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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的中国人中，王韬可算是个名人。他率先游欧，首倡“变法”，著述宏富，交游广泛，不仅国人耳熟其名，在国外知名度也甚高。倘若描述其人的性格，怕只有“豪放”二字最搔到痒处。
其实，王韬本人已有如是说。他尝撰《弢园老民自传》，自言不喜八股，“虽勉为之，亦豪放不中绳墨”；又作自传体小说《天南遁叟》，自称“长于诗歌，跌宕自豪，不名一家”。而摒弃时文，好弄诗笔，均由豪放之性使然。二三十岁在上海，人有戏言：
吴门王胖，其才无双。
豪具北相，圣压西方。
牛马精神，猿貜品概。
日试千言，倚狗可待。
（王韬《寄钱昕伯茂才》）
五十余岁重回沪上，邹弢往见之，记其“虽两鬓已苍，而谈笑诙谐，犹有豪气” （《三借庐笔谈·天南遁叟》） 。终其一生，自少至老，王韬始终以豪放之态与世人相见。
虽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王韬却在这本性上吃过大亏。他既因豪放不羁，与八股格格不入，又非富家子弟可由捐纳得官。要想出人头地，在仕途上有所进取，性之所近的便只有养高名以动世、建奇计以立功了。《天南遁叟》中写他十六岁 （实为十八岁） 考中秀才，贺客盈门，他却不以为意，言其志曰：
区区一衿，何足为孺子重轻！他日当为天下画奇计，成不世功，安用此三寸毛锥子哉！
此话倒不全是矫情。佣书于英人麦都思所办墨海书馆，在他并不视为上策，常有“劳同负贩，贱等赁舂”的屈辱感，只是为衣食计，才明知“托迹侏，薰莸殊臭”“获罪名教，有玷清操” （《奉朱雪泉舅氏》） 而不顾。尽管遭人讪笑、攻诋，然而一往十余年而不返，仍可见出其人性情。不过，当作正经事业来做的，其实还是上书建策。
总算不是“英雄老去，机会方来”，太平天国革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乱世”，正是王韬寻求“成不世功”的良机。其间值得一提的有三件事：一是他三次写信给江苏巡抚徐有壬，代筹“御戎”“平贼”策，而以对付外患为主；一是先后两次向江苏布政使吴煦献“却贼杀贼”之计二十条、“杜贼接济”之计十四条，专以剿灭太平军为急务；一是借探母病回乡之际，化名“黄畹”，向当地太平军首领、苏福省民务官刘肇钧上书，建议夺回安庆、缓攻上海。前两次还算“正途”，只是因徐氏早死，王韬的豪宕不检又得罪了人，故未成功；后一次则纯属“险招”。关于此举的真实意图，王韬以后屡有表白：“夫仆之初心，人所未喻，《南行》一诗，稍见厥志，所谓‘置身豺狼近，杀贼先结贼’者也。” （《与徐子书》） 确否如此，还不能肯定。但不论出于何种考虑，没有些胆量豪气的书生总做不出来。此信很快被清军收缴，王韬险遭杀身之祸，逃亡之余，他还要为“奇计未就，谤书已来” （《与田理荃大令》） 遗憾不已。出奇制胜的“不世功”没能建成，又差点丢掉性命，这一次的打击对于“自负奇杰” （《上江翼云明经师》） 的王韬来说实在太沉重。
得英人保护遁居香港后，王韬已悟到此次落难与其豪纵性格不无关系，在给女婿钱徵的信中即有表露：
往时诗酒征逐，兴酣耳热，辄与诸故人抵掌论天下事；至无可如何处，眦裂发指，或为阮籍哭途，或作灌夫骂座，以故礼法之士嫉之如仇。放废以来，久为时流所唾弃，境遇堙塞，气概顿尽，不复作此态矣。
