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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北京话指清中叶至民国时期的北京话。北京话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极其特殊而重要，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普通话的语音标准是北京语音，普通话的词汇和语法也与北京话有密切联系。因此，要探讨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的来源，不能不涉及北京话。由于缺乏足够的材料，元明清初的北京话还无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与今天的北京话有直接的继承关系的北京话材料在清中叶才开始出现。但此时的北京话地位并不高，书面语传统也不够深厚，全国的通语是南京官话，而非北京官话。到1850年前后，北京话才取得通语的地位，并对日后的国语和普通话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不过汉语学界对早期北京话的研究却相对薄弱。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去对早期北京话材料了解不多，更重要的原因是重视不够。研究汉语史的，重视的是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研究现代汉语的，重视的是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普通话语料；研究方言的，重视的是地方方言，尤其是东南方言，而北京话与普通话较为接近，晚清民国时期的北京话反倒少人问津，成了“三不管地带”。
随着清中叶至民国时期北京话语料的挖掘、整理工作的开展，早期北京话的面貌开始清晰地展现出来。根据初步考察，我们对这一时期北京话的语言研究价值有了大致的认识。可以说，清中叶以来的北京话是近代汉语过渡到现代汉语的桥梁。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晚清民国时期，即19世纪40年代至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北京话以及作为全国通语的北京官话、国语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这些变化奠定了今天普通话的基本格局，而1950年至今的普通话则没有大的变化。
下面我们看看北京话在晚清民国时期发生的一些变化。
从语音方面看，变化至少有：
1.庄组字翘舌～平舌交替
庄组字本来都读为舌尖后翘舌声母，其中大约30%今天读作舌尖前平舌音。但在晚清时期，有些字仍读作翘舌音，以威妥玛（Thomas F.Wade）《寻津录》（Hsin Ching Lu 1859）的记音为例：“瑟”读shê、“仄”读chai。还有相当一部分字有翘舌和平舌两读，形成文白异读：所（so～shuo）、涩（sê～shê）、责（chai～tsê）。另外，有些字今天读作翘舌声母，当时却有平舌声母的读法，如：豺（ts‘ai）、铡（tsê）。
2.声母ng彻底消失
北京周边的河北、山西、山东方言，中古字疑母字的开口呼一般保留ng[ŋ]声母，影母字开口呼也读ng声母。清末的北京话还保留个别的ng声母字，如：饿（ngê）、恶（ngê）[富善（Chauncey Goodrich）《华英袖珍字典》（A Pocket Dictionary（Chinese-English）Pekingese Syllabary 1891）]。普通话中，ng[ŋ]声母完全消失。
3.见系二等字舌面音声母和舌根音声母的交替
见系二等字在全国多数方言中仍保留舌根音声母，当代普通话中大部分见系二等字读作舌面音声母，但有约四分之一的见系二等字保留舌根音声母的读法，如“隔、革、客、港、耕、衡、楷”等。普通话中读作舌根音声母的字，在清末的北京话中，有一部分有舌面音声母的读法，如《华英袖珍字典》（1891）的记音：楷（ch‘iai～k‘ai）、港（chiang）、隔（chieh～kê）、揩（ch‘ieh）、耕（ching～kêng）、耿（ching～kêng）。今音读作舌面音声母的见系二等字在稍早还有保留舌根音读法的，如《寻津录》（1859）的记音：项（hang～hsiang）、敲（ch‘iao～k‘ao）、街（chieh～kai）。
4.o～e交替
今音读作e[ɤ]韵母的字，对应到《寻津录》（1859），有两个来源，一个是e[ɤ]韵母，如：德（tê）、册（ts‘ê）、遮（chê）；另一个是o韵母，如：和（ho）、合（ho）、哥（ko）、刻（k‘o）、热（jo）。从o到e的变化经历了多音并行和择一留存两个阶段，如：酌（chê～cho）、刻（k‘o～k‘ê）、乐（lo～lê）、洛（lê～lo）、额（o～ê）。在《华英袖珍字典》（1891）中，“若、弱、热”都有两读：jê或jo。最后择一保留的，有的是e韵母（刻、乐、热），有的是o韵母（酌、洛、若、弱）。
5.宕江摄入声文白异读
