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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救济利名轻
——说郑观应的“恬淡”

广东香山,在近代以地理之便,得风气之先。先后诞生其间的郑观应与孙中山,年纪相差不过二十四岁,却恰好可以取为代表,标示出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时代进步的疾速,亦于此可见一斑。孙氏其人其事,人尽能言,有必要略加表扬的是郑观应。

以文而论,郑氏的《盛世危言》在晚清可算是名著。该书纲目并举,阐发自强之道,要求采西学、设议院、兴学校、重实业,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 (《〈盛世危言〉自序》) ,在当时,确属精言伟论,人所不及。其书一出,即有多种版本翻刻流行于世,郑氏本人也一再修改,屡有增删。戊戌变法前几年,又经礼部尚书孙家鼐、江苏布政使后升任安徽巡抚的邓华熙等迭次推荐给光绪皇帝,由总理衙门刷印两千部,分发众大臣阅看。郑观应之名,也因之腾播朝野。以事而论,郑氏历任太古洋行轮船公司总理、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汉阳铁厂总办、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等显职,其才干深得洋商以及洋务派官僚李鸿章、盛宣怀等人赏识,由买办起家,最终成为商业资本家,死后留给儿孙一笔虽不算巨额却也相当可观的遗产。如此立言行事,与陶渊明一类隐士高人似乎全无相通处,然而,知者品评其人,每以“恬淡”相许,岂不怪哉!

郑观应有《盛世危言后编》,为之作序者四人,虽然持论不一,或推崇其文章为富国强兵之要旨,或褒扬其道德有修己致人之美意,但“性情恬淡”,倒是双方一致乐意奉献的共识。欲知其全人,先须读其全书。郑氏何以有“恬淡”之誉,只看《盛世危言》不能明白,即使读过《易言》与《救时揭要》,也仍然难以了悟;非得浏览《盛世危言后编》《罗浮偫鹤山人诗草》 (包括《谈玄诗草》) ,对其编印的《陶斋志果》《富贵源头》《成仙捷径》《因果集证》等果报故事,以及《群真玄奥集》《道言精义》《道法纪纲》《还丹下手秘旨》等道教典籍略有所知,才可明其就里,作出判断。

作为商人,郑观应无疑相当精明、能干。他熟谙商贾之道,精于算计。无论是参与太古轮船公司的创办,还是三入轮船招商局,所至之处,都为扩展企业经营规模立下了殊勋。中国近代史上,在受雇于外国公司的同时,又被委以各种洋务企业的要职,甚至千方百计将其从洋行挖出,专为我用,此等幸事,似乎仅见于郑观应一人。不是为其精通商务,头脑灵活,何苦费此心思财力?然而,就是这位以精干著称的颇为成功的近代实业家,竟然对神仙、长生一类今天称之为“封建迷信”的谵语妄言深信不疑,并且屡次上当受骗而终身不悔,倒叫人大为惊异。

求道在郑观应一生事业中占有何种地位,翻开《盛世危言后编》即一目了然。全书分十五卷,赫然置于首卷这一最重要位置的,正是“道术”,以下依次才是学务、立宪、政治、军务、开垦、工艺、商务等郑氏競競业业为之奋斗一生的事功。《自序》中明言其意:

首卷言道术,即正心修身、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也;二卷至十五卷言治道,即齐家治国、安内攘外,自强之说也。

前者是道是体,后者是器是用,孰重孰轻,已再清楚不过。而其所谓“至命之学”,一大半是修仙学道,与宋儒之说没甚相干。不过,若以淡于名利、超然物外为“恬淡”,便总与老庄沾亲带故,那么,郑氏的入道正是将其推至极处。