是否均为天下大事结怨于人姑且不论，在灰心丧气之时，王韬有意深自敛抑，原很自然。不过，上书惹祸究竟只是阻塞了他直接从政的路子，并没有断送其成名的前途。何况，从不世之功一转而为名山事业，这对留心古今、兼及中外的王韬并不困难。而他作为《循环日报》的主笔一旦打开局面，《普法战纪》等书为他在国内甚至日本赢得了声誉，王韬就更没有必要过于委屈自己了。
本来，以王韬这种性格，做文士还勉强可以，入官场则绝对不行，“动辄得咎”“人皆欲杀”，便是前辈大有体会之言。王韬不知就里，勉为其难，当然要碰得头破血流。而经此重创，加之年龄渐长，阅历渐深，豪气不除的王韬总多少有所改变。
《瀛壖杂志》出版时，王韬已近五十岁。他赠书与妻兄杨引传，得其“锦心绣口”之誉，大不以为然，理由是：
夫人生少为才子，壮为名士，晚年当为魁儒硕彦。
而“‘锦心绣口’四字，犹是才人本色” （《与杨甦补明经》） ，与王韬自认已经步入的硕彦境界相去太远，难怪他不领情。不过，他这番由才子而名士而魁儒的自我总结，倒是予我们的题目以极好的提示。
初到上海的王韬，正值才子向名士过渡的阶段，其豪兴便表现为清狂、放荡，甚至带有几分洋场才士的无赖气。恃才傲物，讥评时人，是他此时的惯态。稍有余裕之后，买醉黄垆、访艳青楼也成了家常便饭。无论何事，王韬只是一味任性直行。他为李善兰向人讨要《九章算术》与《数学九章》刊本，将孙瀜所编词选四册径送熟人强其代售，这还都是出于帮朋友的忙。而李善兰把从他手中交换得来的围棋两盒送人后，王韬又借口“本我家故物”，像个贤孝子孙一般向得主索求，则全是为自己快意。朋友之间，他更是无所顾忌。他想喝酒，便写信给孙文川：
今晚拟造高斋，效康骈剧谈，风雨过从，亦最难得事。……昔者元直访水镜而呼餐，楚元为穆公而设醴，敢援此例，以告足下。但当目为酒人，幸勿诃为恶客也。
他缺钱用，又送诗给孙文川：
今朝又是花朝了，
早起诗成酒未酤。
偶忆孙郎多诺责，
酒钱还肯送来无？
孙氏也真可人，每一次都不让他落空。
而王韬将施之于朋友间的故伎重演于官场中人，却往往碰壁。他有《岁暮干人书》，是写给已解职的原苏松太道吴健彰的，虽然文采飞扬，主意只在要钱：“减太仓一稊之米，已饱侏儒；注大海半勺之泉，即苏涸鲋。”书去，吴氏迟迟不理会，令王韬大生怨恨。在日记中虽然自责“贬节以谋利，吾诚过矣”，但接下来就大骂吴健彰为酿成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罪魁祸首，“将来邑志中载其秽迹，定不曲笔相宥”。并且说，他在此前写给吴氏请其捐资刻书的一封信中，已“隐约其词，盖有挟而求耳，而不虞此老竟漠然置之也”。有意敲诈，未遂则恨恨不已，岂不很有些痞气？
王韬的纵酒、好色本来像他的吸鸦片一样，并没有多少深意。但他既自视为奇才，一般行事，在他说来也就有了非同寻常的理由。这一时期，他最喜欢提及的古人便是魏无忌。信陵君有救赵存魏的大功，晚年因受魏王猜忌，“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 （《史记·魏公子列传》） ，后竟病酒而亡。王韬要高自标榜，于是引魏公子为同调。以他的体质，本应戒酒，然而他拼命痛饮而不稍加节制，自解为：
信陵之醇酒妇人自戕其身，周伯仁之过江无三日醒，刘伶之荷锸便埋，此皆中有所郁结，托麹君以自晦，谓世上无可言，而醉乡有真知己也。然韬岂真能好酒哉？偶过饮，胸鬲便觉不快，晨起，头即岑岑然。加以体素患热，痰灼唇裂，与酒甚不宜。而犹不肯轻放杯杓者，以群公衮哀，不堪醒眼对之耳。
