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存救济利名轻
——说郑观应的“恬淡”

广东香山，在近代以地理之便，得风气之先。先后诞生其间的郑观应与孙中山，年纪相差不过二十四岁，却恰好可以取为代表，标示出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时代进步的疾速，亦于此可见一斑。孙氏其人其事，人尽能言，有必要略加表扬的是郑观应。

以文而论，郑氏的《盛世危言》在晚清可算是名著。该书纲目并举，阐发自强之道，要求采西学、设议院、兴学校、重实业，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 （《〈盛世危言〉自序》） ，在当时，确属精言伟论，人所不及。其书一出，即有多种版本翻刻流行于世，郑氏本人也一再修改，屡有增删。戊戌变法前几年，又经礼部尚书孙家鼐、江苏布政使后升任安徽巡抚的邓华熙等迭次推荐给光绪皇帝，由总理衙门刷印两千部，分发众大臣阅看。郑观应之名，也因之腾播朝野。以事而论，郑氏历任太古洋行轮船公司总理、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汉阳铁厂总办、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等显职，其才干深得洋商以及洋务派官僚李鸿章、盛宣怀等人赏识，由买办起家，最终成为商业资本家，死后留给儿孙一笔虽不算巨额却也相当可观的遗产。如此立言行事，与陶渊明一类隐士高人似乎全无相通处，然而，知者品评其人，每以“恬淡”相许，岂不怪哉！

郑观应有《盛世危言后编》，为之作序者四人，虽然持论不一，或推崇其文章为富国强兵之要旨，或褒扬其道德有修己致人之美意，但“性情恬淡”，倒是双方一致乐意奉献的共识。欲知其全人，先须读其全书。郑氏何以有“恬淡”之誉，只看《盛世危言》不能明白，即使读过《易言》与《救时揭要》，也仍然难以了悟；非得浏览《盛世危言后编》《罗浮偫鹤山人诗草》 （包括《谈玄诗草》） ，对其编印的《陶斋志果》《富贵源头》《成仙捷径》《因果集证》等果报故事，以及《群真玄奥集》《道言精义》《道法纪纲》《还丹下手秘旨》等道教典籍略有所知，才可明其就里，作出判断。

作为商人，郑观应无疑相当精明、能干。他熟谙商贾之道，精于算计。无论是参与太古轮船公司的创办，还是三入轮船招商局，所至之处，都为扩展企业经营规模立下了殊勋。中国近代史上，在受雇于外国公司的同时，又被委以各种洋务企业的要职，甚至千方百计将其从洋行挖出，专为我用，此等幸事，似乎仅见于郑观应一人。不是为其精通商务，头脑灵活，何苦费此心思财力？然而，就是这位以精干著称的颇为成功的近代实业家，竟然对神仙、长生一类今天称之为“封建迷信”的谵语妄言深信不疑，并且屡次上当受骗而终身不悔，倒叫人大为惊异。

求道在郑观应一生事业中占有何种地位，翻开《盛世危言后编》即一目了然。全书分十五卷，赫然置于首卷这一最重要位置的，正是“道术”，以下依次才是学务、立宪、政治、军务、开垦、工艺、商务等郑氏競競业业为之奋斗一生的事功。《自序》中明言其意：

首卷言道术，即正心修身、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也；二卷至十五卷言治道，即齐家治国、安内攘外，自强之说也。

前者是道是体，后者是器是用，孰重孰轻，已再清楚不过。而其所谓“至命之学”，一大半是修仙学道，与宋儒之说没甚相干。不过，若以淡于名利、超然物外为“恬淡”，便总与老庄沾亲带故，那么，郑氏的入道正是将其推至极处。

郑观应的学道算得上持之以恒、历史悠久。丁巳年（1917）元旦有《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 （同时有上张三丰祖师表，文同） ，时年七十六岁的郑氏，一开篇即表白其信仰之诚：“窃官应童年好道，于兹五十余载。”推算起来，二十岁左右，他对道教已发生浓厚兴趣。抛开那些故弄玄虚的解释，比较切实可信的起因，是郑氏的治病心切。与家人书有云：