郑观应的学道算得上持之以恒、历史悠久。丁巳年(1917)元旦有《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 (同时有上张三丰祖师表,文同) ,时年七十六岁的郑氏,一开篇即表白其信仰之诚:“窃官应童年好道,于兹五十余载。”推算起来,二十岁左右,他对道教已发生浓厚兴趣。抛开那些故弄玄虚的解释,比较切实可信的起因,是郑氏的治病心切。与家人书有云:

余少年多病,爱读仙经养生之书。(《致月岩四弟书并寄示次儿润潮》)

编刊吕洞宾、张三丰显迹诗歌时,更言之恳切:

官应弱冠时撄疾病,自念“人为万物之灵,岂有寿不如龟鹤”。锐志求道,凡三教经诗、诸子百家、占卜术数之学,靡不研究。(《吕纯阳、张三丰两祖师〈仙迹诗选〉序》)

对家人没必要撒谎,为启人向道也须说得实在。尽管对于真正的宗教家来说,如此求道未免过于形而下,但“病急乱投医”本是情有可原,何况郑观应深受哮喘之苦数十年,年益老而病益剧。今人既可以笃信气功疗法,郑氏求助于道教养生术以祛疾健身,自然也无可非议。

初心虽不过如此单纯,到底还要相信“信则灵”。郑观应入得此门,便如同他的经营商业与著书立论一样,锲而不舍,必求有成。于是越走越远,溺而不返。由养生而信神,由静坐、炼气而问乩、求丹,终于走火入魔,堕入左道。他曾力辟以神仙为荒诞之说,对于“先贤程子谓:却病延年则有,白日飞升则无;欧阳公谓:养生之术则有,神仙之事则无”的确论,也不以为然,理由是神仙“无代不度人,历历可考” (《答梁道友重刊〈海山奇遇〉序》) 。而其确信不疑、言之凿凿的根据,又尽在道教书中,“道书所载神仙显迹则斑斑可考” (《吕纯阳、张三丰两祖师〈仙迹诗选〉序》) 。如此循环论证不足以服人,倒正好显示出其人的执迷不悟。

郑观应的虔诚尤见于行事。道士从这位精明的商人手里骗钱,直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尽管屡呼上当,他仍是“有应必求”。1918年,其时在郑观应死前不过四年,湖南道士杨海秋至上海设坛。郑氏得知后,也前往叩求符水仙丹。据说:“是日虔诚求祷,丹自空落下,大如东珠。郑君服之,是夕痰喘已愈过半。”杨海秋又捏造吕洞宾乩谕,声称“上海将有大劫”,须开坛建醮,命郑观应“维持”。郑氏竟也信以为真,奉为神旨,且引为荣幸,放下商务,专心创办上海道德会,发起募捐。只是限于财力,申请改大办为小办,居然由他所信奉的祖师吕洞宾转奏玉皇大帝,准如所请。遂拟集资一千余元,设醮四十九天,以感动上苍,降下天符,挽回劫运。郑氏少不得大掏腰包。他的上乘表现,倒也换来了道士假造的吕祖师赞语:“郑生如此与吾竭力,不枉吾一片苦心。哈哈!幸也,乐在其中矣!”这一派胡言乱语,却被郑观应郑重其事地写在《代上海道德会拟募捐公启》《致萧君文斋书》《代道德会拟募捐上海建天醮公启》诸文中,并收入《盛世危言后编》卷十五“杂著”内,作为平生善事传之后世。