因此，越是警报频传，他饮酒狎妓的意义便越深刻重大，所谓“时事至此，何从下手，只索痛饮耳” （《与龚孝拱上舍》） 。听说太平军攻下苏州，他最先想到的是：“此间弹丸一隅，未知属于何人。使其果至，书生当杀贼而死，以报我国家耳。幸其未来，当及时行乐。”遂先往酒楼，“酒饮无算爵”；再去宿娼，尝试“生平未尝一至”的“台寄”（“小家女子可以托其招致，谋一夕欢”）风味，颇有“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风流”之概。对人说起，仍是“余今日之所为，亦信陵君醇酒妇人之意也”。因而，他吐露其壮志伟愿的方式自与常人不同，常在酒足饭饱、拈花惹草之时慨叹：
噫！今日中原，豺虎纵横，干戈扰攘，得享清福、领略闲趣者，能有几人？能有几处？思至此，不禁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要说时局对王韬的兴致全无影响，也不尽然。起码其好友管嗣复从常州脱身至上海，向他讲述沿途所见杀戮惨况，又同去勾栏吃枇杷时，王韬便会因想到枇杷的产地已为太平军攻占，而“食之颇不能下咽” （均见《王韬日记》） 。
不管是否有意模仿，王韬的这些举动总令人想起魏晋名士的作派。最明显的是生死这种大关节，在王韬口中也说得十分轻易。其友郭福衡自松江来信，谓太平军一到，他即以死报国。王韬嘉许其志，与友人聚饮时，便“请与诸君各浮一大白，以决郭君之必能死也”，并声称将为其收骨树碑，上刻“清故忠烈贞士郭君之墓”。但复信给郭氏时，王韬又要他“暂至此间，亦可与友朋数日聚首。果其大事决裂，死亦未晚”。而且王韬认为，在上海死比在松江死名声更好：“且云间城陷，仓猝自殉，人以为避贼不及而然耳；何如在此间从容就义之为更美乎？”这种思路，非名士习气极重的人不会有。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王韬的成名之心也愈炽。日记中常见“头颅三十，未能成名，殊自愧耳”“顾尚未能忘者，名耳”一类话，后来，他也向人坦白过，在沪时，曾“妄欲以虚名动世，求于时下名士中厕一席” （《与杨醒逋书》） 。既存此心，在放浪形骸、但求自适的同时，也难免沾染上名士的虚矫气。
1860年在上海，王韬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与太平军不共生，要学鲁仲连蹈海而死；仅仅过了一年多，便有上书太平天国事；继而又一遁千里，并未践言。可见文人的话，当不得真。正是因其避难香港，这才有了从名士进为魁儒的王韬。
此时，这位“三吴甫里之狂客”显然已变得颇为持重。尽管喜谈时务、上书言事的习气不改，而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一时重臣均有意招之幕下，王韬却一概辞谢，宁愿作局外人参划谋议。晚年，他也还请人鬻书以佐刻资，不过言辞之间已十分慎重。他甚至吟出过“才不能奇未敢狂” （《粤中赠卓司马湘兰》） 的诗句，狷狂之态确实大为收敛。但是，“未敢狂”恰恰道出其狂气未除，只是由外转内，不再似前期咄咄逼人而已。同样，他也不拒绝虚名。“长毛状元”的传说从其《循环日报》同事口中传出，而王韬并不曾加以更正，焉知他不是因为这件与太平天国有关的事纯属无中生有，对他不构成危险，且颇能耸世动听，才喜欢保留这个神话？最能见出真性情的到底还是他的文章。著书立说乃儒者分内事，何况其豪情逸兴借此一端才能发露无遗。不轻易臧否人物，倒正好纵论时事，“以胸中所有悲愤郁积，必吐之而始快；故其气磅礴勃发，横决溢出，如急流迅湍，一泄而无余” （《〈弢园尺牍续钞〉自序》） 。