余少年多病，爱读仙经养生之书。（《致月岩四弟书并寄示次儿润潮》）

编刊吕洞宾、张三丰显迹诗歌时，更言之恳切：

官应弱冠时撄疾病，自念“人为万物之灵，岂有寿不如龟鹤”。锐志求道，凡三教经诗、诸子百家、占卜术数之学，靡不研究。（《吕纯阳、张三丰两祖师〈仙迹诗选〉序》）

对家人没必要撒谎，为启人向道也须说得实在。尽管对于真正的宗教家来说，如此求道未免过于形而下，但“病急乱投医”本是情有可原，何况郑观应深受哮喘之苦数十年，年益老而病益剧。今人既可以笃信气功疗法，郑氏求助于道教养生术以祛疾健身，自然也无可非议。

初心虽不过如此单纯，到底还要相信“信则灵”。郑观应入得此门，便如同他的经营商业与著书立论一样，锲而不舍，必求有成。于是越走越远，溺而不返。由养生而信神，由静坐、炼气而问乩、求丹，终于走火入魔，堕入左道。他曾力辟以神仙为荒诞之说，对于“先贤程子谓：却病延年则有，白日飞升则无；欧阳公谓：养生之术则有，神仙之事则无”的确论，也不以为然，理由是神仙“无代不度人，历历可考” （《答梁道友重刊〈海山奇遇〉序》） 。而其确信不疑、言之凿凿的根据，又尽在道教书中，“道书所载神仙显迹则斑斑可考” （《吕纯阳、张三丰两祖师〈仙迹诗选〉序》） 。如此循环论证不足以服人，倒正好显示出其人的执迷不悟。

郑观应的虔诚尤见于行事。道士从这位精明的商人手里骗钱，直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尽管屡呼上当，他仍是“有应必求”。1918年，其时在郑观应死前不过四年，湖南道士杨海秋至上海设坛。郑氏得知后，也前往叩求符水仙丹。据说：“是日虔诚求祷，丹自空落下，大如东珠。郑君服之，是夕痰喘已愈过半。”杨海秋又捏造吕洞宾乩谕，声称“上海将有大劫”，须开坛建醮，命郑观应“维持”。郑氏竟也信以为真，奉为神旨，且引为荣幸，放下商务，专心创办上海道德会，发起募捐。只是限于财力，申请改大办为小办，居然由他所信奉的祖师吕洞宾转奏玉皇大帝，准如所请。遂拟集资一千余元，设醮四十九天，以感动上苍，降下天符，挽回劫运。郑氏少不得大掏腰包。他的上乘表现，倒也换来了道士假造的吕祖师赞语：“郑生如此与吾竭力，不枉吾一片苦心。哈哈！幸也，乐在其中矣！”这一派胡言乱语，却被郑观应郑重其事地写在《代上海道德会拟募捐公启》《致萧君文斋书》《代道德会拟募捐上海建天醮公启》诸文中，并收入《盛世危言后编》卷十五“杂著”内，作为平生善事传之后世。

