧臣作感激涕零状；而且最令他引以为荣的是：
从来天语不轻锡 （“锡”在此读如“赐”） ，自问布衣无此荣。
（《少帝颁御书烟云供养春条，纪恩一首》）
呜呼！布衣之荣，至此云极。 （《御书记》）
一诗一记，都在“天子”与“处士”的霄壤云泥之别上大做文章，以夸大清废帝垂顾的殊荣，正好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林纾心中的得意。
1916年6月，段祺瑞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第四天，即屏去侍从，亲至林纾家，邀其充任顾问。林纾身为清遗民，又认为“若段氏者，罪浮于袁贼，直首乱之人” （《答郑孝胥书》） ，当然拒绝应聘。然而，内心深处，他也未尝不感激段氏的知遇之恩。有《段上将屏从见枉，即席赋呈》一诗为证：
乍闻丞相征从事，
果见元戎莅草堂。
九诣谁讥刘尹薄，
一家未为武安忙。
到门鉴我心如水，
谋国怜君鬓渐霜。
云雾江天长寂寞，
何缘辨取客星光？
此诗亦曾发表于《公言报》。事后林纾尽管对人解释为“虚与委蛇”，不过，段祺瑞透过云雾江天，能够发现他这颗与严子陵一样的“客星”，使他有机会表现天子有所不臣，还是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段祺瑞在林纾眼中既为乱臣贼子，则其“智囊”、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本也应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不料，因徐氏好谈桐城古文，见林纾必口称“琴师”，作恭敬貌，林纾即欣然以“吾友”相称，许其入弟子籍，不但出任其所办正志学校之教务长，而且文字交往亦多。徐氏曾评点《古文辞类纂》，林纾为作序曰：“又铮长日旁午于军书，乃能出其余力以治此，可云得儒将之风流矣。”徐氏又好舞文弄墨，尝喜填词。林纾既作《徐又铮填词图》赠之，又为其吹嘘揄扬，恐“海内之名宿”未见其词，不肯为图题咏，“以余图为寻常酬应之作，故复为之记，以坚题者之信” （《徐又铮填词图记》） ，用心不可谓不周。只是“徐树铮军人干政，时论不予；而纾称为儒将，或者以莽大夫扬雄《剧秦美新》比之”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未免有因好名而失节之嫌。
又有赵尔巽谋为林氏弟子之事，结果虽与徐树铮不同，而性质相类。1921年，林纾七十寿诞，弟子们四处通告，向各界名流征集祝寿诗文绘画。清末历任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此时正任清史馆总裁，也附庸风雅，致书转达“请署弟子籍”。赵氏长林氏八岁，又为显贵，如此屈尊就教，众人于是“大惊”。林纾虽“谢却之”，而心中实不能忘情，感激之下，便许其为知己。他曾作七律一首，诗题很长，详记做寿及赵氏请为弟子的经过，末数句云：“昨日晤制军 （按：指赵） ，意颇怏怏。感赋一章，以谢知己。”诗曰：
尚书求署吾门籍，
骇汗群生措大疑。
有意降尊怜我老，
不才何福受公知！
照邻久已宗前辈，
文举安能屈大儿？
异日艺林述佳话，
滑稽传外一传奇。
“滑稽”云云不过是虚晃一枪，最令林纾又惊又喜、兴奋不已的是，“前辈”居然翻愿作“大儿”，对他如此礼重，难怪林纾要称之为“艺林佳话”。收入《畏庐诗存》的这首诗在受宠若惊的基调外，也明显透出炫耀之意。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迫使清帝退位，令林纾大为不满，自述“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 （《〈畏庐诗存〉序》） 。从忠于清室的立场看，林纾自应与革命党人势不两立。然而又有例外。1909年即加入同盟会的林述庆是革命党中的坚定分子。武昌起义后，他率部在镇江响应，光复镇江，被推为都督。江浙联军会攻南京，他以镇军司令身份，率军首先进入南京。他反对与袁世凯议和，在宋教仁被刺后，又公开号召反袁复仇，其暴疾身亡便很可能系袁氏暗害。林述庆卒前数月，曾请受业林纾门下学古文。林纾也摈弃政见，“但论文不论时事”。林述庆死后，林纾又据其军中日记，撰成长篇小说《金陵秋》，传扬其事。而此种举措，实起因于“将军之礼我”。所说“野老不识贵人，将军之来，何取于老朽” （《〈金陵秋〉缘起》） ，隐含着的仍是受到垂青的愉悦与舒服。