在宗教信仰的芜杂上,郑观应也和中国民间社会并无两样。他虽以崇信道教为主,但还旁采博收其他带有神秘色彩的宗教以及等而下之的迷信说法。他为《神相证验书》作序,肯定“相由心生”的算命术;与欧阳伟南、胡滋甫等地师通信,讨论风水,并撰《望气寻龙诀》,阐发堪舆术。种种行为,已与求医无关。倒是因踏入商界,面对翻云覆雨、难以预测的行情,不免抱侥幸心理,又想为子孙积财,于是信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易·坤》) 。糅杂了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郑观应用以实践古代格言的多行善事,便不仅包括了大力赈灾及劝人赈济以获福报,而且虚掷金钱于各种各样巧立名目的宗教迷信活动。协助道士为“上海之劫”禳灾,尚有推己及人的公心;请风水先生相地,则全是为自己打算。自述“计共已购地数十穴,以为拔十得五,不料竟未获一吉壤”。于是自己潜修,“暇即览峦头理气诸书,复与名师登山辨星辰、寻吉地” (《与欧阳伟南地师书》) 。连1914年预留遗嘱中,也一一开明所购各地气脉如何,何者可用,何者可沽,生怕子孙错误处置,凶多吉少。用心如此,自是因为按照果报的说法:选择吉地迁葬先人,自身可望得福;自择吉地预安己身,子孙当受好报。而无论哪一种卜地,动机都是为一己之家求取“余庆”,考虑问题的方式仍是现世的。

看重现世,本是道教的特色。世上虽然未必没有传教度人的有德道人,但同样无可否认,绝大多数方术之士都以骗钱为宗旨。即如郑观应倡议建修真院以培植传道救世之才,何等庄严、神圣的事情,只因上吕纯阳等诸位祖师禀帖中有捐银“如收足四十万元,即停止不再收矣”一语,不对多多益善的道士的心思,在代为批复的神谕中,即假传仙旨,命“将‘停止不再收’之语删除”,透出的仍是一股世俗的铜臭气。

郑氏对术士行骗的伎俩未尝没有觉察。在《上张三丰祖师疏文》中,他曾经痛心地向祖师爷禀陈自己的坎坷遭际:

待鹤求道已五十年,凡有道之士,靡不执贽求教,指示迷津;凡有善事,无不尽力倡助,冀消魔障。奈夙孽重,德行薄,虽不惮跋涉,北至京奉,南至闽浙,东至芝罘,西至巴蜀,曾经护师入室: (以下历数所请法师之地域、人名、次数,略) 均已行功数月或年余,小有应验,无大效果,不能如《金丹真传》所论立竿见影,行之五月而体貌异,九月而丹成,竟失所望。……访道曾遇法师云峰山人,许授长生符水治人之术,并携资代为择地筑室同修,约于乙卯年春,佽耿师祖来传符法,并赐神丹,以除喘病。待鹤以为奇逢,可继宋朝罗浮真人所赐八十老翁苏庠之神丹,服后大病立除,须发再黑。不料逾期已久,渺无音信,又不知云游何处。

虽然还不灰心,欲祈祖师张三丰向云峰山人转致其意,“以慰痴望”,到底上当次数太多,故终于发觉“世上借道骗钱者多”。

在一次次的请教无效、反受其累、大失所望之后,他也曾产生过疑虑、抱怨以至愤懑。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偏偏“我之于人,怨以德报;人之于我,恩将仇报。凡此种种,均付诸因果,不与较量,逆来顺受而已,不知魔障何来”?不是说“百二十岁犹可还丹”吗?为什么求道五十余年,迄无效验,“自顾行年七十有六,且时患痰喘、便血、遗精等证,犹如老年破烂之屋,七穿八漏”,真的如世人所谓“年老多病不可修”吗?(《致张静生道友书》)要论虔诚,郑观应确实无以复加,不仅外人“多目以为痴者” (《吕纯阳、张三丰两祖师〈仙迹诗选〉序》) ,而且家人亦不能理解,“受室人交谪,各亲友引为笑柄” (《致张静生道友书》)

处此境遇,若以为郑观应会回心转意,幡然悔悟,抛开仙道,那就大错特错了。宗教徒的思维逻辑总与常人不同。犹如唐僧的必定历尽九九八十一难,方能取得真经,郑观应最终还是相信他前世罪孽深重,修行积德不够,因而甘心受骗,自觉接受永无休止的考验,并回报以更坚定的信仰,来博取上天的赦罪开恩。