《寻津录》（1859）中宕江摄入声文白异读主要是韵母o/io和ao/iao的差异，如：若（jo～yao）、约（yo～yao）、薄（po～pao）、脚（chio～chiao）、鹊（ch‘io～ch‘iao），这样的文白差异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已产生。二三等文读为üe韵母大约从1850年前后开始，《寻津录》（1859）中只出现了“学略却确岳”五字读üe韵母文读音。之后的三十来年间，短暂出现过üo韵母，但很快合并到üe韵母。üe作为文读音全面取代io韵母，大约在19世纪末完成。
晚清民国时期白读音的数量要明显多于当代的读音。如下面这些字在当代读文读音，而在当时只有或还有白读音：弱（jao）、爵（chiao～chio）、鹊（ch‘io～ch‘iao）、学（hsio～hsüeh～hsiao）、略（lio～lüeh～liao）。
6.曾梗摄入声文白异读
曾梗摄入声字的文白异读，主要是e（o）韵母和ai韵母的差异，这样的格局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没有改变，但清末北京话的文白两读并存要明显多于当代，如《华英袖珍字典》（1891）的记音：侧（ts‘ê～chai）、泽（tsê～chai）、责（tsê～chai）、册（ts‘ê～ch‘ai）、拆（ts‘ê～ch‘ai）、窄（tsê～chai）、宅（chê～chai）、麦（mo～mai）、白（po～pai）、拍（p‘o～p‘ai）。
7.iai韵母消失
“解、鞋、挨、携、崖、涯”等蟹摄开口二等见系字在《音韵逢源》（1840）中，韵母为iai。到《寻津录》（1859），只有“涯”仍有iai的异读，其他字都读作ie韵母或ai、ia韵母。之后iai韵母完全消失。
8.清入字声调差异
清入字在普通话中的声调归并分歧较大，但在清末，清入字的声调归并分歧更大，主要表现就是一字多调现象。如《寻津录》（1859）中的清入字声调：级（chi 2 ～chi 4 ）、给（chi 3 ～chi 4 ～kei 4 ）、甲（chia 1 ～chia 3 ）、节（chieh 2 ～chieh 3 ）、赤（ch‘ih 1 ～ch‘ih 4 ）、菊（chü 1 ～chü 2 ）、黑（hei 1 ～hei 3 ）、骨（ku 1 ～ku 2 ～ku 3 ）、铁（t‘ieh 3 ～t‘ieh 4 ）、脱（t‘o 1 ～t‘o 3 ），这些多调字在当代普通话中只有一种调类。
次浊入在清末民初时期读作非去声的情况也较多，如：入（ju 3 ～ju 4 ）､略（liao 4 ～lio 3 ～lüeh 3 ）､麦（mai 1 ～mai 4 ）｡
以上这些成系统的语音变化有的产生更早，但变化结束并定型是在清末民初时期。
除此之外，一些虚词读音的变化也在晚清民国时期发生并定型。
助词和语气词“了”本读liao，在19世纪30年代或更早出现lo的读音，常写作“咯”，这应是轻声引起的弱化读法。此后，又进一步弱化为la（常写作“喇”“啦”）、le[lə]。“了”的音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而语气词“呢”和助词“的”，也分别经历了ni——na——ne[nə]和di——da——de[tə]的语音弱化阶段。
语气词“啊”的语音变体，在当代普通话中有较为严格的条件，而晚清民国时期“啊”音变的条件与之有所不同。“呀”（ya）可以出现在：-ng后（请问贵姓呀？/《小额》），-n后（他这首诗不曾押着官韵呀！/《儿女英雄传》），-u后（您说有多么可恶呀！/《北京风俗问答》），舌尖元音后（拿饭来我吃呀。/蔡友梅《鬼吹灯》）。“哇”可以出现在-ng后（做什么用哇？/湛引铭《讲演聊斋》）。这种现象与现在汉语学界所讲的语流音变条件似乎并不吻合，到底应如何分析，值得深入探讨。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读音，也在早期北京话材料中有所反映。
“俩”读作lia，一般认为是“两个”的合音。但在晚清北京话材料中，有“俩个”的说法。这似乎对合音说提出了挑战，更合理的解释也许应该是“两”受到后一音节“个”的声母影响，导致韵尾脱落，然后是“个”的脱落，形成“俩”直接修饰名词的用法。
一些词汇的特殊写法，则反映了当时的特殊读音。有些是轻声引起的读音变化，如：知得（知道）、归着（归置）、拾到（拾掇）、额啦大（额老大）、先头啦（先头里）；有些则是后来消失的白读音，如：大料（大略）、略下（撂下）。
可以看到，北京话在清代发生了一系列的语音变化，这些变化到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基本结束，现代汉语的语音格局在这个时期基本奠定。那么这些变化过程是如何进行的，是北京话自发的变化还是受到南京官话或其他方言的影响产生的，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早期北京话的材料找到答案。同时，这一时期北京话语音的研究，也可以为普通话的审音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
词汇方面，晚清民国时期的北京话有一些异于普通话甚至当代北京话的词语，如：颏膝盖（膝盖）、打铁（互相吹捧）、骑驴（替人办事时在钱财上做手脚以牟利）、心工儿（心眼儿）、转影壁（故意避而不见）、扛头（不同意对方的要求或条件）、散哄（因不利情况而作罢或中止）、胰子（肥皂）、烙铁（熨斗）、嚼裹（花销）、发怯（害怕）、多咱（什么时候）、晌午歪（午后）。