其他，像郭曾炘清末曾以礼部侍郎身份推荐林纾赴经济特科试，林纾虽辞而不就，却一直感念不已，作诗以“知己”相称 （《七十自寿诗》：“此事不惟知己感”） ；梁鼎芬将其《畏庐文集》送置镇江焦山，林纾也表示“余不能止也”，“一事累侬真不浅”，而在不相干的题画诗中偏又提起此事，并披露报刊、收入诗集，不免沾沾自喜。
综上所述，林纾毕竟还是个无意从政的读书人，他最看重的乃一己之名，政治派别的考虑倒在其次。因而，在矢志忠清的同时，他也不妨与礼贤下士、更朝迭代的达官贵人周旋，并非首鼠两端，诚心做伪。
他与顾炎武到底不同。顾氏只作遗民不要时名，故曰：“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吾见近日之为文人、为讲师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讲名者也。” （《与人书二十三》） 有鉴于学者为名所累，被逼应试出仕，“常叹有名不如无名，有位不如无位” （《答李紫澜书》） 。有人劝其“盍亦听人一荐，荐而不出，其名愈高”，顾氏答曰：“今夫妇人之失所天也，从一而终，之死靡慝，其心岂欲见知于人哉？……若曰必待人之强委禽焉而力拒之，然后可以明节，则吾未之闻矣。” （《与人书二十四》） 而林、顾所以不同，或许是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
林纾其实也知道自己的毛病，自题七十像赞即有“名为知止，而好名之心跃如”的句子。这话还说在郑孝胥讥其“效颦顾怪，近于好名”之前一年。大约林纾只承认其肆力于文有“好名”的动机，而谒陵纯属“自尽其犬马恋主之心而已” （《上陈太保书》） ，不含杂念。而据我们考知，“尽忠”与“好名”本不相妨碍。
孔子早有教诲：“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论语·卫灵公》） 可见，“好名”并非为君子所不取，而恰是其美德之一种。不过要区分开“名”与“利”。古来尽有好名而不慕利的清介之士在，要名而不爱钱更是中国传统知识者的本色。林纾的做法并未违背古道。只是他的成名之路与一般人不同，可谓“特立独行”，难免受人责难。
古代有所谓“终南捷径”，即以隐求名，养高名以得显宦，故为人所鄙。林纾又不然。他既未仕清，且很早便不再参加科举考试，绝意仕进。相比起来，他倒是很单纯，只求名，不求宦，终南捷径只走了一半，即名是目的，不是手段。而他求名与众不同处，在“布衣骄人”，用他的诗句，是“傲骨原宜老布衣” （《七十自寿诗》） 。王室公卿作清遗民，是所宜有事，顺理成章；林纾则身为处士，本无君臣之分，偏不遵常道，做出谒陵等极显其孤忠的举动来。他又以一介儒生，与包括溥仪在内的显贵来往，力图平交王侯，感其知遇，而拒其征聘，感其知己，而拒纳其为弟子。凡此种种，其布衣身份适足以增重其名声。古时“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林纾既不避居山林，真个逃名世外，又不跻身官场，恐怕同流合污，而是“今日王城成小隐，修篁影里掩柴扉” （《七十自寿诗》） ，在名利之薮中“心远地自偏”，却又可以名动京师。
好名本无可非议，林纾真心诚意求名也可见其天真。只是这种事一般说来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做得太露，求名之心太切，就要为人所忌。林纾便吃了这个亏。
1989年4月29日于畅春园
（原刊《中国文化》1989年12月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