在宗教信仰的芜杂上，郑观应也和中国民间社会并无两样。他虽以崇信道教为主，但还旁采博收其他带有神秘色彩的宗教以及等而下之的迷信说法。他为《神相证验书》作序，肯定“相由心生”的算命术；与欧阳伟南、胡滋甫等地师通信，讨论风水，并撰《望气寻龙诀》，阐发堪舆术。种种行为，已与求医无关。倒是因踏入商界，面对翻云覆雨、难以预测的行情，不免抱侥幸心理，又想为子孙积财，于是信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易·坤》） 。糅杂了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郑观应用以实践古代格言的多行善事，便不仅包括了大力赈灾及劝人赈济以获福报，而且虚掷金钱于各种各样巧立名目的宗教迷信活动。协助道士为“上海之劫”禳灾，尚有推己及人的公心；请风水先生相地，则全是为自己打算。自述“计共已购地数十穴，以为拔十得五，不料竟未获一吉壤”。于是自己潜修，“暇即览峦头理气诸书，复与名师登山辨星辰、寻吉地” （《与欧阳伟南地师书》） 。连1914年预留遗嘱中，也一一开明所购各地气脉如何，何者可用，何者可沽，生怕子孙错误处置，凶多吉少。用心如此，自是因为按照果报的说法：选择吉地迁葬先人，自身可望得福；自择吉地预安己身，子孙当受好报。而无论哪一种卜地，动机都是为一己之家求取“余庆”，考虑问题的方式仍是现世的。

看重现世，本是道教的特色。世上虽然未必没有传教度人的有德道人，但同样无可否认，绝大多数方术之士都以骗钱为宗旨。即如郑观应倡议建修真院以培植传道救世之才，何等庄严、神圣的事情，只因上吕纯阳等诸位祖师禀帖中有捐银“如收足四十万元，即停止不再收矣”一语，不对多多益善的道士的心思，在代为批复的神谕中，即假传仙旨，命“将‘停止不再收’之语删除”，透出的仍是一股世俗的铜臭气。

郑氏对术士行骗的伎俩未尝没有觉察。在《上张三丰祖师疏文》中，他曾经痛心地向祖师爷禀陈自己的坎坷遭际：

待鹤求道已五十年，凡有道之士，靡不执贽求教，指示迷津；凡有善事，无不尽力倡助，冀消魔障。奈夙孽重，德行薄，虽不惮跋涉，北至京奉，南至闽浙，东至芝罘，西至巴蜀，曾经护师入室： （以下历数所请法师之地域、人名、次数，略） 均已行功数月或年余，小有应验，无大效果，不能如《金丹真传》所论立竿见影，行之五月而体貌异，九月而丹成，竟失所望。……访道曾遇法师云峰山人，许授长生符水治人之术，并携资代为择地筑室同修，约于乙卯年春，佽耿师祖来传符法，并赐神丹，以除喘病。待鹤以为奇逢，可继宋朝罗浮真人所赐八十老翁苏庠之神丹，服后大病立除，须发再黑。不料逾期已久，渺无音信，又不知云游何处。

虽然还不灰心，欲祈祖师张三丰向云峰山人转致其意，“以慰痴望”，到底上当次数太多，故终于发觉“世上借道骗钱者多”。

在一次次的请教无效、反受其累、大失所望之后，他也曾产生过疑虑、抱怨以至愤懑。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偏偏“我之于人，怨以德报；人之于我，恩将仇报。凡此种种，均付诸因果，不与较量，逆来顺受而已，不知魔障何来”？不是说“百二十岁犹可还丹”吗？为什么求道五十余年，迄无效验，“自顾行年七十有六，且时患痰喘、便血、遗精等证，犹如老年破烂之屋，七穿八漏”，真的如世人所谓“年老多病不可修”吗？（《致张静生道友书》）要论虔诚，郑观应确实无以复加，不仅外人“多目以为痴者” （《吕纯阳、张三丰两祖师〈仙迹诗选〉序》） ，而且家人亦不能理解，“受室人交谪，各亲友引为笑柄” （《致张静生道友书》） 。

处此境遇，若以为郑观应会回心转意，幡然悔悟，抛开仙道，那就大错特错了。宗教徒的思维逻辑总与常人不同。犹如唐僧的必定历尽九九八十一难，方能取得真经，郑观应最终还是相信他前世罪孽深重，修行积德不够，因而甘心受骗，自觉接受永无休止的考验，并回报以更坚定的信仰，来博取上天的赦罪开恩。