如果信道只为自己及儿孙打算,即使得道,也嫌自私,与“恬淡”的淡泊处己之意仍然不合。幸好,郑观应的学道还有更宏伟的目标,即以“救世”为己志,这就使他的宗教活动带有若干近代的和悲壮的色彩。

喜欢征引西方事例以证明神灵存在,尚属表层的“近代化”,诸如“美国博士《鬼语》一书,似与道家出阴神及乩语相类” (《致化学黄君邃之……书》) 的比附,其间恐怕少不了误解。近代精神的显现还有远为深刻的内涵。

古代读书人的处世哲学不外两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生活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社会,面对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现实,经历了“亘古未有之奇变”的郑观应于是不肯再遵守传统的出处之道,未入仕途,仍想问政:

既不能兼善天下,又不肯独善其身,故欲借修仙以求偿救世之宏愿。(《致吴君剑华、何君阆樵书》)

此路是否行得通不必论,而其救世热忱,则与近代诸多爱国之士一脉相通。在《致天津翼之五弟书》中,他自述过异于常人的少志:

兄志大才疏,恨无实际。少时有三大愿:一愿学吕纯阳祖师得金丹大道,成己成人;二愿学张道陵天师得三甲符箓之术,澄清海宇;三愿学张三丰真人得黄白之术,令各州县多设工艺厂以养贫民,并设格致学校以育人材。

无论是学炼丹、画符还是点金术,主意都在拯世济民。这三大愿后又扩充为五大愿。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郑观应的救世之志也由救中国推及救世界:

当此欧洲大战牵动全球,哀黎遍野,死伤无数,火器之酷烈,其惨状为从古所未有,不得已谨沥愚忱,干渎列圣,同乞上帝施恩,通饬已发宏愿救世度人之仙、佛降世,尽灭火器,并准智士炼黄白,振兴实业,普济灾黎,以工代赈,老安少怀,同歌盛世。

而其五大愿亦气魄非凡:第一愿,合各教为一教,在世界各国设圣道总院;第二愿,由圣道总院培育人材,以应各地圣道分院传教之需;第三愿,运法力降服恶魔,消灭火器,使五大洲生民安居乐业;第四愿,以点金术所成之金银用于慈善事业、学校及工农业生产,使野无旷工,国无游民;第五愿,圣道总院监督由各教主公举,实行任期制,有选派分院教长及派遣监察各项公益事业人员的权力 (见《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 。这样完整、宏大的宗教救世方案,明显映出西方乌托邦主义的影子,非近代宗教徒,绝对想不出。

郑观应的五大愿显然经过深思熟虑,文集中屡次提及,知者亦加揄扬。如其八十岁生日小影,潘飞声题词为:“发五大愿,著十万言。文章救国,是道所尊。”许炳璈题词为:“大德昭宣,危言彪炳。五愿宏持,七教兼并。此愿无尽,此身无尽。日月山河,千秋永并。”林福成的题词也有“人老神强,发五大愿”之语。诸人均在此大作文章,不为别的,只因“五大愿”确能显现出郑氏的真精神。而后世弘一法师的“念佛必须救国,救国不忘念佛”,本该引郑观应为同调。

对成道救世的念头如此着迷,以致翻开郑观应诗集,此类诗句触目皆是。如:

不愿封侯愿学仙,
周游世界历三千。

龙沙大会期先赴,
麟阁勋名振后贤。

能止气球抛炸弹,
全凭法剑靖烽烟。

五洲震慑干戈息,
行满功圆入洞天。

(《狂吟》)

而因救世心切,他对电光一闪、万里诛妖、除暴安良、斩邪扶正的剑仙便格外景仰,曾辑补《剑侠传》,序曰:“仙之道实足以补天地之缺,济儒道之穷。”其所以著书,正为了“悯世宙之横逆,慕仙人之神妙,每以剑仙一流于世为宜、于用为切” (《致吴君剑华、何君阆樵书》) 。在一个有强权无公理的世界,书生无用的感觉更形强烈,剑仙将平等的理想付诸实行的能力便特别为人看重。郑观应自称:

弟夙慕玄宗,欲道成救世。继思缓难济急,转而欲学剑仙,冀求速效。(《致王君静山书》)

也是着眼于此。虽然又是遭人诓骗,一无所成,但学剑仙之举毕竟证明郑观应的求道还是以救世为旨归。一位疾病缠身、风烛残年的老人,尚有这样一颗期于用世、急于救人的拳拳之心,不是很令人感佩吗?虽然他选择的是一条荒谬的实施途径。

成人先成己,救世须道成。既然如此,郑观应的求仙方、愈痰喘也不全是一己之私事,而是负有重大的使命。郑氏屡次乞赐神丹,都以“喘病未痊,人不我信”“大道难成,行将羽化” (《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 打动仙师。即是说,丹到病除于仙家可弘扬道法,于自己可遂愿救世,这自然“非特官应一人之幸,亦同人之幸也” (《致万雯轩先生书》) 。他的学道也与一般不择手段之徒相异,总是辟旁门、走正路,坚持“性、命双修”,鄙视盛传的采补之术为邪说,以为:“自古及今,神仙断无损人利己之事,万不可学也。” (《致梁纶卿道友书》) 其修道中体现的道德意识,同样源于救世之旨。

只是,仙师能延他人命,却无法保住自己长生不死。郑观应学养生、炼气功到底还有效果,以年老多病之躯,仍活过八十岁。而他晚年师从的道士万雯轩 (式一子) 则非但不能久视,反先他而去。《追忆万式一先生》写出了郑氏的凄凉心境:

忆闻跨鹤泪沾巾,
虚约仙槎问去津。

未得传衣夸入室,
曾观演法露全真。

素琴弹落天边月 (师好弹琴) ,玄酒倾残瓮底春 (用张仙句)

桃李满门书满架,
疑团满腹向谁询?

万氏的仙逝确让他颇为寒心。万氏一既自称为宋代道人陈显微 (抱一子) 的弟子,并曾被“授以天元秘旨,嘱为广传大道” (万氏《〈盛世危言后编〉序》) ,又以此缘分获得郑观应的崇信。那么,由万氏之死,本可以推证出为《盛世危言后编》“道术”卷作序的陈抱一连同为“学务”卷作序的吕纯阳 (洞宾) ,统统早已作古,两篇序文,不过是道士编造的“鬼话”,神仙之事纯属子虚乌有。可惜,郑氏并不作如是想,也不能作如是想。终其一生,饱经沧桑的郑观应从不曾放弃他的道教信仰,所谓“任他天外风云变,顾我壶中日月旋” (《闻噩报有感》) ,因为,最终不可改易的是他的救世之心:“五愿无非救世音,任人狂笑我犹歆。” (《张三丰祖师赐诗次韵感怀》)

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郑观应的学道自属愚昧无知,不值一谈;而注意人文精神的层面,则其宗教信仰仍有掩抑不尽的理想光辉与值得肯定的可贵价值在。著《盛世危言》、究心富国强兵之术的郑观应,与诚心学仙、发五大愿的郑观应毕竟是同一人,入世入道,方式不同,目的一样:

三著《危言》祝太平,心存救济利名轻。

贾生痛哭终无补,
九转丹成问上清。

(《敬步吕祖师呈仲离祖师原韵》其一)

著书无用,转而求神,郑氏对道教愈老愈坚执的心路历程已尽现诗中。于此,“恬淡”一词也获得了它的现代释义,即“心存救济利名轻”。

1990年6月23日于畅春园
(原刊《读书》1990年第9期) mSx6bCLt6gyGXES+9I/6qVl2gPkWIyJiCshyXccAroc3G+8A/I3jIS14t8nFv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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