至于醇酒、妇人的嗜好，在王韬本无意放弃，也确实终身不变。1879年东游日本，王韬已五十二岁，却仍载酒旗亭、看花曲院，兴致甚高。日本文士喜谈风月的习俗与他一拍即合，使他如鱼得水，以致竟有“天壤王郎，欲以十万黄金购尽东国名花” （《与余元眉中翰书》） 的狂言。只是这个“王郎”毕竟年纪大了，偶尔也会被“东国名花”冷落，于是王韬作诗曰：
黄金费尽买来愁，
垂老颓唐花见羞。
只待十年容色改，
那时看汝尚风流？
日本人士见其“知命之年尚复好色，齿高而兴不衰”，也不禁生疑。王韬却答道：
信陵君醇酒妇人，夫岂初心？鄙人之为人，狂而不失于正，乐而不伤于淫。具《国风》好色之心，而有《离骚》美人之感。光明磊落，慷慨激昂，视资财如土苴，以友朋为性命。生平无忤于人，无求于世。嗜酒好色，乃所以率性而行、流露天真也。如欲矫行饰节，以求悦于庸流，吾弗为也。王安石囚首丧面以谈诗书，而卒以亡宋；严分宜 （按：即严嵩，江西分宜人） 读书钤山堂十年，几与冰雪比清，而终以偾明。当其能忍之时，伪也。世但知不好色之伪君子，而不知好色之真豪杰，此真常人之见哉！（《扶桑游记》）
比起从前的矫饰，这话可算是极为坦诚。先圣有言：“食色，性也” （《孟子·告子上》）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礼记·礼运》） 。这就难怪王韬振振有词。只是一味“率性而行”，不说有伤风化，至少也是自戕身体。王韬晚年自称“药炉茗碗，独遣良宵，几于一月二十九日病” （《与马眉叔观察》） ，便是纵欲过度的结果。
虽然王韬对“信陵君醇酒妇人”有了新解，但一回到国内，环境的压迫还是使他不由自主地在原来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典故：“入春以来，羌无好怀，非药炉茗碗长夜无聊，即载酒看花跌宕风月耳。信陵醇酒妇人，借以消愁排闷，岂真溺而不返哉！其心独苦也。” （《与杨醒逋明经》） 而在饱经忧患之后，犹出此语，也显得颇为沉重。
旅港时期，王韬尚友古人，魏公子之外，还多了一个杜牧。杜牧知兵法，有谋略，曾著《罪言》等文讲论治乱战守之道；又性喜征歌狎妓，留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遣怀》） 之句。王韬南来后，自号天南遁叟，解释“遁”之意为：
磨蝎在宫，天谗司命；斯世忌才，所遘尤甚。贾谊献策，杜牧谈兵；拂意当事，便成罪状。遐荒采，含素养贞；吁嗟绝岛，乃容我身。此“遁”之所由来也。（《〈遁窟谰言〉自序》）
显然是把自己的上书与杜牧的著论一体看待。他的《弢园文录外编》与《弢园尺牍》多为政论文字，因此也称之为“杜牧之《罪言》” （《弢园著述总目》） 。而在日本所作的赠妓诗中，王韬更屡次以杜牧自比。杜牧在筵席上看中紫云，向主人讨要 （见《樊川外集·兵部尚书席上作》） ，这也成了王韬诗中常用的典故：
座中岂有樊川在？
怕发狂言乞紫云。
除了遭际不遇的相同点外，有经世安邦之才与风流俊逸之情，正是他思接千载选中杜牧的原因。何况杜牧还留下了不少传世名作，这也比魏公子更切合晚年的王韬。
1989年11月8日于畅春园
（原刊《读书》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