如果信道只为自己及儿孙打算，即使得道，也嫌自私，与“恬淡”的淡泊处己之意仍然不合。幸好，郑观应的学道还有更宏伟的目标，即以“救世”为己志，这就使他的宗教活动带有若干近代的和悲壮的色彩。

喜欢征引西方事例以证明神灵存在，尚属表层的“近代化”，诸如“美国博士《鬼语》一书，似与道家出阴神及乩语相类” （《致化学黄君邃之……书》） 的比附，其间恐怕少不了误解。近代精神的显现还有远为深刻的内涵。

古代读书人的处世哲学不外两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生活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社会，面对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现实，经历了“亘古未有之奇变”的郑观应于是不肯再遵守传统的出处之道，未入仕途，仍想问政：

既不能兼善天下，又不肯独善其身，故欲借修仙以求偿救世之宏愿。（《致吴君剑华、何君阆樵书》）

此路是否行得通不必论，而其救世热忱，则与近代诸多爱国之士一脉相通。在《致天津翼之五弟书》中，他自述过异于常人的少志：

兄志大才疏，恨无实际。少时有三大愿：一愿学吕纯阳祖师得金丹大道，成己成人；二愿学张道陵天师得三甲符箓之术，澄清海宇；三愿学张三丰真人得黄白之术，令各州县多设工艺厂以养贫民，并设格致学校以育人材。

无论是学炼丹、画符还是点金术，主意都在拯世济民。这三大愿后又扩充为五大愿。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郑观应的救世之志也由救中国推及救世界：

当此欧洲大战牵动全球，哀黎遍野，死伤无数，火器之酷烈，其惨状为从古所未有，不得已谨沥愚忱，干渎列圣，同乞上帝施恩，通饬已发宏愿救世度人之仙、佛降世，尽灭火器，并准智士炼黄白，振兴实业，普济灾黎，以工代赈，老安少怀，同歌盛世。

而其五大愿亦气魄非凡：第一愿，合各教为一教，在世界各国设圣道总院；第二愿，由圣道总院培育人材，以应各地圣道分院传教之需；第三愿，运法力降服恶魔，消灭火器，使五大洲生民安居乐业；第四愿，以点金术所成之金银用于慈善事业、学校及工农业生产，使野无旷工，国无游民；第五愿，圣道总院监督由各教主公举，实行任期制，有选派分院教长及派遣监察各项公益事业人员的权力 （见《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 。这样完整、宏大的宗教救世方案，明显映出西方乌托邦主义的影子，非近代宗教徒，绝对想不出。

郑观应的五大愿显然经过深思熟虑，文集中屡次提及，知者亦加揄扬。如其八十岁生日小影，潘飞声题词为：“发五大愿，著十万言。文章救国，是道所尊。”许炳璈题词为：“大德昭宣，危言彪炳。五愿宏持，七教兼并。此愿无尽，此身无尽。日月山河，千秋永并。”林福成的题词也有“人老神强，发五大愿”之语。诸人均在此大作文章，不为别的，只因“五大愿”确能显现出郑氏的真精神。而后世弘一法师的“念佛必须救国，救国不忘念佛”，本该引郑观应为同调。

对成道救世的念头如此着迷，以致翻开郑观应诗集，此类诗句触目皆是。如：

不愿封侯愿学仙，
周游世界历三千。

龙沙大会期先赴，
麟阁勋名振后贤。

能止气球抛炸弹，
全凭法剑靖烽烟。

五洲震慑干戈息，
行满功圆入洞天。

（《狂吟》）

而因救世心切，他对电光一闪、万里诛妖、除暴安良、斩邪扶正的剑仙便格外景仰，曾辑补《剑侠传》，序曰：“仙之道实足以补天地之缺，济儒道之穷。”其所以著书，正为了“悯世宙之横逆，慕仙人之神妙，每以剑仙一流于世为宜、于用为切” （《致吴君剑华、何君阆樵书》） 。在一个有强权无公理的世界，书生无用的感觉更形强烈，剑仙将平等的理想付诸实行的能力便特别为人看重。郑观应自称：