为什么有一些北京话词语没有传承到普通话中？究其原因，是晚清民国时期汉语共同语的词汇系统，经历了“南京官话——北京官话/南京官话——南北官话混合”三个阶段。根据艾约瑟《汉语官话语法》（1857）、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867）等文献记述，在1850年前后，通语由南京官话改为北京官话。当时的汉语教科书也由南京官话改为北京官话。不过，南京官话并没有消失，而是仍在南方通行。因此，南北官话并存成为晚清语言生活的重要特征。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编著的汉语教科书《官话类编》（1892）就是反映南北官话并存现象的重要文献。下面的例子是《官话类编》记录的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的词汇差异：
南北官话并存和对立的局面在民国时期演变为南北官话的混合，南北两种官话合并为一种共同语，即国语。作为国语的继承者，普通话的词汇，有的来自北京官话（如A列），有的来自南京官话（如C列），有的既来自北京官话，又来自南京官话（如B列）。普通话中与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无关的词不多见，如：火柴（北/南：取灯儿/洋火）、勺子（匙子/调羹）、本来（原根儿/起根儿）。那些在今天被看作北京土话的词汇，实际上是被南京官话挤掉而未进入普通话的北京官话词汇，如：胰子、烙铁、见天。
晚清时期北京话语法在研究上的重要性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普通话的不少语法现象，是在这一时期的北京话中萌芽甚至发展成熟的。如兼表致使和被动的标记“让”的形成、受益标记“给”的形成、“程度副词+名词”格式的产生、协同伴随介词和并列连词“跟”的产生等。二是普通话的不少语法现象，与晚清北京话有差异。比如：
1.反复问格式：普通话的带宾语的反复问格式有“V否VO”（吃不吃饭）、“VO否VO”（吃饭不吃饭）、“VO否V”（吃饭不吃）等格式，但在晚清时期北京话中没有“V否VO”格式。
2.双及物格式：普通话有“V+间接宾语+直接宾语”（送他一本书）、“V给+间接宾语+直接宾语”（送给他一本书）、“V+直接宾语+给+间接宾语”（带一本书给他）、“给+间接宾语+V+直接宾语”（给他带一本书）四种常见格式，晚清时期北京话没有“V+直接宾语+给+间接宾语”格式。
3.趋向动词与动作动词构成的连谓结构语序：普通话可以说“吃饭去”，也可以说“去吃饭”，而晚清时期北京话只说“吃饭去”。
4.进行体的表达形式：普通话主要用“在VP”“正在VP”，晚清时期北京话主要用“VP呢”。
5.被动标记：普通话用“被、让、叫、给”，晚清时期北京话主要用“让、叫”。
6.协同、伴随介词：普通话用“和、同、跟”，晚清时期北京话主要用“跟”。
7.时间起点介词：普通话主要用“从、打”，晚清时期北京话主要用“打、起、解、且、由”。
8.时间终点介词：普通话用“到、等到”，晚清时期北京话用“到、赶、赶到”。
可以看到，晚清时期北京话的有些语法形式没有进入普通话，如时间起点介词“起、解、且”；有些语法项目，普通话除了采用晚清时期北京话的语法形式外，还采用晚清时期北京话没有的语法形式，如反复问格式“V否VO”、双及物格式“V+直接宾语+给+间接宾语”、被动标记“给”。这些在晚清时期北京话中没有的语法形式容易被看作后来普通话发展出的新语法形式。但如果联系到晚清南北官话的并存，那么可以发现今天普通话的这些语法形式，其实不少是南北官话混合的结果。下面看看晚清南北官话语法形式的差异：
从上表可以看到，普通话语法形式与清末北京话的语法形式的差异，其实很多不是历时演变导致的，而是南北官话混合带来的。
普通话的语法形式与词汇一样，也是南北官话混合的结果。词汇混合的结果往往是择一，而语法混合的结果则更多是来自南北官话的多种语法形式并存。因此，要弄清今天普通话词汇和语法形式的来源，就必须对清末民初北京话的词汇和语法以及同一时期的南京官话的词汇和语法做一个梳理。
朱德熙先生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什么？》（1987）一文中认为，由于普通话，特别是普通话书面语是一个混杂的系统，应把普通话的不同层次分别开来，北京话是现代汉语标准语（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因此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应首先研究清楚北京话口语语法，才能对普通话书面语做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朱德熙先生的观点非常深刻，不过朱先生在写作这篇文章时，主要是从方言成分混入普通话角度讨论的，还没有认识到普通话主要是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的混合，我们今天对早期北京话的研究为朱德熙先生的观点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支持。早期北京话的研究，也可以对朱德熙先生的观点做一个补充：由于普通话主要是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混合而成，所以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不仅要首先研究北京话语法，还需要对普通话中来自南京官话的成分加以梳理。只说北京话是普通话的基础是不够的，南京官话是普通话的第二基础。