弟夙慕玄宗，欲道成救世。继思缓难济急，转而欲学剑仙，冀求速效。（《致王君静山书》）

也是着眼于此。虽然又是遭人诓骗，一无所成，但学剑仙之举毕竟证明郑观应的求道还是以救世为旨归。一位疾病缠身、风烛残年的老人，尚有这样一颗期于用世、急于救人的拳拳之心，不是很令人感佩吗？虽然他选择的是一条荒谬的实施途径。

成人先成己，救世须道成。既然如此，郑观应的求仙方、愈痰喘也不全是一己之私事，而是负有重大的使命。郑氏屡次乞赐神丹，都以“喘病未痊，人不我信”“大道难成，行将羽化” （《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 打动仙师。即是说，丹到病除于仙家可弘扬道法，于自己可遂愿救世，这自然“非特官应一人之幸，亦同人之幸也” （《致万雯轩先生书》） 。他的学道也与一般不择手段之徒相异，总是辟旁门、走正路，坚持“性、命双修”，鄙视盛传的采补之术为邪说，以为：“自古及今，神仙断无损人利己之事，万不可学也。” （《致梁纶卿道友书》） 其修道中体现的道德意识，同样源于救世之旨。

只是，仙师能延他人命，却无法保住自己长生不死。郑观应学养生、炼气功到底还有效果，以年老多病之躯，仍活过八十岁。而他晚年师从的道士万雯轩 （式一子） 则非但不能久视，反先他而去。《追忆万式一先生》写出了郑氏的凄凉心境：

忆闻跨鹤泪沾巾，
虚约仙槎问去津。

未得传衣夸入室，
曾观演法露全真。

素琴弹落天边月 （师好弹琴） ，玄酒倾残瓮底春 （用张仙句） 。

桃李满门书满架，
疑团满腹向谁询？

万氏的仙逝确让他颇为寒心。万氏一既自称为宋代道人陈显微 （抱一子） 的弟子，并曾被“授以天元秘旨，嘱为广传大道” （万氏《〈盛世危言后编〉序》） ，又以此缘分获得郑观应的崇信。那么，由万氏之死，本可以推证出为《盛世危言后编》“道术”卷作序的陈抱一连同为“学务”卷作序的吕纯阳 （洞宾） ，统统早已作古，两篇序文，不过是道士编造的“鬼话”，神仙之事纯属子虚乌有。可惜，郑氏并不作如是想，也不能作如是想。终其一生，饱经沧桑的郑观应从不曾放弃他的道教信仰，所谓“任他天外风云变，顾我壶中日月旋” （《闻噩报有感》） ，因为，最终不可改易的是他的救世之心：“五愿无非救世音，任人狂笑我犹歆。” （《张三丰祖师赐诗次韵感怀》）

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郑观应的学道自属愚昧无知，不值一谈；而注意人文精神的层面，则其宗教信仰仍有掩抑不尽的理想光辉与值得肯定的可贵价值在。著《盛世危言》、究心富国强兵之术的郑观应，与诚心学仙、发五大愿的郑观应毕竟是同一人，入世入道，方式不同，目的一样：

三著《危言》祝太平，心存救济利名轻。

贾生痛哭终无补，
九转丹成问上清。

（《敬步吕祖师呈仲离祖师原韵》其一）

著书无用，转而求神，郑氏对道教愈老愈坚执的心路历程已尽现诗中。于此，“恬淡”一词也获得了它的现代释义，即“心存救济利名轻”。

1990年6月23日于畅春园
（原刊《读书》1990年第9期） ASjTrEzMMDFv3QasifDOjdiEa/3tYsAaE3o9bDwQZN1NBBo0phQkd2on3UWMVj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