此外，早期北京话文献反映的文字方面的问题也值得关注。早期北京话文献中异体字的使用非常普遍，为今天异体字的整理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其中一些异体字的使用，可以弥补今天异体字整理的疏漏。如：
有一天，一個狐狸進一個葡萄園裡去，瞧見很熟的葡萄在高架上垂掛著，他説：“想必是好吃的。”就咂着嘴兒讚了讚，蹤了半天，總搆不着。（《伊苏普喻言》（1879））
“搆”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处理为“构（構）”的异体字，但根据原注“搆：读上平，以物及物也”，不应是“构”之异体。查《华英袖珍字典》（1891），“搆”释为“to plot, reach up to”，“plot”可看作“构”的意思，而“reach up to”的意思是“达到”，因此，这种用法的“搆”应看作“够（伸向不易达到的地方去接触或拿取）”的异体字。“蹤”，原注“：上平，驤也”“蹤：去声，跳也”，根据注释和文意，“蹤”应为“蹿纵”，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把“蹤”处理为“踪”的异体，未看作“縱”的异体，也未收“
”字。
早期北京话呈现出来的语音、词汇、语法现象，也为当代汉语研究的一些疑难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的窗口。比如：“啦”到底是不是“了”和“啊”的合音？晚清民国北京话的研究表明，“啦”并不是“了+啊”的合音，而是“了”弱化过程的一个阶段。普通话的同义词和同义句式为何比一般方言多？这是因为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词汇和语法的混合形成国语/普通话，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中不同的词汇、语法形式并存于普通话中，就形成同义词和同义语法形式。“给”为何可表被动但不表致使？被动标记和致使标记有密切的联系，很多语言、方言都使用相同形式表达致使和被动，根据语言类型学和历史语法的研究，是致使标记演变为被动标记，而不是相反。但普通话中“给”可以做被动标记，却不能做致使标记，似乎违反了致使标记演变为被动标记的共性，这是为什么？如果从南北官话的混合的角度看，也许可以得到解释：南京官话中“给”可以表致使，并演变为被动标记；而普通话中“给”的被动标记用法很可能不是普通话自发产生的，而是来自南京官话。因此表面上看是普通话“给”跳过了致使标记用法直接产生被动标记用法，实质是普通话只从南京官话中借来了“给”的被动标记用法，而没有借致使标记用法。这些问题在本书系的几部著作中，都会有详细的探讨，相信读者能从中得到满意的答案。
早期北京话研究的先行者是日本学者。1876年后，日本兴起了北京话学习的热潮，出版了大量北京话教材和资料，为后世研究带来了便利。太田辰夫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早期北京话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北京话的七个特征。其后辈学者佐藤晴彦、远藤光晓、山田忠司、地藏堂贞二、竹越孝、内田庆市、落合守和等进一步把早期北京话的研究推向深入。国内的研究起步稍晚，吕叔湘等老一辈学者在研究中已经开始关注《白话聊斋》等民初京味儿小说，可惜受制于材料匮乏等多方因素，研究未能延续。北京大学是北京话研究重镇，林焘先生对北京话的形成有独到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带领北大中文系1979级、1980级、1981级汉语专业本科生调查北京话，留下了珍贵的资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蒋绍愚、江蓝生等先生倡导，局面有所改变。深圳大学张卫东，清华大学张美兰，厦门大学李无未，中山大学李炜，北京语言大学高晓虹、张世方、魏兆惠，苏州大学曹炜等学者在早期北京话的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有深入研究。2007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将北京话研究作为中心的重要研究方向，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度挖掘新材料，即将面世的“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刘云主编）将为研究者提供极大便利；二是培养新生力量，“早期北京话研究书系”的作者刘云、周晨萌、陈晓、陈颖、翟赟、艾溢芳等一批以北京话为主攻方向的年轻学者已经崭露头角，让人看到了早期北京话研究的勃勃生机。希望本书系的问世，能够把早期北京话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为汉语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解决过去研究的一些疑难问题，也期待更多研究者来关注这座汉语研究的“富矿”。
郭锐
2016年5月7日于北京五道口